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三 逼蒋、捉蒋和放蒋3
应德田著
放蒋、送蒋的争辩
放蒋的问题，在会谈议程中由张学良将军提出之后，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就定了下来。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设计委员会开会谈到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蒋介石不做出可靠的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设计委员会认为绝对需要得到的保证有下列三项：
一、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撤走，解除对西安的威胁；
二、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以取信于全国人民；
三、谈判所通过的条款，必须由蒋介石亲笔签字，公诸报端，使他不至反复。
设计委员会认为，得不到这些基本保证，绝不能放，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自然把这些意见向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汇报了。
这天晚间我见张学良将军时，他问我：“设计委员会是否提出了没有三项保证就不放蒋走的主张?”我回答说：“是的，没有保证就放，空口无凭，他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双十二事变岂不白变了一场?”张学良将军说：“不对，所提出的保证，他不见得能答应，即使勉强答应了，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我们逼迫的结果，你想，这样的保证还有什么可靠性?有什么价值呢?从一开始他就声明他不在谈判的决定上签字，以个人的人格作保证，你硬逼他签字，以为签了字就万无一失了吗?他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释放上海七君子的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我们做事，必须能放能收，自己做的事必须自己了。不能两手捧着刺猬放不下。阎锡山要派赵戴文来，还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二十七日接阎锡山电报说将派赵戴文来西安)，他以前来的电报里那几个‘乎’你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把放蒋这件事做得好象是听了什么人的主意、照别人的支配行事，要让人家看出是我们自心的诚意。你知道，我们内部也有问题，杨主任方面的冯钦哉就靠不住。这是关系重大的国家要事，非同儿戏，事不宜迟，万一出了岔头，谁担得起!”
我说：“尽管如此，也不应过急，有保证总比没有好。如果签了字能够不算数，他的人格又能做什么保证?签字是实在的，不承认不行，人人看得见。口头上的人格保证是无形的，一口否认，我们连根据都没有。当然如改组政府和召集救国会议等须他回去后才能办得了，但有的现在就可以着手解决。即刻释放七君子，这并不难，放了，全国都知道了，可以提高他的威信，他也不好再把他们抓回去；他想再抓，也不一定就轻而易举地再让他抓到。他如果那样背信弃义，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央军退兵问题也是这样。还是在他答应的条件上有他的亲笔签字的好，这样他想反悔就比较困难，如果他变卦，不履行决议，更可以看出他出尔反尔的不对，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有他的签字，我们就能争取到广泛的信任和支持，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当然不应该老是手捧着刺猬放不下，但必须有了可靠的保证而后放，才能够得到真正确实的结果。”
张学良将军显得很急躁，问我：“这些保证他一条也不答应，你怎么办?”
我肯定地说：“那样，我们就不放他，一直等到他答应为止。”
张学良将军很不高兴地说：“那怎么能行?那一定要搞出大乱子来。我决心尽早地让他走，你不要想不通，并且我还打算我亲身送他回南京。”
听了张学良将军这句话，我的心头猛然一震，仿佛象十二月十日那天他向我说准备捉蒋时一样。我急切地说：“那怎么行呢?那太危险了，没有得到保证就放他已嫌欠妥，为什么还要亲自送他?副司令去了，就很有可能回不来了，这里怎么办?”
张学良将军解释道：“你不懂。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使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要知道，我们今天不但应当好好地放他回去，而且以后还拥护他作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身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也就不至于反悔了。你担心的是，怕他不放我回来，我想他不能，他那样做还有什么信用?我们东北军能让吗?这里的三位一体能答应吗?只要我们东北军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团结一致，他不会不让我回来的。就是真的有些危险，我想应该首先看我们做的对不对，不应该首先看本身有无危险。我们发动这次事变，何曾只顾本身的利害?只要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于联共抗日前途有好处，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惜。西乡隆盛和鬻拳，他们确实是爱国的，他们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听了张学良将军的这段话，我紧张的心情并没有放松，而是看到他的想法已定，越发忧虑了，我仍然觉得亲身送蒋有很大的危险。我说：“副司令说的当然有理，但这次事变古今所无，是副司令为国策的转变，为救国，为抗日，也可以说是为爱护委员长，使他走上救国大道而显示的赤胆忠心，但委员长的为人，副司令是知道的，他能这样理解吗?他这次在西安受了这样的折磨，是委曲求全，他不会甘心的，他能不想办法报复吗?为国家，为民族，个人的安危当然应当置诸度外，但是不是非要副司令亲身送他不可呢?副司令应当想到这一层。你到了南京，他不放你，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到那时，我们要求放，他坚决不放，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呢?”
张学良将军非常激动地说：“照你这样说，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张学良将军说完，我心里还是很沉重的。一般说来，张学良将军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但现在面对的是特殊情况，蒋介石和南京集团根本不是如此单纯。由张学良将军自己去送蒋介石，一旦把他扣在南京，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来说，损失太大了。可是，看到他的态度那样坚决，一下子我又想不出更充分的更透辟的道理来劝阻他，我只好说：“无论如何，我终究认为送他是不妥当的，请副司令再三考虑，千万不要大意，以免为此后悔莫及。”
在放蒋和亲身送蒋的事情上，孙铭九也曾努力劝阻过张学良将军，同样未得成功。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重要文武干部以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为代表，对放蒋一事都表示必须在蒋介石实行了三项保证之后再放。至于张学良将军亲身送蒋这个问题，大家坚决不同意。为此，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将军召集设计委员会和部队中一些较高级干部到他的公馆的会客室中，他当面向大家说明放蒋和送蒋的理由，并反驳了三项保证的提法，还说明他亲身送蒋，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再讲什么乖话，也可以促使蒋介石对于所答应的条件没有反悔之余地。张学良将军认为做人情要做到家，与人家合作要合作到底，他说他这个办法的意义很深远很高明，因此嘱咐大家要听他的话，不要随意胡说。在座的人大致处在似乎被说服而实际上并没有被说服的状态之中。
看到张学良将军没有听从大家的意见，我很着急，最后争辩说：“大家的意见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大家的意见都是为团体为副司令着想的，我认为副司令应该三思而后行。”接着有人问：“周先生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将军说：“周先生和我的意见大体一致，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全大局的，没有问题。”
二十四日晚，周副主席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十分意外和恐慌。蒋被捉之后，心里就一直害怕有共产党来插手，觉得共产党是不会饶过他的，十几年来，他“围剿”苏区，镇压革命，杀害共产党人，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自忖必死无疑了。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周副主席同他进行了十分严肃认真的说理斗争，郑重地向他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反革命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如果认清大局，立即联合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共产党既往不咎。听了周副主席的谈话，蒋介石流露出不胜感慨的神情，他终于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张学良亲自送蒋
放蒋，虽是大家同意的，但没有具体保证就放，并非大家真正同意；张学良将军亲身送蒋，更是大家绝不赞成的。但是张学良将军主意已定，只不过是走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二十五日早晨，宋子文接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给他的一封义正词严的联名信，向宋提出，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的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立即退出潼关，如若不然，决不放蒋走。宋子文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介石、宋美龄看。他们看了也吓得不得了，马上叫宋子文找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向张、杨两将军表示，蒋回南京后，保证立即命令中央军撤出潼关，毫无问题。张学良将军知道了这件事之后，非常着急，他所担心的节外生枝，眼看就有萌发之态。他知道，自己的行动计划，一时难于说服部下；但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上海七君子，要蒋介石签字，蒋一时也绝不会答应。时间拖延，是非常不利的。怎么办?于是，他找了杨虎城将军商议。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恐怕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当天就送他走。”杨虎城将军听了一怔，表示坚决反对张学良将军送蒋，担心蒋扣他。杨虎城将军了解蒋介石，更从西安的实际情况和三位一体的团结考虑，他深深了解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张学良将军真的被扣，就可能使东北军的团结发生变化，三位一体的团结也必将相应受到影响，那末，能够对蒋介石构成威胁的西安形势，也将减弱或瓦解。他问张学良将军大约能在什么时候回来，张学良将军回答说：“争取三天之内就回来，至迟也不过五天，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东北军就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是持有怀疑的，张去送蒋，他不能不想到意外的发生，但他被张学良将军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同时也怕时间拖长了会出什么差错，结局不好收拾。另外，他也看到张学良将军的决心已难挽回，他才不顾一切，慨然同意了张学良将军立即送蒋走的主张。
张、杨决定立刻放蒋、送蒋，唯恐部下知道会进行阻拦，所以这个决定谁也没有通知，就在当天下午三时半，张学良将军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将军和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地离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向西郊飞机场飞驰而去。
一到飞机场，蒋介石看见一大批学生和群众队伍，他不知道这些队伍是在等候欢迎绥远抗日将领傅作义的，以为是要对付他的，他十分惊慌，害怕群众出来留难、阻挡，便向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恳求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他又再次重申了六项诺言。
下午四时整，蒋介石与张学良将军、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同登波音飞机飞往洛阳。
这时，设计委员会正在开会，高崇民把高级将领反对无保证就放蒋的意见作了报告之后，大家正在进行讨论，忽然，听到天空传来飞机飞行的声音，正惊疑间，接到由张将军公馆打来的电话，报告了副司令已送蒋介石和宋美龄等走了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震得大家惊心动魄，目瞪口呆，所有的人都愣坐着，相对无言，会开不下去了。杜斌丞蓦然捶胸顿足地说：“天地间竟有这等事，我是不是在做梦?”说罢，他向床上一栽，不禁痛哭失声。王菊人变得浑身瘫软，一时动弹不得。我也头脑昏沉，不知如何是好。
孙铭九得到卫士报告，赶紧去问周副主席知道不知道，周副主席很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有十多分钟了，周副主席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孙铭九说：“我也是刚才知道的。”接着，周副主席焦急地问：“现在有没有汽车?”孙铭九答道：“有车。”于是，周副主席立即同孙铭九乘车追赶，想追回张学良将军，但汽车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飞机已经在天空中了，不禁叹息而归。
后来周副主席曾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①一九二六年，杨虎城为了抗击北洋军阀刘镇华的进攻，率先头部队于四月十六日进驻西安，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八个月，终于战胜刘镇华镇嵩军的围攻。
②蒋斌扣压了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并向何应钦报告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情况。何应饮得知西安所发生的情况后，立即将全国所有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全部赤化，蒋介石已被杀害，妄想借此机会制造矛盾、煽动混乱，来实现他的阴谋。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象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后，才在一些地方私人的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八大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破坏和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许多怀疑和误解。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