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二 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2
应德田著
与李克农同志会谈
高福源到了瓦窑堡，见到周副主席，递交了张学良将军的信，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将军要求红军派代表会谈的设想做了详细汇报。周副主席热情地与高福源握手，称赞他为抗日救国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前往洛川与张学良将军会谈。这时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高福源引导李克农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抵达洛川。张学良将军于三月三日乘飞机来到这里，与李克农同志会谈。
在这次会谈当中，解决了东北军与红军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东北军撤离西肤(西安至肤施)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证红军使用该公路时的安全；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最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秘密停战协定。
会谈是诚恳、坦率的。双方讨论了联合抗日的根本问题。张学良将军对于李克农同志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同意，但对于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认为，不包括蒋介石，将是极大的损失，不能排除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应当尽力争取他。
张学良将军问李克农同志：“为什么要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李克农同志回答说：“很简单，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这是全国民意，而蒋介石拚命反对抗日，与民意背道而驰。他握有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和全国陆海空军的兵权，却死不抗日，对外屈从，对内残酷镇压；卖国得荣，爱国有罪，我们怎么能够‘与虎谋皮’呢?”
张学良将军摇摇头，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吧，我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
李克农同志答应道：“好，我回去一定转达给党中央和周副主席。”随后，李克农同志就抗日问题，驳斥了唯武器论、速胜论和投降的错误观点，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能说一朝一夕就能有了眉目，打仗嘛，此起彼伏，应当有长期打下去的思想准备，不能有侥幸心理。不管怎样，只要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
就在张学良将军与李克农同志会谈的时候，红军已顺利地向东渡过了黄河，正向同蒲路挺进之中，准备夺占太行山，开始对日战争。
洛川小驻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将军到洛川视察，住了约十天，这次随行的人员很多，一般办公的参谋秘书多是乘汽车去的。随张学良将军同机前往的有栗又文、孙铭九和我。
栗又文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由吴家象介绍给张学良将军的，担任上校秘书。我在北平东北大学任教授、念一中学当校长做拥共抗日活动时，他就很了解我。那时他在北平商业中学做校长。我自二月初从上海回西安后，和栗又文同住在青年会宿舍紧邻的两间屋子里。我们相处很投合，住在一起，上班在一起，一同到小饭馆合着吃饭，一同到苗剑秋家聊天，一同谈论联共抗日的问题。有时走在路上，还一同低唱《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一直到四月底，他去北平回来把我爱人和孩子带到西安，我家搬到西安东仓门，我们才分住，他仍时常到我这里来谈心。六月里，他和董彦平旅长一起被派去新疆做联络盛世才的工作，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在洛川时，我和栗又文不断地跟张学良将军研究联共抗战的事情，张学良将军叫我们讨论并草拟国防政府组织大纲和抗日联军编制规划。
这个期间，张学良将军曾去肤施，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见一次(详后)。也是在洛川这段时间里，我见到了党代表刘鼎同志；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
刘鼎同志住进张公馆
刘鼎同志是由江西途经上海，计划由上海转入陕北。因为李杜将军曾答应代张学良将军寻找党的关系，上海党组织就把刘鼎同志作了介绍，由赵毅陪同到达西安。原先我只是听说赵毅从上海带来刘鼎同志，到洛川才和刘鼎同志相识。回西安后，我们同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见面机会就多了。刘鼎同志带来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东楼的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我们随丛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约十人住在东楼二层，秘书室在九月前由孙铭九领导，九月后孙铭九调到卫队二营当营长，便由我在那里领导。随从参谋秘书室当时共计十一人，有应德田(中校秘书)、关思润、杨心梅、苏庆伟、张立斋、孙国任、高光玉、荣东阁、林士权等。任务是记录东北军的将官、校官、尉官的历史情况及他们的政治表现、工作情况及对当时形势的反映。这座楼的三楼，平时空着，备临时需要之用，如以后同志会开会，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代表团来时居住，都在这里。
刘鼎同志是在张学良将军与李克农同志会谈之后到西安的，和张学良将军见面时，张学良将军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同志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豫鄂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占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鼎同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
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九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张学良将军对我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我和孙铭九都先后受到张学良将军的吩咐，要我们好好招待和保护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同志。
历史性的会见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共产党方面有李克农同志，东北军方面有王以哲将军。刘鼎同志随张学良将军同机到达肤施，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在傍晚时分开始，是在坦率、直爽、诚恳的气氛中进行的。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之后，张学良将军首先爽快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副主席留着黑胡须，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将军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
张学良将军接下去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
“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听到这里，周副主席点一点头，表示欢迎道：“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然后表示，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学良将军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将军思索了一下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做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象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副主席沉思一下，对蒋介石进行了剖析：“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象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将军解释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副主席笑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张学良将军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将军的这一番话，周副主席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同志和刘鼎同志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将军也很激动。
周副主席稍稍停了停，说道：“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将军连忙说：“对啊，抗日是当前急迫的事啊!”
周副主席最后郑重地声明：“光让步也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了，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如果有共同的抗日目标，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将军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此外，双方还谈定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抗日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的心情豁然开朗，不仅使他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对于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收获。
周副主席返回后，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与英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英美帝国主义有指使并支持蒋介石抗日的可能。因此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五五通电，说明中国各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指出：“国难当前，双方(指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围剿”部队)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表示红军的主动和诚意，将正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的部队，撤回黄河西岸，避免内战冲突。还愿意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国民党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并向南京政府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自从这次历史性会谈之后，张学良将军更以逼蒋联共抗日工作为己任，行动更加积极了。
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
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是为了抗日。训练团的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
训练团学员所住的地方，是依着土崖挖成的一溜窑洞，每班一个窑洞，睡觉、开会都在里边。窑洞宽约一丈五六尺，纵深约五丈，十几个窑洞里边互相联通。在这种结实的土崖边挖窑洞，是陕西省黄土高原中所特有的，窑洞中确有冬暖夏凉的好处。
训练团自六月末开始，共办了四期，前两期的教育长是王以哲将军(字鼎芳)，总队长是缪澂流。后两期的教育长是黄显声将军。
王以哲将军任教育长，他所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如《大学》、《中庸》等，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守旧思想。学员毕业之后，也没有按照张学良将军的意思决定去留，而把他的亲信和他认为可靠的人塞进训练团当了干部。在训练团中，他还酝酿拥王代张的空气，使大家对他很为不满。所以张学良将军把他更换了。
在更换教育长时，我曾问过张学良将军为什么要换掉王以哲将军。张学良将军说：“王军长在团里好讲‘大学之道’，这不是我的意思。他对抗日有些消极。我和共产党周恩来在延安见面，他是参加的，我提出要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内也应包括蒋介石，即不应反蒋，应当联蒋，这他也是知道的。共产党经过研究后，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而他认为现在共产党已经要联蒋了，我们就不必再进一步联共了。王军长他不懂我们东北军在联共抗日运动中的重大作用。”
王以哲将军是最先与高福源团长、李克农同志见面的，张学良将军与李克农同志会谈、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他都曾参加，但是他并不支持东北军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遇事掣肘或口出怨言。他向人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东北军经他手交给红军的物资，数量上有时短缺，刘鼎同志发现过这种情况，说：“王以哲有克扣。”后来，张学良将军把向红军移交援款的任务交给我办了。
六月末开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是干部连，它的成员不是一般的师长、团长、营长，而是比较进步的人，是经过张学良将军、刘澜波、孙铭九和我选择过的，准备在他们毕业之后，留下来为以后各期当干部的。参加训练的有总部的处长、科长、参谋、秘书、科员和军队中的师长、正副团长、营长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毕业，毕业后多数留作训练团的干部。
我、刘澜波、孙铭九等都参加了干部连受训。后来，因为六月末我跟随张学良将军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七月初全会结束后才回到西安参加训练团，所以实际上我在训练团受训不过二十天。训练团的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锻炼、军中利弊、游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会讨论(每班为一组)，把讨论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军队改革时参考。
我所在的班，班长是辎重团团长唐述吉，副班长是一○九师团长万毅。我在苗剑秋家中经常见到万毅，我们的思想比较接近，是很好的朋友。开小组会时，唐述吉和万毅常以我的意见为依据，作为我们小组的总结意见。我在发言之中，除了谈一些形势和整军的看法外，还贯穿着比较含蓄的抗日内容。
在干部连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晚上的情景，我叫它做难忘的一个晚上。
晚饭后，全体学员时常坐在饭桌两旁聊天。训练团使用的饭桌也很别致，值得介绍一下。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即*形的土台)，两边是挖好的同样长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将军和教育长、总队长坐在中间，学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吃过，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也是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有一天，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南北，蒋介石屈膝投降、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感动，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张学良将军简短地讲完后，大家欢呼声、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将军，对于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时，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问题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动员，联共更不用说了；如若抗日问题已经公开，黄冠南等人就不会痛哭流涕地要求了。张学良将军之所以没有把联共抗日问题公开提出来，是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是要有步骤进行的。
从这天晚上以后，在训练团内才公开提出抗日问题，并批判了“攘外必先安内”以及抗日“准备论”的错误理论，至于联共问题，还是比较隐蔽的，张学良将军只是和我们几个人讨论。其实在当时，抗日与联共是紧密结合的，正象不抵抗与“剿共”之间的紧密结合一样。深入广泛地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联共。传播联共思想是在下面积极进行的，主要是由刘澜波、孙铭九、万毅和我几个人分头向各个学员谈话实现的。苗剑秋在训练团里也讲过话，有时还无所顾忌地高唱联共抗日歌曲，这是很突出的。刘鼎同志也常到那里去帮助我们工作。
可以说，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
在干部训练团期间，刘澜波、孙铭九和我时常领导学员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刘澜波是共产党员，他也是我在西安时能够促膝谈心的好友。
教大家唱歌，是利用从西安带到王曲的留声机和唱片进行的，主要是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及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教学员们唱。刚开始时，学习的人不多，后来人数逐渐增加起来。有时，我们也到太师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和我们一起来唱，张学良将军对教唱这些歌曲非常重视。当时，他对王以哲将军在训练团中倡导的教育内容和散布的气氛似乎有所察觉，便鼓励我们要把抗日歌曲坚持教下去，做到深入人心，人人都唱，他还对我们的教法精心地做了指示。唱了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几个歌好是好，但一下子都学，比较难记，全体恐难一时都学会。最好是把《义勇军进行曲》让大家先学会，能合唱。这个歌的意义鲜明正确，曲调慷慨激昂，非常好，鼓动性很强，也较易普及。”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除了主要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之外，还教《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
记得有一次，和张学良将军一起唱完歌，他愉快地对我们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
由于整个训练的时间不长，所以除《义勇军进行曲》得到普及外，其他各歌，学会的人不多，但大家很喜欢听，很耐心学，唱的时候都表现出兴奋鼓舞的样子。在干部连毕业大会上，全体学员合唱了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将军住的地方是与学员们住的窑洞相距不远的一座古庙——太师洞里面。第一期结束后，我和孙铭九随他住在那里。从第二期起，受训的学员中就没有总部的职员了，全是部队中的正副团长、营长、连长。各队的队长由师长担任。在这个时期，我和孙铭九主要是办理张学良将军所交办的公事，其他大多数时间全用在与学员联系、讨论时事、抗日问题以及整军问题上了，有时也教一教大家唱歌。
这一期，我们在王曲整整住了一个月。
第三期、第四期，兼收十七路军和其他西北部队的军官。教育长改为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了。黄显声将军积极主张抗日，工作尽心负责，张学良将军很放心。这以后，张学良将军就不常住在太师洞了，我和孙铭九也离开王曲。
总的说来，由于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思想内部起了变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步子迈开了。
因为东北沦亡，东北军有迫切抗日的要求，更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
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所以要成立同志会，是因为在第一期干部连毕业之后，王以哲把他的亲信和他认为可靠的人塞进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显露了他的“拥王代张”的野心，他在抓权。这件事引起张学良将军、刘澜波、孙铭九和我等人的警惕和气愤，立即讨论和研究对策，认为东北军的情况是：思想进步的，无权；有权的，不进步。这对进行联共抗日工作有极大的阻力，应当提拔一批思想进步的年青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能够全面地明确掌握东北军的思想动向。因此，需要做以下二件事：一、成立一个能够积极推进抗日工作、团结抗日力量的中心领导组织；二、吸收从北平、天津来西安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和各团中的进步人员成立“学兵队”，为抗日准备干部，培养人材。
在这以后，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忽然问刘澜波：“你是共产党吧?”刘澜波说：“我是共产党，但我不是来分裂东北军的，是来团结东北军的。”听了这句话，张学良将军高兴得笑起来，我们周围的人也都笑了。
抗日同志会正式筹建于一九三六年七月末。参加研究筹建事宜的有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我。张学良将军细致地对我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我和孙铭九完全拥护张学良将军的这个决策。当即，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创立，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渤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即贾陶)等。自成立日起至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遗憾的是，会员签名簿在一九三七年二二事件以后遗失了。这七十多人难以全部记起，除上述十几人外，现在能记得的会员有：将级干部军、师、旅长和总部职员：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启文、刘桂五、张政枋、吴克仁、赵毅、高福源、唐君尧等；校级干部团、营长和总部职员：吕正操、万毅、解如川(即解方)、陈大章、乌庆麟、赵龙韬、唐述吉、康鸿泰(即康博缨)、张学文、顾惠全、周锟、关思润、杨心梅、印永法、文英奇、鲍文樾、荣东阁、支道山、陈再厉、黄冠南、王甲昌、燕庚奇等；尉级干部连排长和总部职员：荣敬庵、林士权、孙国任、高光玉(即高扬)、苏庆伟、商亚东、于唯哲、贾凤林、张哲、华国璋、魏治国、孙聚魁、朱云龙等。此外，马占山、杜重远、孙东园、周鲸文(东北大学秘书长)、金锡如(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孙一民(东北中学校长)、宋黎、马绍周(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等也先后参加了同志会。十月以后，因参加同志会的人数增加，所以内中又分了若干学习小组，由骨干分子领导。
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部长。十一月间，张学良将军曾拟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渤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刘澜波、刘鼎、苗渤然是共产党员，对扭转东北军当时的状况，努力而又热情。孙铭九、苗剑秋和我三个人组成一个小中心，在张学良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在东北军中进行了大量的联共抗日活动。苗剑秋极有锋芒，敢于大声疾呼，敢于处处打头阵，他和张学良将军之间的争论也很常见，但张学良将军能体谅他，理解他，一直对他诚恳相待，没有冷淡过，他对张学良将军也始终敬爱。我是坚韧直率，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敢于详陈政见，但所谈范围只是联共抗日和整军原则等项，后来也略涉及一些人事情况。张学良将军对我很亲切和重视。孙铭九在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会见前，尽忠竭力，想方设法整顿东北军，侧重人事问题。他主张抗日，可是以前从未与张学良将军谈论过，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会谈、刘鼎同志进住金家巷之后，他才逐步显示出对抗日工作愈来愈热情的态度。他由于忠心耿耿，为张学良将军所亲近和信任。
发展同志会会员，应当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学良将军、我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张学良将军一般都听从我们的意见，但与他熟识的人入会，须经过他自己考虑。每次新会员入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我都参加宣誓仪式，每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和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会员入会，先读入会誓词，然后亲笔签名于会员簿上。
入会誓词是：
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
同志会成立后，抗日运动日趋活跃。刘澜波同志经常领导小组开会，对联共抗日问题做深入讨论和细致分析。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我写了一本《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大约三万余字，由孙铭九拿去秘密印出，分发到许多干部手中。内容分二个方面论述：一方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侵略目的，是非正义的行为，不仅会孤立于全世界，而且会遭到日本本国公众的反对，将越战越弱；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是正义的，只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以赴，坚决战斗，会越战越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无论如何必须坚持打到底，劲可鼓，不可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再加上以苏联为主的国际支援，一定能够挫败日本法西斯强盗，获得最后的胜利。
出版《文化》周刊，是刘鼎同志提出来的，由我主办，刘鼎同志介绍了一位党员刘同志任编辑。
在《文化》周刊未出刊之前，张学良将军的部下里，曾印行过两种杂志，一种是投降卖国、主张积极“剿共”、呼喊“攘外必先安内”声音极高的《大路》月刊，由“剿总”第四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王抚洲主编。孙铭九、苗剑秋和我都很讨厌他。一九三六年十月，王抚洲被张学良将军辞退，离开西安，《大路》也就随之停刊了。还有一种是《西北向导》月刊，由“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主办，一九三五年冬开始发行，所载文章的内容也是委员长国策那一套陈词滥调，不过多带隐蔽色采，不十分露骨，后来有些改进的样子。
我们主持出版的《文化》周刊的内容，是宣传团结抗战的理论以及进步思想与文化的，反对“剿共”，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谬论。在这个刊物上，我经常化名发表文章。
后来，刘鼎同志建议组织一支学兵队，得到张学良将军的批准，由孙铭九召集，成立了约有四百人的学兵队。苗渤然曾拟出一份抗日同志会的纲领草案，但是没有来得及研究确定和贯彻实施，就发生了事变。
苗剑秋时常做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以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为突出。同志会负责干部刘澜波、刘鼎、苗剑秋、孙铭九和我经常到训练团活动，广泛地开展演讲、谈话、唱歌等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同志会不断发展，在各师团中也逐渐地建立了组织，于是联共抗日运动的空气日益蓬勃，深入于东北军各部队中。
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开展了各种抗日工作，如：对军官的抗日教育；东北救亡的活动；东北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朱理治、刘鼎；掩护红军往来人员以及整顿东北军、选拔抗日人才充实团体等。应该说，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将军直接领导的联共抗日的先进秘密组织。
可惜，这个组织由于成立时间短(自成立日起至西安事变止只不过四个月的历史)，虽然联共抗日活动日趋活跃，在发展组织和宣传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干部的政治水平较低和缺乏经验，尤其是过于保守，与共产党代表积极沟通不够，没能吸收和接受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工作上出现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发展组织不全面、不平衡，有些应该参加的人未能被吸收，连排级下层干部入会的不多等等，造成了基础不够雄厚的弊病；最主要的是，中心领导不够健全，既非集体领导，又不经常开会讨论研究工作规划，致使对一些问题不能做出及时、全面、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粗枝大叶地、就事论事地向前搞。因此，尽管有组织系统，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的一个阶段里，对于营救张将军一事，显得软弱无力。
一九三六年八月，张学良将军以周鲸文代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以金锡如代杨子奇为东北工学院院长；以孙一民代王化一为东北中学校长，他们都曾来西安见过张学良将军。九、十月间，杜重远先生恢复自由后，也来西安见过张学良将军。
“艳晚”事件
一九三六年八月
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张学良将军突然派刘副官用车把我接到公馆，到了金家巷，才知道出了紧急事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抓了我们的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和马绍周。接着，“总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科员关思润因为到西北饭店去看望宋黎，也被安置在西北饭店的特务逮捕了。
宋、马、关先后被捕，大约是在晚上七点到九点钟之间。这个情况是孙铭九发现的。孙铭九领导随从参谋秘书室，关思润是这个室的科员，又是孙铭九的好朋友，关思润去西北饭店长时间不归，引起孙铭九的警惕，很不放心，便前去找他，这才发现关思润已被逮捕。
宋黎被省党部的特务抓住后，在押解途中，他在大街上一面与特务厮打，一面高喊：“土匪绑票!救人!”快到省党部的时候，正赶上杨虎城将军宪兵营的巡逻队迎面走来，巡逻队闻声后围上前去干涉。省党部的特务盛气凌人，张牙舞爪地说：“我们是奉委员长的命令来抓共产党的，你们不要乱管闲事!”巡逻队长这时已经认出被押送的人是宋黎，非常愤怒，逼问特务有没有逮捕证。特务们有些发慌，但仍然狐假虎威地说：“我们从来不用什么逮捕证抓人，你们可以到省党部查问。”巡逻队长强硬地说：“没有证明随便抓人，土匪!”不由分说，把宋黎截了下来。西北军宪兵队随即与东北军取得了联系，张学良将军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
当时，我们与蒋介石特务的斗争已很尖锐，蒋介石为了配合向陕甘苏区的军事行动，在西安设立的特务机构竟达一百二十个左右之多，其中有武器装备的就有四十多个。国民党特务不仅充斥西安各个角落，而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也有特务隐藏。张学良将军对这样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非常气愤，并时常叮嘱我们要警惕特务的行动和暗害。
张学良将军向宋黎问明情况后，又知道关思润、马绍周两人已被特务捉进省党部，还听说很快就要解送南京，顿时勃然大怒，马上把邵力子找来，声色俱厉地问道：“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剿总’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敢于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职员?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
邵力子见张学良将军大发雷霆，心里很害怕，劝张学良将军不要生气，推说这件事他还不清楚，马上查明后再来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将军命令孙铭九带卫队一个连准备搜查省党部，抢回关思润和马绍周。一会儿，邵力子问明情况，回来向张学良将军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他们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学良将军反驳道：“什么共产党，什么委员长的命令，还不是他们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张学良将军随即命令整装待发的孙铭九率领卫队出发，查抄了省党部，把马绍周、关思润营救出来。刘澜波、孙达生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后来被保释出来。
这件事自二十八日夜开始到二十九日凌晨五点多才算结束。①历史上称这个事件为“艳晚”事件(“艳”是二十九日的韵目代日)。
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省党部是国民党在各省进行党务活动的最高机关，直接控制在蒋介石的亲信陈果夫、陈立夫CC派手里。省党部的权力再大，但西安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是张学良将军的驻节地，它敢于越过张学良将军这位代总司令直接逮捕东北军干部，当然是张将军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此事可见张学良将军和蒋介石之间，因为联共抗日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然而，双方又都在克制和隐忍着。
张学良将军在搜查省党部的第二天，就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并自请处分。蒋介石气恨在心，又不便暴露，只好复电张学良将军说：“……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予处分一节，应无庸议。”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敷敷衍衍地平息了。张学良将军仍致力于联共抗日的工作。蒋介石由于广东事件虽已平定，而广西善后尚待料理，还不能马上腾出手来对西北的抗日运动进行弹压，所以没有立即发作。可是，他已暗下决心，待两广事件一结束，他就要全力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
① 据宋黎同志回忆，此事件自二十九日晚开始到三十日晨结束。——编者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