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与国民党
窦应泰
少年时同国民党人的交游向往
我童年的时候，在沈阳常出入于文会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此两处皆有国民党党人，为人所共知之事。今日在中央党部之东北籍的古参党员钱公来，即为当日文会书院的教师，其婿张国栋为文会书院的学生，曾任青年会体育干事，为我的球友。他如彭济群、宁梦岩等同我皆有交谊。我经常订阅一份上海《国民日报》(救国日报)，我也曾对该报在经济予以援助，因之在民国十二、三年间，我即同叶楚伧、邵力子有过往还。如孔庸之(祥熙)与王儒堂于民国十二年皆曾到过沈阳，因之结为朋友。总理曾先后派李石曾、汪兆铭、伍朝枢为代表莅沈，我皆被派为招待，得与往还。尤以李石曾先生，因彭济群、胡若愚的关系，更为亲近。因此种种机缘，使我早岁已同国民党神往矣。
(笔者按)
古参党员，即指年龄较大的前辈党员而言。钱公来，吉林省辽源县人，民国初年东渡日本，在仙台、东京等地求学，结识国民党人黄兴等。1917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奉天和吉林筹组基督教青年会并来沈阳文会书院教授日语。叶楚伦，原名叶宗源，江苏吴县人。曾任汕头《中华新报》主笔、上海《太平洋日报》和《民立报》主编。1917年叶氏主办的“南社”遭到查封，曾来东北避难，因而有幸结识少帅。后来张学良加入国民党与其当年的接触不无关系。邵力子，浙江绍兴人，1907年赴日求学并加入同盟会，1913年在上海震旦大学主教国语并兼任《民主报》编辑。1915年起与叶楚伦一起创办《民国日报》并向往进步思想，加入国民党后去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与张学良结识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当时张学良统兵来申城维持治安，曾与邵力子深谈竞夕。后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双十二兵变”时，邵力子恰好亦在西京任职。张学良失去自由后，邵力子曾亲赴台湾新竹探视，可见张学良与邵氏友情之深。孔祥熙、伍朝枢、汪精卫等人，均为国民党重要人物，亦先后受孙中山先生委派从南方来到奉天，是张学良与国民党人接触了解的媒介。李石曾，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法国，1906年回国创办“世界社”，后在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介绍欧洲新文化进入国门。发起并倡导了当时卓有影响的“世界学典运动”，从而成为孙中山倚重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李石曾早年前来东北沈阳联络张学良，就是受孙中山的指派。而李石曾后来和张学良的关系尤为密切。胡若愚和彭济群，均为张学良执政后倚重的东北军政僚臣，其中胡若愚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更深，一度被张任命为青岛市长等要职。
正式加入国民党
迨至民国十八年，东北易帜之后，我正式加入国民党。先后曾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政治委员。
(笔者按)
张学良究竟是不是国民党员?这是大陆史学家多年来始终争论不休的话题，多数人认为张学良不是国民党员，根据在于张学良1990年在台湾公开庆贺九十大寿的时候，他夫人赵一荻亲笔写了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该文中就有“他并不爱哪一党，也不爱哪一派”这样的说法。赵一荻是张学良身边最亲切的知己，她的话应具有一定说服力。如果张学良确是国民党员，赵四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处境下，决不会公开写出上面这些话的。史家据此断定，张学良不可能是国民党员。最近解密有关张学良的历史资料中，也有张学良在陕北与周恩来会面以后，曾有意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学良和周恩来在30年代的通信，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他已经参加国民党，那么为什么又在陕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张学良毕竟多次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11月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首次从东北前往南京见蒋介石，就是出席正在那里举行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不过这并不证明张学良当时就是国民党员，因为一个从没到过南京的东北军主帅，在此之前他是决然不可能参加国民党的。
张学良1936年失去自由以后，又不断从台湾传出张学良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及他在幽禁期间希望早日“归队”的消息。如果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那么，张学良是国民党员的说法也许就是事实。张学良究竟是否被国民党开除过党籍?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被开除党籍，目前都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现在有了张学良的《自述》以后，至少可以证实张学良确曾加入过国民党。张学良还在这短短数语中，提出他加入国民党的具体时间，以及加入后他在国民党内担任的职务。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节对张学良研究者无疑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论证。
对总理的崇奉
总理曾于民国十二年，亲笔书一横幅，题“汉卿世兄”的上款赐给我，并有给我的函件，我皆珍藏。(惜我珍藏之具有现代史的宝贵文献一批：包括总理赐给我的文字，和同我父亲往还的信札。还有徐东海、段芝泉、梁任公等等要人同我父亲往还的亲笔文件。统于“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失落。不管现在到了任何人之手，我谨祝此批文物，尚在人间。)
我于民国十三年冬，由孔庸之引领，曾进谒总理于天津张园，彼时，总理卧病在床，进谒之时，总理嘱我坐于床侧，对我的训诲的大旨：“中国今后的前途，是在你辈们的青年的肩上。尤其是你们东北的青年，责任更重大，贪残的强邻，虎视眈眈，目下的日本，侵略的野心，有朝不误夕之势。你是个有为的青年，我对你存有厚望，愿你勉之。”
总理说话之肘，气力微弱，本仍令我多坐一时，我请总理休息，待痊愈之后，当再为瞻奉。同时拜见了孙夫人，遂即辞去。殊不知，此一见后，与斯伟人则为永别矣；我书至此，止笔三叹!自然，像总理这样的伟大人物，其生也有自来，其去也关气运，非人力所可强者也。总理乾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何天不假年，召去过早，使世人丧此导师，此诚人间最大的损失和不幸也!
(笔者按)
张学良对孙中山的崇敬，来自他对孙氏早年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关于张学良和孙中山绝无仅有的历史性会面，自从1990年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以来，他先后多次提及。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时，曾对孙中山有如下评价：“当年我对国民党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我希望中国统一。孙中山先生未死之前我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说话我是很佩服的。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见他时是在他躺在床上病得很重的时候，他看着我，让我坐在他床边。他跟我讲，你们东北是处在红白两个帝国中间，东北的青年责任很重大。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盼着中国统一。”上段文字则出自张学良亲笔自述，因此其分量当然非同一般谈话可比。
值得告慰张学良的是，他在此文提及的孙中山为他题写的“天下为公”横幅及亲笔信函，现均存世。孙中山写给张学良信件的原文为：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敌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后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宸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祈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 台绥 孙文 九月二十二日
对总裁的瞻仰(蒋介石)
我同总裁初次的会见，系在民国十八年的夏间，当时，总裁给我的印象是，风采英俊，豪壮沉毅，谈吐非凡，跟过去所见过之领袖人物，大有不同。而后我屡次入京，每因事务，多得亲与总裁接触，使我发生了无限钦敬之感。迨我由欧返国之后，总裁之对我，依若股肱，情同骨肉。我目睹其宵旰从公，日不暇给。然我对于总裁之为人，则谨见其恒毅，未能窥其高深。我当时满腹忧思，望治心殷。见同志中有勾心斗角敷衍塞责者，深为愤恨。因之时发君为非亡之君，臣多亡国之臣的谬论。
进而感觉到内政上不够开明，在外交上不够积极。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因而同总裁的精神也发生了距离。当西安事变之后，我感其刚毅严正，又亲见其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具有临最后关头，奋斗到底，坚确的决心。使我惭愧追悔万分，我虽忝列门墙，未能窥其堂奥，自信不坚，为浮言所动摇。因之，悬崖勒马，愿自牺牲以赎罪。
此二十年来，总裁对我个人之事，我以身受的感触，以客观来论断，认为处理适宜，对我爱护周至，宽严并济，公私两全，使我是心悦诚服，感佩无似。
在对日抗战上，艰苦不移，奋斗到底，不受中途屈服者之摇动，使胜利终归于我。我敢断言，假若非总裁的领导，对日抗战，无胜利之可言，恐在世界问题上，亦另有变化。……总裁诚至明察得萌未动之几，至刚能断量时可为之势者。
总裁之高深伟大，其过也如日月之经天，其功也兼之不朽，非我之微末，所能形容。我今露布崇奉之心情者，不为了后之人，对于我同总裁的关系上，有个正确的评判，勿任含沙射影者流，胡说乱道也。
(笔者按)
张学良和蒋介石初次会面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北平。当时的初识给张学良头脑中留下了良好印象。以致他后来情愿得罪日本，得罪杨宇霆和常荫槐等东北名宿，也至忠至诚与南方国民党人联合统一。在这篇自述中，张学良所以用尽笔墨，对当时已被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赶到台岛上去的蒋介石大加恭维，其深意当然不仅有感而言，也并非发自内心之作。
须知此时在台湾清泉山中被层层军警看守的张学良，已经在特务们的监视下熬过了整整20个春秋。其中他自1946年来台亦已漫漫10年矣!当张学良在清泉听蒋之命写《自述》的时候，他久囚思出，心中恨不得马上从这特务如麻的困窘环境中逃脱出来。既有如此强烈渴望自由的心情，即便像张学良这样不喜阿谀官长的人，也不得不违心作文，何况这篇自述，又决非简单的自述，它写成后并非只供蒋介石一人阅读，依蒋之意，自述将要作为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前的必备舆论，公开在那些已将他淡忘多年的国民党高官面前。所以，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张学良笔下忽然冒出如此热烈的词汇，对无情将自己打进冷宫里长达20多年的蒋介石歌功颂德，亦就见怪不怪了!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亲见蒋介石的“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等语，也为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蒋介石日记》有无，众说不一。即便是有，一般人也无法见到。现在张学良亲见蒋氏日记，乃为西安发生事变时所见。近年由毛思诚加注的《蒋介石日记类钞》已在台湾面世，其中张学良所见所感的一段话，似乎应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翌日，蒋介石写在日记上的话：“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来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我之东三省矣!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情理而论，绝无能存立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持者，惟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让张学良心神悲凉的是，这篇费尽他几个月心血，苦心孤诣撰写的《自述》，就像他自1936年冬失去自由以来多次写的信件一样，呈交到蒋氏手中之后，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蒋介石甚至在阅后连公布的表示亦没有，由此观之，蒋介石当初通过刘乙光授意张学良动笔撰写自述，借以在台湾造成舆论、让张学良“出山”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骗局!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