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归国与管束
窦应泰
解职赴沪戒除嗜好
我卸职之后，飞抵上海，第一宗的决心，要戒除嗜好。因此时无官一身轻，非比往日，屡受事务牵累，不能彻底实行。
聘请上海疗养院米勒大夫(DT．H．W．MILLET)为我施治，戒除的痛苦，真笔墨难以形容，我曾昏迷了三昼夜，卧床一个星期不能起动。我在这里说一说，我关于那一次亲历的故事：
我卧床到了第八天，可以下地行走，不但我自己愉快，守护的人们，皆为欣庆。尤其是负责医治的大夫们，曾冒危险，(在我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指张学良——笔者注)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们给枪毙了。如非是米勒大夫是我的好友，决不肯冒此风险，负此责任。) 自然深表欣畅。可是翌日，我又周身酸痛，卧床不能起立，大夫们睹我的情形，苦脸愁眉，退出我的卧室而去商讨。我思此情景，心中发生好些感想：我自己不肖，习染不良嗜好，大夫们苦心为我医戒，友朋们以及僚属们为我悬心。今日反复如此，致他人为我忧心。我遂想到过去的两宗往事：
(一)我在河南作战，曾俘获靳云鹗(应为靳云鹏——笔者注)的军长马文远，彼有鸦片之嗜好，在看管之时，因吸食不足，打闹吵骂。我一怒令给他带(应为戴之误——笔者注)上刑具，不准再吸。彼昏卧十余日，将嗜好戒除，迨恢复他的自由，临行之时，向我诚恳地致谢说：“张军团长我最感谢你的是，把我的烟瘾给我戒了，若不是你这样的办法，我恐怕是不会戒的。”(二)我的同事韩芳宸(麟春)将军，他也有鸦片的嗜好，——
人们一定相当的奇怪，为什么当时的将士将领们，多是吸鸦片呢?我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略为说一说，以免在这一问题上，使人费解。
在战斗激烈时，当连日的昼夜不得休息，而情况上发生变化，负责者必须立即处断，不但身体上劳苦，精神思虑上亦得十分费力。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两日夜未曾安睡。而中夜之间，前线上忽然发生变故，我乘马用快步速度，在黑夜里行崎岖的山路，往返六十余里。在困顿劳乏之下，仍须说服、处断、命令种种困难的问题。
我的吸上鸦片，是在郑州战事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闻之十分气愤，责彼等无胆无识，在这三面包围之下，后路只凭一线黄河铁桥，如此情况撤退，等于自杀。身为高级将领，空受教育，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你们所图者，打算丢掉部下，只身逃跑乎?情况的危险，我也知道。我们必须死里求生。就是希图撤退，在这样情况下，也必须把敌人击退到若干距离外，方能行动。否则仓皇退却，一线黄河铁桥，少数船只，我们如此许多火炮马匹，必致拥挤不堪，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已陷入这个困境，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拿出来我们军人的本色，咬紧牙关，争取最后。不必讲那些古今战例，就以过去咱们自己战争经验来说吧，现在还不能知道胜负是属于谁呢?你们就承认输了吗?我觉着离失败还远得很哪!我现在已将这情形，解释的相当明白，我想你们也懂得，是用不着我来说的。你们赶快各归职守，要打算死，死到阵线上。如有再敢言退却者，我可毫不客气，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把他们说服退去之后，我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地吸上了鸦片。我心中最痛苦的是，每当危难之时，必须选择优秀分子，来担当这困难的任务，方能胜任。明知他之一去，是九死一生。当功成之后，庸庸者是擎功受赏，皎皎者(应为佼佼者之误——笔者注)是孤儿寡妇。在无目的的混乱之内战中，说不上成功成仁，彼不过是私人感情之上，命令严威之下，走上牺牲之路。中国有多少良好的军事人材，就是这样白白地断送。我每一思及，心中十分悲痛。以己度人，在过去内战上，与我同感者，自然不在少数。吸食鸦片，不只是一时兴奋，藉助激刺(似应为刺激——笔者注)精力，亦含有借酒消愁之意存焉!
再回来说那韩芳宸将军的故事吧!我们在一次退却时，韩之勤务兵在仓皇之中，将其烟具丢失。到达宿营，韩气忿地说：“好!仗打败了，军队未被缴械，我的烟枪倒被缴了，从此再也不抽了!”
勤务兵给他另寻来一套烟具，他无论如何不肯动用。到了中夜，韩之瘾发，不能安睡，在地上来回地踱步。我说：“你不抽，弄得我也不能安眠。”他发神经似的，用力在他自己的头上，打了两拳。自言自语：“韩麟春!你没有小子骨头，(东北人说小子，是男子之意。)把烟枪被缴械，你还有脸想抽烟?你犯的是什么瘾!快快地上床给我去睡觉。”于是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他就这样地把嗜好断戒了!
我当时想到了这两宗往事。我自己在那里想，假如我父亲生在，他老人家会给我硬性的戒除嗜好，如同我对待马文远一样，带上刑具，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又一想，难道我不如韩芳宸吗?没有小子骨头吗?我也照着我自己头上打了两拳，用力坐起，下地要走。吓得看护，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赶快地来扶我。我说没有关系，让我自己下地来走吧。就这样地一咬牙关，在地下踱了几步。等大夫取药回来一看见，惊异地问我：“你好了吗?”我告诉他，我自己的两拳，比你的药还灵。我们相顾一笑。由此地走动，就这样好了起来。
英国有句谚语：“诚心，可以移山。”(FAITHWILLMOUNTAIN)书云：“二人同心，其力断金。”语云：“万众一心海可填。”请注意这个心字!你若是真的有决心，会发生超人的力量。如非你自身有过经历，你不会信——也体会不到，心的力量是如何的不可思议。
(笔者按)
张学良当年在天津戒烟时，曾经在自己床头悬挂一幅自题戒烟的警句，抄录如下：
陋习好改志为鉴，
顽症难治心作医。
张毅庵 戒烟自警
由此不难看出，张氏自从在前线染上鸦片烟毒以来，无时不寄希望于一朝戒除。然而烟毒染上易，而戒除难。即便像张学良这样有恒心毅力的军人，一旦戒起烟来亦是欲罢不能。以往张在天津、沈阳一次又一次戒烟，刚刚戒掉又因痼疾难忍，再次破戒，征陷苦海。这次张学良卸去官职，才有时间下决心在上海真正洗心革面。这段自述文字与以往国内报刊上所见文章略有不同。张氏承认在沪戒烟多亏外国医生米勒，同时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在上海戒烟的具体细节。这些痛楚经历非亲身经历者不能诉诸笔墨。轶史传奇中的描写虽亦经过作者的百般渲染，然而终究不会如此感人。少帅戒烟之痛苦，让读者读罢此文心惊肉跳，如见其人。
张学良在这一段中不仅记述了莅沪戒烟的景况，而且还追溯了因战争染上烟毒的经过。他本人之所以在戒烟时实施了绳索捆绑的严厉手段，皆因有奉系将领韩麟春戒烟的前鉴。而靳云鹏麾下将领马文远战败被羁后的无意中戒烟，其巧合也颇有深意。如此生动的史实引证，读罢让人信服。
韩麟春，字芳宸。1885年生于奉天省辽阳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东北军第一军副军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职。1931年因中风猝逝，张学良亲送挽联以祭之。张氏的挽联曰：“世间多少事业待吾二人，风劲天门偏折翼；平时生死交情如君几个，月寒辽海百伤心。”
放洋出国
距我戒除嗜好，不到一个月，我尚未能完全恢复健康，即登轮放洋。这是因为有三个原因，我决定这样地匆匆离国：(一)我不愿意，在国内停留，使那好事者发生流言流语。(二)我恐在国内易于接触鸦片，再返回我的嗜好，如同我过去几次戒除，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包括协和医院戒毒失败)。(三)会同意大利驻华公使，我的好朋友、莫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齐亚诺夫妇，同船结伴，诸多方便，海上不会寂寞。
抵欧我先在意大利登岸。我虽以私人身份，承意政府优礼款待，曾派专车由登陆海口迎我至罗马。由于这一招待，我而后去到别的国家，也皆承礼遇，因之我不得不摆一摆场面，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反害的我大为破钞。
我在意大利得到了好些方便，参观了他们的陆海空军以及法西斯党的组织和设备。
使我不能忘掉的是，意大利空军部长巴里博。我二人曾放浪形骸，箕踞而大谈航空事业。蒋委员长曾电令我向意大利政府探询，拟聘巴里博来华担任总顾问，事为齐亚诺所阻而未果。
意大利的历史背景，有多与中国相似之处。为一老大帝国，罗马的古典，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迨至近世，受强邻压迫侵略，甚至内政上都受到邻国的束缚。政治腐败贪污，外交上丧权辱国，可以与我中国同病相怜。莫索里尼大声疾呼，从事反抗奥国，组织法西斯党，谋取政权。莫氏执政以后，努力图强，跻于五强之列。当时我非常艳羡莫氏的政绩，从而常想到我的祖国中华，亦应该拥戴一位英明领袖，加以训治。
我继游英法，转赴北欧，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像——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有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我十分赞叹丹麦的路不拾遗和他的完美的合作事业，我本打算到苏联去，看一看共产党的统治究竟。时李维诺夫正在意大利，我派人向其接洽，彼以该当时，对日本方面恐发生误会，不便招待为藉口，请缓以时日，未得如愿。本拟去波兰、捷克、土耳其等国，因闽变发生而返祖国。
(笔者按)
此为张学良第二次出国。距前次去日本观看秋操，显有今昔之感了!当时地与张学良一起前往意大利的随员有：于凤至夫人及其两儿一女(长子张闾、次子张闾和长女张闾瑛)、秘书赵一荻、外籍顾问端纳、瑞德·卡尔维特(英国医生)、李英超(广东省人，留美，此时为张学良英文秘书)、沈祖国(福建人，奉天交涉公署机要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外事组组长)以及女佣警卫人员共18人。
张学良到欧洲后，最想去的国家既不是英法，也不是德国，而是苏联。这是因为那时苏俄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生都在追求新奇、探索新奇的张学良，从小就喜欢新式汽车，打网球也是他追求新奇的尝试。西方世界对他来说永远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例如他青年时在沈阳学开飞机，就是受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苏联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因此张学良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遗憾的是，他的访苏的欲望因客观形势所迫没能实现。张氏对共产党的好感，后来发展成他到陕北后主动与周恩来等中共人士的接触，前因后果，绝非没有来由。
对于德国法西斯的向往与探究，早在张学良访欧之初就抱有极其强烈的希冀。在他看来，共产党与法西斯就如两个互不相容的诱惑源，迫使他急不可待解开其中奥妙。张学良事后曾表示：“我在欧洲受法西斯的影响很大。法西斯在中国能否通用，虽然这是个极大的问题，但回国后我提出在中国也要拥护首领。我认为在中国也需要握有强权的领导人。”回忆和墨索里尼会晤的情景，张学良说：“墨索里尼给我讲了政治状况。他知道我在中国的立场。他说：‘你们中国现在正忙于自己的事，欧洲人的目光是看着美国的。’我刚到意大利时，很佩服墨索里尼干的事，非常尊敬他。但是到后来，我对墨索里尼这个人感到了不满。”
由欧归国
当归国之时，我自己心中打算，愿为抗日作些准备工作，如能保持超然，是比较方便。我尚未抵国门，旧日的僚属多人，远迎至海外，其情可感。可是我对他们的表露，相当的冷淡，使我的好些故旧，发生一些误会。这是自然他们不能知道我心中之事，我也不便向他们明白表示。
路经香港，陈伯南(济棠)派人持函欢迎至粤，我婉词谢绝。胡展堂先生曾派胡木兰、陈中孚登轮邀请，我遂至胡寓进见，时有萧佛成在座。胡先生劝劝我应暂停留于香港。我向胡先生陈述，我出国的观感。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的侵略，现在应该大家团结，放弃前嫌，一致对外，不可再事内争，自取覆亡，任人吞噬。当我拜别之时，胡先生恳切地嘱我保重。
抵沪之后，适委员长在闽，电嘱我去杭州候见。在杭州澄庐，数次进谒，报告旅欧观感，深蒙奖誉。我本希望能在左右，多亲诲益。而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此非我之所愿也。本拟不就，经王维宙劝阻，遂赴武汉就职。
当三省边区共匪逃往西北，我思能可息肩，希冀调以练兵或其他职务。仍然继续被任命担任西北剿匪的任务。
(笔者按)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省防城县人。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从排长至营长，在陈炯明叛变过程中升至旅长。曾是蒋介石“清党”的主要支持者，1929午后始任编遣特派员，负责两广部队之改编。1931年以陈济棠为首的军事将领通电拥护对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弹劾案。张学良从欧洲归来时，陈济棠正在粤负责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实权。因此他对张的归来取欢迎态度；胡展堂，即胡汉民。乃国民党元老派代表人物，此时的胡汉民刚在南京汤山解除软禁，当张学良从国外归来时胡汉民正在香港，公开组织蒋介石的反对派。面对当时国民党已经分裂为上海、南京、广州三地对峙的畸型局面，张学良当然无法顺应胡汉民的意见留在香港。
张学良当时回国的初衷，显然还是为了抗日。但他那时所希望就任的职务，仅仅是国民党总裁侍从室的主任而已，因为这个职务便于他与蒋介石就近交流思想，继而可促成全国范围的抗战。张学良力求屈居人下，也希望借此机会达到他效法法西斯，树立蒋介石个人威信以统帅全国军事的意愿。可是，当蒋听完他的一番表白后，竟然没有允许张氏在自己身边“多亲诲益”，而是下令他前往豫鄂皖地区反共“剿匪”。这是张学良永远也不能释怀的事情，因为国难当头之际，在张的心里没什么比消弥内战，共同对敌更为迫切的了。
忧虑好恶不得其正
我时至中枢，及屡参各项会议，感慨殊深。又因华北党务和中央军队之被迫撤退，于学忠等人的调职，以及冀东等事件，使我忧伤不已。
在京沪时，曾同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杜重远等会谈，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而党政军少壮的同寅(同仁——笔者注)，亦多以抗日问题相责勉，致我内心益加愧惭悲愤。屡思有所表达，苦无机会。
正当此之前后，两遭失败，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应为佼佼者之误——笔者注)者。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形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京(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笔者注)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师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离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欲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曾影响我的情绪。
(笔者按)
张学良这里提到的于学忠，乃东北军重要部将之一。于学忠，字孝侯，他虽然是山东人，却是吴佩孚的部下将领，并非奉系旧宿。然而于学忠竟一直被张氏依为股肱。热河失守，张学良下野赴欧之前，即已经把大部东北军权委托给于学忠。他从国外归来后直至赴鄂“剿匪”，期间受挫折最大者，即为蒋介石免去了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一职。于学忠去职的缘起，在于南京政府对日本的妥协。蒋氏在下令罢免于学忠职务之前，曾经电询张学良意见，张当即复电表示反对，电称：“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的事大。”让张学良心生愤恨的是，蒋介石在收到他电报后非但没能采信，反而断然下令免除于学忠职务，又对张伪称并没有收到他的电报。致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芥蒂益深。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从事立宪运动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蒋介石逮捕。1932年后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进步思想家，因在上海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人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遭到国民党逮捕，是有名的“七君子”之一)、黄炎培(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抗战前在上海创办教育，抗战后为国民参政员，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三人为当时上海著名民主人士，积极倡导抗日救国，极力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张学良亲赴上海与这些民主人士晤面恳谈的本身，已经证明其思想正在向民主、自由和进步靠拢。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赴上海面晤进步民主人士，杜重远为重要的引线人。
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仍欲返回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江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有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连(似应为联之字之误——笔者注)系。(二)路费及活动的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彼等行在德国，停留相当的时日，受阻不能通过苏联，不得已而返。应、赵二人仍归回总部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名刘鼎者，彼为一被捕而自首的共产党。……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者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恐即饶漱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而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财政部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我帮忙此人要到“匪区”去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给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二十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复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言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铺(铺应为堡字之误——笔者注)。
(笔者按)
李膺初，即著名东北籍爱国将领李杜。此人原为东北军第九旅旅长，曾在苏联生活多年，并与国际共产国际多有接触。他与马占山、苏炳文号称东北三大爱国将士。曾在黑龙江边境与数以万计的日本关东军浴血苦战，弹尽粮绝之后逃亡苏俄。张学良在国民党军队里接触最早的共产党人即为李杜。在他的自述中首次承认此人此事，十分难得。
刘鼎，乃为张学良在西安接待的第一位中共代表。刘鼎四川南溪人，1903年生，原名阙尊民。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肆业，在校期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留学时经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德国、苏联求学，1929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干事，1930年被叛徒告密入狱，翌年进入浙皖地区从事秘密工作。1935年在苏区再次被捕，不久即从敌人监狱中逃出。此次刘鼎来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受上级委派秘密前来西安和张学良会面。张学良在《自述》中称刘鼎为“自首的共产党”等语，不知依据何在，尚需进一步考证。
张氏在自述中称，1936年“西安事变”前，他在上海曾经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晤面。究竟是潘汉年还是饶漱石，因为年深日久，张氏已经难以记清。经查，1932年至1935年间，饶漱石确在上海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和全总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等职。但是，张学良1935年前往上海秘密会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应为是年12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然而此前的夏秋之交，饶漱石已奉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就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因此当年代表上海地下党和张学良会面的人，只能是潘汉年。
另一值得史家注意的是，孔庸之(祥熙)作为蒋介石的连襟，本为四大家族之一，竟然也在同一时期与陕北中国共产党有着若明若暗的联系，此乃政史两家多年绝少提及的重要问题。张氏在自述中无意露出了冰山一角，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委实让人称奇也!
李克农，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党中央任保卫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长等职。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希望与中共首脑机关接触，李克农作为中央联络局长前往洛川和张学良首次会晤，是党中央的决定。
本节自述中“共匪”和“匪区”等提法，与张学良50年代在台湾所处幽禁的特殊环境有关。须知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对祖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仍持敌意。台湾当局对中共的宣传口径均以“共匪”称之。在这种形势下生活的张学良，如若写一本拟在台湾公开发表的《自述》，不可能不使用这有违他思想初衷的提法。台湾当局对“共匪”的称谓，一直延续到1987年蒋经国病逝前一年才公开宣布废止。本书为保持张学良《自述》的历史真实性，仍然参照原文，如实加以引用。
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复可在肤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肤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实。周亦承认蒋委员长的为国勤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蒋委员长正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做前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哪?”
我二人而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遂谋设法向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即山西军阀阎锡山——笔者注)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供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而我自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乎?我遂请求，图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地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对共产党的问题，恐怕比我还要模糊。对抗日问题则深表热诚。好接近文人政客，自诩为风雅，自然的受了影响。其所统帅的十七路军，亦甚困窘。因之心中时为愤懑。我二人虽系初交，但甚至契，无所不谈。他常对我发牢骚说：“愿为抗日而死，不愿受这剿匪的零罪!”
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是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旬，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语无伦次，深受责斥。羞忿忧惧，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的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的演讲，曾声述蒋委员长乃是我等最高的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正是像曾子说过的：“有所好乐、忿恨、忧思、不得其正者也。”
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前未参预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诮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
彼时我已读过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辈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不但栽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犹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称颂为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谨允将我等所提之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席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二十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蒋委员长及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笔者按)
此文为张学良对1936年“西安事变”较为完整的回忆。既写出他与周恩来会晤的前因后果，也披露出他当年为何向蒋隐瞒真情的曲衷。所言所述，多为真话。王以哲，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投身奉系以来便受张学良之倚重。1925年起任少校营长，1928年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王以哲就任第19师中将师长，“九一八事变”时王以哲以第七旅驻守沈阳。因受不抵抗命令所囿，他毅然放弃沈阳辗转至东北群山之中，然后向北平方向迂回，保存了东北军的有生力量。1933年张学良下野赴欧时．蒋介石曾想拉拢王以哲并趁机搞垮东北军，但遭到王的婉拒，自从奉命随张学良进军陕甘以来，王以哲成为与中国工农红军接触最早的东北军将领，毛泽东曾亲笔给他写信；1936年张学良从西安飞往洛川与周恩束会晤，王以哲从中穿针引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本章笔下对“西安事变”流露的诸多感情，应与他在台湾所囿的形势参考阅读。为早日摆脱长期羁押的困境，张学良的违心之言也不得不写。所谓违心之言，如孤立地看，也许有损张之形象。但是如果将1990年张学良在台湾恢复人身自由后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谈话相对照，就会对他当时笔下的文章有新的理解。前者正值严加管东期间，后者则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均已作古。真正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再无畏缩之忧，敢于对记者直言西安事变“绝无任何悔意”。由此可见，即便当代历史上的英雄，也无法回避刀枪重权之下的悖心之言。至于文中对蒋介石和夫人的恭维推崇，也许迫不得己，也许出自私人情感，特别对宋笑龄几十年来给予张学良的关爱，当然不能一切笼统称为违心。
张学良赴南京送蒋，多年来史家为此争论不休。谁也难以理解张学良在发动“双十二兵变”后，为何竟要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这次张学良的《自述》终揭谜底，他本人对历史的回首，以及当时的思想活动，无不真实生动。活生生的历史镜头，都在张学良仙逝后公诸于众，当年景况仿佛再现于读者眼前。
变乱与技术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丑劣的事实……当西安事变之初，我本原令不准乱发一枪，不得妄伤一人。迨至事变之后，我一观察，弄得乌七八乱一团糟，真使我凉了半截。如此没纪律无能力，又安能抗日，又安能革命，又安能建国乎?
后来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朋友送给我一本《变乱与技巧》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到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事：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经过去，不是只凭优秀的领导，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还得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我记得兴登堡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关于但能堡之役，曾有过像这样的一段话：(现下我手中无书，仅凭记忆。)
“后之人，要打算仿效我的包围办法，你可千万要记着，考量考量你的兵是否像德国兵的那样?否则你失败了，可别埋怨我。我敢于那样冒险去做，是我知道，确信，德国的官兵，能够担当起我给他们的任务。”这是表明了：有执行能力的部众，才能实施良好的策略，达成优秀领导者的意图。我们的……争斗，不只有坚强良好的意志就够了，必须锻炼自己，竭力学习，得有精巧的技能，文武的才干，方可能担当起此一神圣艰巨的任务。
蒋总统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书中所指示的：哲学、科学、兵学联贯教育。那是他多年实际奋斗，在困苦中得来的体验，给与(应为予字之误——笔者注)我们宝贵和教训。
(笔者按)
张学良写此文，显然已经与他回忆录性质的《杂忆随感漫录》关联甚微、休要小视这些貌似空泛的理论，却体验这位东北军少帅长达几十年南征北战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当然在他的自述中，对于战争的感悟，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张学良在写这部自述时的深刻用意，显然是希望此文有朝一日在国民党将校官以上军人中散发宣传。因此他对战争技术的诠释和对兴登堡元帅作战理论的渲染，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坦白的自我批判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余自知。”要人家来揣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折。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MYSETIOUS(具神秘性)。
可是我在这里得补说一下，我有几位外国朋友：如J.E.PLATT(普赖德)，W.H.DONALD(端纳)、J.C.ELDET(伊雅格)、DT.H.W.MILLET(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
一个人讨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须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俾容易云研究与我们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
我这个人，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实际情况许是由于我爱好运动而来的，所谓FAITPLAY(公正处理)、SPOTFSHIP(竞技精神)。
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最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账，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我自然的要观察他那(应为哪之误——笔者注)一着(应为招——笔者注)比我打的好，我保持着我的长处，改善我的弱点，学习他的打法。凡是我打输的时候，我诚意向他握手，表示钦佩致贺。我从没有起过嫉妒心理。同我赛过球的人，我想他们是可以给我作这个证明的。我家东北，有这样的一句俗话：“任可给好汉子牵马堕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我这个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或者我是错了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我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傲不训，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深为悔忏。
这里我把我自己说得太多了，言归正传，再回来写那到了南京的事吧。
(笔者按)
张学良对自己性格的剖析，在这里认真到了极点，可谓是真诚坦率。任何人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反省，都是一次痛及心腹的洗礼。特别是张学良这样的人，在经长达20年的幽禁之后，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超然，解剖起自身来都要越深刻。这显然与诸多史家在他们著作中所描述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张氏有生以来历次口述历史中所不能相比的，因为笔谈比口述表达得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像这样的“自我批判”，实巧言如其人，就如同他坦荡无私的品格一样，泾渭分明，毫无遮掩与粉饰自身之意，因此读来仿佛透视其人之心。
军法会审
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由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纸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是(“是”似为“事”字之误——笔者注)，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作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急书，李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地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即李烈钧——笔者注)先生永怀不忘。
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在此期间，被禁于孝陵卫孔宅，军宪守护，日夜不离。故友多人，探询慰问，有远来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而后贺贵岩奉派持蒋委员长手书来接，叫我迁移至溪口居住。到达后，蒙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总理《民主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
(笔者按)
关于当年的南京军法会审，当事人李烈钧和鹿钟麟均有回忆录传世。此次能读到张学良这事变主要当事人回首往事的文字，虽然字语寥寥，却堪称珍贵之史料。至于李烈钧在庭审过程中示意张学良控制激愤之言，并资以纸笔书录他的现场感想等情，皆国内史料从前尚未披露的。至于张氏当场书写何文、时至今天仍不为外人所知，即便张学良本人对此也一笔带过，此为史料欠缺之憾事也!
张学良到达浙江奉化后蒋介石曾经设宴一节，国内众多“西安事变”史料中绝无仅有。据与此相关的张学良日记中也载明，蒋介石设宴为1937年1月4日，下午7点，在奉化雪窦山之妙高台。在座的有宋子文、戴笠、以及次辰、贵严等人，饭后蒋个石劝张学良看二书，张学良在席间也报告了他采奉化的经过，又表示：“委座对余事感戴之意，并请勿为了我，费了为国家之精神，任何事委座告佘，必尽力之所能，余平生不愿负人，最难过欠人之恩义：”事实上这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蒋介石惟一的一次见面。从前多传张学良失去自由后蒋介石拒不接见等记载，看来均不确切，张学良的《自述》填补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空白。
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江西武安人。1907前曾赴日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起任江西陆军混成旅第54标管带，因反袁世凯称帝而被捕；辛亥革命后在九江、天津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12年被孙中山任为江西都督，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长，孙中山病逝后任国民军总参议。1928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任为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早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就与张作霖结识，因此与张学良有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人；1910年入云南讲武堂，袁世凯图谋称帝时与李烈钧一起参加护国战争并成为李氏麾下支队长，1918年护法战争中升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1925年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34年代理总参谋长。审问张学良时他正处于有名无权的半赋闲期间。1937年在南京病逝。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北洋陆军下级军官出身，1922年起任冯玉祥部第22旅旅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鹿钟麟刚好在南京任军政部长，故出任军事法庭军法官。1966年在北京逝世。
二十年的生活
因抗战军兴，上海吃紧，南京撤退，战况屡生变化。我先后曾迁到过皖之黄山，赣之萍乡，湘之郴县，永兴、沅陵，黔之修文、贵阳、桐梓、蜀之重庆。最后于三十五年冬移居到了台湾，不觉瞬息又十年矣。于今年的元旦仿贾长江我也诌诗一首，录于下以博一桀：
客舍台湾已十霜，
忧心日夜忆沈阳。
何当共渡桑田水，
痛饮黄龙践故乡。
这二十年的岁月，就这样的悠悠地过去了，白驹过隙，岁不我与，说来十分惭愧，我虽然看了些我在过去未曾读过的书，也经历了我未曾体会过的事，则仅是马齿徒增，而愚顽如故。所不同者，只是髡头白发而已!
世事沧桑，兴亡鼎沸，举目不胜浩叹!回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具有家仇国难的我，反则朝饔夕餮，坐糜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迨至……此两宗重大祸乱，我皆寓有肇造的成分，每一思来，为之黯然。我自弱冠以至而立，十数年间，每一动念，辄有超出我预想不到之后果。如我之眇末，安能致此乎?再四思维，事非偶然，亦非必然，不得不走向因果宿命之论，冥冥中有所主宰，非人之所能知者也。
(笔者按)
贾长江，古代著名诗人。贾氏原诗为：“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时犹是春。”张学良居台十载之后，步其原韵，吟诗一首，乃反其意而用之。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二十年，即指1937年在南京失去自由，直至1957年。前后共在大陆幽禁了10年，后来又在台湾幽禁了10年。20年岁月恰好就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先，而张氏始终忧思不已的是，八年抗战他没有机会上阵杀敌，一报国难家仇。其家仇不仅为其父张作霖1928年惨死在日本关东军之手，同时也有他呕心沥血扶持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的土崩瓦解，星散四地：东三省大好河山日思夜想。至他写传时仍然无法旧地重游，所有一切对张学良来说无疑是千古遗恨：所以他吟诗感叹：“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