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十八章 西安事变和抗日局面的形成
申伯纯
一 中央军进入西安
“二二”事件以后，渭南前线的东北军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进入西安的大路。潼关中央军指挥部当时对解决西安局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诚因在西京招待所有垃圾箱下之辱，心存报复，所以他极力主张乘西安内部发生分裂的时候，彻底推翻前议，不惜用武力彻底解决，立即派十个师的兵力挺进西安，以便胁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投降。顾祝同不同意陈诚的意见。他认为事变既已和平解决，不便故意挑起战端，造成不良政治影响；而且也怕陈诚这个办法将会使西北局势更加混乱，无法收拾。所以南京方面最后仍是本着和谈方案，派了宋希濂一个师在二月八日和平进入西安，顾祝同也在二月九日到了西安。在中央军未进入西安之前，十七路军原在西安的部队即全部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在二月六日离开西安到了三原。顾祝同一进西安，首先派人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并说要亲到三原去请杨回来。杨见顾出于诚意，乃于二月十四日由三原返西安，与他共商西北的善后。
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既然起了上述的变化，自然不能不影响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的兵力几乎还都掌握在老派的手中。东北军老派当时对十七路军有很大的误会，认为杨虎城有支持少壮派盲动的嫌疑。同时他们对于中共代表团掩护少壮派孙铭久等人出走这件事也有所误会。十七路军的主战分子对中共代表团坚持主和，也有不满。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三位一体”的团结。但是破坏“三位一体”的主要原因是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分化瓦解，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一些将领在和平解决后，纷纷向南京自投门路。他们觉得走南京政府的路，自己熟悉得很，不用通过共产党，从而自然用不着再要什么“三位一体”了。
中共代表团对于东北军、西北军这两位朋友，认为不论他们的内部如何变化，他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了大功，对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帮助，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不能眼看着这两位朋友走向解体而不管。代表团曾经苦心孤诣地想了种种方法来维系这个“三位一体”的局面，如托人劝于学忠坚持执行甲案，不要东调，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彼此帮助，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可是于学忠却哭泣着说：“我现在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还要我当共产党吗?”高崇民在“二二”事件以前，因对杨虎城发生误会，负气出走，住在高陵刘多荃的师部。周恩来同志曾亲笔写信派刘澜波送到高陵刘多荃师部，要高回西安商议善后。高当时认为他回去也没有办法，可能还有危险，所以坚决不回。杨虎城这时回到西安与顾祝同直接晤谈，只谈十七路军改编问题，一切都不再与中共代表团商量。这样，就使“三位一体”的解体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中共代表团对两位朋友也处于想帮助而无法帮助的境地了。
二 东北军的东调和十七路军的改编及其结果
东北军自“二二”事件以后，内部团结已很难维系。在顾祝同进入西安以后，东北军各将领在何柱国的策动下纷纷要求放弃甲案，执行乙案，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蒋介石当然同意他们这种要求，当即指定苏北、皖北、豫南一线为东北军驻地。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东北军全部撤离西北，几个军分别驻在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且不相统属，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指挥，这样东北军不仅内部团结解体了，就是在外部形式上也分裂了。乙案中原来规定给东北军的安徽省主席，蒋介石以后也不给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中除了吕正操、万毅两同志后来率部参加了八路军以外，其他各部都陆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蒋介石所断送。如吴克仁军(即原王以哲军)在上海抗战撤下火线后，竟被蒋介石军包围起来全部消灭掉。
东北军原是一个最老的军阀集团，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它没有健全的干部政策，也不会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作主导。多年以来，它完全是以张学良个人作中心，来维系它内部的团结。除张本人以外，尚无人能够领导它。自从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内部就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从新老派利害之争，到主战主和的分歧，一直发展到互相残杀，最后发展到团体瓦解、各找门路、各奔前程的地步。这种结局认真分析起来，和它本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因而不能过于归咎于某些个人的作用。
十七路军也有与东北军相同的地方。在西安事变的风浪中，暴露了内部的复杂和思想混乱。在蒋介石政治分化、军事进逼双管齐下的情况下，又在战和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内部也有解体的倾向，冯钦哉的叛变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情况没有东北军那样严重罢了。
顾祝同进入西安以后，关于十七路军的改编问题，是容纳了杨虎城的意见的。除冯钦哉师已独立出去，脱离了十七路军系统外，当时商定将原十七师、三个警备旅和特务团、炮兵团，宪兵营等特种部队合起来，一共编为两个师，由赵寿山和李兴中各领一个师。赵寿山在十七路军中，原来就是比较进步的，西安事变时他驻在三原，经常与红军领导同志往还交谈，受益甚多。在西安事变中，他的态度始终是正确的。他是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却没有走弯路，又是十七路军的老人，平日威信较高，因此他当师长是众望所归的。至于李兴中当师长，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李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十七路军的历史关系不深，又不是陕西人。为什么李能当师长呢?据说另有原因。改编问题提出后，许多军官提出种种理由拥护李兴中当师长(如李与冯玉祥有关系，李当师长可得到冯玉祥的关照等等)。杨虎城当时也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同时也感到李兴中在军界中资格很老(保定军校一期学生)，带军队有相当经验，为人尚老练可靠，所以也表示同意。
十七路军改编之初，孙蔚如当了陕西省主席，仍兼三十八军军长。抗战以后，孙的主席被拿掉，又担任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参加山西方面的抗战。
十七路军改编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渐被蒋介石所消灭，只有刘威诚、孔从周先后各带了一部分部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赵寿山于一九四七年在部队被蒋介石消灭后，只身进入解放区。
三 关于红军改编的一封密电
在张杨与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举行谈判的时候，周恩来曾向蒋、宋表示，红军愿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当时在谈判中也曾商定将这个问题交由张学良负责与周恩来洽商解决，原则是按实有人数改编。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问题也就被搁置起来，直到顾祝同进入西安，才又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二月十六日曾有密电致顾祝同指示原则。据当时任顾祝同的参谋长的赵启驢(曾任政协委员)解放后交给笔者的这封密电原件，可以充分看出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死顽固的态度和险恶的居心。密电原文如下：
特急，长安顾主任勋鉴：百密，对于第三者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言明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它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中正手启铣午机京印。
当时在陕北红军的实有人数约三万多人，按南京乙种师的编制(每师二旅六个团，一万人)，须编三个师，但是顾祝同不敢违背密电的原则，只准编四团制的两个师。这显然是蒋介石借机削弱红军实力的阴谋，红军当然不能同意。至于红军副职由蒋介石派充的问题，红军为了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当然也不能接受。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的商谈，都无结果。直到七七事变爆发，红军部队即将开赴抗日前线时，才得到解决。当时陕北红军编为乙种编制的三个师，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列入抗战作战序列；设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每月军费规定五十万元。
这支部队连同南方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重重地打击了敌人，收复了广大失地，坚持敌后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部队本身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八年抗日时期，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在解放战争时期，三年当中消灭蒋介石集团的几百万军队，彻底打垮了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了全中国。
四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及其初步转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即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开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这是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叛变革命和国共分裂后的重大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国内和平，为了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挑拨离间，为了帮助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有利于团结全国力量准备抗日的决议，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的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
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发表之后，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和一部分领导人物也表示欢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向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了关于八项主张的提案。国民党民主派在会上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二十一日，全会终于通过了在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的提议、赞成国共合作的所谓《根绝赤祸案》。这次会议在所发表的宣言中，表示“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愿意“和平统一”。蒋介石的谈话也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以后所没有过的，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转变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对日抗战局面的胜利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不到五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国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实行了抵抗，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七月八日，党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给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总纲领，同时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郑重声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并且重申四项保证，表明了党对于国事所采取的大公无私和委曲求全的态度。国民党方面，于七月十七日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于八月二十二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共产党的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也被迫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于是西安事变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实现。全国统一对日抗战的局面胜利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全国正面展开。从此，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它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的罪恶政策，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从而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铺平了道路。党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以及在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西安事变本身深刻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发挥的伟大力量和收到的巨大效果。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飞猛进，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张杨两将军“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对于被幽禁四十二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寄与诚挚的怀想，对于在三十年前惨遭蒋介石杀害的杨虎城将军永远怀着深切的悼念！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