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寄往台湾的16字密信
窦应泰
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他和周思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在透过香港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以下记述的是周恩来1962年密信送达台湾的经过。
一、周恩来写信的起因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集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次信，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隹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密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二、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皑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此事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而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思来，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沁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学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只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1961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勿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三、三封信终于辗转送到台湾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中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周恩来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思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来到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观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要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作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想办法。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的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的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该文件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附：从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亲笔信看其入党问题
关于张学良将军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夕，是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此前国内媒体曾有披露。史学界对此问题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勿庸置疑，由于历史档案资料的匮乏，关心这一史实真伪的人们，难免对张学良是否有申请加入中共一事，多持怀疑态度。现从新发现的张学良1936年写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上，找出答案，对上述问题显然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也让我们对这悬疑多年的历史疑问，不能不产生新的联想与思考。
1936年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由西安亲自飞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两次政治性会谈，对此史家早有披露，本文不加赘述。有关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会晤的内容，历史档案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张、周的第二次会晤，虽然也在同一地点，但因在秘密会晤之后双方都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字资料，所以目前仍是史学上的一个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与周恩来在会晤过程中，虽受中共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的突变，甚至同意与中共军队联合抗日，主动放弃蒋介石交给他的“剿匪”使命，完全背道而驰地和中共结成统一战线，以实现他梦想多年的抗日主张，这些当然都是人所共知之事。问题在于，张学良在受到周恩来和中共的直接影响之后，是否决定改变自己多年信奉的“君子不党”之旧有意识，真正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行列中来。
这是个多年始终众说不一的问题。时至今天仍末揭开谜底。即便张学良病逝前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进行的历史口述中，也对这段史实语焉不详。可是，这并不能否认张学良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张学良1936年夏天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了。
这封亲笔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迄代问候
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 启
而后用李毅
这是一封绝对珍贵的信件!特别对党史专家和张学良生平研究者们，更是至为重要。也是我党重要档案资料非常稀有的一封张学良的手书原件。
首先，对照这封历史信件(影印件)与张学良早年(即指1936年前后)的往来信件手迹，从中不难看出，此信必出自张学良的亲笔无疑。当然，该信中的“在六个月功夫”一句，其“在”字应为。“须”字之误。然而，无论如何这封珍贵信件都可以生动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他对中国共产党至诚至信的态度。特别是他视周恩来赐为同志这一事实，已跃然于纸上。正因为如此，它对史学界多年来对张学良是否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与行动的争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从西安通过秘密渠道专送到延安的重要信件上，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和中共人士的感情。作为当时在国民党内仅逊于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来说，如果他对中共没有至深信任和倾心靠拢的意向，是决然不可能称一个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公开宣称为“共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同志”的。
当然有人会说，张学良之所以这样称谓周恩来，必然还另有其他原因。众所周知，张学良早在延安肤施面见周恩来之前，就已经久仰周恩来的大名了。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和周恩来早年都在东北沈阳读过书，在荒凉的陕北相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二是，张学良早就心仪周恩来，正如他在病逝前对“哥大”口述历史时，曾这样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张学良也对日本记者袒露过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张说：“我(应为“他”之误)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三是，张伯苓成了他们的媒介。张学良在肤施教堂里和周恩来首次见面时，他们都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张学良虽然没进南开读书，却与张白苓是多年的良师益友，这样，张、周两人都以张伯苓的学生身份，拉近了彼此关系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只有几百字的短函中，居然还称呼被中共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刘鼎也为“刘同志”。更能体现张学良这一时期对中共态度的是，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他竟然是这样写的：“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张学良在这里所写的“问候诸同志”，当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彭德怀和张闻天等高层人物。像这样出自国民党军政大员手书的信件，既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亦称刘鼎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为同志的写法，决不是一般的笔误，经查阅张学良当时的大量信函，也并不是张写信时的习惯用语。而是张学良思想向中共靠拢和实际上已将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感情体现。
据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学良问题专家毕万闻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称：“张学良早在1936年7月1日前，就正式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上面提到的这封由刘鼎转给周恩来的信，则写于当年的7月3日。如此一来，张学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称对方为同志，就有了较为合理的原由。
可是，张学良的入党申请是否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仍然是个谜。
现在根据仅有的一封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信，尚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权威的回答。尽管此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重要人物在当年8月9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重要信函中，均按张氏前次信件的要求，改称张学良为“李毅然同志”。对于中共领导人这样的复信，显与张学良7月1日写给周恩来的信相同，“同志”二字，无疑都是非常严肃的郑重称谓。
同时，不仅彼此的称谓有所改变，甚至在这些信件中所谈的问题，亦均为志同道合的党内同志才能有的语气和态度。由此可见，张学良通过地下党员刘鼎提出的入党申请，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至少对张学良的入党动机是持明显理解与支持态度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张学良的入党申请已获我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据现有的资料证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入党申请是极为重视的。在得到刘鼎转达的要求次日，中央即在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他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事关重大，故而7月2日，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这就足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到张学良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大局出发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入党要求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张学良是军阀出身，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所以主张拒绝他的入党申请。在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明确表示在当时就匆忙发展张学良入党是有欠考虑的。如此一来，中央在安塞会议中研究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便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胎死腹中。这就是当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联名给张学良致信时，已将对方的称谓重新改为：“汉卿先生阁下”的原因了。也许正是上述原因，张学良在此后的所有信电中，凡属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文件，称谓也有改变。他不再称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了。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后的文电更加明显，例如张学良于是年12月3日和12月17日在西安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上，均以：“东、来兄，电均奉悉……”作为开头。而双方称谓的改变，更加印证了张学良虽有入党要求却没能如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综上所述，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张学良致周恩来亲笔信上，印证了张学良当年确有要求加入中共的主观意愿，并且出于抗日救国之大计，他也对加入中共付诸了具体行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而没有能够正式加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