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四 救张斗争及西安内外3
应德田著
渭南会议
我们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会谈结果和周副主席的答复告诉了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他们知道后并不为此感到振奋，反而深恐他们的活动受到束缚，担心先撤兵的计划落空。为了说服群众，使他们的意图合法化，树立在东北军中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垄断东北军，加深一种东北军隶属于中央统辖、受中央调动的印象，他们筹划于二十九日晚在渭南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在渭南前线的和在西安的东北军军长、师长、团长，有西安东北军总部的参谋长，处长和几个重要科长。部队中出席的计有：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由中将董英斌代)、骑兵军中将军长何柱国、五十七军中将军长缪微流、一○五师(等于一个军)中将师长刘多荃、一○九师少将师长贺奎、一一○师少将师长常恩多、一一二师少将师长霍守义、一一五师少将师长刘启文、骑兵师少将师长刘桂五、一○五师少将旅长高福源、唐君尧、抗日先锋队少将总队长兼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工兵团上校团长杜维纲、炮兵团上校团长刘佩苇、辎重团上校团长唐述吉。此外，还有一○五师、一○九师、一一○师，一一二师、一二○师若干参谋长和团长。抗日联军东北军总部出席的计有：中将参谋长董英斌、办公厅少将副主任洪钫、总务处少将处长王尔瞻、党政处少将处长卢广绩、粮秣处少将处长张政枋、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经理处少将处长高崧山、交通处少将处长陈先舟、参谋处上校副处长邓玉琢、总务处上校副处长周文章、办公厅人事科上校科长李宇清、情报科上校科长陈昶新等。
此外，还有在这里参加了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
会议是王以哲将军召集的，但王却托词有病，自己没有前来，特委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代为主持。董英斌在开会时首先说明：“今天的会本是由王军长鼎芳(王以哲字鼎芳)主持，鼎芳身体不好，所以委我为代表。”接着他就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董英斌说完会议的目的之后，第一个发言的人是何柱国，他主张先听南京的命令退兵，之后再慢慢想法营救副司令。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
“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现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将军强调说，他的话也是代表王军长的。
针对何柱国将军的发言，我接着谈了我的意见。
我说：“主席讲了，现在局势很严重，要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使东北军思想达到一致，很好，很对。何军长方才的发言有以下几个要点：一、先听命撤兵，后救副司令；二、我们不撤兵，会引起与南京的敌对，他们一定不放副司令回来；三、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会引起战争；四、战争的结果，我们注定失败。我觉得这样分析当前的形势是存在问题的，值得讨论。现在我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谈谈。
“首先，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把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希望寄托在讨南京的欢心上面，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及全国各方面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一行一事，是不是只有取得了南京的欢心才有了好的结果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东北军入关助蒋起，直到与共产党红军达成停战协定止，这一段背井离乡的时间里，副司令和东北军全体将士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做了那么多讨南京欢心的事，结果怎样呢?东北军所遭受的损失不仅不予一兵一枪的补充，甚至连阵亡将士的家属也得不到他们的毫金粒粟的抚慰，蒋的除中央军以外的部队均予排斥的方针，并没有因为我们讨了他的欢心而有丝毫的改变。十二月二十五日副司令亲身送蒋为他恢复威信，显示了副司令仍拥护他为抗日中心领袖的赤诚，以及后来放人放机的每一项事，都使蒋得到了欢心，其结果，在座的每一位心里都十分清楚，副司令不仅没有凯旋归来，反而遭到‘军法会审’‘严加管束’的处置。相反，双十二事变之中把他抓了起来，尽管他满胸满腹的愤恨，极不欢心，但在那种形势的压力之下，仍旧不得不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所提出的抗日条件。事实告诉我们，讨他喜欢才能营救副司令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争取营救副司令回来的目的，决不是依靠乞求蒋的欢心才能达到。
“第二，非常明显，我们如果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就应该重视那些足以保证副司令回来的条件。如果起初我们不放陈诚等十几个南京的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我想副司令早就能回来了。这个极其优越的条件，是我们自己拱手放弃的。蒋要求放四个大员，我们呢，大摆宴席全部把他们欢送了。他让我们放飞机，我们呢，一架不留，全部放走。还有比这个更慷慨更令人欢心的百依百顺吗?南京是不是因此大受感动了呢?并非如此，我们把主动条件送给南京，促使‘情况骤变’，帮助他们实现了扣张的计划，他们不但没有念及我们的诚意，反而气势汹汹，变本加厉，把被释放回去的军政大员武装起来，组成数路大军，参加了围攻西安的军事行动。他们提出的甲乙两案还不都是为了瓦解东北军、瓦解三位一体而来的?现在，准备在这紧要关头撤兵，这同样是个令人焦虑的办法。试想，前沿防线解除，西安总部退却，三位一体东离西走，连稳固的落足地都没有了，我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南京有利的控制之下，还谈什么进一步救张?更危险的是，我们的动摇，就会导致部队的分裂，将来，各持己见、各投其主的局面一旦发生，势必不可收拾。而南京却大可借此机会把我们进一步切割、收编、调散，这样既能排除异己部队，又可以达到他各个击灭的目的，南京唾手可获一举两得的胜利。因此我认为，当前，中央军大军压境而蒋却又指示他们‘不得随意开仗’，故意地要求我们‘和平解决’，这同样是在试探我们的态度和决心，蒋希望我们在军事压迫和威胁面前放弃救张的斗争。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只是靠妥协、让步是救不了副司令的，蒋也永远不会产生恻隐之心。我们不能继续做出象放人放机那样的错误决定了。
“我们应当清楚：蒋扣留副司令虽然是他恶毒的心愿，但为着本身的利害，他也只得试探着进行。他要我们放他那批将领，为什么他不打电报命令我们放呢?为什么要副司令打电报而又仅说放回四名不说全放回呢?他要我们放回五十架战斗机，为什么不下命令叫我们放回而特请阎宝航来传达副司令在京的情况并请副司令写信要我们把五十架战斗机放回呢?这都是他一方面阴谋扣留副司令，不能不先把副司令回来的保证要回，一方面也是试探我们的态度。他一看我们百依百顺地讨他欢心，而不是一心一意地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态度，于是十几个军政大员回去之后，紧跟着就是审判、判罪。然而还要呈请特赦，并说要副司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可见五十架战斗机不回去，副司令也还是能够放回来，不致于被严加管束的。
“我想，严加管束也还是他在阴谋扣留中留有伸缩余地以便看风使舵的办法。这就是说，情况允许他扣留，他就扣留；情况不允许他扣留，他只得释放。所以他不用法律上办罪的办法，而用非法律的管束办法。情况允许不允许他扣留副司令，就看我们坚决还是不坚决营救了。王化一说：南京本来是要放副司令回来的，后来因为十几个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都回去而‘情况骤变’，副司令才被扣。这是谁都可以看明白的事实，可见放军政大员、放飞机是多么大的错误!对副司令有多么大害处!今天已到了最后关头，蒋介石也还在看我们是否坚决营救副司令，来决定他到底扣留副司令与否。他派王化一、吴瀚涛来，派祝绍周来，以及要我们派人去，无非都是试探着进行他扣留副司令的毒计，看看我们是否坚决反对。他明明知道我们绝不是要和他战争，而他偏偏说要我们和平解决，他所说的和平解决，明白地说，就是要我们允许他扣留副司令，不要求副司令回来，顺顺当当地听他的命令撤兵；我们如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就说我们要和他战争。这是毫无道理的鬼话!这种鬼话，一方面威胁我们、压迫我们，要我们屈服于他的压力之下而放弃营救副司令，另一方面是试探我们是否不怕他的威胁压迫而坚决营救副司令，以便决定他到底放不放副司令。这的确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如果还不坚持，不争取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明白地告诉蒋介石：‘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决定放弃副司令了，您放心扣留吧!’这样，副司令将永远也回不来了!
“第三、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是合理合法的。副司令和杨主任发动西安事变，捉蒋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心愿的伟大举动，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之下，才不敢坚持他的违反全国人心的错误政策，接受了我们的联共团结抗日的正确要求。副司令亲身送蒋归京，是为蒋恢复威信，是表示对转变后的蒋更加尊重和拥护，同时也是表示副司令的拥蒋联共抗日主张的初步成功，是有情有理、仁至义尽的行为。蒋介石背信弃义，趁这个机会扣留副司令，显然是无情无理。副司令虽受军法审判，判处徒刑十年，但已明令特赦，这就是说，按法讲，副司令已是无罪，已是自由的人了。那么，蒋扣他就是非法的。副司令去了就扣起来，杨主任没去就不扣，一样事件，两种处理，这怎么能说得通呢?这怎么能使全国人心服呢?这怎么能不使在副司令领导下参与西安事变的各位负责将领和杨主任心怀危惧呢?干这样无情无理无法、使全国人心不服、西安将领人人危惧的事情，他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我们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应该促使蒋认识到不放副司令回来于他不利。我们的做法一定会得到全国各个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第四、我们都知道，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仍然存在着于我们有利的形势。这个有利的形势，就是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全国各个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近来，全国人民、备省实力派如西南李、白，华北韩、宋，四川刘湘都反对扣留副司令，反对内战，要求放副司令回陕，要求不得用武力压迫西安，这就是极好的形势。我们并不孤立，这就是我们争取副司令回来的不容忽视的最后保证。我们不能只看到东北军与中央军两个团体本身的数量上的差别，除此而外好象全国别的什么都不存在，根据这样的看法，就无法解释副司令能够发动双十二事变的道理，也无法解释蒋介石判张又赦张的道理了。蒋的中央军直到现在还不过是口头上用“打”来威胁我们，他们是看到了我们的力量的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形势及如何有效地掌握这个形势。我觉得，赢得同情与支持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团结和决心。只有我们团结一致，坚持营救，才能够看到有利于我们的各种因素，才能够积极地用尽我们的心思。同时，还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扩大我们的影响，向全国更加深刻地暴露南京方面的非法行为，引起更多的人责难南京。假如从我们这里就丧失了信心，畏惧南京的威胁，听命撤兵，那么，谁还来同情和支持我们呢?无论我们是东撤还是西撤，最终是三位一体瓦解，全国各界还支持谁呢?我们应当继续努力与全国各种力量融为一体，强化我们的力量，增加我们的影响，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更广泛更有威力的同情与支持。这种力量，南京方面是不会不认真考虑的。
“第五、我们知道，副司令一直是渴望着我们能够坚持，把他营救回来的。副司令送蒋去南京，他估计是能回来的。在走之前他对杨主任所说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到了南京，蒋介石忘恩负义扣留了副司令，对这种情况，副司令也是有所预料，他把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留在西安就是为了以防不测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副司令把能够营救他回来的保证完全放在我们的身上了，这就是要我们精诚团结，坚持营救。阎宝航、王化一、鲍志一⑤都传达过副司令的这种精神。他对阎宝航说过‘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这是说，南京如不让他回来，他认为我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决不能答应，一定要争取他回来啊!阎宝航曾郑重地重复这句话，要我们体会副司令的心意和指示，要我们坚持争取。王化一传达副司令的指示是：‘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我想这个精诚团结，只能作为我们精诚团结去坚持争取他回来的意义解。不坚持营救他回来，又有什么精诚团结的意义呢!尤其是鲍志一从南京回来传达他的话极为明确，张副司令说：‘你们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你们不能坚持，我完了，你们也完了。’这里所说副司令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从什么地方来呢?我认为，全在于我们对营救一事的坚持上。他能回来，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我们从来没有要与南京战争的意思，南京放回副司令，中央军也就用不着担着挑起内战的风险来以武力威胁我们了。所以说，我们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不但不违反他的心愿，而且正是为了实现他的心愿。为了忠于副司令，忠于他的指示，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愿望坚决要求蒋放他回来。
“第六、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第七、我们坚持不撤兵，营救副司令，是否会引起战争?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地周密地估计一下。从目前的许多情况来看，我认为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仅仅是要求副司令回来，哪怕是回来一趟也好，我们的目的绝不是要和南京中央军打内战。这种心情要使全国都清楚，也要使蒋介石清楚，我们并不是要与南京敌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放副司令回西安，回东北军，回到三位一体中来。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消除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一要求而重新挑起内战。挑起内战的责任他现在是承担不起的。蒋介石派兵西进也是意在威胁，不是着眼于打。我们应当看到，全国各界支持西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就是在渭南前线的中央军内部，对压迫西安也是士气消沉，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同情我们联共抗日的主张，不是有许多人投诚过来了吗?不能从人数多少看，要看到这些人是代表了中央军内部的普遍情绪。我们三位一体的团结很坚固，土气极旺盛，全体官兵营救副司令的心情十分迫切。如果蒋敢于违反全国人民的公意，违反各省实力派的劝告，也违反他自己的军心，挑起内战进攻西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他都将是不利的。在两军相持之间也应当有打起来的思想准备。假如打起来，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以往中央军曾多次重兵进剿红军，结果自己反被弄得焦头烂额。现在我们有近三十万人，在三位一体统一的坚强的指挥下，有红军这支力量做骨干，是能够打败中央军的进攻的。一个多月以前，何应钦曾借口讨逆，大举兴兵进入陕西，那时候，我们的方针是：‘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决心，促蒋反省，使他很快觉悟到：我们营救副司令回来，绝不怕打仗，也不是为了打仗，为了解决西北问题，靠战争是不行的，只有放副司令回来。
“最后，我想说一下，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没有一个人持反对意见，我记得缪徵流还大声坚决地表示：“我赞成应处长所说的意见，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决不撤兵，我们一定要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于是渭南会议当时作出最后决议：向南京坚持要求，非副司令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坚决打退它。
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这是十分清楚的，渭南会议是在王以哲将军、何柱国将军领导下举行的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地点在渭南，是五十七军(缪徵流军)和一○五师(刘多荃师，等于一个军)军队所在地，我们同志会没有在那里派有军队，无法对会议构成威胁。王军长(董英斌代)、何军长、缪军长、董参谋长、刘多荃师长(等于军长)、常师长、霍师长、刘启文师长、贺师长、刘桂五师长都出席了会议，在提出了两种意见之后，没有谁强迫谁，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签名也是全体，没有一个人例外，就连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代)两军长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也都签了名；如果当时有一个人持不同看法，也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
这个决议，既然是一致通过，那么它就是代表了东北军全体的意志的，关系重大，无论谁擅自违背这个决议，撕毁这个决议，都将表明那是与东北军全体意志不相容的。如果东北军从此以后再没有召开过其他会议，通过另外一种决议使它失效的话，应该说渭南决议是能够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得到顺利执行的。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顺利，王以哲将军又召开了王宅会议，把一个不能代表东北军全体意志的计划在会上通过，使先撤兵后救张和先救张后撤兵的两种意见，突然激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王宅会议
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⑥。于学忠不了解西安的情况，听说王以哲将军病了，一下飞机便赶往王以哲家。王以哲将军、何柱国将军利用这个机会，向于学忠强调了他们的主张，请他同意、支持，而没有介绍有关渭南决议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东北军的许多军官也找到于学忠，说明了渭南会议精神，请求他支持不撤兵先营救副司令的方针，当场就有人痛哭流涕，场面十分感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于学忠无从冷静思考，一时心情很紧张。
这天晚上，根据王以哲将军的提议，在王以哲的家中召开了三位一体的“王宅会议”。
会前，在周副主席、杨虎城将军、于学忠、何柱国将军都没有到来的时候，东北军的一些中上级干部到王以哲将军家去见他，请求他遵照渭南会议精神办事，不要放弃营救副司令。这些人中记得有粮秣处处长张政枋、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骑兵军副官长何镜华、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情报科科长李宇清等。
我坐在王以哲将军的床边，恳切地请他先不要撤兵，要先争取副司令回来。当我说到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就没了办法时，他很郑重很亲切地对我说：“述寅，你不用害怕，副司令不回来不要紧，东北军军事有我，政治有你，怕什么?”他的这几句话，使我非常惊愕，这不是想取代副司令的意思吗?他真的准备放弃营救副司令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恳切地请求他顾全东北军全体的心愿，重视渭南会议的决议，千万不要逆水行舟。
出席三位一体王宅会议的有：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个军长。可见这次会议以东北军为主。开会时，我和何镜华在屋内旁听，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在外屋(即堂屋)旁听。
会议由杨虎城将军主持，他宣布开会之后，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杨虎城请周副主席讲，周副主席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于学忠这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他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于学忠说了这几句又低又慢的话后，就停住了，他没有解释东北军中的两种意见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说明哪一种意见是代表东北军绝大多数的；既没有说清当前形势，也没有分析战争条件，含含糊糊。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将军请王以哲、何柱国谈谈。王以哲将军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将军的看法。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态度，就是先撤兵而后救张，没有一个人提及渭南会议，似乎这个会议根本不存在，这不能不使人忧虑。
杨虎城将军看到东北军的三位负责人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他也表示了不便违反东北军的主张的意见。他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将军说完，就请周副主席讲话。周副主席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不过，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三方面的意见归于一致，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时已快到半夜。这次会议的实际精神是王、何两将军的个别人的意见取代了东北军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得到合法的承认。我旁听这次会议，心情是起伏激动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西安事变中关于放蒋、送蒋和释放蒋方大员、作战飞机的决定，都是东北军主动，这一次更是如此。但这一次，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特别明显地不顾东北军全体反对的危险，而执意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会后，我们旁听的人都异常愤慨，我心中自忖，这可真是糟透了，副司令的前途算是完了。
二月上旬大事记
二月一日，于学忠传达三位一体王宅会议结果，与会干部全体表示不满和反对。
东北军干部群情激愤，痛哭流涕，极思救张，深恨王、何。
二月二日，二·二事件爆发，同志会派杀死王以哲将军，拥护于学忠坚持渭南决议，要求张学良将军归陕。同时还杀死徐方、宋学礼、蒋斌三人。
同志会派草拟坚持不撤兵、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命令，杨虎城、于学忠签字印发。
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说服缪徵流、刘多荃。
二月三日，刘澜波同志奉中共中央代表团指示前往渭南，向前方部队传达共产党坚持三位一体团结、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高崇民正在渭南，对刘澜波说：“二·二事件是共产党搞的，东北军与红军合作，东北军吃亏了。”周副主席约高到西安面谈，他拒绝了。
缪徵流、刘多荃率所部东北军从渭南前线撤退，并请南京中央军进驻。刘多荃派一○五师一部回驻临潼，威胁西安；缪徵流逮捕一○九师团长万毅，刘多荃逮捕一○五师团长康鸿泰，逼走团附王甲昌，扣押中共特派员邹鲁风。万、康、王三人均系抗日同志会的会员。
二月四日，苗剑秋、孙铭九和我听从周恩来副主席的劝告，为避免东北军内战，由刘鼎同志陪同离开西安去三原县云阳镇红军驻地，后去旬邑彭德怀将军的驻地。
二月五日，于学忠、杨虎城两将军及两军高级将领联名发出二·五和平宣言，提出四项建议：一、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二、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三、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四、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
刘多荃命一○五师驻西安的第二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一○五师旅长高福源于西安。枪杀之前，刘多荃曾征询高崇民对高福源的处置意见，高崇民表示应当枪毙。又抓捕枪杀王以哲的特务团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祭王以哲。此时，东北军面临瓦解之势。
刘多荃命特务团连长刘凤德于晨一时率兵包围孙铭九和我的住宅启新巷一号，逼走我们两人的家属并抢走所有的东西。
二月六日，杨虎城离西安去三原。
二月八日，中央军开进西安，西安城内治安归警备旅王俊雄持，何柱国、孙蔚如、于学忠等迎接中央军进城。顾祝同派刘震东入西安筹备行营。
二月九日，顾祝同入西安。
二·二事件爆发
二月一日的情景，使人在印象中长久难以磨灭。当时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了三位一体王宅会议的决定，与会的全体干部无不表示十分不满和坚决反对，许多人痛哭失声。这一天，大家都知道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决定违反渭南会议的决议，违反东北军全体意志，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先撤兵了，大家都明白，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此后很难再看见副司令了，所以大家相见时都异常难过，异常悲愤。我记得无论在政治处里，在金家巷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我所碰到的人都是如此，我至今还记得陈先舟、卢广绩痛哭流涕特别痛心的样子。如果有人说这一天西安城内东北军干部的那种悲痛的情形是“如丧考妣”，恐怕绝不算形容过甚。这一天，西安的东北军干部，一方面普遍表现出绝望、悲哀，一方面又怀着莫名的愤慨。绝望的悲哀，莫名的愤慨，笼罩着东北军干部的心。
这天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我们三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痛苦，当谈到副司令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团结不好办，撤兵后分散出去三位一体就等于瓦解了，尤其是谈到东北军的前途时，我们心如刀割，非常痛恨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的一系列出卖行为。大家清楚地看到，放弃营救副司令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司令的部下王、何二人。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屋中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⑦。
大家纷纷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你一言我一语，气氛随之激烈。
有人叹道：“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
“杀掉他们，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决议!”
“于学忠和他们一样，应该一起杀掉。”
“不能这样，于学忠是被他俩挟制的。”
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到后来，大家都似乎明确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时，孙铭九不知所措。我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好多人齐声说：“杀掉他俩!”我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孙铭九肯定地说：“好!”我又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屋内一片齐呼：“同意!”我又问：“有人不同意吗?”没有一个人反对。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孙铭九最初打算请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派人去执行，后来考虑还是由特务团派人更合适，于是他派于文俊连长带一排人去搞王以哲，派商亚东⑧带一排人去搞何柱国。
于文俊连长杀王以哲的任务完成了，但商亚东的任务没有完成，因为何柱国自知违背渭南决议，违背东北军的意志，一定会遭到东北军的反对，一定很危险，他曾做贼心虚地承认：“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这是东北军全体反对的，他们必会采取措施。”所以他自一月三十一日起就不回自己的家了，他住在杨虎城将军的新城大楼里。商亚东不知道，何镜华对孙铭九说：“他躲在杨将军公馆里。”孙铭九改派王协一连长到新城大楼去相机行事，但是何柱国知道一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他坐在杨虎城将军的客厅里死不动地方，无法下手。何镜华去了，没有办法，孙铭九亲自去看，同样没有办法。据何镜华后来说，他们在离开新城时，孙铭九对他说，搞何柱国的事已交宋文梅办了。结果，只杀掉了王以哲而漏掉了何柱国。
这就是二·二事件的实际情况。
王以哲死后，我们还在继续搞何柱国的时候，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向孙铭九报告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打死了徐方。特务连长孙聚魁向孙铭九反映，宋学礼(交通处副处长，原六十七军副官处长，王以哲的亲信)为王以哲办理勾结南京、联络潼关、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的情况，孙铭九派孙聚魁去察看情况，宋学礼抗拒，孙聚魁将他枪杀。
还有蒋斌(原交通处处长)因西安事变时他把八大主张的通电迟发了不少时间，使各省对于西安事变的意义与真象不能及时了解，同时还查出他同南京方面勾结、泄露东北军秘密的事实，西安事变后副司令已将他撤职交特务团监禁，这时孙铭九下令把他处死了。孙铭九处理这三件事，我和大家当时都同意。
我记得在这混乱的时候，大门口的卫兵曾到里边来报告，说有人找孙铭九，孙铭九出去了一会儿，当时没什么人注意，以后也没有谈过这回事。接近中午时分有人告诉我说，上午找孙铭九的是西北军的王劲哉(王老虎)和孔从周。解放后，我与孙铭九见面的时候我问过他这件事的情况，孙铭九说：“就在处理宋学礼等几个人这个混乱的时候，卫兵报告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人要见我，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又问孙：“到底认识不认识那些人呢?”孙铭九肯定地说：“不认识!”我说：“那是些穿军装的。如是东北军的人，一定能认识，这一些不认识的人，大概是十七路军的人。”我心里捉摸，莫非说十七路军的人真的来过我们这儿吗?我想，这也可能就是有人说我们受了十七路军影响的由来。
何柱国躲在新城大楼里不出来，我们没办法，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我们不能无止境地等下去而不结束这次事件，我们决定，打电话请于学忠来议事。于学忠接到电话，他不来，要我们去新城大楼找他，于是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和我八、九个人到新城大楼见于学忠。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见到于学忠，洪钫和卢广绩等人也和我们一同请求于学忠，要他团结东北军，执行渭南决议，坚决营救副司令。
于学忠引我们走出大客厅，到另外一间屋子和我们这一群人开会。这时候于学忠痛哭失声，他说：“你们大家营救副司令的意思，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你们忠诚。你们知道，我不是东北军的嫡系，我是在北伐战争时期自吴佩孚那边投效老帅的，老帅对我另眼看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也特别好，更特别信任，我受大元帅、副司令两世深恩，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这种知遇之恩。但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实在无能为力。你们都知道，我有三师军队，现在都在甘肃，缪军长新任不久，是鼎芳力保的，刘师长是鼎芳保定同学，平日关系甚近，你们想，今天鼎芳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啊，听说他已命令刘师长、缪军长率部队由潼关往西安撤退。我愿向你们发誓，我若有心不忠于副司令，一定不得善终，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话，说得我们在座的人的心情都很低沉，理解了他的处境。
我们又痛切地向于学忠陈述了东北军全体官兵一致救张的心意，渭南会议的实况及王、何违背渭南会议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情况，继续恳求于学忠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营救副司令，不要辜负副司令临走时委托之重任。于学忠答应看情况尽可能地依照我们的意见去努力。
二月二日晚，杨虎城将军、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叫前方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不撤退，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于学忠又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劝说缪徵流、刘多荃要坚持团结，不要撤兵，要营救副司令。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