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与王冀见张
郭冠英
那是一个很热的冬天，傍晚时分，王冀教授与我走在仁爱路上，我们穿过下班的车潮，对身旁的嘈杂充耳不闻。我们沉浸在无名的喜悦中，我们身旁的人不会了解，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在面对历史，甚至在创造历史，我们要去见张学良先生。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我们很难相信它终会到来，因此，我们的心仍吊在胸口。
对昨天才从华盛顿飞来的王冀，张学良不但是他父亲王树常的长官，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中心，他以做东北军之后为荣。他还记得幼小时，被哥哥们带到副司令公馆去度圣诞，张副司令还会扮圣诞老人。王冀父亲在1960年病逝后，家人从枕头下找出封压着的信，是给他的老长官的。不只王树常如此，所有张学良的东北旧属，都一直怀念着他们的少帅、副司令、张汉公。他们追随他的岁月虽不长，但谁能忘掉那段风流激情的日子？
多少年来，王冀试图见一次面，不谈什么，只是问候，但是上面传下话来：“有这个必要吗?”现在，松花江的冰层解冻了，故人之子来还愿了。
对于我，不知道在人生的哪一点。或者因为懂事了，或者因为看多了坏书，对张先生开始有份敬意，后来甚至崇拜，为什么会有这种有点难为情的罗曼蒂克，自己也说不上来，或许就像为什么张先生要如此走他的一生，也使多数人不能理解一样吧?
6点多，到了那间熟悉的客厅，坐下来，等着，想起我第一次见到老头(后来我都是这样称呼他)，那是快20年前，我还是台湾那种肤浅的大学生，与一方看完电影回来，见到老头和四小姐。他听说我们去看电影，还说那电影很好看，事后一方随口提起是他，我还想：“这个军阀还活着？”
到我真正想见他，已经没有机会了。1983年我回国，在书房中见到他，讲了五六分钟的话，告诉海外人对他的尊敬，末了我站起来一鞠躬，自认代表全中国人。
后来我变了个张学良狂，连一方都有点受不了。1987年我又回国，在瑞华西餐厅看到保卫他的李组长扶他去卫生间，我说了声张先生好，换来李组长的警觉而视。
想看，等着，抬头看到蒋中正的像，他不会在这最后的一刻出来阻挠历史的这一小脚步吧?
6点50分，走廊响起：“张伯伯来了”，声尚未落，不是吗?老头出现在我们眼前，站在那，走了过来，王冀走上前去，我还呆站了几秒。
老头与我们握了手，劈头来了句。“你给我张名片!”我知道他眼睛不好，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耳朵也不行，但我也不敢大声叫，怕外面的卫士听来怪，我只有一直努力地看，就像一个探亲的人，想把亲人的形象深深地铭记在脑子里。我愈是想这样，愈是印不下来，愈是急，愈是乱。
我想，他像个什么呢?像个老猴王，他反应仍灵敏，走步也轻快，声音尖晰，精神矍铄。
张夫人腿伤初愈，仍持杖，她的脸型如年轻的照片一样，皱纹并没有使脸变形，只是均匀地刻在脸庞上。
坐下之后，老头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很高兴，他没把我们当外人，但是又急，怕记不下来，怕漏了什么。以后的三小时中，老头像马克沁水冷机枪一样，一直连发个不停，连水也不要加。说得又生动，我要去记那些字、那些话，又要去记那些故事，又常常跳去记老头的形象，又不能笔记(我不敢问)，真是脑忙眼乱。幸好一些史事已经很熟，人名也大多知道，故事后清理战场，每个弹洞还大致算了出来，没有漏失太多。
老头首先主动说：“人家问，不出来说活，是否有隐情?我说，是有，因为，一、说我好，老王卖瓜，二、辩我清白，伤害到别人，我不愿，故不愿见外人。 (这段记不清楚)我本来也想写回忆录，原则是写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手经办的。(此二点于衡有报导)，但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一、丑表功，我不干。二、我会批评别人，会伤人。三、我记的不一定精确，我个别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我过去研究明史，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这时我心中在辨，大家都说，图不更能拼得完整吗？)尽信书不如无书。另外，要想以前，我心情会激动，我受不了，故算了。”张夫人这时也说：“不要说，不必说，上帝那有本帐。”
这时我真有点急，老头真不说怎么办?幸好点放又成了连放，张夫人谈到基督教，送了我三本她证道的功课“好消息”，从宗教又谈到了“魔鬼诗篇”事件。
老头说：“我虽然不赞成霍梅尼的做法，但是若从回教徒的立场来看，霍梅尼做为一个教主，他是有权为其教义而战的。就如我辈基督徒，人家冒渎我们的神，我们也是要起而对抗的。我的宗教观念其实很开放，我太太常骂我这个人是三教九流。我就受一个喇嘛的影响很深。我在汉口时，有个喇嘛教的活佛要去西康，我送了他一程，这个喇嘛吃肉，我很奇怪，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肉食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端看你的动机如何。’”
说到这里，开饭了，大家来到饭厅坐定，张氏夫妇率领大家祷告，在祷词中，张先生说：“今有故人王庭午(王树常别号)之子在座，是平生一大快事。”吃了几口，张先生又滔滔说：“我本来想习医，受到青年会的影响很大，l7岁以前受私塾教育，老师是教过我父亲的，算是我师爷，他的脑筋古旧。有次出作文，题目‘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我写得完全与题目相反，他一怒罢教。我父亲很生气要责罚我，被我们东北老人袁金铠先生劝住。他说：‘你又没看到他写了什么，先拿来看看再说嘛。’待看了文章，袁金铠说：‘没什么错嘛。’乃另聘老师。”
“我后来想入沈阳日本医学院学医，父亲反对，友人乃劝我说你说要去美国学军事，到了美国你学什么你父亲还管得着?我想也对，乃同意考保定军校。当时考期已过，为了我及友人四位另外再加考一场，我们是由段芝贵保荐的。考试也绝，我们四个人相互对抄，但是数学四个人都不会，主考官一看急了，拿出去找人代写，我们全部考取前茅。但后来并未去就学，改入了东北讲武堂。”
“入讲武堂也是给我父亲激的，他说你甭去了，去了怕不给我丢人。我就是受不得激，乃一定要去并好好表现，卒以前茅毕业。在校中我已经是少校队长，出来后就做团长。张作相是我长官，他大力提拔并且一切由我作主，人事皆由我推荐，从团、旅、师皆是如此，郭松龄乃得而起。到老帅被炸，我推张作相继之但他不就，他说：如果老帅安去，我可以继位，但今天老帅殉国，我必推你继之。张作相并说，你做主，公开我一切都服从你，但你要好好干，否则到后房间我会拧你耳朵打耳括子。”
“在我做旅长时，参加第一次直奉之战，战况极不利，张作相问我意见，我说我这个军校出身的能想的主意都想完了，现在只有上前拚死命。到了第一线战壕内，我对士兵讲一定要守住，我来此与你们共存亡。士兵们说请团长一定要回去，我们死了拉倒，否则一定挺住，请团长放心，坚请回。我的司令部在火线后几百公尺的一个村庄内，我回去时，全部士兵站起来成一排为我掩护，挡子弹。”
张先生这时候说：“谈到这里我心情又激动了，我眼泪快掉出来，那种时代官兵的感情实在非常的深厚。”
“第二次直奉战争，老帅说我与段、孙的三角同盟，他们已经动了我不能不动，动了失败总比别人动了自己再跟来得好，老帅说，我决心已下，细节你们筹划好了。开完了会我们都相对无声，不知此去有回否?回到家我对于凤至说，别问我话，我只是来告别。然后和张效坤、李景林、郭松龄四人歃血为盟，相约不要地盘，只掌军权，1924年9月大军乃出。”
“在九门口之战时，郭松龄为了韩麟春说话刺激了他，怒而撤军，我策马追之，一路上看到郭的部队，我就叫他们原地待命，等郭军长下令后再定夺。追到一个小店，看见郭及其左右皆在，郭在睡觉，见我来惊异，我对郭说：‘走，咱们到后面谈去。’东北房子，前面是主房，后面有个院子，我们坐在条凳上谈话。我说：‘茂宸(郭之号)你这是做什么?我视你为我老师、兄长、朋友，我最尊重你，但你别忘了，现在我是你长官，你要听我命令，否则，你拿枪(指指郭枪)，把我给打死了(张拍拍自己腰间，打开衣襟表示无枪)，不然你听我命令，给我回去。’
“郭松龄流泪了，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做不下去，但求一死。’
“我说：‘要死，还不容易?你到前面去拚死，死得其所，死得漂亮。’终于把郭松龄劝回。”
张先生说到这里心情又激动了，他说：“我吸鸦片就是那时开始的，精神太紧张。我不太喜欢的二弟学铭，一直认为我这哥哥的一切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乃不知我是出生入死拚了命才得来的啊!”
“由于郭军两出九门口，晚上退白天又进，这是一段两山夹峙中的四十里谷道，直军在山头观视，以为是双倍之军力，军心震动，奉军乃一攻而下了山头。部队一直冲到山海关，直军后路切断，被俘三万之众，枪缴了三、四万支。韩麟春及张廷枢在山海关来电，要求快派军队，因俘虏实在太多了。”
张先生说：“兵败如山倒，一个士兵看管着近千的俘虏，生杀由之，坐立由之，一切尊严皆无，真可怜。由于奉军破坏了铁道，直军败退时兵车翻覆，七节车厢叠在一起，上千士兵横死现场，血流成河。张作相用手遮着我的眼，不让我看惨状。”
“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不占地盘之誓并未遵守。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李景林、张宗昌也有地盘，唯独郭松龄功高不赏。郭说，我倒霉，谁叫你是他儿子，我是你部下。郭松龄倒戈前一天，我与郭、李等在天津开会，反老帅之气氛已浓。李景林皆对杨宇霆无功而霸江苏却又失地迫返而感到不满，郭松龄沉坐无语。我说大家稍安勿躁，我给大帅打电话说去，大帅在电话中骂了我一顿，叫我回奉。我回到会场，告诉他们我去劝大帅后就回，李景林说：‘不知道回得来否?’我知事情不妙，火车甫出关就得郭倒戈的恶讯。”
我这时插嘴问说：“郭松龄为什么要杀姜登选呢?”
张先生说：“姜登选人老实，就是为了他在九门口事件后说，郭松龄不守军纪，真该枪毙，郭乃衔恨报复。”
“在知道事变后，我就改从葫芦岛出海，坐兵舰到秦皇岛，说到这里，我又激动得想哭了(张夫人这时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先生)，我要蹈海。我接到大帅与王省长永江的电报，抬头为‘汉卿先生阁下’，我能不死吗?”
“为什么?”我不懂地问。
“你还听不懂?我父亲叫我先生，内容是你部下等等拥你为东三省领袖，准备要办移交了，我不死还行吗?幸好我的卫士精明。看着我，才没死成。”
“后来到了兴隆店，在巨流河布阵与郭军决战。好似命中注定，巨流河一带地形我很熟，以前我与郭松龄就在这里演习过，现在就让学生与老师比划一下，看谁行吧!这时候郭松龄已不用我军团长名义发电，郭部下一看我不在内，很多人不打了。不久郭败走，被捕，写了‘汉卿老弟’……这是他第一次以弟呼我，以前都是尊称，说‘吾但求速死’等，很可惜，这封绝笔信我已遗失了。”
我问：“抓到他怎么办?”
张先生说：“我放他走。”继续则说：“郭就是性急，我一切信任之，关系极厚，但是文人是蛆，以前我是不会与你们(指我等文人)来往的,他们只知拱，以水涨船高。所以我以前看不起文人，郭就是受了齐世英这批人的拱。郭妻是燕京大学毕业，亦有野心，欲夫有所成。郭常说他宁折不曲，我说我反之，譬如上山，直着上容易折亡，我绕着上不是一样到顶?反正你目标是到顶嘛，以此劝郭。”
张先生说到此又谓自己要丑表功了：“事平后郭军参谋长邹作华将奉天各界效忠郭之电报奉上，我说赶快烧了，我不看，也不要看。(王教授问邹作华是否在郭倒前已通张军，张先生否认之)郭部三位军长，其中两人皆求恕，如谓有弟为奉军牺牲等，唯有第二军军长刘伟(字沛高)不屈，说没话可说，干了就干了等，我反而重用他，重派军职。后来与冯玉祥在南口作战时，刘任十一军军长，身先士卒，死守不退，就是为了思有所报。刘伟后来因为压力太重，竟至精神失常，实堪浩叹。”
“我不应该批评我父亲，”张先生顿了顿说：“我一生只有二个长官，我也最了解他们。老帅是雄才不大略，蒋总统是大略不雄才。我父亲确实有慑人之威，能御人，但却不会识人，断事也有缺，如杨宇霆江苏被逐仍重用之，下面自难心服。为此我常与父亲争。有次我说：‘我管不了你部下、你也管不了我部下。’老帅怒而拿个杯子丢我过来。他们老一辈间的关系也非今人能够想像。有年春节，我们八兄弟向吴兴帅俊升(字兴权)拜年，兴帅发每人五千元大红包，这是个大数目。老帅说：‘你这是做什么?小孩子们给那么多钱做什么?’吴兴帅笑着说：‘我的钱，还不都是大帅的!’我父亲闻言突然厉声说：‘这是你说的?你说的?’兴帅立刻跪在地上磕头告罪，我父亲说：‘好，真这样，你给我在黑龙江好好干，莫让父老们说我张作霖不是人。”’(此句张先生用了句东北土语，我听不大懂，张夫人解释说意即别刮地皮。)
张先生说：“当时我在旁边，头发都竖起来了，我父亲之威真怕人，他们老辈对他的敬畏，真难想像。”谈这话时，张先生举手去捻他秃顶上的白发，又说了一遍：“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在张先生面前恭听的我，这时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盯着他看，心想：虽然他顶上的白发屈指可数，我却似平可以看到密密的东北绿林；虽然藏在褐色镜片后的弱视目光依稀难辨，我却似乎看到了史载“一双狐眼，机警过人”的老帅的影子。老头生动的把他父亲及那个时代的片断带到了我的眼前，其万钧之势有如京奉线上出关的火车头，令我印象极为深刻。
谈及杨宇霆之死，张先生说东北军中有士官派与陆大派之争，杨是士官派，郭为陆大派，倒戈之事亦为之而起。老帅死后，张学良继掌大局，唯杨宇霆欺人太甚。张先生说：“我对秘书长王树翰说，我不想干了。王说，东北父老推你继位，并不是有爱于你，而是没人能收拾这个局面，你走了，有谁能稳定这个局面?如果有，你走也可，我说，实在忍受不了，王说，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我说，现在何止门牙，连大牙都打掉了，我要放炮了(意味要采取非常手段)，王说这可千万不可。”
我问银元及收据之事，张先生说是有用银元卜卦，不过决心早下，卜卦不过是劝服夫人于凤至而已。保险柜中的收据亦真，用来收买日本政友党，用去五十万金，事不成，日人守信，余款仍退还。
王冀教授问，易帜后，为何派其父出席编遣会议而他自己不去?张先生说：“我当然不去，因为这谈不成的。平心而论，编遣方案南京确有不公之处，各有各的打算，当然谈不出结果，以后的问题也是由此而来。”张夫人这时说话了，她说；“一件事要看你站什么立场，是出于自私呢?还是爱国呢?”张夫人的短语点出了中国动乱的根本所在：“多为私，少为公”。
张先生继续说：“阎锡山不够聪明，摇摆不定。最初他要我联署一信表明反对南京一党专政及削并各军的意思，我同意，但等到通电发表却是要蒋介石下台，这我就不高兴了。后来阎派人来谈我都是只听不语，阎却还看不出我的意思。我说就像两个人打架，我在旁边抱臂冷眼看着，你还不警觉吗?阎锡山何其钝也。到通电发表，我就叫董英斌率部开上火车，向北平直驶，我说若阎军阻止你，我后面部队立刻跟上，乃一路冲到北平(或郑州，听不清)冲垮了扩大会议。”
张先生又说：“民初军人的各种性格，我知道最清楚，许多人皆吹自己如何如何，我看实在不怎么样。就以最被人捧的冯玉祥、吴佩孚来说，我就不甚佩服。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用上海青年会的关系，在热河车站交给他五十万大洋而成的。人们皆说吴佩孚有学问，会做诗，其实没什么，我曾见他一首诗，大意是说张学良毛孩子，我来则他完蛋等语，打油不像打油，用字也甚粗俗，调实不高。他下野后来到北京，我去车站迎接，执礼甚恭，那知他一下车就问学忠呢?别人也不理，就把于学忠带到车头去密谈。我问他，您何时要去洛阳看蒋先生，他没好气地说，他要来见我，我怎么要去见他?我说好、好，心想，他要来见你，我就等着吧!(意谓吴还在那装腔作势)吴带了二三千的卫队，占住学校供吃不说，竟还要发粮饷，下面报来，我说你别理他，卫队全给我缴械，这种人不知趣，吴还不是乖乖的不敢吭声。”
谈到日本人，张先生说：“我虽然反日，日本人优秀之处也不能否认。”张夫人则对我说：“你们不会了解，在我们那个时代，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日本人真是坏。常常卫士带枪就被他们抓去，要回来已经被整得不成人形。南满铁路沿线几里内中国人进入即射杀，日本人太欺压我们了。”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的张先生打网球的影片谈到情报资料收集。张先生说：“日人最重视情报，使领馆皆专设情报科，到处买情报，但是得来情报大多是废料。沈阳领事林某与我熟稔，常拿些情报来问我，我一看都是情报贩子卖的，还常重复卖，卖中国人也卖日本人，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后来谈到民进党，张先生说：“你总得有个目标，它的目标何在呢?我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言下之意，反对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没有国家观念，假民主之名行台独之实，但是我想，民进党要搞民主、制衡国民党，不也有其正面意义吗?我不想问远了，我只问，“那国民党呢?它的目标何在?中国的前途何在呢?”这个问题又问大了。
张先生笑了，一种无奈的笑。他说：“谈到国民党，我是老党员了，但是我脱党已久，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时也说不完。过去我参加党内会议，老总统皆在会上给我下条子，叫我不要说话，怕我放冲。党内皆在混，没人认真。我举几个笑话，有次某人为文件的‘也’还是‘亦’的写法在会议中争持不下。有次会已拖了很久，将散，蒋先生说。仍有话，请大家留下，又说了些后大家要散，突然有一元老又说各位慢走，我有话说，众人闻言，转头说：‘你放屁!’”
饭从7点吃到9点多，张先生极为健谈，他的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菜，都是由张夫人告知转到眼前的莱是什么，再照他的意思添到盘里。吃水果柳丁皆喜自切，不假手他人，边吃边讲，兴致甚浓。张夫人则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看到张先生蓝外套袖口掉着一粒饭，张夫人轻轻的把它掸掉，一点不惊动在谈话中的夫君，情深意切，尽在不言中。
谈话中张先生最受震动的是他听到王冀的母亲，在八十高龄半身不遂时竟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推下床致死。张先生回首向张夫人说，你听到了吗?王夫人竟如此而死!张先生接着叹息地说：“感谢上帝，若是没有红卫兵，台湾早完了。”据我所知，张先生虽认为周恩来与他政见不同，但对他的才具却十分佩服。
时间渐渐晚了，我知道张先生应该休息了，但又自私的希望他不停的说下去，这时候，张先生突然对我说：“你在中国社会做事，我有一字相勉：‘真’，要真诚，才能成功。”我一听此语，真不知如何反应，我感到面前就是中国在向我说话，我好像摩西在听耶和华说话，又好像没那么了不起，自己只是个听摩西讲十诫的普通人，我只有尽力去记着面前这个人每一寸的脸，那个隐在眼镜后的眼睛，那些稀疏飘动的白发，这就是张学良，他为‘真’吃亏吃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仍不怨不悔，仍以这个字来勉励后辈。我今后更会照这个字去做，或许我也会吃亏受苦，但我不怨不悔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张学良给我的勉励。
张先生非常幽默，说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个似乎把上面的话倒了过来。张先生说：“有次孔子陈蔡落难，断了粮，叫老实的子贡去买米，米店老板一听是读书人，就指着墙上的一个字叫子贡认，认得就卖之。子贡一看简单，说这是‘真’字，米店老板一笑，挥之去。子贡颓返，孔子率弟子再去，一看墙上字，说乃‘直八’也，米店老板称善，乃得米。子路性直，不解，问老师，孔子答称：‘不能认真，认真就没饭吃了。’”
当然，此真非彼真，后面不过是个笑话，但它也不完全是，我想，这不正是张先生一生的写照吗?他“真以待人，宽以处世”，凡事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才会在得享高寿之时，仍能保持赤子之心。在整个谈话中，张先生谈史论事，虽仍不矢其万丈豪情；品人议行，或仍有其主观私见，但是我总能在其言语间，感受到一分自谦，他似乎在在提醒自己不要丑表功，过去的一切早应视如粪土，今天只不过是拗不过小老弟们的盛情，说说而已，认不得真。
真是这样吗?我不这样想，至少当张先生在不经意中说出：“人家说我是爱国份子，我真是!”这真是认真的。
10点多了，我们又来到客厅，张先生要走了，他送了王冀一个傻瓜照相机，使我们大家都聪明些。张先生并开玩笑地说：“我真是‘玩’相机，因为我眼睛早不能拍了。”就在这些笑声中，张先生及夫人在客厅的转角消失了，我们没有送出去，我们不愿让警卫看到，虽然我们知道张先生已经自由，心灵身体皆有自由，我们还是有份习惯性的自制，希望我们以后仍能见到张先生。
然后我送王冀教授回旅馆，他请我喝咖啡、谈张先生、东北军、他父亲、谈他与张先生儿子Robert在美打工、谈他在大陆上的哥哥……这些故事有的我已听过了，但我仍有兴趣地听着，我知道，王冀今天非常快乐，我也一样。
深夜一点半钟，我坐在回家的计程车里，看着车外宁静的台北街道，我在想：‘不必说，也不要说，上帝那有本帐。”但是我怎能不说呢?中国近代史中抽离了奉张传奇过一段，岂不太索然无味了?中国人中抹去了张学良这个名字，这个国家岂不真成了块无字碑?基督教说神活在人心里,上帝的帐是不是也应该彰显在每个人心中呢？我看着前座的计程车司机，突然想对他说：“嘿，你知道我刚才见到了谁?”当然，我没这样问，他在无字碑的阴影下长大，我又何必认真呢?
[附记]
1987年我在纽约的时候，找到了王冀的电话号码，他在国会图书馆做中文部主任，我们从此相知。1989年3月他来台湾，我请一方问了张先生，曰可，乃有上述的会见，这是张先生第一次见较有“敏感性”的外人。在那几年前王冀也向一方父亲王新衡说想见张，因王冀父亲王树常是张的亲信部属，关系不同，王先生乃问了蒋经国，蒋说：“有这个必要吗?”议乃消。
见了张以后第二天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发表。到后来内容已大部分见诸报章，我才在1991年12月登在“联合文学”上，并加上如下的按语：“本文写于二年多前，那时见张先生仍非常困难，因此文写好了并未发表，也因为历史带来的神秘和紧张，作者总带着朝圣的心情去会面的。所以文中对张先生充满着敬仰崇拜，经过这二年来‘凡俗化’的过程，作者文中的一些情绪至今年来有点可笑，不过读者若能体会当时的状况，对作者这些幼稚是可谅解的。”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