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乙光——恩仇同舟（刘伯涵口述）
郭冠英
“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962年，刘乙光调回安全局，在饯别宴中，张学良讲了上述的话，在座的有蒋经国和彭孟缉，蒋经国当即向张婉谢了。
刘乙光晚上回家，把情况讲给大儿子刘伯涵听，父子俩觉得张学良讲了公道话。1982年，刘乙光因老病去世，享年84岁。
说刘救了张的命，是因为张在贵州乡下得了盲肠炎，刘等不及请示获准即把张送到贵阳中央医院急救开刀，若待命拖延误医则情况不堪设想。
刘乙光是湖南人，民前十三年生，农民出身，黄埔军校四期，北伐成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曾任蒋总统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的特务队队长，1937年起任看张之特务队队长，以后二十五年与张朝夕共处，甘苦备尝。刘伯涵说：“我的父亲尽忠职守，任劳任怨，爱国爱家，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是个好人、好军人、好父亲。一生清廉，家徒四壁。”
“说‘仇人’是张先生幽默风趣，在餐桌上提高气氛的话。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限制张先生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一家人都会难免争吵，唇齿之间，都会有碰伤，何况他们处那样的环境。”
“上次张赴美前，记者问到与我父亲的关系。张先生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他还是很怀念他的。我们子女听到这些话很感动，张先生说话很公平。”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很自然的。”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所以对外面一些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刘伯涵说；“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生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官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住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转知我父亲请他写的，他那时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第一次上面看了有意见，又退回来，改写了一次，共二次。后来我在报上读到张先生写到：‘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我深受感动，觉得张先生爱国爱民之心是可以肯定的，后来的发展诚为始料未及令人痛悔的。”
“有很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包括许颖、邱秀虎、张严佛、张治中、沈醉，其中甚多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了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寡情的牢头，把张先生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身体一向健壮，我看了实在啼笑皆非。”
“就以二二八来说，当时情况紧张，我父亲是做了些保护措施。后来张严佛就说我父亲准备要杀张先生。但据我弟妹说，当时张先生常走到他们房间来安慰说，要他们小孩不要怕，听到枪声，不要出去，要躲好卧倒以免为流弹所伤，真是关怀备至，安危与共，哪会有如外传的那种不快呢?而且1947年秋天，我因为母亲住进台大医院，从重庆正气中学回台湾来看顾母亲，张先生与四小姐看我回来，非常高兴，视我如子侄一般，更证明双方并无芥蒂。我本想留下不走，已进入建国中学，但老师不是讲台语就是日语，我听不懂，只好又回到重庆。”
“我在读中学以后，住到修文、开阳的县城父亲朋友家里，只有放假时偶尔回去。后来爸妈带小弟妹们去了台湾，我与二弟在重庆读书，就住在龚国彦的家里。他夫妇待我如亲子，他原来是我父亲的队副，后调来看管杨虎城。龚每次回家就叹气抱怨杨虎城的难处，脾气古怪，不讲道理，软硬不吃，轻重都不行，太太常发神经。龚说真希望回到我父亲队上去，张先生就好相处多了。他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每天嘻嘻哈哈，到处跑跑，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副座’。”
“由于到处住的关系，我与邱秀虎、龚国彦、周养浩，张严佛都很熟。张严佛与我父亲非常熟稔，但他在大陆写的东西却不甚公正，话一讲偏了常常真相就扭曲了。事实上，上面对张先生的生活起居是非常关心优待，老总统、蒋夫人、宋子文、戴笠都常有关切馈赠，住的地方都是他们选的环境良好，风景清幽之地，且常交代我父亲要好好招待，善加保护。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
“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家眷舍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静心的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的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情感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跟着张先生一辈子的杜副官，对张先生极为忠心，他身体高大，武术很好又会讲故事，他有时教我们打拳，有时讲“济公传”给我们听，我们兄弟都很喜欢他。但我爸爸因职责关系，反不得不防着他点。有天杜副官在温泉中洗澡，听到旁边水声哗啦，以为有人同浴，他还打招呼，但久未回话，定神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蛇，吓得他连衣裤都没穿就跑出来。武林高手被蛇吓，事后成了笑谈。后来杜副官年老，张先生送了他一笔钱让他在观音山养老，他对部下是很宽厚的。”
“我的父亲对我们非常慈爱，我的母亲很严厉，常责打我们，罚我们在床头跪成一排，但听到父亲的皮鞋声，我们就跳起来，得救了。对我们的生活、学业事业他都很关心，所以在他晚年半身不遂时，我才愿放弃升将官的海军前途，四十多岁从上校退下来，不辞辛苦照顾我父亲的生活起居。这是为子的对慈父发自内心诚挚的反哺回报之情。后我母亲去世，我父亲写了挽联如下：
“江西喜结褵，五十年旦夕相依，甘苦与共，生男育女六人，不知心血耗多少；
台北梦吹臼，旬余日音容顿杳，枕衾遽寒，抱病呼卿连夜，谁料死亡孰后先。”
母亲去世后，我父长日悲凄，不到一年亦追随而去。总统经国先生特颁“忠勤堪念”挽额。虽以前工作不得与亲友联系，葬礼上仍有千人致祭送殡，备极哀荣。
我父亲一生的精华都在陪伴张先生，忠义廉节，两袖清风。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却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附记]
当我的“张学良侧写”（现名张学良在台湾)已编好时，我突然想为什么不问问刘乙光家人怎么想呢?我只约略知道他住在中华路的一间平房里，就在1月25日下午找了去，问了大半个钟头，看到家“刘宅”，问了门口的年轻人：“刘伯涵是不是住这里?”对了，乃排门直入，就像在老眷区生活一样。一会，刘先生出来请我坐，我告明来意，讲了些关系，他先前的一些陌生感没有了，毫无保留的把他的想法倾吐出来。这么些年来，外面传的都是他父亲如何不堪，家中一窝脏小鬼，完全是反面的印象，他们也无从辩解，我是第一个来听他的故事的人。
我又是懒，这份机缘我早就应该把握了。我大学同学毛铸伦的父亲毛祖让是刘乙光的好友，他们在毛做修文县政府秘书兼教育科长时就认识。毛是刘伯涵的老师，毛伯母是刘伯涵的同班同学，我是贵州清镇人，毛伯母一直认为我们贵州人出了个我这聪明娃娃很了不起，直夸我好，要他那儿子学我，只有她儿子知我品行、常暗笑他母亲为老乡瞎了眼。
来到台湾后，毛伯伯还在张先生去高雄时，住到井上一段时间，小毛还在襁褓，曾在招待所走廊地板上爬来爬去。
我早听过刘乙光的名字，以前是不关心，后来又从书中看了对他的家没好印象，现在一谈，才知以前的印象并不全面。
我以前把刘乙光想成个青面撩牙的特务，后来才知他也有点文气，至少初期能与张先生谈书论史的只有他。刘伯涵说的情况也有道理，从大量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刘乙光是个书生模样，如果不是那个“唯命是从”的忠心把他逼成了个严厉的人，我相信刘会是个和善的人。
从大量1946年到51年间在井上的照片中，可以见出刘家与张先生“山居幽处境”的密切。许多都是刘乙光太太、女儿与四小姐合照的照片，大概都是张学良拍的。他喜欢拍照，若非如此，刘家不可能留下如此多的黑白老照片，那时拍照还是蛮奢侈的事。
我看了刘乙光70年2月6日(初一)至74年元月13日的日记，最后是篇看病记，记着高血压170，低血压90。整篇都是修身养性的佛教、基督教的心得，都是反省和自勉，其他就是抄的一些诗句。在卷首下又有几行字：“1976年10月11日感想，老而多病，人生一大苦事。”字迹已抖弱不堪。
日记又大量抄录着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做心得分析，如“寓理帅气”和“处变不惊”等，甚至严家淦推荐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八股骈文，他也恭整的抄录，可见他是个极为忠心的人。
还有就是对子女的关爱。每位子女的工作、前途、生活他都很关心，子女来信也全文抄录在日记中，可见他是个好父亲。其中有篇写到他太太摔伤之事：“今日出院，算是风险过去，仍复平静，几年一点积蓄用在息妹身上，但在我心情上并不可惜，反觉得给我一次在她身上效力机会，故毫无吝啬之感。”从这些日记中，大致可看出刘是个爱家的人。
在日记的最后是这行字：“心要诚实善良。”
刘伯涵痛痛快快的与我说了两个多钟头，很慷慨的把他的全家的照相本搬出来给我看，让我选，对我充分信任，我如获至宝。刘伯涵只说：希望你还我父亲清白。谈话完了，我才知刘伯涵刚刚肺病开刀， 身体还很弱，但谈起以前家中情形，中气十足，实看不出大病初愈的样子。
听完了看完了，我确实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他只是在尽责而已。在他那一代的军人，只知向领袖效忠，蒋先生又对他恩遇有加，他自然要秉承领袖意志。蒋对张视为仇雠，刘也只有争苦心贯彻上意。到后来父亲老了，交给儿子管，小蒋对刘的一些做法当然不满甚至误解。世代变了，刘扮的角色也演完了，后来的组长对张愈来愈客气，相处得愈来愈好，还不是时代在变，不必再拿张当犯人看了。
刘与张的关系变化也可以说明许多。初期张还是国家大老，看张当然极尽礼遇，戴笠也了解张，与张有感情，故对张还有一定尊重。但胜利后共党势力日大，最后天下尽失，蒋自然把气全出在张杨身上。毛人凤也在仇恨意识下主张全杀光反对者，张的处境这时最危险，所以才有蒋在1955年还大骂张之事，那时新仇旧恨一股难消。直到来台十年后，蒋也老了，台湾局势也稳了，蒋对张的恨意才消淡下来，刘乙光不过是个转承的角色。
刘被老蒋宠信，被小蒋误解，被全中国人视为最大的小人，如果拍张后半生电影，刘乙光的角色大概会找个最猥琐卑劣的人来演。其实刘乙光又何尝有多坏?以前我因为同情张，对刘也没好感，现在有了深入了解，才知我以前的看法并不对。
刘乙光以前每天都把管张的情形及感想记载下来，像写航海志一样，这些都是重要的史料。但他后来都烧了，只留下几本退休后的日记，这些日记中看不出他与张学良的关系，只有一篇谒陈诚墓中提到一次张学良，兹附录于下，以显示刘乙光这个人的老年心境：
1971年5月6日 (4月12)星期四
“我久已存心想去陈副总统墓园凭悼，因我与陈副总统曾有一段因缘。虽然我与他地位悬殊，但因我当时(46年来台，47年与陈有往来)担负着管张学良之特殊任务，我们一行奉命来台后，驻防新竹东井上温泉，值国事危迫，大陆撤守后，陈副总统以养病之身来台居住，旋又奉命主持省政。我因任务关系，曾与他联络有多次往返，并曾蒙他特别看待，优遇有加，使我内心深为感激。自他逝世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墓园后，我就常动凭悼之意，总因意虽动，而行未果，因而反使心中常有挂欠。 昨日天气晴和，太阳不大，不冷不热，因而独自一人专诚前往泰山乡陈副总统墓园一拜。”
[注]
刘伯涵在1992年10月肺癌去世，他生前看到这本书出版很高兴，买了几本送他的弟妹朋友们。葬礼我去了，蒋友芳也来了，才知道未通知熊仲青，熊知悉刘早逝世很哀伤。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