西安事变纪实-第十七章 西安内部矛盾激化和破裂
申伯纯
一 战和分歧激化
杨虎城始终支持李志刚为和谈奔走，想寻觅和平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他既不能不考虑士官的情绪和意见，也不能不同高级将领商量而擅自作出决定。在和战问题上，他听了周恩来的分析和劝告以后，也是赞成主和的；但主战派要求主战，他曾一度同意；及至周恩来同他谈，他又继续主和；接着主战的一些人坚决主战，向他痛哭流涕，甚至下跪，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示只要东北军上下一致他是支持他们的。但总的来说，他是主和的。
在和战问题面前，作为代总指挥，杨虎城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而这却是最使他苦恼的问题。他希望和平解决，全国一致抗日，但又担心蒋介石的报复。同时，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也不能撇开东北军高级将领而作出任何决定，这就更使他十分为难，他的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申伯纯一月二十五日在部队纪念周上宣传和平解决，批评主战。杨知道后生气地责问申：“谁叫你去宣传主和……”。申说：“两天前主任(指杨)对我们说应该主和，所以……”。杨听后气稍息，在屋里来回走动，半晌不说话。最后说：“我现在撤你的职……”。当天下午他派苏资琛接替申的政治处长职务。
一月二十六日晚间，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在外面听说主战的一些人拟的枪杀名单上有南汉宸，回来时南尚在新城，就劝他不要回九府街住所。南说：“我不怕”，仍回九府街。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三时，杨虎城到南的住屋将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一九二八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又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抛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一九三〇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一九三二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持蒋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听杨说后，便对杨说：“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南说完当即去金家巷，以便及时将杨所说的话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在南汉宸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之前几个钟头，东北少壮派来找代表团，情况如下：
一月二十七日晚间，东北少壮派首脑应德田、孙铭久加上一月二十五日才从天津绕过太原回到西安的苗剑秋等人说有最紧要的事约代表团周、叶、秦在金家巷张公馆晤谈，谈时刘鼎参加。谈话时首先由应德田说明以下各点意见：(一)东北军是以张学良做唯一中心的团体，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至瓦解。(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先生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而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易实现。(三)因此必须坚持要求张回来，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趟，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现在全国形势，打起仗来对蒋并不利，我们只要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先生才有可能回来，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除少数个别分子别有用心以外，绝大多数均是这样看法、这样主张，杨先生与十七路军也赞成这样的主张。(四)因此要求红军支持：支持坚决要求张先生回来的主张，支持坚持不撤兵的主张，如果蒋军进逼，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
代表团听了应德田的话以后，就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先生不利，所以红军方面还是不主张打仗。至于营救张先生的问题只要我们三方面能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先生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张先生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打仗的方法，因为一打起仗来，容易造成更混乱的局面等等。
苗剑秋听了代表团的话就流泪大哭，竟然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久就一面哭泣，一面跪在周恩来的面前不起来。这样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代表团在同应德田等谈话后，紧跟着南汉宸来汇报。周恩来同志认为情势非常严重，当即对南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据说当时在三原的中央和红军的负责同志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有如下分析和决定：
东北军和西北军已经是我们的朋友，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现在东北、西北这两个朋友要我们同他们一起打蒋介石，经过再三说服解释无效，并且已发展到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是朋友、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变成敌人的地步。这是一个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目前答应他们打一仗，既可巩固已经交到的朋友，仍不失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的机会；如拒绝他们的要求，马上就会失掉已经交到的朋友，这两个朋友一失掉，搞全国统一战线的希望，将更加渺茫了。因此根据当前时局总的形势，本来不应该打仗，而应该坚持和平解决，但是就目前西安具体情况来看，应该委曲求全，答应这两个朋友的要求，帮助他们打一仗。但是这只能在东北。西北军内部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西北军两方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可以暂时保留我们的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
周、叶当天晚上赶回西安，根据上述的分析和决定，分别对杨虎城和东北少壮派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二 渭南会议主战 最高会议主和
东北军少壮派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认为战争的主张已突破最后的难关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统一思想、动员部队，在少壮派提议下，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余人在渭南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由董英斌代王以哲(王因病未出席)主持。
何柱国首先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根据现在的形势，只能接受中央的条件和平解决。他把连日亲自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说了一遍以后，接着说，我们这样做，可以赢得南京方面情绪和缓，待情况一缓和，张先生就容易回来了。中央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仗打败了，不但张先生回不来，东北全军的前途也就危险了。所以为张先生设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都应该和平解决，不应打仗。
何柱国讲完这段话以后，应德田马上起来讲话，坚决反对接受潼关条件和平解决。他讲话的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现在西北的“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张先生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不作任何过高的要求，只要求让张先生回来一趟。张先生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那时张先生如愿意仍回南京，再走也可以。至于不接受中央的条件，坚决要求张先生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仗呢?是不是就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得寸进尺，虚张声势，真打仗他是不敢的。第一，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想趁机反蒋，跃跃欲试。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正打仗的，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姿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张先生才有可能回来。当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绝对没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作打仗的准备。我们为了营救张先生，不惜坚决打一仗。况且我们的要求只是要张先生回来一趟，这个要求是很低的，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关键就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志一(文樾)主任由南京回来，带来张先生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团结，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张先生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张先生不回来，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拚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团昨天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自己为了张先生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完以后，会场空气非常紧张，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下，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了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出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的决议不愿执行。但是他们与少壮派在和战问题上既然已经闹翻，无法说服少壮派，于是他们在一月三十日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希望由于学忠来作最后决定，因为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少壮派也同意把于学忠接来，他们企图抛弃王以哲，拥戴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决议。于学忠还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一下飞机，先到王以哲家里看王以哲的病，王以哲、何柱国就向于说应该主和，不能主战；少壮派也去包围于学忠说应该主战，不能主和。弄得于学忠莫名其妙，左右为难起来。但他自己还是主和的。
因为时机紧迫，当天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少壮派派人参加并有人在屋外旁听。杨虎城宣布开会以后，会场呈现少有的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先讲话。杨请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据说就这样拖了一点多钟。杨虎城最后逼着于学忠说；“张先生临走时，下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现在就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于学忠到此才结结巴巴地先说了几句：“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很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应该按照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撤兵，不应该打仗。”说到这里，接着又是一片沉默。以后于学忠又断断续续地说：“东北军有些人主战，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主战?我认为就目前形势讲，既不应该打仗，也不能够打仗。主战的人的理由是说张先生不回来，所以要打仗，试问打仗能够把张先生打回来吗?
我看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先生打回来，恐怕还更害了张先生。因此打仗是不应该的。再说目前军事形势，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但是西边胡宗南的军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前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师在蒲城、鄠县一带有不稳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于学忠这一段话使得在座的人都愣住了。杨虎城问王以哲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于的意见。何柱国也表示同样的态度。这样，东北军的负责人都是一致主和了。杨虎城看到这种情形，也同意主和了。他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杨最后问周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杨虎城、于学忠等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于是会议的决定与当时一般人的估计恰恰相反，作为总指挥的杨虎城不是下动员令出击(少壮派参谋人员已预先写好了作战命令)，而是坚决执行和谈的方针，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
这个会议的决定完全出乎应德田、孙铭久等人意料，过了两天便发生了“二二”事件。
三 “二二”事件
一月三十一日夜晚，西安方面举行最高会议决定和平解决以后，情势就急剧地紧张起米。前几天，主战派就准备在西安组织武装大游行反对主和，只是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态度没有最后确定，所以没有进行。及至中共代表由三原回来并表明可以帮助打仗的态度以后，东北军又在渭南开了军官会议，全体一致主战，而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却又最后在最高会议上坚持主和，应德田、孙铭久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最高会议上不反映主战派的要求，“破坏”主战，于是不顾大局，竟决心除掉王、何，在二月一日晚街上便贴出了“除奸”标语。他们首先计划杀害王以哲、何柱国；其次是派武装在东城门截留奉杨虎城命到潼关签字的和谈代表李志刚，不许去议和；第三，包围于学忠，拥护于学忠为傀儡(于为人表面老实，平日与少壮派没有矛盾，又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所以于虽亦主和，但应德田、孙铭久等仍拟对于包围争取，不加杀害)。二月一日曾有一批少壮派军官向于学忠下跪磕头，痛哭流涕，要他营救张学良，主持战事，弄得于学忠没有办法；第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派一致向杨虎城请愿，孙铭久跪在杨的面前不起来，哭请下命令打仗。杨当时表示，只要东北军上下一致，他是支持他们的。
二月二日早晨，主战派应德田、孙铭久、刘启文(师长)、何镜华(何柱国的参谋长)等许多人在孙铭久家中开会，讨论当天的行动。
二月二日上午，孙铭久派卫士营于文俊连长带了一二十个亲信去杀王以哲，并派了一批便衣武装在附近巡风接应。于文俊手持驳壳枪，带着那批军人闯进王以哲住宅，到了王的卧室对王说：“军长，对不起你了。”说完即开枪射击，连射十几枪，立即将王打死。
那天上午孙铭久派人去杀何柱国的时候，正值何柱国不在家(二月一日夜晚何住在新城杨公馆)。派去的人即将何的门岗卫兵缴了械，换了自己的人在门口守望，其余的人埋伏在何的院子里，专等何回来动手。那天中午，何派人回家探看动静。去人很机警，一到门前，看见门岗换了人，没有容守望的人到里边叫人，就飞速地回到新城向何报告。这时何已知王以哲被杀，使躲在杨公馆不出来，请杨保护。过了一会，孙铭久亲自带着人找到杨公馆，要抓出何柱国就地枪决。杨虎城站在门口挡住孙铭久，并大声斥责说：“你怎么能在我的屋里杀人！”马上集合他的卫士队，要缴孙铭久带来的人的枪械。孙铭久在杨的门外要抓何柱国的时候，王劲哉、许权中、宋文梅、李振西等十七路军的军官也在场。因为杨亲自挡阻，相持了好一会才把孙铭久等人吓唬走。
当天被杀的除王以哲外，还有徐方(原“剿总”参谋处长，湖北人，少壮派认为他靠不住)、蒋斌(原“剿总”交通处长，福建人，平日与国民党有勾结，储存大批交通器材多是废品，并曾故意将双十二通电延迟拍发，西安事变后即发觉，已按张学良命令逮捕)和宋学礼(王以哲的副官长)三人。
王以哲等被杀的当天下午，少壮派的邓玉琢(徐方被杀后，邓代为参谋处长)起草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于当即签了字。于是一面印发作战命令，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是渭南高陵前方将领刘多荃、缪澂流等均不接电话，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
二月三日早晨，接到前方消息，东北前线部队已连夜自动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并且有刘多荃部队的一部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采取戒备，中央军已向渭南开进。这个消息顿时使孙铭久等人惊慌失措。
当时，周恩来同志沉着冷静地应付严重的局势，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使王以哲将军家属和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领导人致电王以哲将军家属，对王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表示痛惜和哀悼。
二月三日清晨，经杨虎城、周恩来、南汉宸等商量结果，决定派卢广绩去找孙铭久等询问他们如何自处。三日夜间他们彻夜商量，第二天(二月四日)卢广绩回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三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周、南等认为孙等自戕非出诚意，且亦不忍任令他们自戕；自首后无法处理，亦不妥；最后周恩来同志冒了掩护他们的嫌疑，允许把他们送到红军去。当即通过董英斌向他们传达这个决定，要他们当天离开西安，并要他们保证当时孙铭久所领导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不出问题。孙等接受命令，又提出要请刘鼎同志陪他们同去，也得到了周的同意。当天下午，孙、应、苗三人在刘鼎同志的陪送之下离开西安，到达了云阳红军驻地。后来孙、应、苗三人在红军中住了不久，就要求离开，红军挽留不住，只好把他们送了出去。
应德田、孙铭久等出走后，东北军的部分老派因王以哲被杀图谋报复，竟策动驻西安的东北部队诱杀了高福源(西安事变后被张学良委任为一〇五师旅长)和于文俊，并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二二”事件的盲动及其后的报复，破坏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影响“三位一体”的健康发展，削弱了团结抗日的力量。这是西安事变前进中的曲折，也是值得深刻记取的惨痛教训。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