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感言
郭冠英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我很高兴。
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我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好，这本书也是抱着这个愿望写的。
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这一年多，发生了一些事，首先，张学良身体还好，只是日见衰老，张夫人则更是体况不佳，我早就劝张先生应早回家乡。秋后蜢子，能蹦个几天?这是他说的，我想，九四年春应该可以回去了。
他回不回去，对我个人并无好处，也不再有何政治意义，我只是喜欢看喜剧，喜欢看到一出戏有个完美的结局，为它喜极而泣，掉几颗眼泪而已。
当然，不止是我“而已”，掉眼泪的人会很多，中国这近百年的辛酸都会化在里面，甚至哭个不停，然后又破涕为笑。
张学良或许就怕那个场面，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那么伟大，他担待不起这些荣望，他甚至想逃避，他一生就在逃避和承担中挣扎，但他不知道，历史给了他特殊的地位，他早年的那些承担：或许出于冲动。或许出于义愤，却改变了历史，这段历史是好是坏，是功是过，尚有争议，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恩怨中，他从爱国心出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就为了这点，人民肯定了他，就像过去千百年人民肯定了岳武穆，关汉卿一样。
年代隔得愈久，他就愈成了传奇；空间离得愈远，他就愈成了英雄，张学良并不喜欢这样。他最知道自己，他说：“英雄什么英雄?早是泄气的英雄啦!”他又自嘲的说：“自古英雄多好色，好色未必皆英雄，我虽不算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
我则想劝他说：“好，您不要做英雄，那就更应该回去，告诉那些殷盼您的人：你们才是英雄，人民才是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今年四月底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走了好多圈，这样想着。
我曾说要把人民英雄欢迎他的场面用影片纪录下来，张学良说：“我一个人去大陆，带那么多人去干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不知道这份纪录在下一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多么珍贵。
后来他答应我做“世纪行过”的纪录片，谈他的一生：在最后一次访谈中，我把我二个子女带到他跟前，他们把刚学会的“松花江上”歌唱给他听，对两个小孩，要完整的唱完那首歌并不太容易，张先生静静的听完了，听完了“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他说：“好好”，然后做了个手帕兔子来抓我女儿的鼻子，那天他的情绪很好。给两小题了字“爱人如己”。
我希望那首歌能将他带回东北，带回松花江边，与子孙后辈们同尝他那忘不了的白鱼滋味。
然后，我希望他能到处到中国走走，两岸也分别住住，在他启程时，我要送他这两句话：“松龄不必东北，成功仍可东南。”毕竟，那都是中国的土地。张学良不属于谁的，只属于中国。
这一年来，两岸交流日趋密切， 台湾人去大陆看兵马俑，大陆人来台湾看张学良，张学良成了熊猫，家成了个动物园，有时他也有点累烦，此前他不太自由，现在大陆人仍不太能接受他已自由的事实，仍把他未返乡视为有什么政治干扰在内。其实台湾在改朝换代，张学良不再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意义，台湾的政治气候在变，现在张先生考虑的只有自然气候吧!希望当读者看到这本书时，张先生已出现在大陆的电视中，走在他那旷别已一甲子的老家中，然后读者会说，“嘿，他真就像书中所说的是那样一个人。”希望我这四、五年与他交往的侧记，还有点认像的价值。
其次，有些人死了，那位在“上帝之殿门口，被我扯着翅膀，不胜其烦的天使” ——王一方，在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台北的一场火灾中呛死了。我很哀痛，张学良曾在他父亲王新衡死后对他说，“我不能与你父亲做朋友，但我能和你做朋友”，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政治关系，而一方又是那么单纯厚道的一个人，结果他却天不假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收录在书后面。这本书初版时，我要把他献给一方，但他不肯，现在他无法反对了。
一方死前一个月，为东北大学复校事，张捷迁请张学良、孙运璿、吴大猷等吃饭，我请一方去订了席，席间有人问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何评价。张先生指着一方说：“他爸爸在世时说，蒋先生是把人才当奴才用!”大家笑了，一方侧身对我嗔语说：“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我俩相视而笑。
第二天，一方二话不说，把合六千多人民币的饭钱付了，这是我欠他酒肉帐中最大的一笔。
另外，刘乙光儿子刘伯涵也死了。他接受我访问时已肺癌开刀，他终于没拖过九二年的十月，死前为他父亲说了点话，也算完成了人子的心愿。他父亲有他父亲的立场，历史那么走着，人也就那么活着，一了百了后，身后评价待人说去了。
“死后什么知觉也没有了!”这也是熊仲青说的话，他也身体不好，药不离身，极度灰退，但此人心系中国，明国家大义，讲真话，亦可敬也。
不过。我们仍活着，我们要留下一笔较清楚的帐，让后人可以鉴往知来，这本书原版中一些史实上的错误，我都照大陆历史专家所指出的做了修正，有些虽然很少，但仍不容马虎，一些台湾想当然，但大陆可能不懂的人与事我也做了注释，这本书就是想来填补一些历史的鸿沟，一些单从台湾片面角度出发所写的文章也删去了，希望以后不需要再有因应两地不同的注释和版本。一个中国就只有一个版本，就像张学良说的，确保版图的完整一样。
最后，我要谢谢：杨拯民、张魁堂、毕万闻及大陆上许多支持本书的朋友，张魁堂先生寄来三大张纸，上面详列了各页的错误，小至是王铁匠还是涂木匠，他都一一指正。杨拯民先生说此书“持论公道、文字活泼、事实清楚，可谓正记”。我关心张学良，只是一片好心，后来弄得有点像“苦恋”，也因此对一些好报，特别感到珍贵。
郭冠英
1993年8月8日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