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冠英
张学良，过去十年，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一个名字。我想见他，与他谈谈话，我想很多很多，就像手里有个鸡蛋的小女孩一样。
后来，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见到了张先生，进入了上帝之殿，但由于自己的忿事急躁，鲁莽操切，历史又将我推出了门墙之外。
在门外，我翻阅着这几年的历史，想着这近一世纪的中国历史。我想：是留点历史下来的时候了。
刘绍唐，这位穷一生精力在史堆中月月添白发的先生，也一再敦促我做点纪录的工作，我无法再偷懒了，这本书乃告产生。
张夫人常说：“不用说，不必说，上帝那有本帐。”我还是说了，这本书就是一本人间帐，我希望它与上帝的那本尽量接近。
当然，由于肤浅、由于情绪、由于环境，这十几篇文章与上帝那本帐有很多出入的地方，我都尽量在文章的注中做一点反省及解释。
我对张先生是非常认真的。
在我认真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少的挫折。看到一件宝出土却不能免于风吹雨打，我有时会感到苦恼、灰心。但是我总这么想：有谁能有我这份不世的机缘?就算这是上帝的试炼吧!我一念之诚，但求尽力耳。
这份机缘从何而起呢?1949年。当张先生还住在头前溪头的清泉时，我生在溪尾的新竹医院里。懵懵懂事的时候， 隐约知道我为什么会生在这里，与一个叫“西安事变”的东西有关，它使一件好事功亏一篑，一个部下劫持了我们的蒋总统，犯下了忏悔也无法挽救的大错。再长一点，我知道这个部下关在竹东，名叫张学良。
竹东。好远，在那云雾缭绕的深山里。我想，为什么他要住在那里呢?他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小学老师来自竹东，她多说了这几句话，又翻到下一课。
后来，初中、高中、大学，我愈受过去那一套教育的灌输，愈就认为国家今天的一切不好，都是张学良害的，他是罪魁，他死了没有?好像死了，嗯，又听说住在北投；至于那个杨虎城，他失踪了，他到底怎么了?我有一点好奇，但也只有一点而已。
再后来，我在学校遇到了同学王一方。我们成了好朋友。在他家楼上塞满了一肚子的上海菜以后，我们就钻入地下室打弹子，楼上楼下进出间，偶而看到了一对老夫妇，先生秃头带副黑眼镜，有时头戴着顶线帽。
又似乎有一次，看完电影回来，那位先生说：那部电影不错。一方说他是张学良，我也只“哦？”了一声。
后来，我慢慢懂事了，我去了旧金山，在柏克莱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观念转变了。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我的脑中不断扩大，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我用手摇开了历史。当我读到杨虎城全家被匕首杀死，八、九岁稚子都不能免时，我眼泪夺眶而出。我那时初为人父，知道新生生命的可贵，也知道如此摧残生命的可鄙。
我的手不断摇着，书不断翻着，我在矫枉，也纵容自己过正。
在我了解历史时，我认识了唐德刚、吴天威、王冀、傅虹霖等历史学者，他们都是关心这段历史的人。还有，几位参与这段历史的人，这些，都是机缘。
这时候，历史也在改变着。
但是，历史的禁忌仍留下了划痕，它仍难跨越。
这时，我对一方说：你的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告诉了他许多的故事，但是他来不及留下来一份纪录就走了，现在，你与张先生亲近，是少数能打开这上帝之殿的人，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
一方静静的听着，说他等等看，看看历史是否有了转机。
1988年10月31日，老总统生日，行政院例行举办健行爬山，我与儿子经过大屯山山脚下张先生的公馆前。我走入了后面的山沟竹林，看着树丛中的岗哨，感觉那个墙后是多么的神秘啊!我想着那些半夜敲更示警的山坡：修文、桐梓、息烽，心中有股莫名的恐怖。在那片竹林中，我的儿子看着我，不了解父亲为何要带他来这个地方。
4个月后，门开了，张先生下山来与我们见面了，接着的历史成几何级数的倍速前进着：做寿、访问、访美，快得令我们都瞠乎其后，吵得令我们都心有所忧，我们就像推了一部停在斜坡上的车子，它滑动之后连我们都追不上了。
这时。我的儿子会说：“张爷爷又上电视了。”
再后来，我进到了那个大门之内，庭园、花房、砖屋、书房、那盏几乎贴到桌面的日光灯，以及桌板下压着的大陆小女孩来的信……当张先生打开书桌。看我在旁，说：“这里面是我的秘密，你可别偷翻！”
然后，他笑了。
原来，上帝之殿是很平凡的。 它并不神秘——
我这时知道，张先生是人，不是神，神是人造的。
我生长在说到神要低空一格的时代。现在，那一格空白被填满了。我为此尽了点力，感到很有意义。
突然，世界历史也在这个世纪末加速变化着，柏林围墙垮了。我拿了块围墙的砰块嵌在一块陶板中，烧上这几个字，祝贺张先生的九十大寿：
“菩萨是泥塑的，
围墙是土堆的，
石头再坚硬，
也会被风化，
只有活在人心中，
才能得永生。”
最后，我要谢谢王一方，他是那在上帝之殿门口，被我扯着翅膀不胜其烦的天使。我们的关系，可以张先生的这幅对联来形容：
“酒肉之殷，情同兄弟；
认真之争， 宛若张杨。”
另外，我还要对唐德刚、王冀等说抱歉，在他们认真的过程中，也遭遇了许多挫折。像唐德刚，由于张先生欣赏他的文章，所以在他90年3月来台时，我们才问了张先生，而有后来一系列的会见。一个治史者，遇见一个不世出的造史者，自然要穷史问史。但是张先生对上帝的那本帐总是有所保留，他不想伤害他人，加上历史禁忌留下来的一些残余，结果反而为这些心向明月的学者们带来困扰。我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圆满的结果。直八误真，不胜遗憾!
郭冠英
1992年4月22日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