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前 言
应德田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对于中国现代史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西安事变是由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这一事变的发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处境和思想，都是分不开的。具体地说，没有日寇疯狂地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九·一八后无止境地向中国进行侵略，没有蒋介石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剿共”不抗日的错误政策，没有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及救国团体抗日救国的普遍要求，没有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号召及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对张、杨两将军的尽力争取，没有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各有一批力主联共抗日的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对张、杨两将军进行的长期工作，没有蒋介石非逼他们“剿共”不可，不会有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一时心血来潮的鲁莽行为，而是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有一个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过程的。应该说，西安事变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接受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反对南京政府的“剿共”不抗日的政策，进而坚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西安事变的产生是为了抗日救国，它的结果是促成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抗战胜利的根基。
写西安事变史，首先必须把上述那些背景原因的轻重主次，张、杨两将军思想转变的过程和转变后的联共抗日种种措施，以及蒋介石丧心病狂地逼迫张、杨两将军彻底“剿共”的实际情况，都记述并分析清楚明确才行。再有，关于事变本身，张、杨两将军为什么捉蒋实行“兵谏”；以及怎样捉的；怎样逼蒋联共抗日，蒋介石又是怎样答应的；为什么放蒋，张学良将军为什么要亲身送蒋等等经过和原因，都要详细论述。关于西安事变的结果，如何结束了内战，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蒋介石如何不放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如何营救张学良将军，为什么救张会失败，张学良将军如何终于被囚，等等，也都必须做出详细说明及尽可能准确的论述。
我在西安事变时，忝为张学良将军的部下之一，但可惜限于时间，能力又不够，尤其是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很低，不能够写出一部完整的西安事变史。我这里所写的只是个人的零星的、片断的、琐屑的回忆和粗浅的不一定正确的分析，目的在于提供资料，以备史学家写西安事变史参考。有些未亲身参与事变的人，每多捕风捉影之谈，即曾参与其事而不亲知亲见内部真情实况者，亦不免或有臆度之词，甚至有人颠倒真伪，混淆黑白。因此，我在这本回忆录中力求准确，绝大部分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也有一些是由张学良将军和当事人向我介绍过的。这对史学家撰写西安事变史可能不至没有一点价值。
这本回忆录的要点、范围和局限在这里说明一下。
一、主要是写我亲身经历，亲自听到看到和所做所说的，也有张学良将军所做和所说、与张学良将军有关系的人所做和所说的。
二、我认为可靠的与事变有关的人所说的，包括他们所见所闻的有关张学良将军的所做所说；他们自己所做所说和所知关于别人的所做所说。一般的传说和臆度均不采取。国际国内大事略记。
三、实事求是，不擦粉，不抹黑，不增不减，不隐不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不拘形式，不嫌短小，不避冗长，重大的、琐屑的兼容并包，目的在于把真实的资料尽可能详尽地提供出来。
五、记别人的地方简略，因为记别人所做所说总不能那样详确，并且别人也要编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能多事代庖。
六、西安事变本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的，但关于十七路军和杨将军方面的情况，我相信南汉老、申伯老、王炳南，王菊人诸同志一定写得很详细，我记的和知道的不多不详，因此从略。
七、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文电，一部分是从西安事变后的《解放日报》(事变前名为《西京日报》)上抄录下来的。其中有关日寇侵华内幕等材料，是参阅了有关史料而编写的。
八、为了研究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情况，了解其思想发展变化和因果关系，以及了解我自己的思想因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和我与张学良将军的全部关系，我想扼要地向上多回忆几年，不仅包括一九三六年十月前在西安的情形、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四年在武汉的情形，而且包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年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同时，也向下多回忆两个月，包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将军送蒋归南京后，西安方面如何营救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如何因救张而意见分歧，继而演成二·二事件等等内容。
零星的、片断的、琐屑的回忆，具体地表现在语言和行为方面。语言和行为是思想的表现和结果。凡属有意识的语言和行为，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受思想的指导和支配的。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及其所受环境的影响都是复杂的，因此，每个人的思想也不免是很复杂的。这样，每个人的语言和行为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也难免有些矛盾而不能一贯的地方；时期不同，环境变迁，思想也容易随之有了新的变化。这样说来，我们对于每个人的思想似乎不易了解清楚了。但并非如此。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虽然在同一时期中存在着有些互相矛盾的情形，但不能说这样就无法分析出这个人的思想主流到底是什么。根据思想的主流，就可以明确地断定每个人每个时期的思想到底属于哪一类型，也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中思想转变的情况和转变的原因。
根据这个道理，我想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这六年中，从有关张学良将军在每一个时期中的零星的、片断的、琐屑的回忆和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分析张学良将军在每一时期中思想的主流是什么，他的思想有什么转变以及为什么转变的。这样，这本回忆或许不至于白费功夫而毫无可取之处。
以上是写这本回忆录的主观意图，在于提供真切确凿的历史资料并分析主要人物的思想状况。不过，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不够妥当甚至有错误之处，一定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多予指导批评，以便在将来进一步整理时订正和修改。
我能在病重期间完成《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一书的口述和整理工作，是与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亲切关怀分不开的。在此特向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及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刘澜波、吕正操、孙铭九等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新、姜克夫、王秦同志致谢，并向千方百计为我治疗，从而使我为写成此书争取了时间的首都医院内科病房的全体医护人员致谢!
应德田
一九八○年二月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