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四 救张斗争及西安内外2
应德田著
激烈的斗争
一月五日西北将领联合发表歌电后的情况：
一月九日
王化一、吴瀚涛奉南京命令飞来西安，传达南京方面的要求：先不放回张学良将军，要西安方面服从命令，撤出西安，美其名曰这是和平解决的步骤，是为了停止军事行动。
王、吴带来蒋介石的信，大意是要西北各将领息兵听命(所谓息兵听命，就是要西安放弃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的要求，掩旗息鼓，任凭中央军为所欲为，因为当时西安并没有和南京打仗，本来就没有兴兵违命)，将有种种优厚待遇，这显然是利诱和收买的伎俩。
在带来的张学良将军的信中，着重说明要以抗日救国为重，应当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知道西安军队绝不会主动攻击中央军，所争者只是他回西安的问题，他能回西安，自然就和平解决了，也就是以抗日救国为重了。)
王化一于传达南京的要求之外，在与东北人士谈话时，也传达了张学良将军嘱托他转达的指示：“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据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东北军的精诚团结，坚持要求，是他能够返回西安的最后保证。
一月十日
李济深通电，反对南京扣留张学良将军，反对南京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同时电西安：“诸公义烈昭彰，实行兵谏，继由汉卿先生亲赴首都，表明心迹，廉洁磊落，薄海同钦。刻闻中枢仍无抗日诚意，大军围逼陕甘，对汉卿先生亦不令回防，筹备抗战。事果非虚，具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抗战，亲仇莫辨，是非何存!吾国人心未死，当必为诸公后盾也。切望不屈不挠，坚毅贯彻主张。弟已于即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一致对外，两粤袍泽，义愤同深，日内亦将共同有所表示。”
宋哲元、韩复榘联名通电反对内战，反对武力威胁西安，呼吁“勿以对外之力对内”。
一月十一日
王化一、吴瀚涛回南京，张学良将军女友赵四小姐同行。自张学良将军亲身送蒋去南京之后，赵四小姐一直表现得忧虑重重，很少与人说话，一般不出房门。听到张学良将军被严加管束的消息，她更焦急不安，早就希望尽快见到张学良将军。她来到南京以后，从此一直陪着张学良将军一起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顾祝同派祝绍周自洛阳来西安，提出了甲、乙两个退兵方案，祝绍周与王以哲深谈很久。据说，在谈话当中，祝绍周曾向王以哲表示了南京的意思，许王以哲江苏省主席、何柱国安徽省主席之职。
一月十二日
米春霖自西安飞南京。
一月十三日
蒋介石迁张学良将军于奉化，米春霖、贺耀组、戴笠陪同前去，住溪口雪窦寺。
一月十四日
米春霖飞回南京。
京洛航空人员反对内战，相继逃去者达三百多人。
刘湘电何应钦，对西北问题主张政治解决，反对战争。电报说：“中央对陕甘善后，应力除畛域，以全远大，令入陕甘队毋得逼之太剧，以存国家之元气。倘不幸而发生战争，是外患既殷，内忧又起，前途不堪设想。湘为整个国家利害计，决拥护政治解决主张，而不取消耗国力之毒剂也。”
西北各界救国会通电呼吁南京勿以兵力压迫西北，电文云：“值兹国运兴亡绝续之交，岂容再启同室操戈之祸。”
一月十五日
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共同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南京军队压迫西安。
西安新闻界救国会通电要求南京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第一、要求南京政府尊重蒋介石先生诺言，立即撤退潼关以西军队；第二、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送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主持抗日大计；第三、要求南京政府调遣大军到绥东、察北、热河，东三省，实行对日抗战；第四、要求各省军政当局以武力制止任何内战阴谋。
米春霖自南京返西安，带来南京的关于退兵的甲、乙两方案。
一月十六日
鲍文樾、李志刚去南京。杨虎城将军对鲍、李两代表说：“你们这次去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蒋介石早日让副司令回来。”
刘多荃派高云鹏去华县见樊崧甫。
一月十七日
鲍文樾、李志刚到溪口见蒋介石，要求放张学良将军回西安，无结果。
一月二十日
宋哲元发表告同胞书，主要内容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反对内战，誓本军人卫国天职，歼灭民族公敌。
前线中央军抗日情绪高涨，警戒哨兵投送函件，其中有“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反对内战，反对作日本走狗、汉奸，我们联合起来，实行抗日，哪个反对抗日，哪个就是汉奸，我们团结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等语。
鲍文樾、李志刚回西安。李志刚带来蒋介石欺骗和利诱杨虎城将军的信。
一月二十一日
杨虎城将军、王以哲、何柱国、孙蔚如等举行会议，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质问南京军队西进。
鲍文樾、李志刚又去南京。
一月二十三日
鲍文樾、李志刚到溪口见蒋，蒋允鲍、李与张学良将军会面。
一月二十四日
广州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检查日货，日商多被封闭。
李宗仁提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焦土抗战、民族复兴的主张。
韩复榘明白表示：如中央军进攻西北，则山东决定出兵徐州，作武力制裁，以警告何应钦。
山西学生代表来西安见杨主任，表示山西学生支持、拥护西安，反对南京压迫西北。
一月二十五日
鲍文樾、李志刚回到西安，说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将军。
李志刚说：“张将军对我说‘委员长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李志刚还说，张学良将军说这话时神色极为凄惨。
鲍文樾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表示：“你们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你们不能坚持，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据说，这时邵力子与张学良将军同住在溪口雪窦寺，邵力子说，张学良将军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亲自送委员长回京，是为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的聪明，何竟见不及此。即使现在叫我回去，也还不晚。”又说：“我送委员长回南京，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心意，虎城曾坚决反对，因我坚持，他无法，只得叫我来。虎城认为：我来了，假如回不去，他维持不了那个局面。我坚持要送，我估计一定会很快回去，没有料到委员长真不让我回去。”这些话表达了张学良将军当时的悲愤心情。)
中央军士兵反对内战的情绪与行动日益明显，樊崧甫部二十八师杨仲英等五人向抗日联军投诚；赤水南塔附近中央军某部排长钟秀国，于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率部二十余人，携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向抗日联军投诚，盼望早日走上抗日前线。
一月二十六日
谢珂、李志刚去潼关。谢珂向顾祝同表示：只有放回张学良将军，西安方面才能撤兵；张学良将军未回来之前，中央军不得向前开进。顾祝同表示，中央军准备开入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撤退。双方陷入僵局。
一月二十七日
抗日同志会负责人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会谈，研究坚持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问题。
杨虎城将军对王炳南说：“高崇民主张反常，容易挨枪打。”王将此语告高，高惧而于二十八日从新城大楼移住刘多荃公馆。
一月二十八日
杨虎城将军要南汉宸去三原东里堡，不要过问西安事。
李志刚、王宗山去潼关，与顾祝同商定，关于撤兵问题，以后由参谋人员负责处理。
何柱国去潼关见顾祝同。
中共中央代表团答复，关于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的问题，只要东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当与东北军一致坚持。
一月二十九日
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在渭南召开，称渭南会议，一致决定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陕，然后再选择撤兵方案；张学良将军不归，决不撤兵。
东北旅平(北平)同乡会通电，促蒋实现诺言，立刻电令中央军停止逼迫西安的军事行动，即日释放张学良将军回陕，主持抗日救国大计。
一月三十日
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违反东北军全体意志，置渭南会议决议于不顾，公然与潼关中央军联络，同意东北军东撤的方案，下令撤兵。
一月三十一日
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既违背东北军全体意志，又害怕东北军全体反对，乃用飞机将于学忠由兰州接到西安，想借于学忠作他们的挡箭牌，践踏东北军意志。
召开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三位一体会议。在这次最后会议中，王、何盗用代表全体东北军的身分，擅自主张不要张学良将军回来就撤兵。由于他们标榜的是东北军全体的名义，诡称是东北军全体的意见，而营救张学良将军一事又主要是东北军的问题，于是会议通过了他们的主张。
由以上十七天的情况看，为要求张学良将军回陕，西安与南京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个斗争之中，王、何的作法，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东北军营救张学良将军斗争的动摇和分化，扩大了矛盾，对东北军的团结起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作用。东北军内部救张与弃张的斗争也日益表面化。
同时，也可以看出西安方面发生了步调参差、行动紊乱的不良现象，尤其是在接近二·二事件的最后几天中，竟时而表示可以先撤兵后救张，时而又决定非先救张回来不能撤兵。这除了反映出西安方面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幼稚之外，主要的责任应在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身上。他们在一系列救张策略上的失败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他们别有用心，至少是他们想为自己留有退步的余地，讨蒋欢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弃张派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怎样和东北军团体意见分歧，以及怎样放弃营救张学良将军的。
张学良将军亲身送蒋的断然措施，应该说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冒险行为。他所以做出这样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他对蒋介石这个人的流氓手段缺少入木三分的认识，只把自己局限在盲目崇拜和迷信“领袖的人格”、维护和树立“委员长的权威”的小圈子里所造成的。另外，他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没有对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动向做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尤其是在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等重大政治斗争中，由于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对于高级军政人员的思想倾向和活动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没有也不可能使那些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掌握住东北军的实际权力。结果，使张学良将军落得“身在南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的境域。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张学良将军对自己可能落到的遭遇一点估计也没有。他曾说过：“即使会有危险，我想应该首先看我们做的对不对，不应该首先看本身有无危险。”还对杨虎城将军说：“……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只不过这种想法在他的头脑中所占的位置是微乎其微，很不重要而已。他把有利的条件想象得过于完美了，如果他能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危险性估计得大一些的话，他是不会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问题上，做出怱忙草率的决定的。
我分析，张学良将军所认为的条件有如下三点：
第一、他估计蒋介石不会忘却他以往对蒋的好处和现在他仍旧拥蒋的诚意。
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将军以东北独立的地位，不念张作霖已往与国民党战争的旧怨，不顾日寇严重威胁，自动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使蒋在形式上完成中国的统一。一九三○年，阎、冯、汪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组织政府与西南李、白共同反蒋，蒋与阎、冯军战争甚烈。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接受了蒋介石所派使者张群、吴铁城的联络，决定引兵入关助蒋，使蒋得到胜利，巩固了地位。这是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的两次最大的功勋，最大的好处。此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为了“剿共”内战，命张不抵抗，张恪遵蒋命，失掉东三省并自己背着不抵抗的骂名；一九三三年热河陷落后，全国攻击不抵抗甚厉，张遵蒋意，单独承担着不抵抗罪名，下野出国，为蒋解脱；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将军回国后，深信法西斯主义，高唱拥护领袖，提高蒋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对蒋极大的功劳，蒋介石应当不会忘记的。
张学良将军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是企图促成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一致拥蒋抗日的局面，这样一来，蒋介石的确将成为没有人反对的全国的真正“领袖”了。张学良将军亲身送蒋去南京，是为蒋恢复威信，仍是拥护蒋作领袖。他应当是有功之臣，蒋介石何至扣他?
第二、张学良将军估计，西安尚扣押着蒋介石的十几个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等，这是他回来的最有力的保证，蒋介石不会为扣他一个人而损失一批如此庞大的有生力量，更不会用他的统治地位当赌注。
第三、他估计蒋介石如果扣了他，西安的三位一体，尤其是东北军，是不会让步的，必定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张学良将军被管束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西安方面的营救。
张学良将军的这些考虑是合乎逻辑的，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按客观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无愧于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
可是蒋介石怎么能放过张学良将军呢?他正在“剿共”事业上累吃败北之苦，正要投下更大兵员与红军决一雌雄的时候，风云突变，西安枪声逼迫他低下头来就范，与共产党红军携手联合，他能忍气吞声地善罢甘休吗?他食人肉寝其皮的心肠都有，还管什么过去的好处?他巴不得张学良将军亲自送他，不得手便罢，得了手，他决不会手下留情的。
至于王以哲、何柱国为了讨好南京，不顾一切，这是张学良将军万万没有估计到的。王以哲、何柱国在东北军中是资格较老的将领，自张学良将军走后，他们两人便居于能够代表张学良将军领导指挥东北军的地位，对内发号施令，对外办理交涉。因此，在救张问题上，他们所显露的态度，是有着相当分量的。他们能够把张学良将军判断为有利的正确的条件，加以曲解和破坏。他们能使营救张学良将军的事情处于绝境，计划落空。在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斗争过程中，王、何的态度一直是倾向南京蒋介石的。他们提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怕因救张而挑起内战争端。这个借口是极其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西安事变之后，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做了较为周密的有效的防御部署。全国各界公众也纷纷发表了立场鲜明的谈话，他们无所畏惧地站在西安一边，支持、拥护八大主张。尤其是张学良将军送蒋去南京以后，广西、广东、四川、河北、山东等省的军事首领接连通电全国，反对中央军压迫西北，并声明如果由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将受到他们的军事制裁。王、何有意制造借口，是想乱人思想，混淆视听。他们是有野心的，是企图在“避免内战”这个借口掩盖之下，与中央军搞妥协，搞交易，买蒋欢心。
王以哲、何柱国的弃张念头是由来已久的。王以哲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时，就曾阴谋抓权，酝酿拥王代张的空气，因此后两期张学良将军便不要他做教育长了。王以哲是最先与高福源、李克农同志见面的，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会谈，他也曾随往，但后来他却反对东北军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遇事掣肘。经过他手给红军的物资，也常有克扣。特别是在联蒋抗日的口号提出以后，他更振振有词地反对张学良将军，指责张学良将军通过与共产党合作之后联蒋，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他在暗中隐晦地反对张学良将军的爱国路线。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引起东北军的极大愤怒，坚决要求把张学良将军营救回来，而王，何却与之背道而驰。他们加紧与中央军勾结，在东北军中大造舆论，不仅以放机放人的实际行动迎合南京，还时常以怕重新打内战为幌子，劝人不要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屡屡表示没有张学良将军，东北军也不会受什么影响，无关大局。王以哲说：副司令不在，东北军就由我来管。何柱国这个人自来就是反对积极抗日而主张“剿共”的，当东北军已经联共之后，他还图谋袭击红军。张学良将军当时不好明确告诉他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所以只得转请红军注意，才使他的诡计没有得逞。他与王以哲在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将军下野出国期间，就已有向蒋投靠的表示。这次张学良将军被扣，他更紧紧地与王以哲结伙成帮，向蒋靠拢，以求加官进爵。后来，孙铭九听王理寰说，蒋曾贿王以哲五百万元，由王分与有关将领，后因分赃不均，大闹纠纷。这种传说当然不一定十分可靠，但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后来，连何柱国也不得不亲口承认：“王军长是有野心的。”②
当时问题的焦点，就是坚持不坚持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张学良将军先回来而后撤兵与先撤兵后救张两种方案的斗争。表面看来，这只是方法与步骤上的差别，不存在营救与放弃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有着天壤之别。不撤兵，于南京就有相当程度的压力；先撤兵，替南京解除了可能引起的许多麻烦和顾虑，就等于放弃了张学良将军。
为了在撤兵与不撤兵需要决策的时候求大同存小异，为了统一东北军高级军政干部的思想，不致使东北军的团结受到冲击，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了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先救张将军后撤兵的决议。高级将领王以哲(他委托董英斌全权代表)、何柱国都在决议上签了字。但为了向南京投靠，他们居然把决议视为儿戏，做出瞒天过海的勾当来。王以哲、何柱国明知他们这样做站不住脚，讲不出令人心服的道理，他们不敢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就使用权术，依靠搞阴谋耍诡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这个方法在王宅会议上，暴露得十分充分。
在营救张学良将军一事上，杨虎城将军是始终如一地主张争取。杨虎城将军曾坦率地说：“张副司令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支撑不了这个局面。”他派鲍文樾、李志刚去南京，着重指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力争取张学良将军回来。杨虎城将军的决心是可信的，他与张学良将军共同搞西安事变，蒋介石对张的惩罚，就等于他也受了惩罚，虽然当时没挨到头上，将来也难于幸免。因此，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也就等于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他非常清楚，张学良将军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团结就难于巩固，东北军本身出现的问题对十七路军也有影响，利害相同，福祸与共，他坚持营救的决心，是情理之必然。有人说杨虎城将军支持先撤兵的方案，是不正确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杨虎城将军所处的地位是比较被动的，他很难于单独提出坚决的主张，他只能与东北军采取一致的办法，尽量取得步调合拍。他对于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态度大都如此：自己有看法，又不得不以东北军的意见为主。况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力量对比悬殊，他也只好如此。尤其是张学良将军离开后，虽然张学良将军把东北军委托给他带了，但他自己的力量在冯饮哉等叛离后剩下的不到四万人，远不能和东北军相比。因此，实际上王以哲、何柱国是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这就使杨虎城将军在与他们研究问题的时候总不能象与张学良将军那样推心置腹；他如坚持与王、何不同的意见，三位一体的力量就会削弱，团结就会动摇。杨虎城将军当然不愿意那样。
中共中央代表团为了团结抗日，发展统一战线，日夜操劳，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安事变产生了三位一体的团结，这也是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代表团会理解到张学良将军在三位一体中地位的重要性，自然非常希望把他争取回来。但我们担心王以哲、何柱国的两面手法得逞，使人误解为他们的主张就是代表东北军全体意志的，又怕中共中央代表团对于东北军这个团体的特殊性和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军中的重要作用了解不够，因而可能会听从王、何的意见。于是，我们东北军中坚干部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孙铭九、苗剑秋和我商量请求中共中央代表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答复
一月二十七日，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东楼三楼上中间的那间大屋子里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会谈。(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住在三层楼东边的屋子里，随从参谋秘书室在二层楼。)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的是周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和刘鼎同志。抗日同志会出席的是应德田、孙铭九③、苗剑秋、何镜华。④
这次会谈由我们首先说：“我们打算坚持要求张将军回来而后再撤兵，代表团认为怎样?”代表团表示：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现在不坚持，退兵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听了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之后，我首先发言说明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的道理。我说：
“首先，我觉得东北军这个团体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团体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东北军不同于共产党红军，它是以副司令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这是东北军的特殊性。有副司令在，东北军便能够团结；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便不易团结，甚至可能走向分歧、涣散以至崩裂。这里可见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在现在这危难的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要把副司令营救回来。
“其次，应当知道，联共抗日的主张，三位一体的团结，只有副司令回来，才有可能继续贯彻；副司令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团结便难于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难于贯彻。因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是以副司令为领导、以中坚干部为基础的，有的军长并非心甘情愿，只有副司令决定这样做，他们不敢反对，不得不跟着走而已。王以哲军长就是这样的，何柱国素来倾向南京，积极‘剿共’、消极抗日的。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保存自己的实力。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领导便归王以哲、何柱国掌握了，他们一定跟着蒋跑，不会与红军合作的；中坚干部没有领导地位，没有最高权力，失去副司令支持，也就难于有办法挽回局面。因此，为贯彻三位一体的团结，为实现联合抗战，非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行。
“再次，南京扣留副司令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副司令虽受军法审判，判处徒刑，但已特赦，这就是说他已是无罪之人了。按法律讲，副司令已无罪，已自由，南京扣副司令是违法的行为。副司令亲身送蒋，有情有义，南京扣他无情无理。南京扣副司令，既无理，又违法；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既合理，又合法，这种情形，南京也不是不知道。因此，我们坚持要求，南京不可能坚持不放。
“我们更应当知道，副司令现在是渴望我们三位一体尽力地营救他，他虽然送蒋归京，但他是希望回来的，并且他认为是能够回来的。他和杨主任发动双十二事变，目的在于联共团结抗日，他知道他是东北军的中心，是三位一体团结的中心，他知道他回不来，东北军的团结会发生问题，三位一体的团结也会发生问题。他如果认为自己肯定回不来，他是不会去的。他对杨主任说，他争取三天，最迟也不过五天就回来，这证明他估计一定能回来，那是因为当时西安扣着蒋方大员和战斗飞机。他被扣留南京之后，仍然是希望回来的，他把希望寄托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坚决争取上，他托阎宝航、王化一、鲍文樾等传来的话，都是明确地教我们坚持营救他回来的指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回来，我们坚持要求他回来，正是合乎他的心愿。为了忠于他的指示，我们只有坚决地营救他。
“这是最后关头了，我们不能一误再误还要三误地使副司令永远也恢复不了自由，永远也回不来。很明显，我们如重视副司令回来的保证，不放陈诚等十几个南京的军政大员，我想副司令早就能回来了。我们如果不放回南京的五十架战斗机，我想副司令也可能回来了，那十几个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都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蒋介石不会为了扣副司令一人而甘于放弃他的十几个军政人员和五十架战斗机的。当时我对王军长详细分析过不能放回的道理，设计委员会的人也都反对放，但我们的王军长、何军长竟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听大家的意见，擅自做主，全放回去了，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唯有这个重大错误，才造成了蒋介石要扣留副司令的局面。现在，我们有三位一体的团结，有西北军民一致的拥护，有全国人民和西南、华北和四川各省实力派的同情支持，有西安这个重要的城市，有渭南前线和各方面的军事配备的形势，我们坚持要求释放副司令，不达目的不止。南京是会放副司令的，关键在于我们坚持的程度怎样；如果他们看出我们的决心不大，他们当然不放。我们的态度坚决，蒋介石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只得答应我们的要求。蒋介石知道在那样的情势下不放副司令，西北问题不好解决。根据已往多年副司令与他的关系，更根据副司令亲身送他回京的忠诚，他会相信只要他抗日，副司令还是会热烈地拥护他的，还是会听他的命令的。显然在双十二这件事上他怨恨副司令，要报复，但我想我们的坚决营救，他不会不重视的。西安问题解决不了，于他不利；放回副司令，西安问题迎刃而解，于他还是有利的。他在确实明白放于他有利、不放于他有害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放的。只要我们团结坚持，还是能够把副司令争取回来。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显然，副司令不回来就撤兵，等于东北军失掉统帅，失掉领导中心，这一定要使东北军人心由激愤而消沉，甚至趋于涣散。无论实行甲案或乙案，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总是分离了，三位一体团结中心地区西安没有了，三位一体团结的中心人物副司令不在了，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将分头向蒋介石投靠；杨主任对十七路军的领导恐亦将发生问题。那时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的团结呢?还能有什么人凭什么力量去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呢?没有人没有力量坚持要求，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放副司令回来呢?所以，事实很清楚，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如不能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就撤兵，副司令便将永无回来之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要求把他营救回来再撤兵的道理。
“还有，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是否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呢?我们认为没有。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威信已大大降落，全国人民更加坚决地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他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挑起内战的。我们三位一体的团结很坚固，士气极旺盛，营救副司令的心极坚决，渭南前线上中央军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反对对西安用兵，同情我们联合抗日的主张，并有些人投降过来；各省的实力派，也有的在反对南京用武力压迫西安，反对内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蒋介石竟违反全国人心，违反各省实力派的劝告而发动对我们的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他都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蒋介石怎么会发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显然与他不利的战争呢?况且，原来他只对红军作战，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现在我们是三位一体，力量更大了，影响更广了，为他自己的利害计，他必然要慎重考虑的。我们并非反蒋，并非要和南京打仗，我们只是要求副司令回来领导我们拥蒋联共抗日(只要副司令回来一趟，一切听他的命令办理)，这只要蒋诚心抗日，对蒋不见得有什么害处。所以说，我们坚持要求，并没有战争前途。
“假如万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蒋介石不顾一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认为也不必害怕。我们有三位一体团结的力量，有西北人民的拥护，有士气旺盛的军队，有堂堂正正的团结抗战的旗帜，有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各省实力派的支持，对他们的士气消沉、军心涣散、受全国人民反对和各省实力派责难的无名无义之师，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应当被他们表面的强大所吓倒，我们是正义的，在各种条件上，他们都处于劣势，我们处于优势，他们如果敢于发动内战而进攻我们，那么，失败的一定是他们。
“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周副主席听了我的分析，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接着，周副主席还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听了周副主席热诚的话，除了在坚持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外，心里很受感动。
苗剑秋非常激动，说了愤懑的话。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说完，大家沉默了一会。后来孙铭九、何镜华简短地表示希望红军能和我们一同坚持最好。
这样两方面意见不能一致，中共中央代表团觉得值得考虑。周副主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这次会谈，大约从九点钟开始，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种，达两个多小时。
二十八日上午，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副主席对我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为了预防万一，叶剑英同志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方面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