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四 救张斗争及西安内外1
应德田著
救张斗争第一回合失败
关于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国团结抗日这一方面，现在已有不少论述。西安事变如何是时局的转捩点，如何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的开始，如何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推动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抗日战争的早日实现，所有这些大家都很清楚。因此，我把这一方面从略，只谈谈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别有用心，使救张斗争终归失败，使张学良将军终于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的这一方面。
张学良将军为避免发生意外，急于亲身送蒋，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感到在西安耽搁的每一分钟，都好似鱼游釜中，极不安全，恨不得一脚跨回南京。蒋介石当然知道，在西安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共产党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他看到，张学良将军在这团结当中所占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要想遏制这种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尽快地有效地将张学良将军把握在手；东北军失去了张学良将军，就容易发生动摇，三位一体也就会出现问题。因此，蒋介石企图趁张学良将军送他回京的机会，阴谋扣张。另外，他还要对西安双管齐下，一方面调兵遣将对西安进行军事威胁压迫，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利诱和分化。但能否顺利地达到目的，蒋介石并非胸有成竹；如果在救张问题上东北军誓死不让，三位一体坚决争取，他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只得放张学良将军回来。
在当时形势下，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国的威信已经大大下降，各省的实力派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甚至山西阎锡山，都是表面上与蒋周旋，实际是待机而动。假若他发动了新的西北内战，必会招致各方面的攻击。他不是不知道，单只是红军已经不好对付了，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力量更大了，打起来于他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何况，张学良将军放蒋送蒋确已仁至义尽，蒋介石审张判张赦张又已明白表示了张的无罪，因此，如果他不顾一切地硬把张学良将军扣起来，在政治上对他相当不利，诡计多端的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干的。再者，他不会丢着他的高级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及五百名工作人员不管而去冒险。他将一步一步地试着走，抓住有利时机，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取得圆满成功。这种情况摆得非常清楚，而且在以后相继发生的每一件事实都充分表明，由于西安方面的让步，失掉了有利的机会，使得蒋介石得心应手，达到了他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南京和西安两方面以及东北军内部的斗争的真实面貌和外部的反应吧。
十二月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蒋介石临上飞机时，对张、杨再次表示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答应六项条件。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
西安各将领向全国通电报告送蒋赴洛，电文如下：
“限即刻到(衔略)：自委座留住西安，对于副司令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完全容纳，即定返京施行，其人格伟大，为国家为民族之精神为空前所未有，群伦所景服，爰于本日下午四时，由副座恭谨陪送洛阳，特电奉闻。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有。印。”
二十五日夜
杨虎城将军接到有张学良将军署名的电报，嘱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据云，张送蒋当晚抵洛阳，住洛阳军校，蒋即要张给杨虎城将军发电，释放上述四人。
二十六日上午
西安方面各将领讨论张学良将军来电内容。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照办，并主张将扣押的南京十几个军政大员一齐放走。杨虎城将军本不同意放，因为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张放，杨虎城将军无奈，只得同意。
我对王以哲将军痛陈为保证张学良将军归来，决不能释放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的道理，王不听。
二十六日下午二时
设计委员会讨论释放陈诚等大员事，全体主张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再放。我发言坚决主张不能放。
二十六日午十二时二十分
蒋由洛阳飞抵南京，当即发表谈话，内容要点有三：一、本人在西安时无一刻在危险中；二、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三、国事至此，政府唯有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其他问题无庸计及。
二十六日下午二时
张学良将军与宋子文乘波音飞机抵南京，晚电杨虎城将军云：“杨主任虎城兄勋鉴：午后二时抵京，寓宋子文兄处，一切安善，请转告诸同志释念。学良。宥戌。印。”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
杨虎城将军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干部人员训话，对双十二事变的经过及主张做了详细的报告，指明今后对于抗日救国工作“更应加倍努力，在蒋委员长和张副司令领导下，完成更伟大的使命”。
二十六日晚六时
杨虎城将军、王以哲将军等作主，在新城大楼大摆宴席，欢送被扣的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
二十六日夜
蒋命张写一份自请处分书。
二十七日
王以哲将军、何柱国将军下令放回蒋方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陈继承、朱绍良、钱大钧、晏道刚、蒋百里、蒋作宾等十几个军政大员和家属若干人。
西北抗日联军任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黄师嶽为参谋长，积极筹备援绥军事。
蒋介石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章，颠倒黑白，说西安放他是由于他的伟大人格的感召，并露出蓄谋报复的险恶用心。
鲍文樾飞往南京。
二十八日
毛主席发表《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谎言和谬论，指出蒋介石《对张杨训话》“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主席最后警告蒋介石：“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二十九日
阎宝航衔宋子文、宋美龄命由京飞陕，传达蒋意，并持张学良将军信，要西安放回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技术员及地上工作人员五百人，同时传达张学良将军在京甚好，不日回陕的消息。阎在与东北军负责干部谈话时，郑重地复述了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内容。阎说：“我问汉公：‘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西北将领，您几天就能回去，您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汉公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为了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又相对沉默一阵，汉公以手指向西北轻声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要想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坚持到底。”阎宝航传达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张学良将军对我们的指示和要求：蒋如不放他，他要我们东北军坚持不懈，努力斗争，一定把他争取回来。
三十日
王以哲将军、何柱国将军坚持主张将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技术员、地上工作人员五百人立即放回。杨虎城将军只得同意王、何的意见。
设计委员会讨论了这件事，我主张绝不应放，说明这是张学良将军能够回来的最后一点保证了，大家也都认为暂时不放对张学良将军有好处。
我找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详谈不应放回飞机的道理，但王、何不以为然。
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将军。
东北民众救亡总会召开常委会，车向忱、金锡如、王士达、洪钫和我五人出席，讨论劳军和电蒋、张两事。决议推车向忱到渭南劳军；致电蒋、张要求积极进行抗日工作，并请张学良将军早日返陕主持救国大计。
三十一日
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下令送回蒋方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五百人。
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十年。
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将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杨虎城将军发表告民众书。刘多荃在西安举行阅兵典礼。
鲍文樾从南京归来。
三日
阎宝航回南京。
李志刚去南京见何应钦。
四日
南京政府特赦张学良将军，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共计十天之内的斗争剪影，可做为两方面斗争的第一回合。
这一回合，我们营救和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的斗争失败了。为什么说是失败了呢?张学良将军临走时曾对杨虎城将军说：三天至五天一定回来；而现在，不仅没有回来，反被严加管束，眼看回不来了。
失败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西安方面无视团结、麻痹大意造成的。尤其是王以哲将军、何柱国将军在营救一事上表现得消极退让，别有用心，独断独行，太阿倒持，放走了足能保证张学良将军回来的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五百人。这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蒋介石头一步就要张学良将军签署电报叫西安放回陈诚等四人，接着又派阎宝航来西安追索五十架战斗机。他的目的是极明显的，这是投石问路，试探性的措施，意在摸清西安的态度，只有落实了第一步，才能迈第二步。他不会想不到陈诚等是他的重要军事将领，并且，要想压迫西安，就一定得摆出军事威胁的形势，这就必须有他的最得力的军事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做打手，去统率。另外，如果丧失了这么多的重要大员，毫无疑问地必将动摇他在南京政府中的统治；同样，五十架战斗机在当时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威慑力量。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被扣在西安做为“人质”，无可否认地有利西安，加强了西安的发言权和主动地位。假如西安方面在营救一事上采取强硬态度，张学良将军如不回来，就不放蒋介石的一人一机走，这对蒋介石来说，就等于把自己压在必输的赌注上，花费的代价和遭受的损失太大了。为挽回他这一大批最得力的打手和军政支柱，挽回这一大批强有力的空中阵容，蒋也就无法坚持扣张了。这是一般的常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得到的，算不上什么高深谋略。
然而，我们东北军在张学良将军去南京后的最高负责人、久经沙场的将领王以哲、何柱国，却不顾客观上有利于救张的事实，不剖析蒋介石的别有用心，不采纳别人的诚恳意见，反而为蒋网开三面，对蒋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唯命是从，使他在西安的包袱全没了，没有任何可以牵肠挂肚的事了，从而为他创造了能够大刀阔斧地实现其阴谋的机会，终于酿成了无法补救的历史憾事。
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孙铭九在问杨虎城将军这些事的时候，杨虎城将军曾谈过这种想法，承认当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合作，确是如此。捉蒋、放蒋、送蒋，都是张学良将军占主动地位的，杨虎城将军随着同意。在送蒋问题上，应该说杨虎城将军不得不同意。至于释放蒋方人员等，他一方面既要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一方面又要照顾到不至给在南京的张学良将军造成困难，也是不得不同意的。
第一回合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王、何两将军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对待，从而失去了这些大好条件，而且孕育着更大的危机。
“人情送到家”
张学良将军送蒋走的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杨虎城将军接到了有张学良将军署名的嘱释放陈诚等四人的电报后，当日上午，他与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进行了讨论。杨虎城将军主张缓一缓，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主张即刻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十几个一齐送走。这个消息使我和孙铭九非常着急，我们觉得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临近中午时间，我急忙去见王、何两将军谈我们的看法。
他们两人都在新城大楼的一个会客室里，我见到他们，就直截了当地问王以哲将军：“听说我们要把南京大员统统放走，是吗?”
王以哲将军答道：“是的。”
我说：“军长，这件事似乎应该仔细考虑考虑，这些人留在这里，是副司令能够回来的保证，不能轻易放弃。副司令亲身送蒋回京而不放这些大员，并不是无意识的，并不是把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当时我曾劝他不要送蒋去南京，他对我说过：‘还有十几位中央大员在这，怕什么?’足见他是有明显用意的。因此，他不回来，我们决不能把这些人放走。请军长想一想，一封电报就足以为凭吗?怎么能证明这个电报是副司令亲自发来的呢?他们可以利用副司令的名义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来，也可以强逼副司令按照他们的意志去做。即使真是副司令自己写的电稿打来的，我们也不应当执行。很清楚，副司令在蒋那里，蒋向他说先要叫这几个将领回去，要他打个电报叫我们放，他能说不打这个电报吗?他能说他不愿叫这些将领回去吗?他满心不愿意也没办法，他也只得打这个电报。无论如何，这个电报不能充分反映出副司令的真意，我们是不应当执行的。我觉得，就是亲笔信，在今天这样非常的背景下也不能照办，不能按照他在被逼迫的环境下发出来的假话办事。只按一纸空文办事，那不是我们遵从他的旨意，而是我们完全违反了他的旨意。副司令临走时曾说过三天到五天之内一定回来，那么等他回来由他自己处理这些事，也差不了几天，有何不可呢?为什么一定要急急忙忙地非现在就放不行呢?这些人是他扣的，不是我们扣的，应当由他自己放，不应当由我们包办代替。他回来自己做这些事，还可以向这些人道道歉意，恢复恢复感情，那不也是两全其美的事吗?这次事变中有的人被打死了，在被扣的人中有的受了伤，不管是死者的家属、朋友还是被扣人自己，对副司令都不会有什么好感，如果他们回到南京共同对副司令发泄不满情绪，对副司令只能增加不利的影响，只会有坏作用，我们何必要去增加这种坏的作用呢?如果副司令几天之内回不来，或者说很长期间内也回不来，为了确保他重返西安，我们就更不应放这些人走了。这是很明显的，陈诚等这十几个人是蒋的心腹，蒋不会牺牲他们而执意扣副司令的。他扣住一个副司令，我们这里就扣他十几个军政大员，他绝对不干。现在他急忙想把这些人要回去，这就暴露了他的阴谋，我们应当引起警惕。我们可以这样答复副司令，说我们决意等他回来亲自放这些大员，以便使他有机会话别欢送，恢复感情。这也就等于告诉委员长，若副司令不回来，这批人也别想要回去，副司令不回来，他们的事在这里什么也办不通。军长，我们应当清楚，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统帅，我们东北军尤其要注意他回来的问题。扣留在这里的蒋方军政人员和飞机是副司令回来的可靠保证，这个保证一丢，副司令就有被扣在南京的危险了。总之，在今天，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王以哲将军听了我这一席话，毫不加考虑，他淡然地说：“述寅①，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我看他无心听我的话，心里越发着急，我又重复说：“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将军听了我的话，还是无动于衷，他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我所说的道理，他不以为然，似乎也没有听进去，反而用张学良将军说过的这句话进行敷衍搪塞，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痛楚。
下午二时，设计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与我一致。设计委员会的召集人高崇民向王以哲、杨虎城将军汇报了讨论情况。
杨虎城将军虽然不愿意放，与王、何的看法不同，但他又扭不过王、何的决心，就这样违反众意地做出了释放蒋方大员的决定。二十六日晚，在新城大楼大摆酒宴为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饯行。二十七日，这些人离开了西安。
二十九日，阎宝航来西安，传达南京方面让我们把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五百人都放回的指示。三十日，杨虎城将军、王以哲、何柱国等讨论此事，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没关系，“送人情送到家嘛”。杨虎城将军无奈，只得同意。
我和孙铭九听到又要放回飞机的消息，心里焦急不安。我又去找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话谈的很多，道理讲的与上次大致相同。此外，我还特别指出：“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已经五天过去了，副司令所说的回来的日期已经过了，这充分证明副司令已经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办了，我们怎么还去增加他被扣的危险性呢?听阎宝航说，副司令的意思是，他回来的希望全在于我们的团结、坚持、争取，他把希望寄予我们，我们却作茧自缚。这是关系到副司令回来与否的大事，请军长仔细斟酌，为副司令回来，为东北军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团结，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有千言万语，无奈他有主意一条；你有十分理由，谁知他一概不睬。王以哲说：“述寅，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设计委员会为此事开会的时候，我以激动的语气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主张，取得了大家的支持。召集人高崇民也把会上的情况向杨虎城将军和王以哲将军做了报告，但是毫无效果。
就这样，继二十七日放走蒋方十几个军政人员之后，三十一日又放走了蒋介石的五十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五百人。
于是，蒋介石得意洋洋，进一步下毒手了，三十日来了个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将军，三十一日来了个判处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十年。
从张学良将军走后这六天经过的事实，可以看出，王以哲、何柱国对张学良将军是多么无情无义，而对蒋介石又是多么竭力帮忙，尽心报效!
在军事法庭上的控诉
张学良将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南京，住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二十七日、三十一日西安方面接连放回南京军政要员和战斗机，使蒋介石的阴谋初步实现了。蒋介石假惺惺地提出“辞职”，借“休养”为名前往他的老家溪口，躲在幕后操纵。十二月三十日，经过周密的策划之后，蒋介石命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将军。十二月三十一日，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呈请国民党政府特赦张学良将军，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至此，这一出戏剧性的迫害阴谋基本结束了，张学良将军一生的自由从此被剥夺了。
事实非常明显，十几个军政大员放回了，换来了军法会审和处刑；五十架战斗机放回了，换来了严加管束。不难看出，如果西安方面团结起来坚决抵制南京的要求，蒋介石也就不会对张学良将军加以军法会审和处刑；即使有会审处刑的可能，而特赦之后也绝不会严加管束，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是不成问题的。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将军，虽然是阴险毒辣，但他为着自身的利害关系，也只能试探着进行，他在呈请特赦张学良将军的呈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可见，他这时候还是有所顾虑的，假如没有放回五十架战斗机，他不一定会对张学良将军严加管束的。其实，就是这严加管束的把戏，也还留有伸缩的余地的，就是说，情况允许他扣留管束，他便扣留管束；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得释放。对张学良将军的最后处置不用法律术语，却用非法律上的严加管束的办法，说明蒋介石还是想再看一看动静，这个动静，就是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在争取营救张学良将军事情上，态度是否坚决，措施是否强硬，影响是否很大。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蒋介石曾有叫张学良将军回西安的意思。据王化一的回忆，可证明这一点。
王化一说：戴笠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给他一份电报，邀他立即到南京，同时还说，邀四维学会的几位东北方面的理事同去，共商重要问题。王化一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下午由武汉飞到南京。当时接待他的周伟龙说，戴笠邀请他们来，是为了讨论西安善后问题，原计划张学良将军回西安后，把他左右的人更动一些，拟约四维学会中与中央较为接近的人随张回西安去代替被换掉的人，以便能顺利地控制张学良将军。但后来情况骤变，原计划过时了，张学良将军便于军法会审后一日由宋子文公馆迁出，搬到陵园孔祥熙别墅，由特务们监视起来了。
所谓“情况骤变”，就是原准备放张，现在不放了。为什么呢?很明显，蒋介石原来以为西安方面在张学良将军未返回之前是不会释放被押的南京要员和战斗机的，不让张学良将军回去是不行的。没想到西安方面如此爽快，唯命是从，并没有坚持要张回去的意思，这样好的机会，蒋介石怎么能看不见、抓不住呢?他看到人和飞机安全回到南京，情况当然就发生了骤变，放张的计划也就改变成扣张的行动了。
张学良将军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从怀里把自己密藏了多年的小皮包掏出来，由里面取出一张九·一八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寇侵略的那封电报，准备宣读。审判长李烈钧慌忙制止，但张学良将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宣读了电报的原文：“沈阳日军行动，可做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据传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拍发了这封“铣电”之后，心里一直非常后悔，因为这是他出卖祖国神圣山河的罪证，他唯恐张学良将军把它拿出来暴露于全国人民面前。为此，他曾下了很大功夫，指使特务企图将这封电报偷走，但一直没有能弄到手。现在张学良将军以悲愤的声音在法庭上公开宣读了，这也是对卖国贼蒋介石的无情控诉，向全国人民宣布，不抵抗的责任在蒋介石身上。接着，张学良将军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束那种自己打自己、对外屈膝投降的国策，是为了挽救垂危之中的国家和民族，他没有罪!
张学良将军自九·一八事变至被军事法庭审判这几年中，对于束手让出东北三省，一直是感到负疚，感到痛心的。日寇打进来，连还手的样子都没有摆一摆，一封电报，就拔营起寨，退进山海关，进了关，又被指东调西，刀光剑影，炮火连天，打的是谁?是骨肉同胞。“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他上疏、哭谏，举行兵变，满心期望蒋介石受到震动，能够反躬自问，重振旗鼓，光复河山。没想到，蒋介石颠倒黑白，使他一片诚心蒙受了不白之冤，成了罪人，怎么能不使人慨叹，愤怒!
威胁和利诱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和三位一体都坚决反对，因而更强烈地要把张学良将军营救回来。
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投用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布置在接近陕西边界的京汉铁路、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入陕西境内，就象督战队那样压住阵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赶到“剿共”前线。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将这些军队大部开入潼关，驻在华县、华阴和渭南一带，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垒，便于监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举一动。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进一步把这些军队分为五个集团军，任命了五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从各个方面向西安施行威胁。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华阴、华县方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在甘肃方面；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在宁夏方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在渭南方面；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在商雒(洛)方面。
这五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顾祝同外，其余四个都是西安放回去的人，只由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是怎样地不忠于张学良将军和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而效忠于蒋介石和南京集团了。
一月初，蒋介石召集这五个集团军总司令开会，要他们立刻赶到前方，迅速占领有利位置，但不得随意开仗，开仗之事必须先得到他的命令。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并非真要打仗，他是讲利害的，他不会做那些明显吃亏的事。
与军事威胁的同时，蒋介石还对西安采取了政治分化的措施。一月五日，他下了这样几道命令：一、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二、杨虎城将军的西安绥靖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三、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四、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五、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免职。虽然这些命令对西安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效力，但不能说它对西安方面不起威胁利诱的作用和政治分化的影响。
当时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比较巩固，干部较为团结，人民拥护，士气旺盛，针对蒋介石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西安方面进行了军事准备和说理斗争。
说理斗争表现在一月五日西北各将领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的“歌”电中，电文对蒋介石一方面扣留了张学良将军，一方面又用大军压迫西安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予以有力的回击和控诉。电文中说：“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西安方面的部队也相应做了调整。本来在西安事变后，为了防备南京军队的进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在渭南、渭北和华阴、华县一带布置了防线，现在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两道防线。此外，从前方到西安，选择有利地形，再构筑七道防线。五十七军和一○五师(等于一个军)担任渭南方面防务；十七路军五个旅担任渭北方面防务；十七路军孙部担任蓝田、商县一带防务；红军接防延安(肤施)、洛川，并南下至栒邑、淳化、三原以至蓝田一带，配合十七路军担任防务，并来往游动，以警戒和威胁蒋军的侧翼。
从当时军事配备的变化和前线相峙的状态上看，似乎将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但实际上，在全国坚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形势下，无论南京或西安都没有进行战争的意图和决心，谁也不会把重新挑起内战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南京方面所以如此大动干戈，是企图不放回张学良将军，使东北军在兵临城下之际无可奈何地承认既成事实，并且随意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离开渭南前线，离开西安，逐步遣散到更远的地方去。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自然就达到了破坏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联合、瓦解三位一体团结的目的。西安方面所以如此针锋相对，布置防务，主要是为了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转变在营救一事上的被动局面，维护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完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双方都不是为了重开内战，就南京方面来说，是放张与否的问题；就西安方面来说，是如何争取张回来的问题。
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引起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内部的极大愤慨，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要求与呼声突出地高涨起来。西安方面认为，蒋介石能否释放张学良将军，关系到他的诺言能否实现的问题，即关系到西安事变的目的能否达到的问题。东北军是个比较特殊的团体，没有张学良将军，便失去了团结的中坚，东北军的团结发生动摇，三位一体的稳固自然也成了问题。要维护东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为促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非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不可。这种情况，不仅东北军自己认识到，杨虎城将军认识到，共产党代表团也认识到。所以，大家对于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都认为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但蒋介石得到了人和飞机，扣张的戏已经基本唱完，他还有什么怕的呢?两方面在放张的问题上，展开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
① 应德田字述寅。——编者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