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三 逼蒋、捉蒋和放蒋2
应德田著
各方面的反映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都有着极其强烈的反映。现在就各方面反映的主要情况略述于下。
国际方面，轴心国家、“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各有其不同的反映。
轴心国家德、日、意是主张打破现状，企图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瓜分殖民地奴役全世界的。它们对于西安事变，大体上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渴望中国同室操戈，由此引起更大的内战，以利于他们趁火打劫，加速侵略。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日益深刻广泛的作用和影响又怀着十分敌视和恐惧的心理。这种意识，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很突出，它曾直截了当地向南京政府表示，要南京当局反共防共，还指出，如果南京政府采纳了西安的主张，走上了联共的道路，日本将不能容忍。
“民主国家”英、法、美，竭力主张维持现状，避免同轴心国家发生直接冲突，保存自己的力量，更别有用心地希望把法西斯侵略的战火蔓延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将中国置于日本一国控制之下的企图，又对美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美英两国希望蒋介石能够结束内战，进行抗日。对于西安事变，它们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同情西安所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希望蒋能接受这些主张，在张、杨放蒋回南京之后，中国开始走上联合抗战的轨道。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主张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对付轴心国家的侵略，支持中国争取蒋介石抗日；对于西安事变，深恐发展成为更大的内战，因而极力主张放蒋，求得和平解决。
国内的反映，除南京方面留待下一节再谈之外，可分为三个方面，即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各省实力派。农村各阶层情况，由于交通不便，组织散漫，不了解事变真相，所以反映不多。至于各大城市的工厂工人和学校学生，听到蒋介石被捉及张、杨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都兴高彩烈，雀跃欢呼，极表拥护，并与国民党CC团、复兴社分子展开尖锐的斗争。这种情况很普遍，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的动人事例很多。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临潼捉蒋的消息传出之后，西安各大街挤满了欢腾的人群，成群结队高呼口号，形成一股股自发的游行队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拥护抗日的口号声，一直响到晚间。这种热烈拥护的场面，真是感人肺腑!直到我离开西安之后，还不断听到人们谈论当时种种令人难忘的情景。工人阶级的支持，可用一个例子做为代表：青岛十万纱厂工人响应西安事变，派代表携函绕道韩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西安见张、杨二位将军。原函如下：
张副司令、杨主任：听到你们十二月十二日的消息和你们的八大原则，我们真是万分高兴。
日本帝国主义近来侵略中国更加疯狂了，眼睁睁中华民族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听到你们抗日救亡的吼声，相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跟着你们走，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谨以至诚庆祝你们成功。
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啊!
我们真是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人们，不多日子以前，我们为争求最低度的生活，曾经联合罢工，结果直接在日本帝国主义陆战队与间接在卖国求荣的外交当局夹攻之下，我们暂时只好忍辱复工了，我们愤怒的火焰，可是愈为炽烈了。我们的意志，象座快要爆发的火山，就要喷出怒火，烧毁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残余建筑。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吧，全国最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援应你们呢!最后的光明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此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青岛全市各纱厂工人联合会叩。
各省实力派除国民党右派外，普遍表示了同情与支持。西南方面，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十六人于十六日即通电全国，支持西安。电文要点是：一、对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开赴绥远战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李宗仁、白崇禧给张、杨两将军的电报中，尚有“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话。四川刘湘和广西李、白的表示相同。华北宋哲元、韩复榘与杨虎城将军原先同系西北军，有旧关系。他们同张学良将军的交往也较密切，这是因为张学良将军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时，直接领导过他们，对韩、宋很照顾，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是张学良将军大力保荐的。所以他们也都表示了对西安的支持。宋哲元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给东北军留在北平的眷属每家送两袋面粉，也可看出他对西安事变的支持。
独有山西阎锡山手法表现得很特别。本来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张学良将军到太原和阎锡山谈过联共抗日的问题，阎表示很同意；十一月洛阳祝寿时，张学良将军与蒋介石争论联共抗日问题时的观点和见解，阎也深表理解和同情。西安事变后，在发表双十二通电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又专门给阎一电，征求其意见。不料，十四日阎在复电中，态度却非常阴险。电文是这样的：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两兄震机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端，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入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弟阎锡山叩。寒。
绥远傅作义将军当时是抗日将领，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张学良将军与傅交至密，傅任绥远省主席也是张学良将军保荐的。傅在绥远抗战时，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大力声援。西安事变前，张、杨两将军即拟组织抗日援绥联军，计划与傅联成声势，打成一片。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仍与傅作义将军保持着密电往返，傅作义将军申明拥蒋、拥张、抗日。他相信蒋介石会答应张学良将军提出的要求，张学良将军也不会加害蒋介石，并会释放蒋介石的。为了与张学良将军商讨抗日援绥和放蒋等问题，傅作义将军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由绥远来西安，不意天气不好，飞机迷失航向，被迫降落在易县，次日乘火车到太原，准备再乘飞机到西安。而这时张学良将军已启程送蒋回京了。
为了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和全国公众了解发动西安事变的背景和任务，张、杨两将军发表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这也是西安事变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以鲜明的语言揭露了蒋介石加紧内战、对外屈辱投降的罪恶，指出：
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这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也许有人在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实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十几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谓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事件爆发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抗日的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不容易发动。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来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
这个文件最后呼吁：“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去抗日则生，不去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拚，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恢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南京的分歧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陷入一片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大体上是以这两派为主：一派以何应钦、戴传贤等为首，主张对西安明令讨伐，这是何应钦想趁此机会把蒋介石搞掉，自己取而代之的阴谋。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蒋介石亲属集团，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设法营救蒋介石。这个集团在南京很有地位和势力，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冯玉祥和英美国家的支持。这两派互相斗争，各行其是。十二月十三日，何应钦盗用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褫夺张学良将军本兼各职。令云：“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十四日，宋美龄派蒋介石的顾问、英国人端纳带着宋美龄给张学良将军和蒋介石的信，乘飞机来到西安。随同来西安的还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给张学良将军的信中说，希望他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她给蒋介石的信除了叮嘱蒋介石保重身体之类的话而外，还告诉蒋介石说，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他与英国的情报机关有关系。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学良将军被迫出国时期，才到蒋介石那里作了顾问。端纳与张学良将军的关系本来很不错，他来到西安后，张学良将军把西安事变的意图详细地向他做了说明，还郑重地告诉他，西安行动，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还是拥护他做领袖的。端纳表示赞成张学良将军的主张，并愿竭力劝蒋转变过来。
张学良将军陪同端纳见蒋。蒋介石看过宋美龄的信，心中已经有所触动了。端纳对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
两天来，蒋已渐知张、杨两将军对他实行兵谏的实际目的，现在看了宋美龄的信，又听了端纳的一席话，他更明白了张、杨的真意，于是态度变得缓和了，并答应迁居。张学良将军和端纳当时就陪着蒋介石从新城大楼迁到金家巷高桂滋空着的公馆里。
十五日，端纳乘飞机由西安飞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汇报了到西安后晤蒋、张的详细情况，并强调了张的善意、蒋的安全以及和平解决的希望。由于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西安，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请端纳再返西安，请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以便顺利进行政治协商和加速营救蒋介石的工作。
十六日，端纳由洛阳飞返西安，说明宋美龄的意图。张、杨两将军同意由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军事行动的办法。蒋介石虽然对何应钦的军事进攻心怀恐惧，但也想利用这“戏中有戏”的军事进攻向张、杨做为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他对此答应可以考虑，并与张学良将军商定，第二天写信，派蒋鼎文携回见何应钦。电文如下：“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就在这一天，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何应钦的旨意，下令讨伐张学良将军，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于右任宣慰西北军。同日，南京飞机再次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十七日晨，蒋介石向何应钦下达了手令。之后，他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在这三天之内他要返回南京的要求。张学良将军说明，二、三天的时间，许多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希望把回南京的日期推迟几天。但蒋介石坚持己见，无论如何不容改动。
蒋鼎文十七日下午乘飞机离西安前往南京。
同日，国民党政府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即日通电就职。于右任离南京北上，进行分化工作。
十八日晨，蒋介石手令发生作用，何应钦飞机暂时停止轰炸。
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
十二日蒋介石被捉到之后，张学良将军就叫我找刘鼎同志，共同起草电文向中共中央报告，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商谈救国大计，特别邀请周恩来副主席为代表团团长，并说可派飞机专程前往肤施迎接。
当时，在西安事变之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急遽变化，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借机打着营救蒋介石的招牌，阴谋策划出动军队讨伐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全国上下各阶层人士出于对蒋的激愤，多数纷纷要求把他杀掉。就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一些人与南京政府暗暗勾结。面临这样的局势，应当怎么办才能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张、杨两将军事先考虑得并不周到，事后也没有明确的、尽量减少偏差的方针可依。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期待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来后研究解决。就在这关键时刻，代表团于十五日从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肤施，十七日下午乘张学良将军所派专机飞抵西安。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
代表团到金家巷张将军公馆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代表团的住处，就在张将军公馆东楼的三层楼上，周副主席住在东边的两间屋子里，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客厅，两间有门相通。其余同志多住在西边的几间屋子里，也有住在地下党在西安的秘密机关里的。代表团到达后，举行了欢迎晚宴，在中间的大屋子里设置了一张宽大的长方桌子，张学良将军坐在北面一头的主位，周副主席坐在张学良将军的右面，叶剑英同志坐在张学良将军的左面，其他各人依次就坐，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
饭后，张学良将军和周副主席到东边的屋中谈话去了。谈话内容，据张学良将军事后谈及，主要是这样：张学良将军表示，在团结抗日问题上，他怎么劝，蒋介石也不听，仍然顽固地坚持错误政策，准备进行大规模内战，并逼东北军、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活动，旨在彻底消灭红军；不捉蒋，就无法使他转变，内战就不可能停息。张学良将军认为，捉了他，就能促他反省，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并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
周副主席表示同意张学良将军的分析。周副主席说，西安事变的手段虽系军事阴谋，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但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的前途，应该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矛盾，走上团结抗日的前途，必须反对新的内战。另一种可能，就是杀掉蒋介石，这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内战，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周副主席又说，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彻底实现。周副主席还与张学良将军研究准备南京进攻时的防御战。他说，如果南京军队进攻，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阻遏内战，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学良将军听了周副主席对于西安事变的分析和主张，除“军事阴谋”的字眼感到有点刺激以外，其余表示同意。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为了应付局势的变化，根据周副主席的分析，张学良将军将东北军主力调到渭南一带，防御由潼关开进的南京部队，并集中一部分主力于固原、平凉一带监视胡宗南等军。东北军从肤施、甘泉撤防，红军接防肤施、甘泉至淳化、三原一带，以便南下渭北，侧击蒋军。十七路军则留守西安并设防西安南北蓝田、三原一带。
十八日，周副主席与杨虎城将军会见。杨虎城将军对周副主席所谈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抱有疑虑，其原因是他怀疑蒋介石是否能够同意抗日，更主要的是担心蒋的报复，经周副主席详细分析解释后，他虽表示同意，但疑虑始终没有彻底消除。可是杨虎城将军自知本身力量较小，又提不出使人心服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提不出其他办法，因此，在东北军和红军两方面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他表示牺牲自己的意见，同意周副主席和张学良将军的主张。
因为我和周副主席都住在东楼，只是楼上楼下，近在咫尺，所以我有幸把自己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向周副主席请教。在欢迎代表团的晚宴上，尽管与周副主席谈话的机会很少，但他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是极深刻的。他仪表堂堂，目光敏锐，潇洒大方，分析问题远见卓识，推断形势全面准确，而且态度谦和，丝毫没有旁若无人的习气。
周副主席对我的教诲共有四、五次，谈话不拘形式，有时是在他的会客室里，也有时就在楼道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是那样和蔼可亲，诚恳耐心。关于蒋介石是否能抗日，我当时也有疑虑。记得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周副主席在他的会客室里对我说：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现在不仅全国人民极力要求抗日，对他的压力很大，而且国际方面也有很大的力量争取他抗日。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很尖锐，英美为自身利益计，极力怂恿蒋介石抗日；苏联为抵抗法西斯的反动力量，也努力争取蒋介石抗日。蒋介石现在除抗日外，别无他路可走了；尤其是目前，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客观情势摆在眼前，他的抗日可能性就大了。还有，应当了解在南京方面，蒋介石还是比较好的，假如没有了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等将会更全面地公开走上投降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尽力争取蒋介石转变过来，走上抗日轨道，放他回南京。
还有一次，在楼道里周副主席和我谈话时说：西安事变是重要的事件，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你是张将军的干部，要从大局出发，应当很好地协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为团结抗日做出贡献；西安事变的问题解决得当，抗日的力量就会空前壮大，形势就会迅速改变。
周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谈话，激励、鼓舞着我，使我对大局有进一步的认识。
谈 判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善良、天真和爽快的人，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有时掺加着片面、偏重感情、不够理智、不够深刻的倾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后，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取得了协调一致的看法，杨虎城将军也表示了同意的意见。张学良将军便认为大计已定，必须迅速实行，及时谈判，即刻解决，早日放蒋，卸下这系天下安危的重担。但蒋介石借口脊骨跌伤，每天赖在床上，火气频发，无法开始平心静气的谈判。根据这种情况，张学良将军马上给宋子文打电报，约他来西安协助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案。张学良将军虽然和蒋介石相处多年，但对蒋介石的流氓本质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如何预防、限制和避免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欺骗伎俩和狠毒凶残、睚眦必报的行为，他考虑得很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这是他个人英雄主义的豪勇、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所造成的。
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和端纳以及宋子文的随员陈康齐、陈凤扆同机到达西安。宋子文和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周副主席都见了面，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西安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将军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政治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宋子文于二十一日返回南京，二十二日又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
宋氏兄妹一到，蒋介石即委托他们两人代表他与张、杨、周谈判；还提出，所有商定款项，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谈判内容大致以八项主张为根据而归纳成六条，这六条是周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提出的，张、杨两将军同意：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谈判自二十三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内战，宋子文要求俟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放蒋回南京。谈判中，双方的争执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将军和周副主席的主张一致；杨虎城将军虽然有些顾虑，但表示只要东北军与红军的意见一致，他也赞同。放蒋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在放蒋一事上，张学良将军唯恐夜长梦多，拖得时间长了怕出什么变故，内心中计划争取尽快让蒋走；蒋宋方面更是归心似箭，担心久留再生什么枝节。这些因素，都促使谈判进行得迅速，解决得快。
谈判顺利地完成了，然而，这里边不能不说隐藏着蒋介石不打算完全履行条文的阴谋。
二十四日上午，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宋子文三边会议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西楼(即张学良将军住的那座楼)二楼的会客室里召开。以前会议均无人记录，这次会议张学良将军命我担任记录。
谈判的内容和结果大致是这样：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躯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庆长外交，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这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抗日战争，只能做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通过。具体指出，是重要的是英国、美国和苏联。
此外还有：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