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队副——你不错嘛!
郭冠英
“子文，委员长不会枪毙我吧?”
“不会的，不会的。”
1936年12月30日，军法会审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宋子文在宋的北极阁公馆庭园中走着，张学良如此问宋子文。
这些对话只有被第三人听到——跟在后面的“随护”熊仲青
这一随护就是30年，到1966年熊仲青从“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长任内退休为止，他是陪张时间最长的一人。
熊仲青，湖北人，1907年生，杭州特警班一期毕业，当时在鸡鹅巷戴公馆服务，12月26日张学良飞机随蒋专机后飞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他是在场戒护的特务之一。戴笠对此事极为重视，交代由军统局书记长张严佛、书记周伟龙(49年被毛人凤枪毙)及特务队长刘乙光执行看张任务。
熊仲青是属周伟龙的特务队员，最先是由周任队长，到溪口后就由刘乙光担任，刘一直做到1962年交给熊仲青。队副最初是许建业，仅四五个月，后来是许颖，许颖做了一年多，到修文交给龚国彦。许颖后来在香港口述了本“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对张颇有赞词。龚国彦后调到息烽任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龚后即为陈步云，熊为第五任，做了十六年，队上人皆称之熊队副。
特务队中分三个组，警卫、随护、巡查，巡查是管附近的宪兵及附近地区的安全。熊是随护组组长，张先生到哪他就跟到哪，后来写“张学良被囚琐记”的邱秀虎就是他那个组的。
军法会审后，张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公馆，由励志社招待，每天要吃百元的西餐，连特务队也一天十二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豪华，可说“顿饭成席”。以后张学良的待遇一直是如此，即便是法币贬值及二二八那几天，有时特务队薪饷还拿去贴，以使张学良的招待维持一定水准。
招待所的厨子是戴笠在上海吃馆子时认识的，四川人，手艺一流。
在当年的阴历年前夕，张学良被移到溪口中，住在中国招待所。这时候蒋介石回来葬兄，党政大员皆来致祭，汪精卫、邵力子、宋子文等人也来看了张，贝祖贻夫妇也来陪了半个多月。张这时天天出去玩，吃了早点即出去，做好点心饭菜，中午在外野餐，一直要玩到晚上打火把回来。张出去是坐滑竿，张是个胖子，要七八个竿夫轮流抬，熊仲青则跟着走路。每到一个地方张就要来县志详阅，许多地方玩了又玩，来到台湾后常常车开至没路才折回。
熊白天跟着跑，晚上还要查勤，内务安全的事刘乙光几全交给他管，使他得了失眠，不堪其苦。
早年，戴笠指示对张的行止要绝对保密，特务队员连写信回家都不准。
偶尔还游游泳，张四弟张学思来溪口时熊就陪着一起去游泳。
邱秀虎和许颖所写的回忆大致属实，但是说土匪来攻则夸大了，在沅陵的专员就是土匪头陈渠珍，剿抚兼施之下问题并没那么严重。
熊的身体甚好，手劲很大，有次沅江涨大水，他陪张逆流游江，由他撑楫，用力太大，楫竟断了，他掉入急流中，要不是会游泳，命早报销了。
到了贵州修文，熊被调去做修文县保警大队队副，接邱秀虎，邱因为拿当地人买卖鸦片的钱，被告了，张学良也向邱开玩笑说：“你在警局刮了多少钱呀”戴笠来问熊，说派他去，不能再失败，熊说；“不会，不会。”当时修文、息烽的县警人事都由军统局掌握，以配合看管张、杨。
熊到任后就对土匪招安，保证不究。他那时三十多岁，就凭着一股蛮气，只带了二个人就入山走三四十里与土匪谈话，土匪们见了他就哭起来。熊把土匪头带回了县府，组成一个特务班，委以少尉班长，其他则饬回。但仍有土匪晚上跑到息烽去睡，白天又跑修文来抢，熊取得了越境剿令，追到息烽与土匪们激战。土匪在房中吸鸦片，先喊话再火攻，结果熊部的一个少尉班长被打死，一个班长脸颊弹穿。当时贵州生活差，地主抽大烟，佃农年交两租，比奴隶还不如，故常逼为匪。
这时张学良得了盲肠炎，刘乙光看情势紧急，未请示重庆就把张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开刀，故张后虽与刘关系很坏，但对刘那次急救仍很感激。刘又叫熊回来主持医院的警卫工作，由于张太胖，手术后发炎，消炎不够，在医院中拖了一个多月才好。
熊晚七点钟查勤，看到警卫不在岗位，责骂之，此人突拔出手枪要击熊，被熊手快抢下，熊说这些人皆为戴先生警卫，三山五岳，并非善类，带并不容易。
张病好后，搬到开阳，熊也回到组上，后日军陷独山，特务队又搬到桐梓的四一兵工厂。当时兵工署长是俞大维，戴笠来，要厂长(一少将)，立刻腾出房子，张等就住在天门洞小西湖发电厂内，发电厂长是陈立夫的侄子，抗日胜利他们就是在桐梓听到的。
戴笠曾来了几次，陪张二三天，谈谈时局、工作人事等，但皆为政治谈话。熊则随待戴先生，连上厕所都要护卫。
熊说戴先生绝顶聪明，唯蒋命是从，蒋的事他都能解决，能驭人，懂得人心理。
1946年底，张被解往台湾，熊说登机前张并不知是去台湾，沈醉说临上机前刘乙光才告之，张极为愤怒，刘说：“副座。副座”，张以前不拒绝，这时则说：“还叫什么副座，干脆当我犯人算了”。
到了台北，军统局人员林顶立、刘启光设宴招待，刘是新竹县长，第二天就转赴新竹清泉，房子是毛人凤叫刘启光找的，为日本皇太子居，桧木所造。
二二八时，特务队封锁了桃山隧道，当时他们的武力有五十支快慢机、二支冲锋机、二支自动步枪，火力充足，若乱民来犯，伤亡必惨，只是没米吃，包括四小姐都吃番薯过日子。
事后本要回江西，东西都打包了，又作罢。
此时张严佛又来代了一段时间，张治中也来看了张，事后刘对熊说蒋很不悦，不准外人再看张。
熊与山胞相处甚得，常与头目们喝酒，他的太太就是头目介绍的，有了山胞合作，安全更无问题。井上蛇多，天气一闷热，要下雨，蛇就爬出来，有时钻到招待所的地板上，多的时候一天跑出几十条。
这时候大陆局势已恶化，熊是湖北安陆人，家乡有田产与铺面，父亲写信来叫他回去分家产。他回信说分给弟弟们，他不要了。他说看到湖南省主席程潜把自己土地分给佃农的消息，就知道不对了。
熊十六岁时在湖北家乡娶了妻，后到修文又与一校长女儿结婚，女方家是修文大户，生有二子一女。但来台时只有刘乙光带了家人，这时他想回去接家人，已没有路费。当时他家穷得连双鞋子都买不起，物价飞涨，局势混乱。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就要放张杨，为了不让李宗仁晓得，就把张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起来，连宪兵都不要。蒋坐兵舰在高雄登岸，住在要塞司令部内，立刻召见刘乙光。刘回来对熊说，蒋把脚搁在桌上，问了情形，立刻交代待卫室通知情报局发奖金一万元，当时黄金一两二三百元，相当于三百两黄金。蒋说辛苦了。
蒋又出狂言说：毛泽东要栽在我手里，言毕哈哈大笑。
1949年9月，杨虎城全家被戮，熊说好惨啊，用刀杀了白布一包埋了，当时已手足无措，四川乱了，车塞人逃，干脆玉石俱焚就干掉算了。当然杨的表现也不好，脾气大、丢碗筷，张就较缓和，加上杨的太太有精神病，更是火上加油，特务也不耐烦。杨死讯特务们都不会对张讲，张应是不久就从其海外亲友处得知。
这时因时局紊乱，对张的管制也加严了，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张与刘乙光的关系有了矛盾。后来有段时期刘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保密局也知道张的地位不同，乃派了局内一个军校六期的副处长王恺运来暂代了一段，了解一下特务队的状况。后来蒋经国又派了其英文秘书李俊清来教张英文，因为那时张在翻译英文圣经，李也来了解了下情况。后刘另有任用，乃升熊担任，接任前小蒋对刘的工作有些微词，使刘以为是熊在做“秘密督察”，打他的报告，对熊不太谅解，其实熊是背了黑锅。
刘是特务队长出身，在处理公务上很严厉，得了个“希特勒”、“德国人”的绰号，下面特务人员一不听话，就打报告调人。要带那批人也不容易，只有熊仲青一人跟着他做了副手十七年，一切内部的苦差都是熊一人张罗，刘对熊也很好，只是时局使然，使熊受了很多苦，最后还遭刘的误会，熊言之不甚感慨。
熊说他的升任当非刘的举荐，而是1950年他在石牌受训，小蒋召见谈话，记了本子，略有印象。后刘要调回局做特勤室副主任，小蒋乃升熊取代。先一天陈大庆召见告知，第二天小蒋召见，第三天就发表。在熊任队长的时间里，小蒋一年内总要召见个一二回，问问话。有一次蒋问张最近怎样?熊说自受洗后，他较谦卑了，蒋一听：“呀？”的一声，好像说你怎可同情张，熊马上改口说“但他仍放不掉优越感”等等。就这么一句话，熊本应升少将，上校已延役二回，就不再获升而在上校任内退役。
熊说蒋总统对张一直不能释怀，认为天下就是被他弄丢的，只有蒋夫人对张较好。也因此上层的心结，使特务队与张的关系时呈紧张。小蒋管事后有次谈及此事，还弄得张很不悦，大有一言难尽之感。
有段时间蒋又派其随从秘书罗启来陪张学良，罗下了班即来北投，与张吃吃饭谈话，陪上教堂等。罗启与熊相处很好，张也甚喜此人。
张离开清泉到高雄，后搬到台北，先住在北投安全局的招待所，就在华南饭店后面优雅路上。张看到此地靠公墓，还曾说要住到坟堆里去，求清静，并举一首老打油诗：“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后张自己出钱在大屯山下买了地建了房子，房子是由陆根记建的。
李大维的爸爸李宏图也是队上的人，在贵州就在队里，李的母亲是大学生，来台后离异改嫁。李宏图本在阳明山分所做事，王鲁翘介绍的，后刘乙光又把他找来做清泉警察所的所长。李大维小时叫李金海，当时他还小，那能与张先生太接近?后来他飞到大陆说的那东西都是幻想出来的。(李大维的那篇口述发表在大陆的一文学杂志上，是刘亚洲所写的，就是那位被说是李先念女婿，来台湾引起一些风波的人，刘只是把李大维的小时经历做引子，然后把大陆对张的一些神话传闻混写成了该文，文章写得很感人，我在海外看到了，带回来发表在1990年6月1日的中国时报上。）
张的几个副官，于副官在奉化几个月后就跟女人走了，李副官后来在贵州给削掉了，送到息烽杨家坝，名为给个事做，其实还是监视着，此事张很不高兴，但刘为了安全，也不得不如此。后来在重庆撤退时，被当政治犯一起杀掉了。
只有个杜副官一直跟着，此人原是跟老帅的，感恩图报，到北投后他才离开，后来住到观音山去，最后死在淡水的一个教堂里。
现在跟着的蒋友芳副官是在奉化吸收的，平时买点菜，二二八后被怀疑安全性有问题，怕他与张太接近，就被送回局中查看了一年才又归队至今。
张的大儿子在英国因躲轰炸有点精神病，后转回台湾医治，死在永和，二子也在美国去世。
熊说他离开了就再也没回去，局里也不再去。他一直怀念着大陆上的太太，她一直为他守着，直到二年前他回去探了亲才了了心愿。老妻及三子都在贵州。
熊外表浑厚，深谙明哲保身之道，平时不说话，一切都看在眼里，张也以为他是个老粗，其实他都听着，放在心里，脸上一点没表情，只做自己的事，连刘乙光都不知他底细。有次熊的部下死了，只四十九岁，他三分钟就成一挽联，曰：
“二十一载同学同事同励志节，
四九年华长才长能长恨永存。”
张过来看到了，问是谁写的，知是熊，说，你不错嘛!熊说我令人放心，其实我一切都看透了。
熊说张幽默，见多识广，平时就与他开开玩笑，占占便宜，历史、战史、西洋、哲学皆博而不精，下棋看不到三着，只知向前，思虑并不深。
熊说：“张是个爱国者，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日本人将东北、华北一步步的蚕食，中国就要亡了，抗日是逼出来的，当时中国确实是危急了。日本浪人狂妄到在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宪兵刺刀上划火点烟，实不可忍。中央派张剿匪是没有好心，想以内战消耗杂牌，张部即被吃掉二个师，何况全国要求抗日，能否消灭共党仍是未知之数。陕北就算完了，其他地方仍是有力量，十年、八年打不完，日人趁机，中国危矣。故东北军想回东北、要抗日，这些都是爱国之必然。
张是恨死了日本人，当初归顺中央，就是受不了日人气焰，想中国团结起来，抵制日本侵略，这些张都是不错的。
蒋先生的抗日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他坚持到底，终得胜利。如果胜利后，团结全国爱国人士大家放下武器，共商国是，无私无我，他能有此心胸，必能成大，成为中国第一人，可惜……
西安西变张是犯上但没做乱，凭着一股爱国的忠心义胆。张的这一生够了，他的事业在大陆，台湾的黑白对他是泡沫，他会在中国留芳千古。”
“我？”“我安稳的活过余年就够了。”嘿嘿嘿，他最后笑着说。
[附记]
沈醉的回忆有这些话：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1944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戴笠在贵阳麒麟洞的住处，谈了一会便吃午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来向戴请示，戴叫他在客厅等着。何应钦刚一离开，戴便要我把龚国彦带到他的办公室。龚问戴，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一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他毫不考虑地回答我：“等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
①冠英先生惠鉴：
屡承寄鸿文以及张学良侧记等大作，得读之下，诚属佳作，可留作后代人以补正史之不足。
大作中，周伟龙部分，当时他不是交警大队长，此人小有才气，有点倨傲，在抗战末期曾任短时期别动军总司令，嗣续任交警总局局长，辖有十个总队，组织庞大，全以美式装备，军容壮观。我当时不是周伟龙的警卫，都以同志身份。当时担任博爱的生活费捌拾元薪给，少校待遇。
愚兄 熊仲青敬上
1992年12月26日
②又：我为做“世纪行过”电视片再想访问熊先生，他因肺气肿，自认来日无多，万念俱灰。说一切皆狗屁。后丁昌潮来访熊，此人自溪口就入队，上校任内退役，问他，他则说“无可奉告”。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