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幽禁期间给蒋介石的七封信
窦应泰
张学良自1936年12月陪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从此便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幽禁。在这50多年里，张学良曾给蒋介石多次写信，然而，这些信件大多处于绝密尘封的保密状态。随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先后作古，这些尘封多年的机密信函才得以陆续解密，现将张学良“西安事变”后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五封信抄录如下：
其一：1936年12月26日写于南京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过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安，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见谅!
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
(笔者按)
张学良之所以有上述信件上呈蒋氏，原非出自他本意。就在张氏12月26日从西安陪蒋飞抵南京的当日，住进了宋子文在南京的官邸。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大批宪兵严密封锁宋宅。张学良的自由亦从这一刻受到限制。当初张学良来南京前蒋介石对他的诸种许诺，到此均已化做为泡影。面对与东北军远隔千里无法相顾的张学良来说，原以为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转达一定要他“写一个认罪的东西，以便向南京百官有一个交待”的叮嘱，只是出于蒋介石为做官样文章的无奈。张学良甚至误以为只要他写下这样的东西，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重回西安去掌握和指挥东北军。然而他哪里知道正因为他笔下写出这封短信，才促使蒋介石马上下令组成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从此也对他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囚禁。
张学良自知自由无望后，又在南京幽禁地给蒋氏写过一封短函，上有：“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等语。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接见张学良，而且连一封信也不肯复，直至南京军事审判结束，蒋氏离开南京，前往他浙江故里的奉化溪口后，才于1937年1月7日给张学良作复一封。
蒋介石的复信写道：
汉卿吾兄勋鉴：
……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中正 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七日
其二：1937年1月7日于南京
张学良收到蒋介石信的当日，即在南京给蒋氏再复一信，如下：
介公委员长钧鉴：
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府乞鉴宥。如蒙下问，愿述其详。盼钧座以伟大之精诚，更彻底而伟大之。敬祝吉人天相，钧体早复健康，深望为国珍摄。专肃。敬叩
钧安!
学良谨肃七日
(笔者按)
张学良在这封信中，仍对陕甘问题忧虑在心，显然对东北军的生死存亡，视若生命。因为张氏的抗日初衷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他能否指挥一支可以杀回故乡的军队。在他困居金陵，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写信恭称蒋介石“伟大之精诚”，亦就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了。英雄亦有失误时，难怪周恩来知其冲动之下前往南京，连声唏嘘其中了“连环套”!如果少帅当时肯听周公之言，也许这囹圄之灾便不会临身了!
其三：1937年7月18日于浙江省奉化
介公钧鉴：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宏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专肃，并叩
钧安!
学良谨肃
七月十八日
(笔者按)
此信为张学良自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被蒋介石下令移囚奉化读书以后，他在雪窦山给蒋氏写的第一封信。同时也是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开始全面抗战之时，张学良亲笔给南京最高当局写的第一封“请战书”。对于因抗日发动兵谏，继而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而言，举国抗战，对于他无疑是难得时机。因此请缨上阵就是他当时最大愿望。甚至情愿不计“任何职务、任何阶级”，只求“死得其愿”，此心此情，不可不谓之赤诚!然而，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这封信后，居然没加理睬。他非但既不复信亦不应允，而且暗中还对军统下达将张学良伺机转迁远离战火大后方、继续无限期囚禁的指令。
其四：1946年4月19日于贵州
介公钧鉴：
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钧谕，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为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略来由也，兹特禀明。
学良谨启
四月十九日
(笔者按)
这封信是张学良在大陆囚禁期间写给蒋介石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在贵州写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东北元老派人物莫德惠受蒋之命前往贵州探视张学良，在莫氏临走前张学良决定给蒋作书一封，意在报告幽禁十年中他奉命学习研究《明史》的概况。此时不知不觉，张学良已失去自由十年矣!八年抗战，张学良多次请求参战，然而蒋介石对他的请战充耳不闻，甚至把他已经忘记了。一直到1946年才允许莫德惠来贵州看他，在张学良心里，幽居深山，与世隔绝的痛楚难以形容?他现在再也不必妄谈请战了，和蒋氏在信上所能说的，也无非只有《明史》而已!
其五：1947年10月30日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良久以来未上钧座问讯已七月矣，缘去岁数度上书未蒙见复，不愿亦不敢再扰及钧座清神。良惟有加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驱使，代国家之驰骋。良此番又向钧座喋嗷者，实因我民族抗战更深入严重阶段，而钧座辛苦忧劳，同志们牺牲者，奋斗者皆尽其天职，而身负有国难家仇责任的我，反在安全的后方过优裕的生活。虽勉强自慰，总是精神太感不安!良向钧座所求者无他，只是把我这一腔热血供给民族抗战上而已。
至于良之能力，恐钧座知我之详，或深于我之自知。良谨郑重声陈者，钧座准良在抗战中工作，而职位、名分、工作，良毫无希计，请勿虑及乞钧座念及十年之情，怜及匹夫之志，有以成之!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汉卿 手奏
下属一行字：
再启者，文白来山代述钧座眷念之谊，使良感愧无地。山居以来诸蒙优遇，而照料者周到，一切安适。良托庇康健，体肥如恒。
(笔者按)
文白，即张治中。安徽巢县人，1890年生。孙中山的追随者，曾参加过黄埔军校筹建工作，1930年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与张学良结识，不久即成至友。1937年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适逢张学良被蒋秘密转徙到湘境。张治中亲往凤凰山探望张学良。此信为张治中先生第三次前往台湾探视幽禁中的张学良时，分手之前张学良匆忙写成的，并委托张治中带出井上温泉。该信就如同张学良此前多次写给蒋介石的信一样，都是希望尽快解除对他的管束，而允许他重上战场。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此时已在台湾的张学良，竟然在他的信中仍然提到“要把一腔子热血供给民族抗战上”。而1947年张氏写这封信时，长达八年的抗战早已经结束，张学良仍然在信中请求蒋介石“准良在抗战中工作，而职位、名分、工作，良毫无希计”等语，实在有些让今天读者费解了。从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当时的思想状态之混乱。脑际思绪似乎仍沉溺在对他来说终身难忘的抗日战争之上。幽禁中的张氏神志痴迷，尤其对十年幽禁不能冲上阵杀敌尤感忧郁和伤痛，其爱国之志从这封短函中再次显露无余。
其六：1955年12月15日于台湾高雄西子湾
总统钧鉴：
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介。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其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地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地追述事实。
一、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屡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少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争，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二、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时，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做预伏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沪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之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三、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区匪，任良先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做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丹(应为刘志丹——笔者注)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所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做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伯川先生同在，良预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到寝室，自伤饮泣。
四、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零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成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军)走上死路一条。”
五、
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先烈赞许，彼要求数事：(一)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三)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向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该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为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同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党所提这条件大致相同，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心中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酞人羊叙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供(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自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所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烈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的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样。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但)上有长官，不能作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六、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一)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二)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一)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二)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三)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讥)谏，不顾—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七、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善作用。方当一百九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灭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劝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百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情之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向共产党之勾结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产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必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做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当事变之后，良曾招集西北剿总部全体人员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皆曾有记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
八、
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总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分此?
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推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云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
九、
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一、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二、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生虫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所以，对敌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剿匪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党的主意，对共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讨，而对共党的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党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生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里多是如此。譬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变，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党则不然，由于没有能认识清楚，……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张学良谨记
(笔者按)
以上是张学良在高雄西子湾时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
这也是张学良以书函方式第一次较为系统记述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前后内幕的回忆。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上看，显然在其后于1957年春天尊蒋之意撰写《杂忆随感漫录》之前，也可以说是《杂忆随感漫录》写作前的一次尝试和练笔。虽然稍加对照，两文局部难免略有重复相似之处．然而这封写给蒋介石的长信，确系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后，较为真实地回顾历史，总结人生。
张氏写这封信的起因，起源于1956年11月，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召见了看守张学良的军统特务刘乙光，要他代为向张转达命其尽快写一篇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资料，以期为蒋当时正在着手编写一本题为《苏俄在中国》的书提供素材。蒋介石已经握有相当浩繁的资料，惟独感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方面参与者撰写的若干回忆录中尚有缺陷。除蒋氏本人所著《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撰写的相关资料之外，大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撰文尽管篇幅冗长，但是缺少张学良本人的回忆文稿，也终难以使《苏俄在中国》一书编竣。蒋介石感到不如意的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情况所记甚少，知情者更是寥若晨星。于是蒋氏要求张学良亲笔撰写。此为他的命令!
回忆“西安事变”，本是张学良多年讳莫如深的话题。但是因有蒋介石的口谕，他咫虽然忐忑，也不敢不从。于是张学良从当年11月20日接到蒋介石指令始，一直到12月5日，以一封长信的方式，一气呵成写出了洋洋万余。就连张学良自己也感吃惊的是，仅以半个月的匆促时间，即将一生中最难回首的往事以简练词句追述成文。
蒋介石收到张学良这封长信后，阅罢曾加以感叹赞许。同时他也发现经过20年与世隔绝的幽禁，当年在西安对他实施兵谏的少帅，依然头脑清晰，记忆超人。不过，蒋介石并没有将张学良这篇长文编入《苏俄在中国》，而是有意交付给时已经掌握台湾情治机关大权的蒋经国相机处理。其意当然不言而喻。两年后，蒋经国即有意在台湾媒体公布张氏这封长信，但因有种种慎重考虑，特别是这样的“回忆”毕竟是张氏写在致乃父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上，而且张学良发出此信时又有叮嘱在前：“私人信件，不宜发表。”蒋经国再三考虑，遂先期在国民党中常委及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中内部传阅。于是，他将张学良致蒋介石的万言长函印成百余份，以传阅的方式下发，不久又叮嘱收回。不过张学良信件毕竟已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广泛流传。几年后又由国民党官场流向新闻传媒机构。让蒋经国始料不及的是，1964年7月1日，也就是张学良这封长信写出的7年之后，在台湾一家新创刊的杂志《希望》第一期上，竟然公开刊登了这封曾在国民党高层传阅已久的长信。只是《希望》在刊发此信之前，为谨慎起见，删掉了信函前面的文字，并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为题刊发面世。一时舆论哗然，因为这毕竟是张学良被囚20多年以来首次公开发表文章，且又是世间极为敏感的“西安事变”内幕。
事有凑巧，《希望》杂志尚未正式出版发行，台湾另一家报纸《民族晚报》，竟也将在印刷厂见到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抢先转载，这一刊一报先后面世所激起的风波，立刻震荡了风雨飘摇的台湾小朝廷。张学良获悉此事后，大为震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遵嘱写给蒋氏的私人信件，7年之后竟然不经他允许就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了，因此他一愤之下，提笔给蒋夫人宋美龄修函一封。其中便有这样的语句：“遵蒋公之意写成的自述，既是私人信件，发表理应征得良之首恳。若将良之《自述》视为忏悔录，再将它公诸于世，良自当无话。但冠以《忏悔录》，又署良之名姓，惟恐世人误为是良本人主动发表。因此请夫人拨冗明察。”
宋美龄接信后面询于蒋介石，对此他此前虽有“相机运用”的指示给其子，不过让国民党政战部主办的《希望》月刊公开发表，显然也有违于蒋氏的初衷。于是，蒋介石急令蒋经国收回所有正在发行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并一火焚之。
蒋经国虽然早在1957年就有把张学良信件外泄传媒之念，但他始终暗加谨慎，惟恐引发事端。不过，蒋经国始终不肯放弃此念。他的用意在于将张学良这封信传达给海峡对岸的中共首脑，意在败坏张之声誉并继绝其后路。然而他没有想到《希望》刚将此信刊出，竟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弹。张学良的反感自在意料之中，但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坚决维护态度却是蒋经国不曾预见的。迫于压力，蒋经国只好下令《希望》马上停刊，因为该刊毕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惟恐生出更多麻烦。同时他又下令《民族晚报》收回所有发到民间的当日报纸。正由于国民党当局迅速查禁刊有张学良《忏悔录》的报刊，所以香港和东南亚媒介对张学良此文更为热衷，纷纷派员前来台湾，希望以“摘抄”方式转载张学良给蒋介石的长信。不过因有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令，致使一度流传到民间的期刊报纸洛阳纸贵。
直到1990年二蒋先后作古，张学良这封信才再一次在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上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为题摘要发表。但仍然删去了文前张学良以信函格式给蒋介石写的一段话。世间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了解这篇所谓《回忆录》，原来竟是张学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此信原稿现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
其七：1955年12月21日于高雄西子湾(局部片断)
……郭某《西安事变感言》阅读之下，可气亦殊可笑，中国文人多无行，多如此辈。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指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恐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
(笔者按)
此信距前信，即为回答西安事变等问题给蒋介石写的长信，中间只相隔一星期时间，张学良为什么竟以如此激烈的语言给蒋介石写了这样一封信件呢?原来事出一篇在香港突然发表的回忆西安事变的稿子。原稿的作者便是张学良在此信中以激愤语言质责的郭增恺。
关于郭增恺的“热风文稿事件”，张学良还有进一步的说法：他写道：“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扬虎城之嬖幸。后因案被捕送京，当西安事变之初，戴雨农来西安时偕同前来，期其奔走于杨虎城、宋子文之间，在当时彼何人斯，恐亦早已无人忆记，亦许因此之故，而彼亦来一套西安事变感言，更自高其身价，自大夸为什么见证人，侪与当代闻人蒋夫人、宋子文、周恩来并列，此人真不知耻者……就是有见证人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假如不是他写这篇感言，我早已把郭增恺是谁已经忘记了?咳!文人之无行，郭增恺可以当之矣!……”
郭增恺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即与张学良相识。媒介乃为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不过在事变发生近20年的时候，张学良没有想到已经去了香港的郭增恺，居然在香港一家名叫《热风》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安事变感言》的文章，郭在文章中以事变见证人的身份自居，而且在言语中亦有伤害张学良的地方。郭文中这样写道：“蒋先生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谁料他竟行不顾言，终于使我等几个参与其事者，迄今在痛深愧疚呢?”
郭增恺又写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诸蒋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让他做皇帝吧，做皇帝也该兼听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诀，无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们都给我办好，可惜蒋先生只懂得这秘诀的上半句，于是总理‘我生则国死’那句名言，凡应验在蒋先生身上了。……”
可是从郭增恺文章中一眼看出，他是在以激烈语言抨击在台湾的蒋介石。而张学良究竟是如何在香港刚刚发表此文的几天后得到这本名叫《热风》的杂志?他读后为什么又专为此事写信给蒋介石?其内幕据手中有限的资料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是否蒋介石本人已先阅郭增恺此文，并引为震怒，然后才有意将《热风》杂志派人送交张学良阅，目的在于视张学良对郭文的意见看法?否则，像郭增恺之类评论西安事变的文章，在当时的香港发表已属司空见惯。而张学良为之如此震怒，亦颇让人不可思议。
嬖幸，为心腹或亲信之意。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