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回忆
曾扩清
1935年秋，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违反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积极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特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于西安，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令其驻在中原地区连同留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东北军，西调到陕西、甘肃等省，专负西北地区的“剿共”任务。蒋介石的意图是：“剿共”能取得胜利，固最好没有；即相持不下，而双方兵力的消耗，也可为将来自己出马而减少困难，不致于象江西等省的“剿共”那样首当其冲。这就把张学良推到专与西北红军为敌的蒋介石的代理人的岗位上去了。虽然如此，而蒋并不让他能自由地行使职权，特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为筹谋划策的主持人，以制约和监视张的行动。同时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仍任我为处长，担任“剿共”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以“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并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还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还要穷人的命，只有以人力物力尽量地支援剿共军队，才能剿灭共军，得到安居乐业。”但这些造谣惑众的烂调，不惟不能取信于“剿共”地区的军民，反而遭到他们的深恶痛绝。因为在红军地区，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亲如一家，秋毫无犯；而且对“剿共”的士兵，只要不存敌对行动，即互通往来；并把他们的粮秣等类，送给缺乏给养的“剿共”前线部队。这就促醒了“剿共”军队的迷梦，明白了“剿共”并不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是充当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牺牲品。以致战志颓丧，每战必败。因此，东北军入陕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消灭了近三个师，师、旅、团长被俘或阵亡的更所难免。而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给取消了。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于东北军能否继续保存下去有所考虑，军队不能保存，还有自己的权位吗?因此，张学良对于继续进行于国无益、对己有损的“剿共”战争，也就不得不产生动摇了。
1936年9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住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人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做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果不出一月以后，他就由广州回到南京，积极部署逼迫张学良继续“剿共”。蒋以为这时的张学良军队已受红军重创，不怕他不服从命令了。同时，他又另派刘峙率10余万之众进逼潼关；他自己且于10月下旬亲临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主持策划“剿共”事宜。一面令邵力子按照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的作法，草拟《告西北民众书》。邵转令其秘书吴念存代为草拟。吴曾向我借去《左宗棠全集》作参考，其内容如何不详。一面令政训处广为散发他重申“剿共”的文告。原文我记不清了，无非是诬蔑谩骂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祸国殃民胜于洪水猛兽”，不“剿灭”共产党，不足以“保国卫民”等等陈词滥调。12月初，蒋介石更带来大批“谋臣策士”，如邵元冲、朱家骅(事变前回京)、陈诚、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陈调元等人，以及专门镇压人民的宪兵团和其他特务分子不计其数，气势汹汹，大有一举而治服张、杨，再举而消灭共产党的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之势。这不能不威胁到张学良的最后生存，和使杨虎城内心惶惶不安，张、杨被迫不能不采取先发制人的非常行动。
蒋介石到西安时，张学良表现出泰然自得的样子，随时去华清池向蒋请示问好，情如亲人。
12月9日，西安市中学以上的学生结队游行，并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行至十里铺，张学良亲往劝阻，愿代表他们向蒋介石说明请愿的事由，使学生等解散回城。
临事变前一天晚上，政训处领导下的“大道剧社”，借某戏院演剧，欢迎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张学良、杨虎城以主人身份，陪同到场，主持招待。剧未终场，杨向我说明先走一步，要我好好招待客人。
凡此种种，我都不曾料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12日黎明前，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枪声四起，把我惊醒，以为是张、杨两军发生冲突。直到天明时，才见到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有陈诚、朱绍良等联名的通电，大意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等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13日白天，南京方面不断派来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作威胁性的飞行。我于13日午后，离开住所，借住于西安金城银行经理刘纯中(四川人)家中，随即被张学良所察觉，特派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乘汽车来接我去同张、杨见面。张对我说：“对蒋委员长毫无别意，只要他接受我们的主张，仍当服从他的指挥；如南京方面敢于对我们用兵，我们不惜一战。”随即关照李维城招待我在省银行内住下，以待事变的解决。接着又由卢广绩购赠《后汉书》一部给我阅读，和银币500元备不时之需。
我对张学良的上述讲话，虽然认为合乎情理，无如中共中央已派来周恩来先生，难道不是乘机报复吗?当我正处于思想混乱之中，周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先生的讲话给予我伟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
一、向全国民众广播，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二、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大意是：要想“领袖”得以平安回京，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中有“奔车之上无仲尼”的一句引语，意思是说，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不会跌倒的。
三、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大意是：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在宋美龄等来到西安的前两天，张学良派黎天才来对我说：“如南京方面有疑虑，不敢派人来当面交谈，当派飞机送你回南京以消除其疑虑，并约有关人员前来协商解决办法。”正准备派飞机送我时，张学良突乘汽车来对我说：“你现在可不必去南京，蒋夫人同宋子文、戴笠等就要飞到了，你可同我去机场接他们。”我同他刚到机场，宋美龄的坐机已降落到机场。除上述三人外，同来的还有蒋鼎文和端纳两人，张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其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
在宋美龄来到西安两天后(12月25日)，张学良就亲送蒋介石、宋美龄等回南京。
我在西安事变中，虽然由于周恩来先生的伟大启示所鼓舞，而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仍然是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我认为：只有按照上述活动，才可能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从而也带来我的安全。不料蒋介石为了发泄他被扣押的怨气，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我就被关在羊皮巷看守所内。同时，蒋又根据戴笠的报告不满贺衷寒在事变中的行动，撤去他军委会政训处长职，以示惩诫，贺衷寒只得去了欧洲一趟。直到抗战发生，南京快要沦陷时，我才经保释而出。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