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张学良——NHK及“美国之音”访问
郭冠英
“对我们这一代的人而言，他几乎是神，他是侠义的象征，济弱扶倾，伸张正义的典范。”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中学教师，对“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如此说。
该报在那篇刊于2月20日的报导中说：“张学良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声震寰宇。”
大家要问他的，仍是“西安事变”。“纽约时报”问，他不讲，去年8月日本NHK问，他也不讲，正如他对蒋公所说的，此事他本是“至死不言”的。
1990年12月17日，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把NHK访问全文刊载。
有关张学良的历史，大陆上已有非常完整的考证与研究，有些是连张举良自己也记不清，或他现在想法与当时有所出入的。所以他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过去五十年，他是处于一种“舍己”的状态中，起初是外迫，后来是内化，因此他曾说：“我不要做张学良”。所以现在的张学良谈过去的张学良，到底哪一个较接近真的张学良？很难说，其间细微的差别要留给史家去判断，本文仅就“参考消息”公布的内容来介绍这位大大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使大家心目中各有版本的张学良，能更趋一致耳。
张学良首先说他愿意接受NHK访问，是想告诉日本青年，不要再沉湎于过去军国主义的威风，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只是说这个事实。”
张接着说他年轻时本想学医，他很喜欢日本的南满医科大学，但他父亲“不吱声”；他又想去美国念书，父亲也不准，所以他说笑话：“我原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会杀人了。”
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四科考试全考第一，有人认为是他父亲的关系，后来教育长熙治亲自监考，打散座位重排，张仍考第一，众议乃服。张说其实并不是他多聪明，而是讲武堂学生多系行伍出身，而他从小受较好教育之故。
张学良受父亲所激才做军人，一做军人，他父亲就说：“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
1921年，张由后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赴日参观秋操，因为他长得像昭和太子，出场时日方还奏错了崇荣乐，日本太后也大为吃惊。日本人向他展示实力，请他参观军工厂及金刚、伊势、陆奥等大炮舰。“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向我示威，日本人总想以势压人，反而促使我反抗。这是我的个性使然。”
带兵后，张学良成为他父亲的左右手，在两次的直奉战中都着有战功，成为奉军中的“少帅”。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奉父命到河南对抗北伐军，在郑州，他留书退兵，回去劝父亲：“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父亲掉眼泪哭着说；这是干什么?什么意思?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内战搞出来的。”
在这之前，1925年，张学良见到北上的孙中山。“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床上对我说：‘东北处于两大帝国主义之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这句话，我很受感动。”
张作霖接受儿子劝告，罢兵出关，6月4日清晨，在沈阳城外皇姑屯被日人炸死。“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很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大胜仗，起了家(故张乳名双喜)，我现在的生日(6月1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事发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我还不知道，部下瞒着我，我仅知道父亲受了伤，我从北京到滦州，把事情安置好了，他们才告诉我父亲死掉了。”“如果当时他们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刻赶回去，我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在政治上搞暗杀是绝不会成功的。”
张学良化装成伙夫混在闷罐车中返回沈阳。“连我的军队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进到家里，家人都看不出来，说这是谁啊?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张拿了父亲的章，写父亲的字，把东北事安顿好了才为父发丧，关东军不知虚实，未敢动兵。
日本派外交元老、大帅老友林权助来奉吊丧，劝阻张与南京合作，张最后在设宴送行时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比我自已想的都周到，但有一件事您没替我想到。”林很惊讶，问之，张说：“我是个中国人。”
日本不死心，日本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仍劝张以满州独立。“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给我写了一份东西，就是王道论，要我当满洲皇帝。我就问他，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张要日本人把土肥原调走，日本不肯，张说：“那我总有权不见他吧?我就告诉我的传话人，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土肥原顾问来见，我都不见。”
张又说：“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么合作呢?只能当卖国贼。
1928年，张二十七岁，12月29日，东北易帜。“我挂青天白日旗日本人不知道，不是一面，是全东北都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日本什么是谍报?我认为日本人用在谍报上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
“我父亲死后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都差不多捐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那时我脑子里想，一个国家要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
张学良又修筑与南满平行的铁路及建设葫芦岛港，与日本利益更形冲突。“兴建打虎山到黑龙江的铁路引起很多麻烦，东北那时最要紧的出口物是黑龙江的大豆，当时运黑龙江的东西南满铁路非常刁难我们，从大连港出口大豆也受到日本方面的刁难。”
“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本来旅顺、大连的租约满了，中国是要收回的，但我承认日本在旅大的建设权利，我愿把旅大辟为自由港，自曲选举，主权是我们中国的，治权仍在他们手里。但他们回我一句话，使我伤心透了，他们说那是办不到的，日本有句话，城是‘箭射’来的，你想要就拿箭射回去。怎么办？”
1931年九一八，日本人箭射向全东北，张那时在北京，病刚好，他想：“假如他们真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也不利。”因此他要节制。他认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当时孙科主事的中央确实有指示，不是不抵抗，而是‘相应处理’。也就是说，中央不负责，而我也不想把事情扩大，所以才有不抵抗。”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我那承认。”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使对张说他不知道部下会发动事变，否则他一定会压制不准。关东军炸铁路，本庄赶回沈阳，情势已无法收抬，他把张在沈阳的家私装了两节车厢送到北京。张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和他已是敌人，我要他立刻拉回去，否则我会把它烧了。”张说：“要还，还我东北。”
日本随即扶持溥仪成立满洲国。“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身边的老臣辞掉，这些人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我劝他去南开大学读书，真正做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有你一份。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那你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为止。”
1933年2月，日本再攻热河，张学良抵抗，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却不战而逃，张集众怨于一身。3月9日，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在保定火车上见面。“蒋总统说，现在局面就好像一条船，三个人要乘这条船，船就要沉了，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我当时就说，跳下去的该是我。”
“那时，我决心出国清理自己，我要借出国把大烟戒掉。没有这个嗜好的人不知道(其痛苦)，我当时有句话，就是一个活人叫一个死东西管着。”
1933年4月，张在上海戒毒后赴欧，翌年1月返国，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国。“我回来后不想再带兵，我已把兵权交出去了，我当时很愿意与蒋先生接近，我愿意给他当侍从室主任，蒋先生不答应我，还让我带兵。他说，你回来了，国人对你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你要做几件事情。我问那件事情最难?他说剿共的事，我就挑了这个最难的。”
但是东北军却不愿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跟共产觉打而失掉力量。部下对我心存怨怼，很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了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国民党也使张失望。“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政客更腐败，到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而“共产党则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见面，达成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定。“他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切，他不用什么罗嗦，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的很清，我们两个可以说一见如故。”
12月初，蒋介石来到西安，要张坚持剿共，两人几度争吵。“我与蒋总统有政见之争，他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从一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
12日，西安事变爆发，24日晚，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谈什么，是个谜。NHK多次在此问题上追问，张学良不愿多谈，只说：“请不要再问这个事情，不但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还是我领他去的。”日人又问，张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为了放蒋问题，张学良与杨虎城争执。“假如我们把蒋总统扣了，我们岂不是扩大内战吗?我们是要反对内战的，这不是要扩大内战吗?”周也劝杨，杨乃同意放蒋。
25日下午，张亲送蒋回南京。“周恩来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对我很宽厚，他一直很爱护我，飞机到洛阳，委员长不叫我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
1975年蒋公去世，入殓前夫人把张学良接到蒋的灵前，张一个人望着这个恩怨交杂的长官故友，写下了这副私挽：“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张现在眼看不清。仍勉强在摄影机前重写下了这几个字。他说：“我们这种在政治上的关系很有意思。”
在访问的最后，张学良对蒋经国、李登辉都有甚高的评价，他说台湾在政抬、军事整顿，各方面的建设进步很大，都是经国先生的功劳。对李总统，“我十分钦佩，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个很好的学者，无论什么事他都有很好的研究。”
对自己，张学良说：“可以说我自己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我这个人非常反抗，我要看出这事不合理，我不管是谁，甚至当时对我父亲都是这样的。我现在九十岁，脱开了政治环境才说这些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反抗?我就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毫不在乎。”
对日本：“论语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有‘忠’，但没有‘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谅人，这是我的脾气。我希望日本青年和负责任的人，要原谅人和体谅人。合作并不是牺牲，牺牲就是你要得到的。”
对中国，张学良这首“谒延平郡王祠”诗可以传千古：
“孽子孤臣一稚儒，
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
确保台湾入版图。”
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较具参考者有以下几段：
问：关于西安事变很多方面反应不一，有很多人说，你的行动是高度爱国的行动，说你是爱国者，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请问少帅，你是个爱国者吗？
张：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自我表白，既然你问我，可以说我是个爱国狂。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我起来完全仗着我的父亲的环境和权势，我想到人家走两步，我走一步就到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我的决心。
从事内战使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
问：如果这半个世纪你自由自在的在政治方面发挥，统领着你的军队，你觉得你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贡献?
张：我也很难说，我心里很痛苦，很痛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想抗日，我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未能参加中日战争。我几次向蒋总统请求，他都没有答应。这是上帝的意思，假如让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个人早就没有了，不是我自夸，我从来没有把死生放在心里。
问：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先生赶到西安，你、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单独见面，当时见面所谈的问题对西安事变的结束是否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张：这件事我应不应该说?让我想想……是我领周恩来先生去见蒋先生，当时蒋先生稍微有点伤，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是外界很大的谣传。周恩来问候蒋先生，他自己也承认当年也是蒋先生的部下，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问：你对海峡两岸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希望?海峡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中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你有什么样的希望？
张：我衷心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非常反对分裂，当年我权势在握时就赞成统一，很反对内战，我非常希望能和平统一，这也是我最大的希望。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