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二 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3
应德田著
学 兵 队
张学良将军与共产党合作，坚决走逼蒋联共抗日的道路之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了刘鼎同志的建议，命令孙铭九在卫队第二营中创办学兵队。八月末，即搜查省党部的第二天，孙铭九由中校随从参谋改任第二营营长。学兵队的筹备和招收工作是九月初开始的，于九月底正式成立，共有队员约四百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收来的，他们是抗日积极分子。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人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卫队第二营营部，设在西安的东城门楼上，学兵队有自觉的纪律，没有特别的事情，从未有人走下城楼到街上闲遛的。西安的蒋介石特务虽然约莫知道有这么一支学兵队，但其中的具体情况，特务们无从得知。学兵队的训导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采用的体制与后来红军创办的抗日大学相似。
学兵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孙铭九之外，还有康鸿泰(即康博缨)、贾国辅(即贾陶)、关思润、于唯哲、商亚东等，他们都是抗日同志会的成员。
刘澜波、刘鼎、苗剑秋和我都在那里讲过话，刘澜波、刘鼎还帮助孙铭九处理公务。我讲话的内容，就是我写的那本《抗日的理论与实际》小册子的要点。
全体学员都进步很快，不久就隐然成为东北军中的抗日骨干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孙铭九组织抗日先锋队时，学兵队中大部分成为先锋队的下级干部，也有少数参加了东北军特务团的工作。自西安事变结束到“七七”事变发生这段时间里，因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东调，原学兵队队员多脱离了东北军，参加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陕北抗日组织中去了。
对外联系大事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学良将军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又从南京到上海，请李杜将军协助寻找共产党线索，以便取得联系。后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将我留在上海办此事。约在十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与李杜将军一起去吴宫饭店，会见一位姓潘的人，谈到联系事宜，姓潘的表示一时不容易直接与共产党联系上，但可以帮助寻找。据说潘是一位共产党机关的负责人。
一九三六年：
三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通过李杜将军联系，介绍刘鼎同志到西安。
五月，张学良将军去太原，与阎锡山谈联共抗日问题，阎锡山表示同意这个道路。
六月，张学良将军派上校秘书栗又文、一○五师少将旅长董彦平去新疆，与新疆督办盛世才联系，酝酿共同抗日。西安事变时，栗、董尚未归返。
六月，张学良将军派中校秘书刘启戈前往广东与陈济棠联系。刘启戈到达广东后，正逢广东余汉谋倒戈，陈济棠下野。
六月，两广起兵反蒋要求抗日时，李宗仁曾派李葆莲来西安联系。张学良将军拟派米春霖去两广。后来因为刘鼎同志、王以哲将军和我主张先不表态，米春霖未去。
六月末七月初，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开会时，住在首都饭店，上海救国会派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等人访问张学良将军，谈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学良将军同他们进行了热忱的谈话。在此之前，我接待过他们。
七月，余汉谋迫陈济棠下野后，张学良将军派中校参谋解如川(解方)去广西，希望联合抗日。
九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西安为红军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孙铭九和我与时剑英同志常相联系，他住在我们院子的西房。不久，朱理治同志到西安，负责西安地下党的工作。
十月五日，张学良将军接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写给他的信，提到：“……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十月，张学良将军向中国福利会捐款三千元，派我持他的亲笔信函到上海见宋庆龄先生，由杜重远和胡愈之引导。
十月，蒋介石到西安，张、蒋关系日趋紧张。
十月，一天晚间，张学良将军交给我一个提包，说里面是四万块钱(中交币)，是给共产党的，叫我交刘鼎同志。我立即到刘鼎同志所住房间将提包交与刘鼎同志。我记得当时听张学良将军说的是四万，后来叶剑英同志说是十万。四、十音似，当时我没打开提包复数，直接交给刘鼎同志。这笔款由刘鼎同志交叶剑英同志带回陕北。
十一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七君子被蒋介石逮捕。张学良将军派我前往上海慰问。我带两箱桔子，化名“乔所钦”到南市公安局看望并转告他们张学良将军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这消息使七君子感到鼓舞。
十二月初，西安事变前几天，李宗仁、白崇禧派刘仲容来西安，带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写在白绸子上的信。由于两方面联系得很好，所以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安事变中，始终支持西安方面。
据说，杨虎城将军曾派蒲子政到太原、北平、济南联系过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派傅剑目前往成都联系过刘湘。
西安事变时，宋哲元的代表裴佐周、刘湘的代表黄慕颜均在西安，并且刘湘、宋哲元、韩复榘也表示支持西安。
人事更动
从一九三六年春天起，栗又文、刘澜波、苗渤然、高崇民、陈先舟、车向忱、卢广绩、朱黎等陆续到达西安，这对东北军联共抗日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栗又文为人谨慎、沉着稳重，在西安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党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担任工委书记。他是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族弟，与骑兵军副军长黄警钟(显声)的关系很好。一九三五年九月，刘随黄部队到达西北，挂黄显声秘书的名义。他豁达爽快，善于联系群众。
苗渤然，共产党员，他是孙铭九的同乡朋友，在东北军中做秘密工作。
高崇民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北平东北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张学良将军在武汉组织四维学会时亦系负责人之一。以后思想转变，趋向左倾。崇民慷慨豪放，也善于联系群众。
车向忱，北平东北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到西安后思想向左转变化。他不慕荣利，艰苦朴素。
卢广绩，北平东北救国会负责人之一，亦是武汉四维学会负责人之一。后来张学良将军派他出国考察，回来后思想有进步倾向。初任天水专区专员，十月任“总部”第四处少将处长。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宋黎，偕马绍周来西安，从事西安学生抗日运动，对西安青年思想的进步有很大推动作用。
以上都是从外面来西安的人事情况。
一九三六年秋至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事变更。一二○师师长常经武被免职，改任赵毅。一一五师师长贺奎调到一○九师任师长。刘启文升任一一五师师长。搜查省党部后，调卫队第二营营长周文章为第三处(总务处)上校副处长，调孙铭九为第二营营长。卫队二营是负责张将军及总部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还有一个卫队一营由王玉瓒负责，王是上校军衔，由王树常部队中调来的。调我去负责随从参谋秘书室，接替孙铭九。一○五师团副康鸿泰调任学兵队队长，西安事变前夕又调任一○五师团长。
张学良将军原拟调一一六师师长缪澂流为副军长，王以哲将军力保，改为五十七军军长。张学良将军原拟任吕正操为一一六师师长，因缪澂流反对，并力保刘元勋，乃任刘元勋为一一六师师长。张学良将军欲任一○五师团副王甲昌为团长，因师长刘多荃反对而作罢。
上述人事更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向进步方面变化的。但当时东北军中也还存在不少反动、保守和不得力的军政干部。例如：上校秘书李希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中校秘书田树滋，都是国家主义派分子，思想极为反动，是希特勒的虔诚信徒。上校秘书杨维祯是可有可无之人。中校秘书张潜华近乎市井之流。科长高士栋是蓝衣社成员。通讯队长何士礼是帝国主义分子(西安事变之前离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积极拥蒋“剿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对联共抗日逐日消极。总之，东北军当时的政治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亟须整顿，可惜动手时间太晚，在东北军还没有整顿好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就被迫联合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东北军无力援救，是与没有坚固团结的联共抗日阵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