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重责
窦应泰
担负起力不胜任的重责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不但穿上了军衣就脱不下来了，而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责任一天比一天重，这可以说是樗栎来充梁栋，我真是担负不起。
当我父亲遇难，我方二十八岁。我从无思求地盘之心，所以素无从事于政治上活动之准备。东北军政大事，继我父亲之后，顾理成章，应由张辅忱(作相)担任。当我父亲丧事公表之后，东北各界会议推举负责人选，众意有拟推举我的倾向，我则力主由张辅忱出任，我仅可担负一部分责任。张辅忱坚辞，而其言词沉痛，忠诚感人。彼言大意是：我(指张学良——笔者注)不必对彼的关系有所顾虑，彼诚然是我父亲当然的继承者，如我父亲善始善终，彼决不辞于承受，但我父亲如此之遭难，彼决心事我如尊事我父。如今大家，多愿我(张学良——笔者注)出任，正合彼之心愿，彼以过去是我的长官以及在私情上是我的长辈地位，令我不应辞退，必须接受。而后在公事上，彼一切绝对服从。在私情上，如我不好好地做事，彼可退至私堂，对我耳提面命，甚至可加夏楚，有所不顾。
使我痛感泣下，众人亦多为激动。如此的就把这重大的担负加诸我之身上。我有下列种种，真是不堪胜任：
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子恩情，本异于常人，而我父亲如此的遭难，我内心中之痛苦，不问可知。
毫无准备
我父亲在时，我素未存有政治野心，自念年岁尚轻，所以不愿与文人政客过于接近，亦未曾留意改治人才之储备，突负方面大任，对于人事问题，多感棘手。
内患外忧
外有日寇之压迫，内伏反侧之隐忧。自念受地方父老之付托，故旧之期许，不敢冒昧从事，忍辱负重，茹苦含辛。
经济困难
奉天库存，本有盈余，连年战争，军费浩大，致省库空虚，通货膨胀。迨至我父亲遇难，人心惶惶，钱轻毛荒，日以倍落。而军费开支，原为数省之担负，今皆归于春天一省，收支相差，几乎一与十之比。
身体衰弱
我早在郑县驻军期间，曾患有胃病和失眠症，系由于心绪不佳和水土不服的关系。正在战争期间，不但不能休养，因战况紧张，仍须应付困难的任务，不得不以鸦片刺激，因而染成不良的习惯。迨至归返奉天，决心戒除，不幸误引庸医，施用“巴比拿尔”一种麻醉剂，因当时日夜焦劳，职务烦忙，不但未能减戒，而日益加深，可谓饮鸠止渴，然而无药力支持，则又不可能办事矣。
(笔者按)
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2月生于辽宁省锦县南杂木林子村。青年时期即入绿林，与张作霖结识并啸聚山林，二张喋血为盟，遂成至友弟兄。1906年随张作霖受抚于新民府，始任三营管带、骑兵团长和炮兵团长等职。张作霖问鼎东三省后，张作相以其在奉系军队中的资历副之，先后任27师54师师长、巡阅使署参谋长、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堂长、天津警备司令等要职。实际上已经成为奉系军阀中仅次于张作霖的重要人物。1924年起任吉林省军务督办，在二次奉直战争中任镇威军第四军团长、战后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相依职应继张作霖之位，但其在如此关键时刻，毅然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让于张学良，此为东北历史上被人称道迄今的让贤之举。张学良对于父执辈的张作相，始终难以忘怀，在他的自述中以偌大篇幅书及张作相，由以可见张作相在他心中的位置。“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作相正在辽宁锦县守父丧，事变后不久张作相即辞去本兼各职，赴天津寓居，直到1949年病逝。
张学良当年就任东北最高长官时，自认为存有五点不适。其中身体在当时确实孱弱，而他染上鸦片烟瘾的说法，此前一度流传出种种原因，而今张氏终以自述的方式，详细交代清楚。而且他染上鸦片后为何愈戒愈重，直至日耗千金，无以为戒的地步，均在此文中细加描述。至于他从小就在权力地盘上毫无野心，才是他执政不久即同意东三省易帜的重要思想基因。
服顺中央助成统一
我归返奉天不久，正值当时之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介石与阎百川、冯焕章、李德邻(即桂系军阀李宗仁——笔者注)四总司令会议于北平。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
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
王维宙即拟返回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说：“你不要听冯焕章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词，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即何成浚——笔者注)、张岳军(即张学良后来到台湾后结成至友的国民党高级政客张群——笔者注)同王商讨。蒋主席曾与(“与”字似为“派”字之误——笔者注)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中央任命我为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笔者按)
张学良由东北军长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缺少的封疆大吏，在于他敢于在关键时刻号令东北易帜。南北统一谈判的台前幕后，也就是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各政治派系斗争的过程。张学良爱国思想也正是在与各派政治人物的接触角逐中更臻完善。
王树翰，字维宙。沈阳市人，早年入官衙当差，张作霖时代曾任奉天省军械制造厂厂长、奉天铁路巡察使、奉天省财政厅代理厅长、奉天省省长等职。张作霖皇姑屯遇害后，王树翰支持臧士毅、刘尚清等采取“秘不发丧”之策，保住沈阳的稳定，避免了东北三省不受日军的突袭。张学良执政后任用王树翰为东北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东三省易帜不久，蒋介石曾拟拉拢其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不料王坚辞不就。1936年张学良失去自由后，王树翰回天津寓居，坚决拒绝日伪利诱，宁死不出任伪职。1955年在天津病殁。
张岳军，即张群，四川华阳人，保定通国陆军学堂毕业。同盟会成员，孙中山组成大元帅府时期的参军。1928年张学良子承父业，张群曾数次往返于沈阳和南京之间，和何成浚等一起与张学良秘密会谈，终于促成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失去自由后，张群利用他和蒋介石多年的私交，暗中为其恢复自由作过种种努力，嗣后成为张学良晚年往来最为密切的朋友之一，在台素有“三张一王”的传闻，三张，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是也。”1990年台湾各界人士为张学良举办旨在恢复名誉的九秩大寿，主要策划与组织者就是张群。
何雪竹，即国民党政府委员何成浚。湖北省随州市人，1882年出生。1904年赴日求学，结识黄兴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参与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先追随孙中山、黄兴，孙、黄殁后，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何雪竹先后担任中央执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两度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武汉行营主任等职。吴铁城，亦为张学良从政期间的至友。广东香山人，同盟会员，先后两次出任孙中山总统府的参军，1927年后被蒋介石委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蒋氏联络张学良准备实施全国统一期间，吴铁城曾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多次秘密飞往东北与张学良密议。1953病殁于台湾。
日本人之阻挠
藉吊丧之名，日政府及田中首相特派林权助为专使将来沈阳。我得到此一通知，深为忧虑，缘林权助乃当年二十一条的主动人之一，为侵华巨蠹，在日本外交和政治上，颇有地位，曾陪同日皇之弟秩父宫周游欧美。此人出马，想非专为吊丧而来，我必须谨慎与之周旋。彼携有日政府高贵的丧礼并有田中亲笔的祭词。祭吊之后，果如所忧，彼开始向我谈判，声明彼以田中首相的私人代表资格同我相谈，因我在民国十年渡日之时与田中曾有一度之往还也。
林权助提出的问题是：“我(应为你，指张氏——笔者注)不可以贸然地顺从南京政府，我父亲在大元帅时代，有些关于东北问题未决的悬案，我应当同日方合作，将我父亲遗留所未决的问题，办理清楚为是。”
我答称：“这不是俗所谓父债子还的问题，我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政府似无过问的义务。至于关于东北悬案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南京国民政府，凡政府的命令应解决之事，我自当照办，日本政府应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
林言：“北京政府我父亲时代之事，恐南京不承认。”我答：“那么你找北京政府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林言曰：“我(应为你——笔者注)年轻气，出言不加详虑。如我这种态度，恐将于我不利。日政府虽能遵循合法外交手续。东北的问题，自日俄战争起，与日本军方有血缘的关系，恐日本少壮军人，亦不能有所容忍。”
我答曰：“林老先生这话，有点可议之处。老先生为日本外交耆宿，政界重镇，贵国为立宪政体，三军大权，操之天皇。老先生认为日本军人，可任意行动乎?假若如林先生之言，那倒不是中国的问题，反成为日本的问题了，我恐怕那也不是日本之福吧?我推想不会有这种事实的。”会谈无结果，只是口舌之辩，现在我仅能记其大略而已。
林权助连日再三来访，彼见谈不出结果，遂而改变了话题。劝我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应为你——笔者注)父尚未葬，我(同前，亦为你——笔者注)就认敌为友，归顺国民党，可谓孝乎?”我答曰：“我父亲最后的愿望，退出北京，不再战争，使中国老百姓得以休养。愿中国和平，我今继其愿望，何谓不孝乎?而况国家重大问题，古人云大义灭亲，我别说未曾违背我父亲救国的遗志，在国家大义上，我就是有些违背，我也在所不计。”
林权助几番游说献策，既已被我拒绝，在我判断，彼可以休矣。殊不知日方仍不死心，改换方式，双管齐下，想以利害动我。先由军事顾问土肥原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上书与我。土肥原曾上“时事造英雄论”，秦真次的“为王道政论体说”，皆系讽我趁势创立满洲独立王国，以建大业。林权助对于汉学有相当的造诣，先曾引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责我，此回引孟子“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之句，告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依附南京，任免之权，操之于人，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引证前清三藩故事以动我。又劝我可仿效武肃王之行事，待机观变。并力言，如我有大志，日本政府能尽力协助之，凡有所求，皆可商讨，彼得有田中首相的默许，可全权同我谈判。
至此彼已明白表露出日本之阴谋矣。并言，彼之此行，必须得有结果。我当时的答复大意是：“此事体过于重大，容我详为思考。我仓卒接承我父亲的大权，系由东北各界所公举，我不能任意所为，恐少数时日，我不能有具体的答复，对于老先生有虚此行，殊感抱歉。”
林则说：“彼拟日内即东返，希望我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错失机会。假如自认羽毛未丰，有所顾虑，日方物力人力，皆可为助。”林权助在我为他饯行宴会之夜，邀我同他密谈，再嘱我表明态度，彼回国须有正确的复命。我在酒后，我闻之心中深为气愤，不能忍耐，遂对林说：“你屡次为我的设想，在私人利害方面，比我自己还考虑的周到。不过有一点，你未曾为我想到。”
林闻我言，露出高兴之意，立即问我：“是什么，我未曾为你想到哪?”我沉吟不欲说出，林再三追问，我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林默然片刻，徐徐言曰：“那么，我明天即可回国了!”翌日我亲到林之寓所——日本总领事馆为林送行，并表向日本政府及田中首相和他来吊丧的谢意。谈话之后，林之随员佐藤少将发言询问：“听说你要服从南京国民党，改悬青天白日旗，这是什么用意?”
我答曰：”我愿意悬挂哪种旗，我们就挂哪种旗，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又何必关心这个呢?”佐藤厉色而言曰：“我们日本有条约及侨民的关系，对东三省的治安，当然是应该关心的。”我答曰：“我地方治安，你日本依据什么可以关心?”
在座间日本总领事随即离席，取出一本条约大全类的书，拣出一页给我看。乃是日俄战后，日本撤兵中日换文的附件，日本有一函，内容大旨：“日本撤兵之后，在东三省的侨民及权益，对于东三省治安相当的关心，希望中国当局注意维护。”
我看完之后，对佐藤及日本之总领事抗言曰：“我今日之来，系为林权助专使送行答谢，并非准备办理交涉，否则我有办理外交的专人，也可以拿出条约类的书籍几大本，如华盛顿条约、九国公约等等。我非外交专家，我今日之来，你们如此举措，是否合乎外交礼貌，有无先例?”
我遂向在座之林权助用询问口语：“林老先生为外交前辈，当可评断。”林权助遂语在座佐藤及林总领事二人制止之，并语林总领事，此等事，应同张总司令改日再谈。我对林权助表达谢其吊丧，并约我将派专使至日答谢，并请其转达田中兼外相，无论东北政体发生何项变化，我在职之一日，日本在东北的侨民，我当尽力保护，请其放心，并盼双方协力合作。林权助表示谢意。我说这也说不到谢，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力。林权助返回国之后，曾对新闻记者表示，我(仍指张学良——笔者注)有不可动摇之性格，难期合作。并发表“家赖家康”之议论。
(笔者按)
林权助，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后两次出任日本驻华公使，张作霖在世时与其关系甚密。此人多年在华生活，深谙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书画与文物。是张学良青少年时代接触的日本政要之一，张学良20岁赴日观看秋操时，林权助作为他与田中见面的媒介，因此田中首相决定劝阻张学良与南京联合统一之时，决定派出林助权为特使，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张学良虽与林权助在两国大事上分歧重重，难以调和，但是两人私交甚好。张学良生前曾亲口对采访他的张之宇女士说：“如果我能再去日本，惟一想去的地方就是林权助的坟墓。”从中可见张学良与林权助非同一般的感情。
土肥原，即日本关东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日本岗山县人，青年时代即来中国东北，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前土肥原利用军事顾问的身份秘密参与事变的策划，事变后又前往天津策划诱迫溥仪前往东北长春建立伪“满洲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甲级战犯被捕。1948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极刑。秦真次，即日本高级特务秦彦三郎，山口县人，谍报老手，“九一八事变”前为日本派驻沈阳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直接插手柳条湖事件。事变后又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参谋长。战后结局不详。
仇愤填膺几酿大祸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刈隆大将拟来吊孝。我因仇愤，闻之冲动万分，欲杀之以祭家父。被张辅忱、王维宙二人密为劝阻。张以强制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北父老，对我(应为你字——笔者注)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北父老的遭殃。不可徒逞一时之愤，殃害无辜。而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袭杀之，此非丈夫所为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刈隆祭毕去后，我行家奠，未能终祭，曾昏倒于父亲的灵柩之前。
(笔者按)
张学良自曝内幕，首次披露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情节：张学良当年为报父仇，曾有在张作霖灵堂前诛杀日本关东军高级将领刈隆大将的打算。但受到张作相和王树翰两人的百般劝阻，一场可能立即引发中日军事冲突的孟浪之举，幸好止于萌芽。不然东北沦为日帝之手，恐怕还要提前两年!
刈隆大将，原名菱刈隆。20年代初期即来中国东北，是一个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的“中国通”。本庄繁和武藤信义就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期，刈隆即在大连关东军总部任参谋长等要职。1932年武藤信义在任内病死，刈隆即继任关东军第三任最高长官。他同时兼任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刈隆统治东北期间强化伪满省区治安，杀人无数，实施收买北满铁路等手段，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铁腕军人。1934年奉调回国，改任军事参议官。
实现易帜
我对于日本的理解，认为日本系立宪国家，一切大权操之国会，调动军队，亦须帷幄上奏。假如使日方无由藉口，是不能滥用武力，尤以我父亲死难之事为证，彼时日本野心军人，虽想制造事端，藉故挑衅，而如我不给予机会，彼亦无法。所以我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决不受其利诱威逼，有失国权。至于我个人的荣辱利害，置之度外，而况我还有不共戴天之仇乎!
我的腹案是：对外取不合作，消极抵抗，有机会即设法收回已失的权利；对内坚决促成统一，建设地方，休养生息，自力更生，以期富强。当时我对日方，亦存戒慎之心：一、必须谨慎从事，使其无由藉口；二、处处戒备，使其不能制造事端，藉故挑衅；三、严密防范内部存反侧之谋者，同日人勾结。
易帜问题，日方再三阻挠，我虽不理，但不得不慎密从事，防其滋生事端。我思利用新年元旦，商民悬旗机会，突然更换旗帜。在新年前一日，我令被服厂厂长，连夜赶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六千面，如有泄露，以军法从事。元旦拂晓，令沈阳警察所长，将此六千面青天白日旗分发与沈阳市民，立即悬挂。十八年元旦清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飘扬于沈阳全市，日本林总领事亲来提出抗议，质问为何事前不通知彼方?我答说：“改悬旗帜，系我的内政问题，我有什么义务，必须告知你方呢?你又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我哪?”林总领事则说：“我前曾在该领事馆，许有协力合作之诺言，我今片面行动，可谓合作乎?”我说：“所谓协力合作者，是系对日本侨民保护问题。你不能任意曲解引用。”林又言：“敝外务大臣所关心者，系治安问题。”我笑着答曰：“如今国已经改换，东北政体已鲜明确定，治安正常。请贵总领事转达贵外交大臣，可以不必再关心啦!”
(笔者按)
张学良1929年毅然在东北三省换旗，所面临的压力决不仅来自日本方面。东北军内部也有诸多反对派力阻。张作霖时期的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就是极力反对张氏与南京统一的主要对手。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乃是沈阳全城改悬青天白日旗时惟一拒绝悬旗的强硬派人物。张学良暗令被服厂一夜之间密制国旗6000面之内幕，是他自己首次披露。此前国内史料尚无记载。其大智大勇与果敢不计后果的性格，跃然于纸上。
阻止直鲁军入境
张宗昌、褚玉朴的直鲁军，退至冀东一带，号称二十万，番号十余军。彼时我军防守滦河，张宗昌要求渡河退入东北，我则不允。张责我见危不救，不顾友谊。我答复是，你的无纪律乌乱军队，在平时皆不堪其苦，而况退败之余乎?此非私人情感互相授受的问题。我受东北父老之托，负责地方，非东北父老有利益于我，是希望我能休养生息，保境安民。如我准你的杂乱部队入境，我何以对东北地方父老乎?我今有公私两全之策的两项办法，任你选择。
一、将你的部队，严加淘汰，拨良好枪支，确实改编，经我派员点验之后，指定地点，集中训练，训练完成，仍归你统率。
二、将该部队，我给资遣散，如你仍愿带兵，你可指定东北军任何两军，编组一个军团，归你统帅。
往返洽商，张向我请求五十万元的经费，彼自行整缩，待我将款拨付，直鲁军突然强渡滦河，拟向东进，与我于学忠等军，发生冲突，彼众我寡，情势相当的危急。
我正在丧期，而内外问题交迫，不便离开沈阳。遂经政委会大众决议，令杨宇霆赴榆关带师。后来同白健生(即桂系军阀白崇禧——笔者注)军东西夹击，将直鲁军完全缴械。白健生曾派叶翠微、何千里二人携表来沈。由叶、何谈话中，知悉杨宇霆曾同白键生会过面，张宗昌曾逃匿我军中，我闻之愕然，此二事，杨皆未对我言及。我乃询问杨宇霆，彼承认有此二事。彼言：同白会面，未谈何事，所以认为不必向我报告；张宗昌确投来我军，彼已嘱其离去，现在逃往大连，因恐使我在处置上发生困难也。而后张宗昌之宪兵司令王琪同我详述张宗昌败走的经过，张宗昌同杨宇霆曾经会面，杨告张说我欲杀张，嘱其勿赴沈阳。我因此洞见杨之用心也。
“九一八”后，张宗昌不愿为日本所利用，逃至北平，我询问之，证王琪之言为不虚也。
(笔者按)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人。早年曾流落北满为匪，后在苏俄海参崴当俄警，会说俄语。辛亥革命后组织东北土匪啸聚山林，赴烟台投靠胡英部队，任光复军团长。1913年投靠冯国璋，任过侍从武官长等职。1918年任江苏第6混成旅长，陆军第一师长。1921年再来关东投靠张作霖，遂始任绥宇镇守使、镇威军副军长、苏皖鲁剿匪总司令等。“九一八事变”前张氏所部被白崇禧收编，而张宗昌一度逃亡日本。1932年在济南车站被刺身亡。张学良在此段文字中披露张宗昌在张作霖其治丧期间与杨宇霆的勾结，为日后张学良在沈阳大帅府击毙杨宇霆，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可惜张学良在这部自述之，疏忽了对“杨常事件”发生经过的追述。如今“杨常事件”的当事人尽管记述甚多，然而惟一缺少的，就是张氏本人对这一震惊东北重大事件的回忆。
进谒蒋主席于北平
十八年夏，蒋主席北上，我亲至北平进谒请训，此为我初次与蒋主席会面，当时，蒋夫人亦同在。会谈之下，甚为欢洽。彼时阎百川亦在北平，曾数度会谈，关于党政军诸问题，皆曾论及。又曾会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儒堂讨论过日俄外交上诸问题，拟定对中东路的方针。关于日方要求拟在内蒙增设两处领事馆以我国在韩增设两领事馆交换，我坚决反对，得蒋主席之同意，交换设领问题作罢。
(笔者按)
张学良和蒋介石结识于民国十八年(1929)夏天，地点在北平。此前史家对此多有不同解释，大致说法，张、蒋见面为1930年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现在张学良本人的自述廓清了种种不合实际的推论，无疑有益于史实的去伪存真。而张学良在东三省易帜之前从没和蒋见面的说法，当可休矣。北平的历史性会面，张学良和蒋介石从此开始了他们“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的特殊友情。
抗俄之役
先是苏俄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共产党人在该馆密集开会，经我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公署派警围捕，当场搜获阴谋文件，……煽动破坏我国社会秩序，而参加之人，多系东省铁路的高级职员，此乃违反中俄、奉俄协定。我方将参加阴谋之人员逮捕看管，……。俄方向我抗议，宣布绝交，双方布防，于十八年十月间，俄军侵入我国境，突向我防军进攻。先后有满洲里、同江、富锦、绥芬、呼伦等役。以呼伦、同江两役最为壮烈；呼伦则为韩斗瞻(光第)旅，英勇抗御两倍于彼之俄军，韩旅长及团长林郁文等死之；同江则为沈成章(鸿烈)所部之江防舰队与苏俄江防舰队冲突，曾将俄之旗舰击毁，逮其舰队司令，我陆战队亦有壮烈的牺牲。我遂由辽宁派遣两军前往增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由日本公使馆须磨参事，曾表示日方欲出面调停，外交部征询我之意见，我立即反对，我认为这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此一调人比俄寇更凶狠。后经谈判，和平解决，俄军退出国境，东省铁路恢复原状，俄方撤回我方所逮捕之人员。
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期(应为时间之误——笔者注)间。
(笔者按)
张学良易帜后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为日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埋下了必然的祸根，同时也是一年后张学良下令东北守军对日本人军事挑衅持不予抵抗的思想动因之一。因为“中东路事件”中饿冲定的后果，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惨痛损失不予补给，接受中东路东北军大量消耗而南京拒绝补给的消极教训，张学良方才成“不抵抗将军”。张氏在自述中详述“中东路事件”一节，其用意似亦在此。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人，为张学良前半生密友之一。同盟会员，早年赴日留学并参加日本海军，回国后曾任晚清海军部机要处参谋，张作霖时代任吉黑舰队司令，极力投靠张作霖，后与张学良结为好友。1923年协助张学良建立东北海防舰队，出任海军中将司令。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沈为支持者，“九一八事变”后出任青岛特别市长兼东北海军司令。张学良被幽禁后，沈氏曾设法营救。1949年去台湾，是张学良失去自由后与他能够联络的几位旧部之一。1969年在台湾病逝。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三的叛变
十九年夏间汪兆铭(汪精卫——笔者注)同阎百川(即阎锡山——笔者注)、冯焕章(冯玉祥——笔者注)在北平召开所谓扩大会议。屡次敦促我参加，曾先后派陈公博、傅作义、薛笃弼等同我商谈，并应允优越条件，而我都婉言拒绝，我之所以渴望者是中国统一，不愿再启内战。迨至秋间，汪兆铭等在北平成立政府，与中央军事冲突扩大，我不愿再见中国分裂，进军关内，援助中央，我就任陆海空副司令之职。战争结束，阎百川下野，汪兆铭逃去。华北善后事宜，中央令我负责办理，此为又一棘手的任务。
晋军冯军以及其他各军，号称六十余万，虽有一部分在陇海、平汉线上，已遭解决，但大部分皆退集晋直境内。须整缩至少得裁汰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当时腹案是：晋军编为四个军，计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各编为—军；庞炳勋、孙殿英各编为一师。最难对付的为石友三、孙楚、孙殿英等人，幸赖宋明轩(哲元)、徐次宸(永昌)、傅宜生(作义)诸人，深明大体，从中协助，此番改编，费时月余，终达到圆满的结果。
我于二十年夏间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归返北平后，突发肠伤寒症，卧病协和医院，经该院内科主任赫尔大夫(DT.HAII)医治。我正在病重期间，石友三叛变。我彼时正在昏迷状态中，所有一切军事调动，乃由军政高级干部所组之委员会执行之。将辽宁防军除少数外，皆调入关内，参加对石战争。而晋军及其他军队未参与石变者，系由于徐次宸(永昌)、宋明轩(哲元)等之仰体时艰，老诚持重。否则华北局面，必又是一番劫难也。后经刘经扶(峙)、商启予(震)率军夹击，将石友三解决。待我病状稍痊能坐起时，万寿山(福麟)方将石军叛变前后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知道。
(笔者按)
张学良主持北平行营后，才深感各派军阀的纷争，令人愁肠百结。此段文字所表露的心情是真实可信的。石友三，字汉章，吉林省长春人。早年在吴佩孚陆军第三镇当士兵，1912年混入冯玉祥部，由马夫、护兵起家，直升至连长、营长，后与韩复榘结为莫逆。1922年后升为团长、旅长，二次奉直战争结束后，石友三任陆军24师师长。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出任冯玉祥部第四方面军总司令。东北军入关后石友三接受张学良改编，接任第13路军司令之职。石氏先拥戴张学良，不久又拉起人马倒戈，1940年石友三被高树勋诱杀于河南省某地。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意为我准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服药和注射，早晨时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行照拂。
一切并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借口制造事端。我遂召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团长关瑞玑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的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以免扩大，而日方当无借口矣。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辩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决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于日人之手。
我现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还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最重要的是，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其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免发生重大事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而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其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
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对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会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词的出现，好像是个新玩艺儿，但是这个主意的精神，早有它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人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膺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存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做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谳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派军人，从事煽动，如查我方不给以可乘的借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之政情，未能随时彻底研究注意，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是我的重大的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当时对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这条约的神圣、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诚然是，当时我料其不敢，不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于协和医院，张辅忱(张作相——笔者注)奔丧锦州，万寿山(即东北军将领万福麟，寿山为万氏之号也，——笔者注)在北平给我代理职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侧长江水灾，粤变，……，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爵士，在第一舞台(即北平之长安大戏院——笔者注)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即荣臻——笔者注)，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要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结集括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林久治郎——笔者注)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
因恐而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臧士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十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指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仅允转达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铿，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外间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真实。所谓望风扑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得像真事的—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是真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日本当时的外相——笔者注)所提之五项，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职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最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即孙科——笔者注)、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问题发生时，凡有请示，则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刘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犹之争。我触目伤心，心灰意冷。
汪兆铭于二十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
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自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么分别哪”我说：“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做不下去，我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的。”
此一会儿，遂不欢无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导致和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领坚决地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当的影响。
(笔者按)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给东北军的命令，共计三条，即：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而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其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这次经张氏本人证实，并称之为“此为不抵抗命令”，而非国人所周知的蒋介石《铣电》。究竟是历史确有此事，还是张学良有意以自己在事变前发给东北军电令借以掩饰真相，从而偏袒蒋介石?仍有值得探讨商榷的必要。不过张学良在此绝口不提《铣电》，亦是对“九一八”责任全新的诠释。
最能体现“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当时内心世界的，则为《国闻周刊》上的文章，事过半个多世纪后，因“西安事变”饱受打击的张学良，居然还记得该文的内容语句，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对张的触动之深，因为该文真正窥透了张氏立场。
中村，为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情报员中村震太郎。1931年6月25日当中村等4个日特路经黑龙江省兴安岭屯垦军三营防地时，被中国士兵发现并逮捕，其刺探中方情报事实当场败露，遂被秘密处死。
关瑞玑，即东北军兴安岭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满族人，1898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宁古塔城。吉林中学毕业，青年时参加过学潮。后入东三省讲武堂，1925年起任东北军第10军2营营长。张学良执政后任兴安区屯恳三团团长。后因处死日特遭到日本关东军的通缉，但固有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关玉衡得以回到沈阳。“九一八事变”后关玉衡化装逃到北平，被委任为帅府参议。后到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任总指挥。全国解放后，关玉衡曾任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1965年病逝。
陈介卿，字兴亚，东北旧官场文职人员，曾任双山、辽源两县知事。张学良执政后，历任北平警察总监和东北宪兵司令等职。
汤而和，东北人，张学良负责外交的官员，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1931年在北平受张学良委托，与赵欣伯及张氏日籍顾问荒木五郎一同前往东京与日方就中村事件等进行谈判。
山东韩、刘火并，韩系指山东军阀韩复榘、刘为蒋介石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四川二刘对垒，系指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叔侄的地盘权力之争；粤则二陈相战，则指广东军阀陈济棠和陈铭枢之间的尔虞我诈。
热河失陷我之去职
热河本为我方接济东北义勇军惟一之陆地路线。自东北沦陷以后，各地义勇军之活动，使日方深为困扰。国联调查团之李顿爵士，曾深为注意此一问题，认为此乃真正中国民意，不承认伪满洲国的表现。说到热河问题，我也甚为感慨。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部，亦系我之长辈，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即谋将其调换。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屡次失职，方欲将其调动，每因有他事发生，致以延迟；(二)他为我的父执之辈，我得设法给他筹划一个下台的体面；(三)必须顾虑到他不服从，准备使用武力。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迨至“九一八”之后，汤之态度，更形暖昧，我决心将其撤换，但必须顾及到投鼠忌器，得布置周密。拟派商启予(即商震，河北保定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晋军一旅旅长、一师师长、晋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等职，热河失守前任第32军军长——笔者注)率军进入热河，取而代之。彼时孙哲生(即孙科——笔者注)的代表何遂，在汤处大事(应为肆之误——笔者注)活动，希图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汤为何还发表一有名无实的军长名义，互相表里。致商启予入热之议未得实行。
有一度热河情况吃紧，汤派其秘书长谈国恒来平求助。我乃利用此机会，设法将其调动。曾在北平政务会议上，公推李石曾(国民党元老——笔者注)先生赴京说明热河紧急情形，向政府请求款项。不意，汪院长兆铭，大发雷霆，通电促我下野，致使热河问题，整个停顿。迨至日本向阜新开始进军，汤既不布防，将其军队皆集结于古北口承德间，暗中表示，不许我军通往承德。我当时若以武力解决汤玉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不幸同他发生冲突，或如汤投向伪满，不但有利于日本方面，而外患如斯，自相操戈，诚贻笑中外，我心中的隐情，不能对外人道及。但又不能坐视日军长驱直入，遂令万福麟(吉林长岭人，原为奉系军阀吴俊升麾下战将，曾任东北军之步兵中校、114团团长、57旅旅长并东三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等职。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任万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与张氏家族有亲戚关系——笔者注)军出喜峰口，避过承德，转道由平泉向凌源布防，给养补充，皆由此一路线补给，发生许多困难迟滞。奉军布防尚未完成，日军来攻，情况危急求援。我遂令宋哲元军进援，但仍由喜峰口行进，致宋明轩(即宋哲元——笔者注)及其部下曾对我发生误会，谓为何不由承德行进，而侧敌走此崎岖路线。我不得已秘向宋明轩说明其中隐情，请切勿公开。宋明轩深体我之苦衷，立即向喜峰口进援，但其部属始终仍多愤愤不平。
方热河吃紧之际，中央已看明汤玉麟的态度。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曾会同我亲至承德，希望促汤觉悟。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迨至奉军危急，我请求服丧之张辅忱(张作相——笔者注)墨至从军，我思以旧日的老关系，张辅忱或可对汤玉麟有所周旋。但张进至古北口，汤以前方情况紧急，阻其前往，致张未能到达承德，不二日而承德已失陷矣。
热河汤玉麟的问题，虽然有何遂、汪兆铭之困扰，但我不能委过于人。此一问题，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我早知道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以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当前方战事吃紧之际，中央派何敬之(应钦)率第二、第二十五师增援北上，抵平之时，承德已失陷矣。我谒见委员长于北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我决定去职。连夜返平，将职务交付何敬之，我未与任何部属会面，仅留一亲笔长函恳切告诫，翌日即离平赴沪，我之不肯同僚属会面的原因是，恐彼等又效上年坚决挽留种种举措，致彼我等诸多不便。我速离平，俾继任者易于指挥和处理一切。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至今日，使我发生之感想：负政治责任者，必须具有沉敏远大的心怀和眼光，能一叶知秋，见几烛照。我当时未能测知国联之无能，条约之无效，日本军人如斯之跋扈，元老重臣亦不能如昔日可以约束军人。在欧美方面，当时执政者，以事不关己，取隔岸观火态度。迨国联的纸老虎被揭穿，国际条约被撕破，莫索里尼、希特勒相继的侵略行动，后果是引起世界大战，自身遭殃。美国更未能预料到，日本就是他的正面敌人，轰击北大营会跟轰击珍珠港是一系列的事。往事已矣，前科可鉴!今日世界的……侵略问题，尚存许多负责的政治人们，仍存当年对付日本的苟安心情，犹不如徙薪曲突，必将仍致贻减大祸。为天下苍生计，极愿我言之不中也。
(笔者按)
热河失守，对张学良而言．是一生中难忘的耻辱，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他的意外疏忽，那么热河陷于敌手，则是张学良引为悲愤痛楚的耻辱一页。事过多年之后，张氏仍以自责语气反省过失，内疚请罪，其情可悯。热河失陷中张学良最大的过失，莫过于用人不当，致使本可成为北方要塞的热河，让外寇长驱直入。汤玉麟，字阁臣，奉系旧派军阀的代表人物辽宁义县人，早年啸聚辽西，称霸台安时曾救过张作霖一命，因此汤与张氏家族便有了特殊关系。张作霖受清廷招抚以后，先后把这位绿林盟友提升为新民游击马队左哨哨官、二营统带、直至第27师师长、骑兵第27团团长、53旅长等职。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汤玉麟成为奉天省城防司令。1916年张作霖指示王永江(奉天警察厅长)整顿三省军纪之时，因逮捕汤氏麾下将领而发生冲突，致使汤玉麟与张作霖失和。张作霖支持王永江执法，汤玉麟却以救过张氏之命为挟，要求张作霖罢免王永江职务，遭到拒绝后汤玉麟则暗中勾结奉系反对派冯麟阁，阴谋反对张作霖并取而代之。事败后汤玉麟本该被治重罪，但张作霖念及前情，宽宥待之。然而汤玉麟仍旧暗中勾通北洋政府，再次企图推翻张作霖。事情再次败露，汤玉麟失去官职，一度回乡隐居。经友人从中调解，张作霖又任汤为东三省巡阅使署顾问，奉直大战后汤玉麟复得军权，任第12军长。张学良主持东北后，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直至1933年热河失守。
张学良对汤玉麟的投鼠忌器，直接酿成促其下野的历史悲剧——热河失守。其中隐忧，既有他对汤玉麟举棋不定的失误，亦有张氏父子对旧部多年的感情纠葛。这是张学良在反思逝去岁月时流泻在纸上的真实情感，当年官场中无法宣泄的愁楚，在自述中终于秉笔直书。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