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二 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
应德田著
东北军开往西北以后
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到武汉以来，虽然任过少校科员、中校秘书，但除了有时与张学良将军谈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和整顿东北军的问题而外，实际上没有做过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罢了。我觉得，张学良将军如能有所转变，实行联共抗日，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他坚持“委员长命令”，不顾国家命运把内战打到底，我能跟李杜将军出国转回东北去抗日也好。
然而世事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由于日寇的逼迫，卖国求荣的蒋介石、汪精卫决定撤换东北军高级将领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位。张学良将军对此变更原来是极不同意的，但蒋介石咬定非要把于学忠调到河南或甘肃不可。最后，还是张学良将军做了让步，同意把于学忠调到甘肃。
十月，日寇指使河北省香河一带汉奸暴动，强占县城。十一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调原驻豫鄂皖三省的东北军到西北，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部设在西安，以张学良将军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张学良将军同意了，他认为，东北军回到北方，可以更适合一些，于是东北军北上，又跑到西北与共产党打起仗来了。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意图置东北军于与红军直接对峙或交战的局面之下，借以消耗东北军的有生力量；另外，还可以达到利用东北军的双手消灭红军的目的。
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丧心病狂，从南追到北，甚至不惜出卖祖国，勾结日寇。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投送的秋波心领神会，为了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粱美梦，在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把反共防共内容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而张学良将军对于这些勾当却茫无所知，如同蒙在鼓里，实在令人心急如焚。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我随张学良将军乘飞机到达西安。
这次随张学良将军飞往西安，是我第一次陪同张学良将军出门。同行的有办公厅第一科(负责书信)科长洪钫和两个参谋、两个副官，还有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四小姐。飞机是张学良将军自备的博鹰(波音)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巴尔，工程员是美国人布鲁斯。过去曾有人传说，不论到哪里，都是张学良将军亲自驾机，实际上没有一次是他自己运行全程的，只是有时他偶尔高兴，在飞行途中驾驶一小段路程。
到西安时，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到飞机场迎接，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张学良将军住在大客厅东首的卧室里，我和洪钫住在西首的卧室的北间，两个副官住在南间，两个参谋和巴尔、布鲁斯则住在大楼西边的一带北房里。
我记得杨虎城将军对张学良将军很恭敬，也很亲切，每天早晨一定来，并时常到我们随员的住处中稍坐。
在新城大楼住着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拿来一部书给我看。这是一函木版精印的、开本很大的线装书，函内共四册，名叫《绥寇纪略》，张学良将军嘱咐我好好看一看，看完后把其中的要点讲给他听。
这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
看完后，我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书中概要情况，并说：“这本书名不符实。‘寇’没绥得了，明朝却被‘寇’亡了。怎么能叫《绥寇纪略》?按实际内容须正名，应当叫做《流寇亡明记》。”当然现在应叫《农民起义亡明记》，但当时我还没有这种认识。
我想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但字里行间实在找不出来，我从其中倒看出“前车之覆，后车当鉴”的教训来。
我对张学良将军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大量集中，百姓惨遭涂炭，权臣不顾外敌当前，互相勾心斗角，歪风邪气横行，正气不得伸张，国库空虚，军事废弛。崇祯和权贵们若能认清局势，改革政治，整饬军旅，招抚义军，团结百姓，一致抗敌，结果当不致败于‘寇’，亡于清。然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以为，心腹之患系内部之疾，能够死人；癣疥之痛系表皮之病，不致要命，于是采取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也就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的政策。最后，寇不能绥，大明一统反而被‘寇’破，外敌则乘其弊，攻进京都。
“现在中国的命运，与明末类似，而实际又大不相同。就外敌论，日寇甚于满清；依内部言，共产党绝非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可比。共产党是有纲领的进步政党，国家处于危险之际，它主张坚决抗日，是爱国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若我国真能按共产党的倡议，将各界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外，中国才能走上正确道路，不致重蹈明末的覆辙。倘若不能辨识这一点，一味纠缠内战，不能自拔，必然导致实力溃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中国只有落得个任人侵侮的后果。到了这样的时候，中华民族还谈什么振兴?我大好山河还有什么主权?东北军还期待什么打回老家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途明暗摆得十分清楚，在于我们自己的抉择。希望副司令站得高，看得远，立定决心，驱逐日寇。不然后悔莫及。”
我说完这段借题发挥的议论之后，张学良将军仍然不表示任何可否的情态。他把《绥寇纪略》这部书拿回去，准备自己咀嚼体会。
在新城大楼住约半个月后，随张学良将军搬到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将军的公馆里。
这个公馆有三座楼，大小格式都差不多，称为东楼、中楼和西楼。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住在西边的一座，三楼上是寝室和书房，二层楼是办公室和客厅，最下边的一层是储藏东西用的。中间的一座楼，住侍卫副官们。东边的一座楼里住着“总部”职员，大部分是管函电的。因为这时候由武汉搭火车来的人员都到了，短时间内没有预备好宿舍，也没有租到合适的房子，所以暂时住在这里。三座楼的后边有一排瓦房，有些分给服务人员住，有些做厨房饭厅用，大家都临时在这里吃饭。
到西安后的一个月内，张学良将军对开赴西北经过西安的东北军一○七、一二○、一○六几个师都讲过话，他还是重弹什么“委员长的国策”等老调，鼓吹部队全体将士要为“平定内乱”而冲锋陷阵。
他说：“我们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残酷狡诈的敌人正在阴谋向关内逐步蚕食，国家处在危急之际，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应举国同仇，抵御倭贼。但是，现在有共产党在后方捣乱，危害国家，使我们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对敌作战，有负众望。必须知道，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前边的道路，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该多么愉快，多么光荣呢!”
这几次张学良将军给军队讲话的时候，看上去他很兴奋，精神很旺盛，讲话也很用气力，每次讲话都在一、两个小时之久。他还要我和苗剑秋把他的讲话内容全部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他共讲过四次话，苗剑秋只记过一次，他对这些讲话意见很大，后来赌气就没有去听过，只有我一个人记录。我按照张学良将军的吩咐尽量地全部记了下来并整理出来了。
通过这几次对军队的讲话，看出张学良将军的思想仍然是以先安内而后攘外为主流的，没有跳出“以委员长为中心领袖”、“无条件服从中心领袖”的小圈子，没有被震天动地的民众呼声所撼醒。过去我对他所谈的那些见解，似乎还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孙铭九、苗剑秋不到黄河心不死，分别向张学良将军谈这个问题比以前更积极了，一遇机会，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和他提起不要打共产党要打日寇的道理。我心里很着急，认为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该从速解决。孙铭九和苗剑秋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
有一次，苗剑秋与张学良将军谈话发生了争执，他竟负气离开西安回武汉去了(这时苗剑秋的家还在武汉)。
东北军受挫与张学良将军思想的初步转变
张学良将军自到西安以后，行动是非常活跃的。他与杨虎城将军、邵力子及西安人士交往十分频繁，并且在三个月之内曾先后乘飞机飞往一些地方，计成都一次、平凉一次、兰州一次、宁夏一次。十月末又飞到南京。每次我都随行。
到成都是在九月间。因为蒋介石当时住在成都，张学良将军去与他商量“西北剿总”的编制和经费问题。据孙铭九说，东北军第一一○师和一○七师的损失得不到补充，曾按原来拟定的编制作了缩减。经费二百万元之中原有华北协饷七十万元，宋哲元不愿再出，蒋介石让张学良将军自己去与宋哲元交涉，后来还是张学良将军与孔祥熙商洽解决了。这次同去的还有孙铭九、洪钫，住约三、四天。
到平凉是在十月中，去视察东北军，在平凉的绮霞(地名)住了约十几天，有参谋一人同行，还有赵四小姐。到兰州、宁夏约在十月末，是巡视甘肃、宁夏一带驻军并与于学忠、朱绍良、马鸿逛、马鸿宾、邓宝珊等人见面，住约四、五天。同去的有参谋一人，也有赵四小姐。
到南京是在十月末至十二月中旬，是参加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张学良将军同机去的有邵力子和邵力子的女儿、参谋秦靖宇、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副官刘令侠(保卫人员)和我。之后，还有些人员乘火车去。每次出门随机同去的还有侍从官一人。
到达南京后，知道黎天才为张学良将军找了一个国民党人董霖帮助搞竞选事宜。
这次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曾率领军政部官员在飞机场迎接张学良将军。
在南京开会期间，对张学良将军来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使他都有所触动。特别是东北军在西北战场的严重挫折，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前的那一天，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都出来排好次序准备照像，只有蒋介石还没有出来，就在等候的时间里，突然有人向汪精卫开枪射击。枪声一响，所有在场的“党国要人”立刻惊慌失措，躲的躲，跑的跑，与鸟兽一般一哄而散。独有张学良将军和张继两个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刺客展开搏斗，张学良将军一脚将刺客踢倒，这才使汪精卫拣条活命。
张学良将军如此舍身冒险救汪，是不是他们之间有着特殊深厚的情谊呢?其实不然，自一九三○年张学良将军出兵助蒋，反对北平的扩大会议之后，汪精卫就对张学良将军暗怀不满，两个人的交往最不和睦，可以说得上是“政敌”。但张学良将军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成了救汪的勇士，这是为什么呢?
张学良将军回到住所时，还很生气，愤愤地说：“竟有这等事，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汪先生，这种做法太不光明磊落了，太不好了!”这就可以看出，他反对因政见不合而采取行刺的手段；同时也能够看出，他有在紧急关头不考虑复杂环境而贸然行事的劲头。
十一月下旬，从西安“总部”发来的电报里知道了一○九师在鄜县直罗镇被红军消灭，师长牛元峰阵亡；一○六师一个团被歼于黑水寺。这个牵心动魄的消息使张学良将军异常震动，态度上表现了很苦恼很茫然的样子，思想感情上受着很大的折磨。
本来在九月一一○师劳山损失和十月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受挫后，张学良将军对于与共产党红军作战的指挥已经十分谨慎了，不曾想到在他离开西安的这个时候，参谋长晏道刚和军长董英斌竟擅自主张制定作战方案，又遭到这样一次重大的损失，所以他非常痛心。他怎么能不痛心呢?九月劳山之战一一○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何立中阵亡；十月榆林桥之战一○七师和六一九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十一月直罗镇一仗一○九师几乎全被歼，师长牛元峰丧命；而黑水寺之战一○六师又折去一个团，眼睁睁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报销将近三师之众。而最使张学良将军心情沉重的是，东北军与中央军不同，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给补充。
严重的损失和接二连三的事实教训，使张学良将军不能不好好地想一想了。
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焦躁，一是为东北军的处境不安，一是为张学良将军的不明事理着急。
我对张学良将军说：“事已如此，这些教训应引以为鉴!”
张学良将军声音低沉地说：“我们刚刚移师西安，就遭到这么惨痛的挫折，委员长……”
不知道张学良将军此时此刻提到蒋介石是什么用意，是惭愧?还是愤懑?不管怎样，我觉得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再次阐明我对时局的看法，帮助张学良将军对他所处的严重被动困境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促成他明确的转变。我说：“东北军今天的失利，委员长会有所预料的，他深知会有这样的下场，这是极明显的。先‘剿共’而后攘外是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么样呢?进攻江西红军四年，前后五次投入总兵力共达百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红军仍然存在，倒是国民党部队出了个第二十六路军。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天天‘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庖，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鬼，如何不令人寒心?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灭’共产党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到时候，我们如何能在抗日的疆场上克敌取胜，我们拿什么披甲凯旋?还有，委员长对东北军，对副司令是不是果真高枕无忧了呢?也未必如此。副司令是知道的，委员长在西安布置了那么多‘中央宪兵’，耀武扬威，横冲直撞，不仅俨然凌驾于东北军之上，是不是还在有意监视我们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
张学良将军紧锁双眉，沉默不语，他深深地感到了客观事实的发展对他的无情压力。他心事重重地说：“你说的有些道理，容我考虑考虑。”稍停了片刻，他又接着说：“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的意见也有谬误成分。反对委员长的‘剿共’政策，就差不多等于反对他个人，也就等于说，团结一切力量，而单单不包括委员长在内，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实际的。俗话说的好，鸟无头不飞，马无头不走。爱国抗日，不能凭意气用事，必须实事求是，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敌，我想应该设法谏诤他，说服他，争取他。不应该抛弃他，把他拒之门外。既反他，又抗日，怎么行得通呢?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也许他们对中国整个实际情况还不够清楚。我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
此时，我觉得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深处是有许多矛盾的，然而却可以说，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拥蒋联共抗日的趋向了。
张学良将军谈完之后，我又想起抗日必须要加强整顿军队的问题，趁着张学良将军的徘徊心情，我讲了东北军要改变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的作风，使之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充满着朝气的劲旅的建议。
我说：“着手的方法在于严格地训导军官、要求军官。因为军官是士兵的领导，是士兵的表率，上梁不正底梁歪。只有军官树立正气，才能教练好、管理好士兵。以上各气，在东北军中，军官更甚于士兵。否则，虽有严格的军纪、系统的号令也无济于事。”
往日，张学良将军对军队中存在的弊病也是有所察觉的，听到我提到整军的问题，他很感兴趣。他说：“只是目前战事纷纷，整军无法深入，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举出在北平念一中学时看到的三种军队的事例，想坚定张学良将军整顿军队的意志。我说：“我在北平念一中学时，曾有三次军队驻扎在学校附近。一次是东北军一○五师高云鹏的第三旅；一次是中央军刘戡的八十三师；一次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某师。这三支军队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
“东北军骄气、浮气、野气十足，吵闹叫嚷，不守纪律，很令人讨厌。”说到这里，我看了看张学良将军，他静静地听着，对我指摘东北军的话，并未有不满意的表现。我接着说：“中央军虽不象东北军那样，但是嬉皮笑脸，油腔滑调，流氓习气严重，一样不守军纪，令人心中不快。唯有二十九军这个师，与前两种军风迥然不同，确实是既有艰苦朴素的作风，又有严守纪律，不搅扰人民的习惯。军官也较朴实谦虚。他们驻在那里，从没有看见他们有出来闲走游逛的人。二十九军的武器并不精良，比较落后，但他们在喜峰口用大刀与日寇搏斗，取得胜利。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我想，‘静如处女，动若脱兔’应该是训练军队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唯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所向披靡。”
这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过红军，所以我以二十九军视为可学的典范，介绍给张学良将军了。
张学良将军听我说完，脸上闪出笑意，他直爽地说：“你的眼力不错，我们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负国望。”
我说：“整肃军纪，须惩奖分明，无惩无奖等于无是无非，无是无非等于丧失了全军的荣誉，无视荣誉，兵无勇，将无谋，还谈什么杀敌呢?荣誉是什么?以抗日救国、报仇雪耻为思想基础进行严格的教育，我看军风的改变并非艰难。”
张学良将军点点头答道：“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日寇特务土肥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天津两市常有汉奸、流氓组织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到街头叫嚷，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同时，日寇部队也加紧在平津近郊演习，坦克纵横街衢，形势异常险恶，颇有发动事变的苗头。张学良将军得到报告之后，非常愤怒，他亲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叫当时随去南京的参谋王殿禾即时搭火车去北平，面交在北平军分会的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后来由于南京政府屈从日寇要求，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也挂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日寇在北平没有立即爆发事变，张学良将军这道手令自然没有得到实现。但从手令的精神上，真实地反映出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有了转变，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已经开始指挥他的行动了。日寇对我国土无止境的疯狂进攻，对沦陷区人民的野蛮杀戮，对我民族主权的肆意践踏，以及国内形势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不能不使背着“不抵抗”罪名的张学良将军审慎检讨自己的行为了。他的思想有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否与一○九师的损失有关系呢?我想是有的，不仅一○九师，也与一一○师的损失不能说没有关系。同时，与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与几年来的处境，与东北军内干部思想的变化对于张将军的影响，与张将军由于环境拂逆因而逐渐回想杀父之恨、夺地之仇与不抵抗之耻的几年历史，都不能说没有关系。事情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无论如何，张将军这时的思想，可能是这样：与其“剿共”，莫如抗日；与其牺牲于“剿共”，莫如牺牲于抗日；一有机会，就去抗日。无论如何，张将军思想确是有所转变了。但这种转变，也应该说，还在秘密的初步的转变的情况中。
上海之行
南京会议之后，张学良将军带着我和中校侍卫副官刘令侠去上海住了三四天，而后才由上海返西安。启程时，在南京飞机场送行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从上海飞返西安时，去机场送行的是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人。
在上海这几天中，原武昌“剿总”总务处长汤国桢、原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祁公亮、原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宁梦岩(即宁武)，都来拜望过张学良将军。汤当时在上海闲住；祁系留英学生，当时在上海海关工作；宁当时住在上海附近的昆山。
张学良将军与李杜将军会面的时候，详细询问了李杜将军的出国计划和准备的情况，并提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的问题。李杜将军非常高兴，欣然答应说可以竭力设法办妥。
我还陪同张学良将军到虹桥疗养院探视了杜重远先生，张学良将军对杜重远先生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张学良将军对杜重远先生很尊重，他们在谈话间，杜重远先生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有关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等人做抗日救国运动的具体情况，并劝说张学良将军一定要看清民族危亡的根本，一举改变过去固执执行“剿共”内战政策的做法，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武于抗日疆场，立功于驱逐外侮的征战中。杜先生认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张学良将军在谈话时，精神很兴奋，十分欣赏杜重远先生的看法，并表示他目前正在慎重地探讨、研究时局和抗日的问题，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
张学良将军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他周围的炽烈的抗战气氛，对于帮助正在徘徊踌躇的张学良将军认清方向、迈步前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学良将军回西安时，又把我留在上海，等着和李杜将军一齐出国。后来，还是因为行期不定，过了一个多月，我转往北平，在北平过了阴历年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初回到西安。
高福源从红军中归来
一九三六年一月，伪军李守信窃占察北；德王召开滂江会议；日寇在山西等地设立特务机关；日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日寇加快了侵略的步伐，中国危急!
这时，蒋介石为了满足日寇的胃口，卖国投降路线更加露骨，他一面加紧制造“剿共”内战，一面严禁各省组织抗日运动，他挥舞屠刀更加凶狠地向爱国群众猛砍过去。
也就在这时，东北军中除苗剑秋、孙铭九和我一直不停地劝说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外，又来了一些新的主张联共抗日的生力军，如高崇民、刘澜波、栗又文、苗渤然、车向忱等。刘澜波任骑兵军秘书(一九三五年九月，刘随黄显声的部队到西北，任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秘书)，栗又文任“剿总”秘书室秘书，他俩和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高崇民是张学良将军的客人，车向忱在西安办小学，他们两人是原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与张学良将军的关系很好。他们这些人的到来，对东北军中联共抗日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张学良将军的迅速转变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来一九三六年三、四月，在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刘澜波的领导下，为了统一宣传联共抗日的口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把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在会上的讲话，集成一个小册子，取名《活路》，意思是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有活路。这本小册子印成之后，在东北军中散发，影响很大。张学良将军对《活路》也很重视，曾仔细地看过，并在重点词句上做了记号。后来《活路》小册子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蒋介石下令追查。由于高崇民在总部里没有职务，张学良将军就推说这是高崇民搞的，并暗地把高崇民送出西安了事。这就是有名的《活路》事件。
也就在这时，高福源从红军回来了。高福源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在甘泉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去的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他系东北讲武堂毕业，性格刚强豪放，正直诚实，张学良将军很喜欢他。
一九三五年秋，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根据地之后，蒋介石非常惊慌，为了消灭立足未稳的红军，防止红军与日寇直接作战，便北调东北军，陈兵于陕甘红区边境，并立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命令代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将军分兵东西两路，向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进军围剿。
从甘泉到肤施(延安)，是一片黄土高原，道路随坡上下，崎岖不平，高福源率六一九团行至榆林桥附近时，被埋伏在两侧的红军团团围住，高福源退到一座庙里进行抵抗，最后被红军生俘。
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往往一口气读完，尤其是共产党“八一宣言”，他贪婪地连续阅读了多遍。宣言里精辟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使遭受蒋介石谎言欺骗的高福源如大梦初醒，茅塞顿开。那种被俘时“不知凶吉”的恐惧心情云消雾散，成为如饥似渴的学习积极分子。其他被俘军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思想上也相应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方针。
学习期间，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副主席，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曾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做了一次报告，学员们心情特别激动，会场上长时间响着抗日口号声。周副主席在会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
周副主席精辟的分析和亲切的话语，给高福源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东北军，把所见到的和所理解的一切带给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思想工作。党的领导机关答应了他的要求，又让他带回一封要求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敌的信交给张学良将军。
高福源回来时，正是张学良将军从上海回到“总部”之后，急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时候。高福源到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王以哲将军立即给张学良将军发了电报，于是张学良将军飞抵洛川。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爱国抗日的方针。他说：“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连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连委员长自己也得落得象熙洽一样为日寇做奴才的结果。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张学良将军用稳重的语调说：“总部和上海诸公也是如此劝我，现在的事情是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张学良将军已经逐步认识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的错误，相信中国之危亡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挽救。因此，他很高兴高福源的归来和高的报告。张学良将军派高福源仍回瓦窑堡，并由高带回一封信，约共产党的负责人相见于洛川。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