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回忆双十二*
申伯纯
一、逼上梁山
双十二事变是怎样爆发的呢?很简单，是蒋介石逼出来的。自“九一八”以后，因为日本步步进逼，要灭亡全中国。而蒋介石对外节节后退，死不抵抗，对内却进行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屠杀人民。全国人民实在不能忍受了，到了二十四五年的时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这种主张，又影响当时的军队。张杨两将军接受了这种主张，在25年春先后与陕北红军进行停战，密订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同时在东北军及十七路部队中，深入进行抗日教育。到该年夏季，广东事变爆发，蒋介石当时调集全国的军队去打广东。在西北胡宗南的部队也调走了，那时张、杨两将军曾企图与红军共同组织西北抗日联军，东出抗日。不料广东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很快的就给搞垮了。广东事变结束，蒋介石认为西北酝酿抗日形势严重，于是亲率二三十万大军，杀奔陕西来。蒋介石把军队停在平汉线和陇海线上，自己先到了西安，宣布不准抗日与继续彻底“剿共”计划。强迫张、杨，向张、杨提出两个办法：(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张、杨不愿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为张、杨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照第一个办法，不但张、杨不愿打，就是下边的军队也不愿打。与红军长期友好的接触及内部的抗日教育，已经使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不能打内战了。照第二个办法，张、杨深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张、杨两部也离开，那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必做十九路军和方振武第二。但是蒋介石给张、杨的，只有这两个办法，毫无其他通融的余地。这时中央大军压境，纷纷开入陕西。蒋介石住在华清池，气势凶凶，迫着张、杨作最后决定，逼到最后逼上了梁山，活捉了蒋介石，爆发了“双十二”。
二、“你现在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在12月7日那天，张、杨两将军在前述情形下，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最后张学良将军想了一个“哭谏”的办法，想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破釜沉舟地向蒋介石“哭谏”一番，用此办法感动他，说服他。那天下午，张亲自到了华清池见蒋，屏退了左右，痛切地陈述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红军的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并力陈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限制。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再三“劝谏”，继之以痛苦流泪“哭谏”。两人激烈的争辩达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三、“格杀勿论”
12月9日那天，狂风怒吼，寒冷异常，西安1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作示威大游行，并向副司令部、绥靖公署大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沿途高呼口号，愤慨激昂，那天的情形，真象征着“天怨人怨”的极致，最后游行大队，决定再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亲自给张打电话，要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如果学生不服制止，要派军队镇压他们，并连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将军接电话后，亲自驾汽车追赶学生，追到灞桥，张劝学生回去，学生不肯。张愤慨地说：“你们回去吧!三天之内，我有事实叫你们看。”学生于是才正队而归。
四、跌倒在山凹凹里边
12月12日晨5时，华清池门前枪声大作，蒋介石随身带的几十名“御林军”，慌忙起来抵抗，于是在华清池院内演了一场激战。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也不及穿衣穿鞋，就披着睡衣，光着袜底，从华清池后门逃跑。出了后门，在天色朦朦中，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小山上奔命。跑了大概有将近半里路，一失足跌到有七八尺深壁立的一个山沟里边去了。脊骨跌坏了，脚也碰破了。山凹凹里长有荒草，蒋介石就势向草里一钻，像野鸡一样，顾脑袋不顾屁股的钻到草里边。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在华清池遍寻不着，有一位营长很细心，跑到蒋介石的住房中摸摸蒋的被子还是温暖的，桌上还放着蒋介石的假牙，知道蒋介石不会跑远。于是到小山上搜来搜去，一下看见山凹凹里边荒草当中，钻着一个人，于是大喊一声：“什么人?出来!”蒋介石这时没有办法，才战战兢兢地从草中钻出，连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你们是什么军队?”及至知道是东北军，他却又装模作样坐下，抵死不肯自己上来。东北军的官兵看是蒋介石，就下去把他拖上来，架到汽车上，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
五、虽然穿上副官的衣服，但副官仍不肯交出名单
上午8时，蒋介石被押送到了新城大楼。蒋介石这时还是披着睡衣，光着袜底。虽然一路之上，有白凤翔师长的好心，把他的皮大衣脱给蒋介石披上。当时守卫新城大楼的是绥署宪兵，管伺候蒋介石的是杨虎城将军的几个亲信副官。副官们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套全新的衣服鞋袜送给蒋介石穿。副官们说：“这是杨主任给委员长的，请委员长穿衣吧。”蒋介石一听连说：“我不穿，我不穿杨主任送我的衣服。”副官们没办法，同时也猜透蒋介石的心理，于是将衣服拿出去，马上又拿回来，向蒋介石说：“这是我们几个人拿钱给委员长买的，请穿上吧。”蒋介石听了，马上就说：“啊，你们给我买的，我穿，我穿。”穿上衣裳以后，蒋介石就很和气的面对几位副官说：“我们现在是共患难的朋友，你们叫什么名字，给开一个名单来，我带在身上，将来是不忘你们对我的好处。”蒋介石这一套，是想收买这几位副官，但是这几位副官始终没有交给名单。
六、误会了搬家的好意蒙着被子打哆嗦
大概是住了二三天以后，张、杨两将军认为蒋介石在新城大楼住着有些不方便，特把副司令公馆对门的高桂滋公馆打扫好，为蒋介石住处。那天夜晚11点，张学良将军派他的卫队营长前去接蒋介石。孙营长胸前皮带上插着一支左轮手枪，进了新城大楼，见了蒋介石说：“这里住不方便，副司令备一个好地方，请委员长马上同我搬去。”蒋介石一看孙铭九胸前插着的手枪，天又晚了，并且叫他马上同他一起走，他误会是要枪毙他，他面色变了，浑身发抖，嘴里的假牙上下打得格格响。他于是迤里歪斜的连走几步，一歪身倒在床上，用被子将头一蒙，就说：“这是公共的地方，我不到别的地方去，让我死在这里吧。”孙营长再三向他解释，他总是蒙在被子里打哆嗦。
七、看了“戏中有戏”咧着嘴哭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国民党内部的主张有两派：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命令讨伐张、杨，用飞机先把西安炸平。这是因为何想趁此机会，把蒋介石搞死，自己取而代之。另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主张先不要颁发讨伐令，也不要用飞机轰炸西安，设法派人先到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设法营救蒋介石。这两种主张斗争的非常激烈。何应钦不顾宋美龄的主张，立即颁发讨伐令，并派大队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而宋美龄则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让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两人有时当面争吵，何应钦也硬起来了，骂宋美龄说：“你妇人家懂得什么国家的事，不许你管。”宋美龄大哭着说：“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宋美龄于是央请美国人端纳(与张有旧)，乘飞机到了西安，并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一面责备蒋介石，不该拒绝部下抗日的要求；一面又用种种的话安慰他。信的最后有一句是：“目下是戏中有戏”。蒋介石看到了“戏中有戏”一句，就当着端纳和张学良将军，咧着嘴哭了。
八、不出头不签字的谈判
端纳回去以后，宋美龄、宋子文也跟着坐飞机到了西安。红军的代表团，这时也到了西安。经红军代表团与张、杨两军商定，采取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及释放蒋介石的方针后，于是就以张、杨的八项主张做根据，而开始谈判。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他不出头谈，而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当时张、杨两将军及代表团，就答应了他，当时就有耽心，怕他说了不算。不过从 10年后的现在看来，毕竟蒋介石是更老练更进一步了，因为10年前，他还怕由他亲自出头、亲自签字的东西，不好撕毁它；现在的蒋介石，把在政协会的亲口诺言和亲手签字的协议，一转眼就撕毁了。
九、恐怕群众留难，他在飞机场重申四项诺言
12月25日，张、杨秘密送蒋介石到飞机场。因为那时有许多人不赞成就那样放他走。汽车刚一进飞机场，就看见有一二千学生和群众，在那里列队等候，蒋介石一看不知是怎么回事，恐怕群众出头留难，不让他走。他忙着对杨虎城将军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述一遍：(一)陕、甘、青、宁、新五省地区，交与你们两人(指张、杨)负责。(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后每月军费500万元，按月发给。(三)今后决不再用兵力剿共，红军改编问题，交汉卿(张字)负责处理。(四)参加此次事变的所有人员，决不追究。”
这个重申以“领袖人格保证”实现的四项诺言，曾载于12月 26日在西安出版的解放日报。
十、哪里来的对张杨训话
蒋介石到南京后，很快的就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对张、杨的训话。那个训话的内容说是蒋介石以他伟大崇高人格的感化，感动了张、杨把他送回去的。并且说是，临走时蒋口说宋美龄笔记的，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完全是陈布雷杜撰，以欺国人的一篇鬼话。以后陈果夫，把那篇又长又臭的蒋八股，定为学生的国文必修课，每个学生都必须把它读得烂熟。我真佩服蒋介石的脸皮真厚。
十一、“我的威信扫地了，我说的话不能发生效力”
后来，张学良将军到了南京被扣起来，还组织军法会审，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自从蒋回去后，一字不提了。杨虎城将军曾派亲蒋的代表李志刚到杭州去看蒋介石，想提一提蒋介石所作的诺言。李代表委婉的说出来意，蒋介石从床上起来(那时蒋的腿还没好，所以常卧在床上)，把脸一沉说：“西安事变，你们使我威信扫地了，现在南京我说的话，都不能发生效力。”这种无赖口吻，多么活现。
*申伯纯先生在事变发生时任杨虎城十七路军交际处长，事变后为政治处长。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