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 联共抗日以前的张学良将军
应德田著
从东北易帜到东北军入关
我与张学良将军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三年八月末，东北大学成立后举行的开学典礼的会场上。
东北大学座落在沈阳南关。第一任校长是由当时奉天(辽宁)省省长王永江兼任。张学良将军那时候是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的军团长，以来宾身份参加了这次开学典礼。当时张学良将军才二十二岁，是个红光满面、健壮结实、英气勃勃的青年。这一次只是见到了张学良将军，他并不认识我。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由关内退归东北，途经皇姑屯时被日寇炸死。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主持秘不发丧，使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当时，张学良将军正在京东处理将奉军撤回关外事宜，闻讯赶回沈阳奔丧并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他掌握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权、自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后，才在同年八月正式为张作霖举行丧仪。
张学良将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压迫，希望中国实现统一，毅然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决心拥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与南京合作，并且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东北换掉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旗，改悬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由此可见，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他的这种观念和思想与一般军阀的争权夺势各霸一方的割据思想有所不同。可以说这也是被老奸巨猾的蒋介石得以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张学良将军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紧紧抓住了东北军这支坚实力量。张学良将军并自任了东北大学校长之职。
一九二九年七月，东北大学举行建校以来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我代表毕业生致答辞，于是有机会和张学良将军结识。
东北大学第一期共毕业九个班，每班选送第一名学生公费出国留学，除俄文班不送之外，共选送八人，我是其中之一。留学生出国之前，要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两个机关都在沈阳大南门里的一个院子里)以及沈阳北陵(清太宗陵，在沈阳城北，通称北陵，亦即昭陵)张将军别墅里服务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张学良将军日渐熟识了。
自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开学典礼至一九二九年七月毕业典礼，时光仅过六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六年中，张学良将军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前后简直判若两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一九二三年时的样子。听说这时候他已经染上了极深的吸毒嗜好。他变得形容清癯，面色苍白，大有弱不禁风之态。
在北陵服务期间，张学良将军时常叫我与他同车回城，路上借便谈话。有一次他还和我开起玩笑。他问我：“听说你不是第一名，是吗?”
我觉得这问题挺新奇，便认真地说：“留学生是学校按规定办法选送的，校长所听不确。”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一板一眼地解释，爽朗地笑起来，似乎他是在故意地逗笑话。
我们留学生于九月初出国。出国前，张学良将军勉励我们发愤读书，将来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他还送给我一个照相机留念，并说：每年除学校公费外，另津贴五百元，作为旅行参观等活动费用。
一九三○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胡汉民分庭抗礼，内战爆发。为了拼凑力量，蒋、汪双方都遣人出使东北，联络张学良将军，以期得到实力雄厚的东北军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将军宣布助蒋，并出兵进关，参加内战。
当时，我正在美国的意利诺大学学习政治(后来转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市政专业)，收到国内朋友写给我的关于此事的详细信件后，我对东北军入关后可能引起的各方面的变化和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十分担忧，想了很多，便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我的不同的意见。
我在信中向张学良将军说明以下各点：
一，目前东北面对着最凶恶的外敌，无日不处危险之中。东北若能发愤图强，励精图治，整军饬武，严备边陲，不予外敌以可乘之机，尚可维持和平，转危为安，这是上策。如果忽视外患，重兵入关，卷进内战，必然使东北全境防务空虚，劳民伤财，阻滞生产，这样不仅元气渐损，实力衰弱，而且最容易诱引敌人的侵略野心，伺机乘虚而入。一旦变作，前途不堪设想，后悔莫及。这当然是下策。
二，当前最重要的是整顿内部，澄清政治，扩充教育，抓紧造就人才，发展各行各业，以求充实力量。产业发展了，力量增强了，总有为国宣劳、安定国家的机会，何必现在急急出兵。
三，中国的内乱正方兴未艾，蒋、阎、汪、冯正如兄弟四人阋墙，各方都是争权夺利，未见得哪一个是为国为民，东北军入关也难于帮助谁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过是在兄弟四人的战争中又加入一个五弟而已，对于国家前途不会有积极的作用。
四，东北军入关，地盘扩大了，政治军事都需增加人才。人才是有限的，政军界增，则他业自减，知识分子多数趋入政、军界寻求出路，削弱实际生产，工矿农商势必凋落。而政、军界人才的登用，由于扩展太速，也必将形成躐等情形，使一部分不能胜任的虚浮无实、学疏德浅之流充斥军政方面，结果将使之不能刷新而日趋腐败。
我在信中最后指出：可以看出，东北军入关助蒋，参加内战，对国家、对东北前途、对东北人民均弊多利寡，于校长(指张学良)自身亦无好处。获利者除南京外只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大小官僚政客和军人。他们可以得到一个轻而易举的升官发财的机会。面对凶恶敌人随时准备乘虚捣隙借机入侵的危险局势，焉可为少数官僚政客军人的不正当利益而做出对国家、对东北、对东北人民、对校长自己均有百害之举!昔者大元帅(指张作霖)屡次入关，在经济物资方面总是予而不是取，因此使东北实际物力渐感空虚，无论战争胜负，对东北均系有害无利，最后终于以失败退出北平致遭敌寇暗算而告一段落。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前车之覆，后车当鉴。
我这封信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张学良将军在公式化的回信上，亲笔附写了这样几个字：“兵已出，以后如有何意见，望常来信。”
我是看重外敌，又见中国内乱纷纷，一时难于统一，因此注重东北自强，保卫东北。这也不是不顾整个国家。我认为与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的事，东北军应当奋勇参加，配合全国采取一致行动；但与国家无益的内战，东北军必须全力反对。张学良将军象是着眼于国内的稳定，注重国家的统一，但对外敌的野心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许他认为蒋介石可以统一中国，中国能够在蒋介石统一领导的条件下进行建设，富国强兵，达到共同御敌的目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自己应当出兵参战，帮助蒋介石完成统一事业；同时他也可能认为日寇不至于很快地侵占东北吧。或许在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深处也还有着贪图扩大地盘，加官进爵，增大权势的野心。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才使他移军南进的吧。
我想，张学良将军当时的思想情况，不外乎如此。按照他自动易帜以求国家统一的愿望看，他这次行动可能是企图先求国家统一，以便进行建设、共同御敌的思想为主导。
进关之后，张学良将军亲往南京面蒋，受到隆重的礼遇。入关参战不仅使张将军得到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职位，而且使东北军势力扩大到冀、察两省及平、津两特别市。
九·一八事变和不抵抗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早已垂涎欲滴，东北军进关以后，东北的防务空虚，他们看到入侵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九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秘密拟就《对满蒙方略》①，以后又在五课长会议上一再讨论，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略大纲》，具体订出军事行动纲领，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主要方针。同年七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皇所上奏折中，明目张胆地提出“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须先征服满洲和蒙古”的所谓“大陆政策”。七、八月间，关东军参谋部作出决定：“关于解决满蒙问题”“要立即着手”。他们在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之后，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左右，把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炸毁，诬为华军所破坏，即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城和沈阳附近的东北军北大营，占领兵工厂，接收大帅府，查封各机关、团体、企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一事变，揭开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
当时，张学良将军接到命令后，志气消沉，精神萎靡，又由于他身在北平，东北军大部驻守关内，东北实力单薄，于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在我东北境内调兵遣将，纵兵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战火迅速地向整个东北三省蔓延。
九·一八的炮火，使我放弃了继续在国外求学的念头，燃烧起归国抗敌的热情。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和十几个留美同学一道返回硝烟弥漫的祖国。二月末到达上海，三月初到达北平。
张学良将军在北平西城北沟沿顺承王府张将军公馆(今赵登禹路政协礼堂之北)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一批归国留学生。在宴会上，三年多不见的张学良将军无论是形容面貌还是思想行动，都给了我异常突出的印象。参加这次宴会的约三十人，共四桌。原来请帖上明明写的是十二时午餐，但做为主人，张学良将军却姗姗来迟，一直等到下午二时他才出席。他，面色苍白，形容枯槁，衣冠不整，连领带都歪歪斜斜，颓唐潦倒的样子，真是出人意表。
我和张学良将军同桌，坐在他的对面。略事寒暄后，他开首就问：“你们从美国来，美国人对于我们的看法怎么样?”
我以为他是在问美国人对于中国采取不抵抗政策有什么看法，便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寇入侵我国，举世有目共睹。美国人是‘人’，人，对于外敌的强暴行为必然是要反抗的。日寇发动侵略，我们竟不还手，他们当然要不免怀疑我们的为人之道。”
接着有人说了一些敷衍的话。他忽然又说道：“现在李顿爵士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东北去调查了，我想溥仪可能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真实情况。”
张学良将军的这种糊涂想法，使我有点哭笑不得。我立刻回答道：“溥仪如果能向着中国说话，他就不去东北做傀儡了，他是日本的奴才，怎么能幻想他能说有利于中国的话呢?”
当时有人捧他，认为张学良将军深思熟虑，他提出来的那种设想不是没有可能的。
张学良将军说：“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前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问题。”
他的这种见解和想法实在幼稚得令人发笑，我接过他的话说：“这怎么能叫中日纠纷呢?很明显是日本人侵略了我们，这是明明白白的。国联是以各列强为中心的组织，纯属和稀泥的机关，它并非是助弱抑强、扶危济倾的霸主，它怎么能帮助中国、阻止日寇的侵略呢?它的决议不过是不值一文的废纸而已。如果中日真的战争起来，就是说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抵抗了，那么，它还有可能进行呼吁，进行调解，进行制裁。可是现在，日寇疯狂入侵，中国却避兵不战，山河城镇拱手相让，并无兵戈之争，国联还需要呼吁什么呢?又有什么调解和制裁的工作可做呢?它又怎能帮助中国制止日寇的侵略呢?”
这时有人插言，认为国联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寇侵略的，表示同意张学良将军的意见。张学良将军若有所思，沉默不语，最后问我是否想再回美国去求学。我说：“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没有心再读书了。”
这一次相见，使我既有些难过，又有些伤心，又有些生气，思想感情，一时极为复杂。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悲的!他，身体衰弱，思想混乱，意志薄弱，一切都已到了不易救药的地步。事后，好多人传说，我在宴会上骂了张将军，其实我一点也没有骂过他。
当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仅对于抗日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对于不抵抗也并无真正的认识，他不过昏昏沉沉地糊里糊涂地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而已。其实，说他昏昏沉沉地糊里糊涂地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只可说是表面的现象。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疯狂地侵略东北，一九二八年在皇姑屯炸死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九三一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抢去了他所统治的东北三省地盘，同时他又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他心中能忘掉杀父的深仇和夺地的大恨吗?他心中能甘愿背着可耻的“不抵抗”的骂名吗?我想，谁也不会相信他从心里就甘愿不抗日，就甘愿背着可耻的“不抵抗”的骂名的。何况他历来就有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呢!但他为什么不抵抗呢?我想，他是有他的想法的，他认为单单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寇的，加上中央军也不一定行。他有恐日病，想抗而不敢抗，并不是从心里就不愿抗。反过来说，假如他认为东北军能够抵抗住日寇，他不会因为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他就不抵抗的。
这个时期，就他的思想和行为而论，应当叫作不抵抗阶段。
不抵抗阶段并不是说他一点抵抗的意思都没有，而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方面即思想的主流是不抵抗的。在这个阶段里他也曾支持抗日义勇军，他的部下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李杜将军在吉林都抵抗过日寇的侵略。他也曾在日寇进攻热河时命令汤玉麟抵抗，命令万福麟死守喜峰口，并对汤的弃城逃跑、万的不战而退，也曾要严厉惩处，可见他并不是没有一些抵抗的意思。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这个时期里他没有坚决的抗日思想和行为，也没有实际惩处过不抵抗的将领汤、万之辈。所以说他在这段时期里的思想主流是属于不抵抗一类的。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贯拥蒋，九·一八后赞成蒋的不抵抗政策。
我对张学良将军的一次痛切陈词
一九三二年，我从美国归来之后，不久由东北大学进步学生刘梦坡的介绍，与金锡如、赵玉昌等一齐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同盟”，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思想的影响。这时候国内要求抗日，反对投降的呼声高涨，而张学良将军却在外侮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意志消沉。因此，我没有留在张学良将军所领导的机关里工作。东北沦亡之后，东北大学迁到北平。我除了在东北大学任教授外，还与东北大学教授兼北平大学教授金锡如、赵玉昌等一同归国的同学创办了个念一中学，我担任校长，想从教育方面做些对抗日有利的工作。归国之初，先在上海停留，在上海旅馆住着时，我已与金锡如、赵玉昌、曹继贤、崔九卿、刘树勋、王景贤、王廷相、王际强等创立了“念一学会”，这个学会表面上是研究学术的团体，实际上是主张抗日的。开始组织时，会员有十几个人，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念一”是为了纪念在民国廿一年时成立而起的。我任干事长，崔九卿任评议长，金锡如、赵玉昌等任干事。我们创办了《念一》旬刊，此刊发行近二年，主要是主张抗战和研究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术问题。
之后，又与原景德(中共党员)、金锡如、李酉山等创办东北民众自救会，我任中常委，出版《自救》半月刊(铅印)。《自救》刊物是由原景德领导主办的，我和金锡如、李酉山、赵玉昌等参加编辑，主要发表抗日理论文章和古代有关抵御外寇的短小文章等，做拥共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应该说明，因为我的爱国思想较强，因此就很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思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尤其是共产党关于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受党的关怀和影响而开始的。后来，又由原景德介绍，认识了共产党员李、王、刘、李(不知道名字)四人，更得到党的支持和领导。这一时期我与张学良将军的关系比较冷淡。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全国民众掀起一次又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蒋介石发动内战、媚外投降的反动政策，遭到猛烈的冲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逃，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谴责，企图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完全委罪于张学良将军。三月九日，他与张学良将军会见于保定火车上。他向张学良将军暗示说：“一只小船渡河，如二人俱乘，一定同遭没顶；若一个人下船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而后再设法渡下船的那个人，结果两人都可渡过。但这样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人先下去，你想是不是呢?”张学良将军领悟到蒋介石要他作替罪羊，只得屈从蒋介石的意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下野出国。
张学良将军被迫离国之前，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上海治好了多年的吸鸦片、注射毒品的嗜好。他的毒嗜极深，戒除时痛苦不堪，极不容易，幸亏他的外国朋友密勒的技术优良和服侍周到，加上王卓然、谭海和他的夫人于凤至、女友赵四小姐及子女的合力跪劝，更主要的是，他清醒地知道，不禁绝毒嗜，身体万难恢复健康，前途极端危险。“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他的戒毒表现了服瞑眩之药的决心。
一九三三年十月底，念一中学遭到蒋介石的特务侄子、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破坏。金锡如、赵玉昌等五人被捕，消息登在《北平晨报》上。我与高志伸两人侥幸逃出北平。念一中学被国民党劫收。我们被加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的投入监狱，逃走的下令通缉。金锡如、赵玉昌等人被捕后解往南京。我在天津隐藏一个月，设法营救金等无效，而后出走日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旋与共产党中华工农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出师讨蒋。蒋介石因欲调东北军南下攻打福州人民政府并进攻共产党红军，而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如黄显声、张蔚九(廷枢)等表示反对，于是他不得不叫出国在外的张学良将军归国。张学良将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二月，蒋介石任命他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
张学良将军归国后，金锡如等五人由于本来无罪，又加上张将军关照，得以获释。他们也给我写信叫我回国。我回国后，也经过张学良将军的关照，国民党才未找麻烦。当时，我想做一些抗日工作，便于七月间到武汉去见张学良将军。
到武汉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将军时，他给我留下出乎意料的印象，他是那样强健，神采奕奕，风度雍容，他诚恳和气的态度，也一扫以往那种浮躁冷漠加上骄傲的作风。记得过去无论在东北或在北平，我见他时都不过彼此对面站着说几句话，从没有坐下来从容不迫交谈的时候，他的中上级干部和他相见，也大都如此。这次见到他，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我们坐在小会客室中，安安静静地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过去他很少耐心地听取别人的谈话，尤其是当你所说的事情与他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他更时常地表现出你不必细说，我已经明白了或已经知道了的样子，甚或阻止你继续说下去。而这次与张学良将军交换意见，他非常平易近人，使人敢于畅所欲言。你所谈的即使和他的意见冲突，他也很诚恳地倾听你说，直到你把话说尽。
这一时期替张学良将军管接待客人工作的是中校副官周文章，一九二一年我刚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该校附属小学高小班作教员时教过他。当我和张学良将军谈完话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们今天谈的时间真不少。”
这一次与张学良将军谈话，主要是关于抗日和“剿共”之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将军这次出国虽然也到过英、法等国，但主要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他同莫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处得很好，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极其崇拜莫索里尼，所以他回国之后，拥护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实际上只“剿共”不抗日的政策，他是奉若神明，无条件拥护的。他就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之后，东北军大部南调了。他召集在北平的东北救国会的几个重要人物王卓然、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阎宝航、杜超杰等去武汉，与在武昌“剿总”的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加上蒋介石方面的丁炳权等组织“四维学会”，这个学会就是模仿蒋介石的复兴社并与复兴社有联系的组织。成立这个组织，可以窥见他的主导思想，——什么呢?就是拥护领袖，拥护领袖所提出的一切政策。我认为，张学良将军这样干，对于国家，对于东北，对于他自己都无好处，为了国家前途，为了东北和他个人的命运，我应该而且必须把我的看法对他详细地谈出来。
与张学良将军谈我的思想和意见，应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他是当地负责对共产党作战的最高领导，我对他谈反对“剿共”的主张，就等于劝他支持共产党，也就等于劝他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也就不啻劝他反对蒋介石。这种危险性，往小说，他会把我赶出武汉，这当是我极大的损失，因为我当时没地方找工作；往大说，会把我关押起来解往南京。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当时“总部”里有一个姓潘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被蒋介石发觉，命令张学良将军把他处死了。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危险。
但，我没有想这些。我十分自信，我对张将军谈我的意见，纯粹出于爱国、爱东北、爱张将军的心理，并无自私自利的意图。这样的思想认识，这样的忠心和热情，使我一点也不想什么危险性，使我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
这次谈话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寒暄后，我首先请求张学良将军把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和于国家前途有益的做法向我指示。张学良将军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至迭乘，万分危险。我们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日寇如此强大，仅仅二十万东北军能够打赢吗?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十分把握取胜。因此，必须首先实现全国绝对稳定，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同情我们的国家的大力支援，有了这些条件，才谈得到抗战取得胜利。就是说，要抗日，就必须实现稳定和统一，全国上下一致，听从中央政府指挥。要求实现这些，不先消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这样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袖掌握中枢、裁定决策是不行的。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袖，先把国家搞好，这才谈得上对外，才谈得上抗日救国。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是绝对正确的，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作中国的中心领袖。我们为了拯救国家的危难，为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拥护并贯彻委员长的国策。除此而外的任何办法都不能达到振兴国家的宏愿。”
张学良将军侃侃而谈，似乎他是唯一正确的代表，是“委员长”精神的化身，可是他所说的道理，是僵硬的，没有一点生机。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是不是毫无保留地服从和崇信呢?不管他口头上怎样表示，他对东北沦陷和收复失地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不能没有考虑的，对于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背上了出卖祖国的黑锅也是不能没有怨恨的，只不过是，他的这些思想没有突破他固有信念的束缚，站到客观的位置上分析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思想认识当然是极错误的。他谈完后，我接着说：“我对于国事问题和东北军前途问题，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是否可以谈出来，请副司令指教呢?”
张学良将军点点头说：“好吧，你可以谈。”
于是我首先声明：“我的看法与副司令的看法有不同之处。”
他说：“没关系，各抒己见，不要顾虑，你说吧!”
于是，我谈了如下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继续纠缠内战‘剿共’，而应该齐心一致抗日，只有抗日才是中国的生路，不抗日而‘剿共’则是中国的死路。至于东北军，更不能参与‘剿共’，不抗日而用于‘剿共’，只有使东北军毁灭，永无打回老家之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是落后的强盗式的掠夺，必然要遭到失败的结果。日本军阀把现代看作与三百年前一样，他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辽、金、清都是从东北入关侵入中国的，便认为如今仍然可以照此办理，中国还是可以被灭亡，于是狂妄地制定了先占领我国东北，再统治全国，而后霸占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国策，这就是所谓《田中奏议》的精髓。这个《田中奏议》本来是狂人痴梦，但日本军阀竟然冲昏头脑认为是可能实现的伟大计划，他们哪管什么中国主权，早已经把我国东北及全中国视为是他们可以任意探取的囊中之物。炸死大帅(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侵占热河，进窥华北，这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侉车不倒向前推’，侵略者不遭迎击不会停止前进，他们正在贪婪地向华北、向全中国伸出魔爪。
“当今，中国大众，经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王朝，民族主义思潮大非昔比，又经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民主主义思想高度上升，反帝爱国思想深入群众，这不仅远非明、清可比，就是比现在的日本国情也较进步。这是就人民方面说。
“明朝末年，由于人民的政治水平局限在封建主义范畴之中，所以只有朋党，没有政党，更无革命的政党，对外来的侵略，没有坚强、团结的集团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人民的政治思想水平高了，政党呢?不仅有国民党和其他党派，而且有了共产党。……”
听到这里，张学良将军看了看我，没有插话。
我接下去说：“不仅建立了民国，而且要求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更大的进步；不仅要求政治、经济方面有更大的进步，而且能够团结全国人民，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争取最后胜利。这是就政党方面说。
“明末，世界上的交通和国际关系，也远不是象现在这样发展，清对明的侵略，几乎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因此明朝统治者抗清，就得不到什么国际上友邦的支持和援助，更不用说共同作战了。现在中国与很多国家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也大有冲突，日本侵略中国，一定会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因此，中国抗日是可以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同情的。这并非是这些国家在感情上对中国好，对日本坏，而是在利益上不能不反对日本强盗独占中国。
“目前的问题是，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我们的军队行为与全国各界的愿望背道而驰，只‘剿共’而不抗日，原因何在?这不能不加以深刻的推敲。逆众望而行的决策犹如人体病入膏肓，不狠心医治，决无康复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野蛮侵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辜妇孺，惨遭屠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对这些，政府不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竭力发动内战，自相残杀。这怎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呢?如果政府一反过去的做法，与共产党携手联合，奋起抗战，为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着想，必定深得人心，我国被人任意宰割的被动局面也必定为之改观。我想，以兵员众多、物资丰富，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屡次‘围剿’共产党而不能取胜的情况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逆国情而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难道比外寇还凶残不成?共产党人倒是走在抗日队伍的前头，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这样一支力量共同抗战呢?为什么偏要在自己家里杀得你死我活呢?只要政府有意依众所愿，齐心合力团结抗敌，东北军也就不用担忧势孤力寡了。
“事理是容易明白的，每个中国人，都不会甘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被灭亡。石敬瑭永远为人所唾骂。只有中国本身的存在，才能谈得上怎样使中国好起来，富强起来。也就是说，不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所谓建设中国，中国强盛，不过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侈谈，无法实现。
“现在的中国内战，亲者痛仇者快，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呢?我们是天天打自己，自己天天消耗减弱自己的力量，真是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到头来，中国的前途除了被敌寇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呢?鹬蚌相争，坐使渔人得利。这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能够灭亡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日本帝国主义只是拣了个便宜而已。
“所以我说，不抗日而‘剿共’是中国自取灭亡的死路，唯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生路。假如因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意见不能一致，待抗日胜利后，中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了，那时候再解决、再讨论也为时不晚。副司令您看怎么样?”
对于我这么长时间的发表看法，张学良将军一直静静地听着，沉默不语，没表示什么意见，我接着又谈起东北军的问题。
我说：“至于我们东北军，我觉得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应抗日，不应参与‘剿共’，只能用兵于抗日，不能用兵于‘剿共’。众所周知，东北是日本人抢去的，并不是共产党抢去的，也不是共产党拱手出卖的；大帅是日本人炸死的，并不是共产党杀害的；使我们漂泊流浪，无家可归，受尽苦难，濒临死亡的是日本人，并不是共产党造成的。东北人民对日本强盗恨入骨髓，誓死无他，同仇敌忾，急图驱逐。东北军二十万将士如能投入抗战，不仅东北军全体官兵思想开朗，精神充沛，士气昂扬，无疑还能得到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热烈拥护，极力支援，东北军一定可以在历史上成为民族英雄，为人尊敬和怀念，同时还能得到扩充和发展。这就是‘得道多助’的道理。东北军及东北人民对共产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平日无恨，无冤无仇无恨，东北军参与‘剿共’清清楚楚实属无义之师。除了全军官兵会因此思想不通，意志消沉，军心动摇之外，还逃不脱全国人民的由衷反对和唾弃。这样东北军必会在‘剿共’的战争中失败、瓦解，甚至覆灭。‘失道寡助’也是必然的逻辑。
“况且，东北军到河南、湖北、安徽这样远离家乡、地理环境不熟、人情风俗不同、语言习惯不通、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地方去和素无仇恨的共产党作战，非但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反而还会被当地人民团团围住，身处险恶的局面之中。试想，不利的条件在东北军这里，怎么能不失败呢?而共产党则是因地制宜，大多是土生土长，地理敌情都是熟悉的，人情风俗、语言习惯与本地本乡融为一体，所施政令深得民心，定为当地人民所支持和保护。有这样许多的有利因素，战退运用自如，聚分支配灵活，共产党红军定然居于不败之势。
“失掉家乡而渴望打回老家去的全体东北军将士，无论是从是非上讲，还是从利害上讲，联共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之，东北军如不警惕，有牺牲于内战之中的危险，前途将不堪设想。我们应当保持实力，勿做有害无益的牺牲。如若有朝一日抗日战争时机成熟，东北军却在内战中损失殆尽，无力报效国家，那才是最惨痛的结局啊!”
在这次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学良将军的精神都十分集中，没有插几句话，也没有做出阻止我说话的手势。可是他也没有表示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我当时住在武昌育杰中学里，育杰中学的校长是我的东北大学同期毕业的学友王化启，这所学校是在我创办“念一中学”时同时成立的。几天后，我又见到一次张学良将军，我把我所谈到的看法写成书面交给了他，同时又和他谈了一阵为准备抗日而必须整顿军队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抗日，必须停止打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到整军，军不整，无法抗日，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行的。整军的要点我觉得应当是：加强爱国思想和抗日思想的教育；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加强纪律宣传和管理；加强勤俭刻苦的锻炼。改变过去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尤其必须注意精选军官，军官是军队的中心骨干，是表率；骨干不坚强，表率不以身作则，整个军队怎么能做到雷厉风行，有战必胜呢?”
张学良将军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并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我衔命去上海找李杜将军
我到武汉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见到张学良将军共四次，都谈了话。八月中，他委任我为“剿总”的少校科员，随即上班。
在武汉的熟人很多，“剿总”的秘书长吴家象，是在东北大学作过总务长的，我与他很熟悉，我在北平办“念一中学”时，他代捐过很多款。第四处处长周达夫在大学时教过我伦理学，和我很好；科长洪钫、罗成维、夏博泉、窦志先；科员王中立、王德生、李毓勣、里俊祥、印永法、杨宝光、赵心斋、徐维朴、李春润、李荫春、马文治、喻殿靖等，或为大学时代学友，或为师范时代学友。但是，与他们当中能够畅所欲言、倾心谈话的人极少。这些人大多是闭口不言抗日救国，只是顺口搭音地说一说拥蒋“剿共”，实际上是一些只图为官作吏，以求保住安逸生活的人。所以，虽然在许多熟人之中，我仍感到很孤独。
上班后不久，八月末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将军叫我随他上车到徐家棚张将军公馆去吃午饭。饭后他对我说：“你主张抗日，而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假如现在有能够参加抗战的地方，你愿意去吗?”
我欣然答道：“以往我对副司令所谈的是为东北军、为副司令的前途着想，并非为我自己。至于我个人如有抗战的机会，我当然愿意参加。副司令这里现在不能抗战而又不能不‘剿共’，那么，如有可以参加抗战的地方，我在所不辞。”
张学良将军向我介绍说：“李杜将军，你是知道的，他主张抗日救国。他现在在上海，最近要出国，准备经过欧洲，取道苏联，到东北去抗日，我有心介绍你跟他到东北去抗日，你愿意去不?”
我说：“这是很好的机会，我愿意去。”
他说：“好，明天我准备一封信介绍你去。不过，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要用化名才好。”
于是，张学良将军和我约好，我化名为“路天行”。
九月初，我辞别了张学良将军，一个人悄悄地搭船离开武汉。在上海，见到李杜将军，便和他商量关于绕道欧、俄前往东北抗日的问题。然而，事情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当时，李杜将军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的两幢楼房里，一幢是他自己和家属住，另一幢是秘书、参谋住。我到上海后，以为不久就要启程，没有和他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八仙桥青年会。谁知过了两个多月，由于反动当局的无理阻挠，出国护照办不下来，这次出行没有成功，而且看来短期内无法解决。我和李杜将军商定，我暂回武汉，待要走时再来。这样，我又返回武汉，把事情原委向张学良将军作了汇报。
自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秋这一年当中，我频繁往来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李杜将军来信说要走了，我就赶往上海，到达上海后等一、两个月仍然走不成，再返回武汉。到一九三六年三月，李杜将军真要成行时，张学良将军觉得我留在他那里工作于他很有益处，就改变了主意，把我留下，改派赵毅去了。
记得有一次(具体时间想不起了，在一九三五年)李杜将军带我到上海苏联总领事馆去访问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还有一次同去访问过苏联大使馆参赞鄂山阴。见面时所谈的都是关于李杜将军计划出国通过苏联到东北去抗日的事。鲍格莫洛夫大使和鄂山阴参赞都表示十分赞成。每次谈话各约一小时。他们接待我和李杜将军时态度很亲切，但他们没有表示过将给李杜将军什么具体帮助。
有一次李杜将军带我去访问过上海公共租界商会董事美国人凡克令和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XXX上将(名字忘了)，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出国抗日的事。虽然大家谈得很兴奋，美国人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但是我同样回忆不起美国朋友答应或打算给李杜将军什么有效的协助。
还有一次晚间，李杜将军带我去吴宫饭店，会见过一位中国共产党同志，谈话间李杜将军问了一些共产党的情况和中共中央是否能派人与东北军取得联系等问题，当时未能得到明确的答复。这次会见也约一小时，是在一九三五年冬天张学良将军到上海与李杜将军会见之后的事情。
这四次会见，都是李杜将军事先联系，和对方订好时间后我们才去的。
一九三五年，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唐聚五带着一个与他共同抗过日的朋友(已忘其名)也到了上海，李杜将军和他们很密切，时常请他们聚餐。我和唐聚五处得也很熟很好，大家经常讨论抗日问题。杀中村而引起中村事件的关玉符这时也在上海，他和李杜将军也有来往。
我在上海还会见过杜重远先生。一九三五年六月，杜重远先生在上海主办的《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文章中含蓄地讽刺了日寇的封建皇帝，引起日寇的抗议。蒋介石为了表示“共荣”，一方面下令撤换上海公安局长，一方面封闭了《新生周刊》编辑部，杜重远先生因此获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处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妨碍邦交”，对日寇天皇“有不敬之处”。后来，因全国人民的反对，尤其是上海各界公众的奋力声援，杜并未住在监狱中，而是住在虹桥疗养院里。我曾两次去探望他，都是在此疗养院中，我们互相谈的大多是有关抗日的问题，感情十分投合。其中一次是张将军委托我转告他，请他不要着急，张将军正在设法营救他，并向他说明张将军准备抗日。
我在上海的广泛接触，使我有机会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到开展抗日工作的迫切和重要，也使我为张学良将军坚持执行“委员长决策”着急不安，为东北军担忧，为东北担忧。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不间断地对张学良将军加强联共抗日思想的影响的信心。
在武汉的几件事
一九三五年春一、二月间，苗剑秋访我于育杰中学。相见后，我们谈得很融洽，以后便经常见面，成为很好的朋友。
苗剑秋留日于东京帝国大学，在该校毕业。年方三十，锐气十足，思想比较进步，抗日热情很高，盼望东北各团体能够刷新，担当起抗日重任，收复东北，重返家园。他到武昌是在一九三四年，由荆有岩介绍给张学良将军的。他对东北团体中存在的腐败落后势力，只知做官享受，敷衍搪塞，不知努力振作改革东北军，不积极抗日，表示深恶痛绝，大事攻击。他在武昌明月桥东北新生活俱乐部，亦即“四维学会”所在地，曾大骂过王维宙、王卓然、吴家象、王化一等人。他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一九三三年我到天津躲避缉捕时和他见过，那时候，他知道我在北平教书办学时作拥共抗日活动的情况，以及遭蒋破坏被通缉的结果。
我到武汉后，除对张学良将军谈过思想和意见外，没有和其他人谈过心。苗剑秋和我见面后，我们经常长谈，彼此之间的思想有所了解，他常常鼓励我振作精神，把联共抗日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们之间开诚布公，是很可靠的知友。他这个人热情大胆，敢说敢为，无所顾忌。对东北军亟需刷新，东北军必须抗日，大声疾呼，到处宣传；对于落后腐败势力，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批评，有启迪人心、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张学良将军也能无所顾忌，直言极谏，甚至互相争论，辩驳是非。他在东北军中，在东北团体里，有相当的作用和影响，可算是一位拓荒人物。
也是一九三五年，在一、二月间，孙铭九访问过我。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原系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作市长时代的部下，由张学铭介绍到武汉的。
孙铭九这时年不满三十，颇具朝气，他对东北军的热情集中地表现在对张学良将军的极大忠诚。思想有进步倾向，抗日热情很强，看到东北军中的不正气象很是不满，非常想帮助张学良将军加以改革，使东北军能够成为担当抗日工作的劲旅。
他和我本不认识，他对我的访问，可能是苗剑秋引荐并介绍了我的情况。苗剑秋也曾向我谈过孙铭九的为人。
我们初见时，就谈得很真挚，很有一见如故、倾心吐胆的情形。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真正爱护张学良将军和积极整顿东北军的心愿，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张学良将军把我由少校科员改任为中校秘书。
六月，“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委员长武昌行营”，张学良将军的职位由“剿总”副总司令改为行营主任。
一九三五年六月，张学良将军要我组织“东北大学校友会”。我与东北大学校友王化启、洪钫、吴家象等商量筹备事宜，草拟章程，订期召开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是在育杰中学举行的，所有在武汉的东北大学校友，包括原东北大学的先生和学生都出席了，选举我为东北大学校友会执委会主席。张将军为什么要成立校友会，我当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不久，其他各地如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东北大学校友也相应自动组织了分会，并与武汉的总会取得了联系。这时，我才看出来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①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秘密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滕千秋为委员，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分析形势，六月十九日拟成了《对满蒙方略》，以后又在五课长会议上一再讨论，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略大纲》。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