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
卢广绩
我到西北“剿匪”总部当处长
1936年5月，我去天水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的职务。8月下旬，张学良将军电约我去西安。到后，张面告我：“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新旧老少之间常闹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你来后能做些团结工作。”张当时拟任我为总部第四处处长。
在我尚未到职之前，有一天，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访。谈话中，他对东北军内部情况有些忧虑，他感到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他希望我最好不要来总部，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不如在天水，还可做点实际工作。王是我的老友，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张将军谈到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是有原因的。
9月间，我到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当时西北“剿匪”总部的机构是这样的：在副司令的领导下有参谋长和秘书长；以下为办公厅，并设有8个处。参谋长为晏道刚，秘书长为吴家象，办公厅主任为米春霖，副主任为洪钫；一处处长为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为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为马效韩(管总务)，四处处长为卢广绩 (管行政)；此外粮秣处处长为张政枋，交通处处长为蒋斌，军法处处长为赵鸿翥，军医处处长为任作楫。除晏道刚、徐方和闵湘帆三人为蒋介石派来的人之外，其余均为张的旧部。另外，还有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名义虽隶属总部，但实为蒋嫡系。
当时，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这一组织，吸收志同道合的人入会。我到西安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制订什么章程，只是在入会时，须举行严肃的宣誓仪式。其誓词有四条，还记得的有：(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多为军队中的团级干部。举行宣誓仪式时，张学良将军还亲临讲话。
蒋鼎文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我到西北“剿总”任职后，有一天看到《国内军政通报》内载：广西问题，因陈诚亲往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见，已确实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会再留在西南，势必调出。当天晚上，我因公见张，顺便问他：“西南问题和平解决，打桂系的中央军将调往何处?”我这一问，似乎引起了张的注意。他说：“我看蒋将把这部分军队调往四川，蒋对刘湘的痛恨，比对我们厉害。”然而事出张的意料之外，就在第二天，蒋发来电报，要调二十五个团的部队来西北，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之后，又约来吴家象、黎天才、应德田等。张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几个人先谈一谈。”老实说，我对当时国内的复杂政治形势，是模糊不清的。
与此同时，又得知蒋介石另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而且事前没有同张学良将军商量。蒋鼎文被委派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就是说，对以后西北的“剿共”任务，要由蒋介石直接指挥，而不经过原来的西北“剿匪”总部了。这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张还感到蒋介石令东北军来打红军，并非善意。虽然这样，张当时还是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抗日的，并常对我们说：“尽管在蒋的幕僚中有亲日派，蒋仍然是抗日的。”
蒋介石在王曲讲话，阎锡山飞洛阳劝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积极布置反共军事，并向张、杨宣布“剿共”计划。不久，蒋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同杨虎城均出席。蒋独自立于台上，张站在台下头一行，杨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列队于后，约有五六百人。蒋主要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听讲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对蒋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当天晚上，张学良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返洛阳度50岁生日，张学良借为蒋祝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去说服蒋，望他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作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作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不久，又给蒋写了一封长信，痛切陈词，中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等语。蒋对张的来信一字未复，不久又来西安。
事变当天的见闻
张和杨经过反复商议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2月11日深夜12时左右，我们都先后来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问张，军事部署怎样安排。他说：“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12日4时左右，即听到枪声，这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始解决驻西安城内的中央警宪部队。约两小时左右，就完全把他们缴了械。早6时，临潼部队来电话报告，开始行动。张、杨和我们都极为紧张地在等候消息。早7时许，华清池完全被占领，但未发现蒋的踪迹，部队正搜索骊山，有人判断蒋可能乘小飞机逃走了，也有人说蒋可能自杀了。正在猜测之时，好消息传来了，蒋已被擒获。随即由白凤翔师长和孙铭九营长押送到西安，先安置在新城大楼。此时，张对杨说：“稍候一下，我们得去见他。”杨笑着说：“我不去。”张严肃地对杨说：“我们原来是怎样商量的?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当时，杨终未去，只有张一人前往。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唯一的高等旅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来西安的要人都住在这里。在12日凌晨以后，杨的部队拘押了所有住在这里的中央大员，计有：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等人。此外还有邵元冲因负重伤，不久死去。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自由也暂时被限制。邵夫人傅学文负微伤，张、杨两人都深表遗憾，并由杨夫人谢葆真前去慰问。
张令我去慰问蒋百里。他仍住在西京招待所。我去看他时，他只穿一件小绸棉袄，坐在床上。我代表张致以慰问，并说：不久张就要亲来访晤。他无一点惊怕情绪，平静地同我谈论以后的抗日计划和准备工作。下午，我又遣人给他送去一件羊皮袍，借以御寒。
张还令我去看唐淮源师长。他是国民党第三军的师长，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将领多是云南人，为北伐时朱培德的旧部。唐住西北旅社，当我见他时，他表现战栗不安，疑我是去逮捕他。经过谈话后，他的神色逐渐安定，说他们第三军也同东北军一样遭受蒋的歧视。我引他去见张，张给以温语安慰，并允许第三军各部队，可以靠近一些，同东北军驻防部队，相互照顾。
南京内部的混乱和斗争
事变发生的当天和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即派成批军用飞机来西安上空，低飞示威，并在渭南、华县一带投弹，炸毁了几座仓库。据了解，南京方面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亲日派何应钦大为活跃，企图乘机夺取政权，置蒋于死地，主张成立讨逆军，并轰炸西安。但当我们的通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知道蒋介石还活着，并知道发动这次事变，完全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无加害蒋的任何意图。加之，张学良给宋子文、宋美龄都发了电报，告知真相。这样，南京方面，才有渐多的人主张用和平方法争取释放蒋，而不应该诉诸武力。特别是宋美龄用种种方法来争取黄埔出身的带兵官，使其不执行何应钦的讨伐令。因此，何应钦的阴谋未能得逞。
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偕同黄仁霖乘飞机来西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原为张学良的顾问，后到蒋介石处。黄仁霖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门婿，以前也作过青年会工作，后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和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同宋美龄接近。端纳等到西安后，由张陪同去见蒋。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据张对我说，宋美龄信的内容是劝蒋要心平气和地同汉卿、虎城恳谈；南京方面戏中有戏，并不如所想的那样美妙。同时，张也请端纳向蒋婉言相劝，这样才使蒋相信张、杨两将军对他个人确无加害之意，遂感放心。
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
事变后，张、杨两将军立即电请中共中央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代表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住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东楼第三层，随即分别同张、杨进行了会谈。对于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周恩来认为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支持；对于当时的形势和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做了精辟的分析，并阐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张、杨同周接触后，都感到极为兴奋。
大约是19日早晨，我刚起床，王炳南(时任杨虎城的秘书)陪同周恩来代表来看我。我和周是髫龄同学，相别20多年，相见之下，欣慰非常。
有一天，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对我说，陕西银行界的一些负责人听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来到西安，他们想同周先生会面，问我能否先容。我在会见周时就提出这个要求，周说可以。我就安排了这次会见。会见后，银行界对周谈话的立论、卓见，都表示极其钦佩。我还介绍曾扩情去见过周恩来代表，周同他谈过一次话。
在总部的见闻
事变的前几天，蒋在华清池召见东北军的五十七军缪澂流军长。缪被接见后，出来向蒋的侍卫人员献殷勤，说：“副司令对委员长是忠心耿耿的，只是近来他的左右出现宵小，副司令耳软，被他们包围。”这些话后来竟传入张的耳朵。在事变前的一个晚上，张传见王以哲、缪澂流和刘多荃几位高级将领，张当面质问缪：“你在华清池见委员长以后，竟讲些什么话?”缪被问得很窘，无辞以对，只表示对张的忠心不贰，言下落泪。张继续说：“你到那里卖糖有什么用处?”这是刘多荃对高崇民说的。高心内搁不得事，便流露出对缪的鄙视。
事变中的一天，我同高崇民、王以哲同乘一辆汽车，高指责王以哲说：“你所推荐的是最无耻的人，如缪这样的人，品格卑下。”王当时很为难堪，但未申辩。高中途下车，我到王以哲家中，王说：“看高四爷(指高崇民)气焰这样盛，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事变期间，设计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每天午晚两餐，都在金家巷张的私邸进食。吃饭前后，有时也处理一些电文或商讨一些事情。有一天，张正在阅文件，高崇民凑上去，张竟拒不给看，高很感不快，但未作声。第二天午间，又发生这样的事。高对我说：“昨天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我已感到不快，今天又这样，他对我是有意为之，我不能忍受。”饭后，我去高崇民处，见他蒙头睡觉，桌上摆着一封给张的简信，大意说：“你今天对我这样态度，真令人不寒而栗，天下事大定矣，请允许我辞设计委员会主任之职。”我对崇民说：“我一定持你的信去面见张，如果他还坚持这种错误态度，不但你不干，我也不干，士可杀而不可辱。”我返回张的私邸，直入其卧室，问张：“为什么今天对崇民这样态度?”他回答说：“你不知道，崇民这几天到处谩骂缪澂流、王以哲这些人，要知道，事情如何演变，还未敢定，真的打起仗来，是要扛枪的人去打的，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呢?”我才知道张对高这样态度是有由来的。我说：“你这样态度对人，特别是对象崇民这样的人，是不恰当的，你看他要辞职，该怎办?”张沉默片刻后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有时焦躁，实在不好。”我说：“你是否写几句话，对崇民表示歉意，我再去说服他。下午2时就要召开设计委员会，如果崇民不出席主持，影响很大，不能在这样紧要时期，发生内部分歧。”张当即拿起红蓝笔写了个短信，表示歉意。我即约应德田持张信，一同到高处，拉崇民上车赴会场主持会议。
宋家兄妹来西安 蒋介石和中央大员回南京
12月20日前后，宋子文、宋美龄和戴笠等人先后来西安。何应钦这一派想用武力解决事变的企图，正在逐渐消沉下去，时局渐趋明朗。这时，谈判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张、杨所提出的八项要求，特别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二宋来到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因此，就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送蒋回南京的问题。许多人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惟对于我们发动西安事变时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能保证实现，提出应该审慎考虑，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之过急。二宋急于要蒋回南京，唯恐拖延时日，中间有变。张个人也感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急于回国，亲日派还很活跃，稍一失着，就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局面。因此，张主张不能拖延，也表现焦急情绪。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无更多争执。
宋子文、宋美龄除同张、杨几次交换意见外，并分别约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一些高级将领会谈，提出许多保证条件。但蒋一回到南京，便成空话，致使局面日益恶化。记得在12月25日下午，张乘飞机亲送蒋回南京时，杨主任送到机场。据杨从机场回来对我们说：“蒋在机场对张和我说：‘我答应你们的事，一定照办。从今以后，停止剿共。如果我说了不算，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但其结果仍然是“食言而肥”。
张学良为表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坦率心迹，亲自送蒋回南京，以保持蒋的威望。但在行前并没有什么安排，对于他走后应该怎么办也没有交代，所以当杨虎城从机场回来告知我们说：“副司令已随蒋去南京了。”大家都感到愕然，惶惶不安，特别在东北军内部，更是如此。送蒋的飞机当天停留在洛阳。翌日晨，张从洛阳给杨虎城拍来电报，令杨在明天用飞机将扣留的中央军政大员送回南京。杨决定在当晚设宴欢送他们。就在这天下午，应德田约我往见杨，提出最好等张由洛阳或南京回西安后，再送他们这些人走。杨为此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在会上，应德田重述上面的意见，王以哲立即加以反驳，认为张既有电报来，就应该遵办。应说，张到洛阳后，就没有自由了，怎能证明这份电报是他发的?是否被迫，应该加以考虑。杨听了应的话，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变更似不太好。当时未作最后决定。我总觉得应的话有一定道理，而王以哲的话有些感情用事。后来，杨还是决定当晚举行送别宴会，第二天用飞机把这批“中央大员”一齐送走了。
张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的扩大
张学良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失去重心，虽有张从南京来的亲笔信，令东北军将领听从杨的指挥，但杨对东北军各将领还是有些客气。至于在东北军内部，参谋长董英斌，久已不带兵；于学忠的部队驻甘肃。在陕的带兵军官，只有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刘多荃几个人，王以哲在这些人中间是个中心。但在事变期间，从王的言行来看，他的心情总是那样不愉快；对一些青年军官，也有成见，谈起话来，总是显得急躁的样子。以后有病，有些青年人就很怀疑他是装病。就在这时，他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钝如，却同一些年老的东北军官如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等，相互请客设宴。因此，许多青年军官怀疑宋的活动，是否王的指示，甚至有人怀疑王和南京国民党有勾结，将取张而代之，所以才不希望张回来。我同高崇民交谈，彼此深感东北军内部分歧之可虑，乃就商于王以哲，他也感到有加强内部团结之必要。因此，想成立一个机构，吸收东北老少新旧军政各方面的人士参加，但因王病的关系和我们的行动迟缓，未等这个机构成立，就突然爆发了不幸的二二事件。
在这里，插进叙述一下张慕陶在西安的一些情况。
在事变期间，张慕陶来到西安，我曾在陕西省银行遇见过他，但未同他谈过话，更不知他究为何许人也。张慕陶同冯玉祥的西北军旧人，如住在西安的徐维烈、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和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有来往。有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在省银行遇见张慕陶，表示很诧异，曾这样说：他怎么到这里来了，要惹麻烦，这不好，我一定找他谈谈。我当时并未注意这件事，直到2月2日枪杀王以哲事件发生，我才明白周先生的政治远见。
在东北军中，一些青年军官们，是坚决要求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如果南京国民党不放，他们确有不惜一拼的表示。但据当时的情况看，并不是如传说的那样，一定就要打起来。他们这个主张的根据就是从溪口带回的张的口头指示：“只要你们能团结一致，苦撑一个时期，我是可以回去的。”董英斌也坚持这个主张。有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东北军赶快退出西安和让中央军早日进驻西安，同要求副司令回来是两件事，不能作为交换条件。在东北军内部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杨虎城主任感到为难，举棋不定。一天晚上，东北军一些青年军官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讲话，并望周能表示态度。我尚记得周那天晚上讲话的大意：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10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我深为周恩来代表讲话所感动，不再坚持过去的主张，认为应该从长考虑。但青年军官中还有一些人要求周有所表示。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第二天(1月28日)，周即离开西安去三原，行时我去送他，当夜周又赶回西安。
二二事件
在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前几天，由于我同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的开会也不找我参加了。但在这几天，我看见孙铭九成天带着手枪，面色阴沉，极不正常。2月2日上午，高崇民从渭南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同陈先舟(事变后总部交通处长)于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饭后，我乘车路过玄风桥口转弯处，只见街道两旁部队林立，警备森严，如临大敌，不准我前进。我下车后说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张学良私邸。上楼时，遇见孙铭九站在那里，面如土色。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吗?”孙回答：“王军长叫我干了。”我听了他的话，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流着眼泪气愤地对他说：“你杀王军长同谁商量过?你这样乱杀人打算怎么办?”接着，又厉声地说：“你既然有枪，也把我杀了吧!”便直扑孙身。孙铭九这时也流着眼泪说：“我敢作敢当，只不愿牵累你们。”苗剑秋在旁拉着我，阻止我大声讲话，周恩来先生听到我的声音，也从隔壁室内出来，对我说：“乃赓(我的号)，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们吵了，没有什么用处。你赶紧去找杨虎城主任，问他如何善后。”我立即去新城大楼杨的办公室，见他坐在沙发上，闭着两眼。我上前问：“杨主任，你知道王以哲军长被他们杀了吗?”他象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未作答复。我不便再往下问，即到另一个屋内，何柱国在那里。我问他：“你知道王军长被杀了吗?”他说：“怎么不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我送信，我将同王遭受同样命运。”我便问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何说：“这些年轻人真是糊涂、可恨，上了别人的大当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有人阴谋策划的，我当时真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心里非常难过。
当天下午，东北军青年军官，在新城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请于学忠来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了，我还记得于当时泪痕满面。在会上，我还痛哭着说：“你们拿枪乱杀人，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时应德田怒目视我。我虽未作声，但内心在想二二事件的造成，他要负一定责任，认为他这样搞法，不但争取不到张副司令回来，反而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猜忌和分裂。
二二事件后的某日，杨虎城找我谈话，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军即将进驻西安，你去问问孙铭九团长和刘启文师长，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西安?他们几个人(指应、孙、苗)打算怎么办?”我也不愉快地说：“副司令走后，叫我们听杨主任的命令，主任叫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做，但我上面还有秘书长和参谋长，不应一切都由我来做。主任既有命令，我可以去找孙铭九团长，问他怎么办。”我随即往见孙铭九，传达杨主任的意见。孙当即表示：“我以听副司令的命令来听杨主任的，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叫我死，我就自杀。”我说：“你可以写封信，以便我向杨主任复命。”当我把孙的信交给杨主任，并口头报告孙的话时，杨冷笑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军少壮军人的精神，只怕他不能吧!”从杨那里出来后，我即去见周恩来代表，向他复述了杨和孙两人的话。周当即毅然回答我说：“可以叫他们先到陕北去。”我问怎么走?周说可以派刘鼎同志送他们。至于驻西安的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经请示董英斌参谋长，即由董率领并与原西北总部人员一同西行，先到邠县集合。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高陵之行
在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已去陕北，驻西安的东北军已经西开之后，有一天(约在春节前几天)杨主任又约我去谈话，态度是和善的，但也表现出有些惊慌不安的样子。他说：“我想麻烦你到高陵去一次，因为驻在三原的十七路军，近来发现在高陵县城外围，特别是在西北方向，东北军正加紧构筑工事(作者按：三原距高陵30华里)，这样会引起双方部队的误会，请你代我去向缪、刘两位解释一下，局势演变到今天这样地步，如再生出别的枝节，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杨说完之后，我暗想，高崇民还在刘多荃那里，我极愿同他见面；尽管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但缪、刘两人同我尚有一些旧关系，不会对我有什么怀疑。因此，我即持杨的信前往，随去的有刘澜波(时任总部第四处第一科科长)、燕更奇 (总部办公厅的秘书、政治处副处长)两人。
其时正是军事戒严期间，到处受到驻军盘诘，从大早启程，直到天黑，才到达高陵城外。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叫喊多时，才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并将我们留在一间小屋内等候接见。约一个多小时，尚不见人来，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即对他们的传令兵说：“我们从早到晚，还未吃饭，请你给我们传达。”不久，缪军长和刘师长出来会见，崇民亦在其中。我说明来意，并将杨的信面交他们。晚饭后，我们被安置住下。第二天起床，推门外望，街上行人断绝，商店关门闭户。我们既不能外出，也没有吃饭，一直等到午后一时，才派人来接。吃过午饭，我同缪澂流、刘多荃两人开始商谈，最后决定写信给杨，说明修筑工事，是为了警戒，绝无他意。
在招待我们吃晚饭时，我询问刘多荃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表示颇羡慕商震的作风，我未置可否。但我当时观察他们，都表现出得意的样子，特别是缪澂流趾高气扬，早已把他们尚被拘留在南京的长官忘到九霄云外。我对高崇民说，你该早日离开此地。他说，不久芳坡(刘多荃号)能送他走。晚间，我们谈到王以哲之死时，怀念老友，不禁落泪。第二天早晨，我返回西安复命。
赴三原敦请杨主任返西安
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撤出西安后，国民党中央军就开进了西安。顾祝同同周恩来先生、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等会见。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为顾祝同接风，举行一次便宴，我也参加。但在顾祝同未到西安前几天，杨虎城已去三原。大家认为杨不在西安，一切交接事宜，不太好办，经顾祝同提议，应派员去三原迎接杨返西安。当时决定由黄杰(代表顾祝同)、王宗山(代表孙蔚如)和我 (代表于学忠、何柱国)三人前往。我们到三原后，会见杨主任，说明来意，几天后，杨主任也来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已发表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留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最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省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阳。前随董英斌参谋长西去邠县一带的西北总部人员，这时又折回去，就食于苏北。不久，我也离开西安，回到北平。
*本文作者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剿匪”总部第四处处长。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