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口述历史的价值
张之宇
口述历史的价值
考我国古代史家，注重“微言大义”。后世史家更以“书法”为重。片言只字，据事论人。历史上有名的“赵穿弑君”的故事，史官董狐写为“赵盾弑其君”，孔子推祟认为“董狐，古之良史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这是史官重视“书法”即时的记载。孔子删《鲁史》作《春秋》，孟子以为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又是修写前代历史重视“书法”的一例。正因为史书有劝善惩恶作用，虽然有时史事之考证、史料之真伪，不尽详确，但“书法”可不能不求精密，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还在纲目凡例中对“书法”作了补充。所以记载的翔实，反不若文笔奇伟更受推崇。记载过去事迹之历史为惩恶劝善，正是我国史学特点，而因之使史迹失真也正是中国史学之弊。
同时，我国撰写历史之凭证——史料，都是取材自文字记载，但保留不易。幸而史料的传布与保留，方法愈晚愈多，由手抄到刻板印刷，到铅字排版，到近年的微卷图书；电脑存档、史料扩展收集已绝不是前人可以料及的了。可是正因宋、元以后，书写历史的人因“文史浩繁，耳目恐有未周”，执笔的人又“人才优劣敏钝，判若天渊；一书之中，利病杂见……”(见章学诚《史考释例》)，而“史稿向不著录”。章氏以为：“若不考求草稿所出，则功罪谁分?”基于这些弊病，提倡开辟口述历史档案之收存，实是很迫切的建议。
口述历史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一个构想，现在已成为历史学家的基本工具。1991年12月《历史学刊》特别以一章专门著文报道。而且几乎每一期历史界重要刊物里，都有关于口述历史的介绍和利用口述历史材料所撰写的文章。尤其过去这几年，口述历史的方法、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完美。
口述历史发展的重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最大的一个组织，应溯源至1948年，由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学者艾伦·尼文所创办。到现在为止，收藏了6000份录音回忆，其中60万页已缮打成文字史料。这些口述历史包括很广泛的历史人物访问，以上可推到在1904年所作的资料。每年约有2500位学者使用这些记录，已经出版的500本著作是根据这里的材料撰写成书，使用口述历史资料所写的毕业论文、各地出版的文篇，引用者更是不可胜计。所留世界名人传记，大抵是风云人物。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负责编辑《国际口述历史学刊》，这是一本世界性的质量极高的出版物。不仅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的三届主任都是口述历史学会的会长，而且多年来哥大口述历史学会也就是美国口述历史学会的会址和刊物编辑部。两个机构关系之密切是可以想见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口述历史界的贡献也就不待多言了。现任主任是桂励(Ronald Grele)博士。这次由口述历史研究处直接安排张学良先生的口述历史工作，与以往哥大收藏有关中国人士口述历史的访问不同。以前有关中国名人资料的收集是1958年由何廉教授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马丁·韦慕庭(Martin Wilbur)教授所组织的一个工作计划。所收资料为访问1911年到]949年间中国政要人物的回忆录音，有副总统、省长、外交部长、驻外大使、革命领袖、新党派创办人、第三势力代表、实业家等。这些资料都已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并经过了研究编目。他们都是中国这半世纪来把西方新思想带回传统中国社会的人物，为历史学者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宝库，并由口述中发掘了材料，澄清了当时的若干疑点，且除录音外并收藏有他们的回忆记录及私人珍藏史料。其中以外交家顾维钧的资料最多，达11116页。顾先生已授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为中文(原文系英文)印行，共分12册，自1983年开始出版。口述历史资料中，以陈立夫先生的85页为最少。这两位名人口述资料数量何以相差如此之大，正是因为陈氏的第二部资料仍在保密不公开期间。这一点充分显示出参与口述历史的工作者的严谨态度。他们绝对尊重被访问者的意愿，资料封存也许长达百年，甚至两百年之久，在这期间不得公布和使用这些资料。
口述资料贮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藏室。珍藏室在哥大校本部，其中有50万册珍藏书刊，2500万页手稿，10万份绘图、照片、印刷品和其他艺术作品。这些人文科学、艺术、自然科学的资料，在研究探讨时，可供参考使用，得到许可时还可以复印。
口述历史的特色
然而，口述历史的录音制作，不同于搜集素材用来撰写传记，“据事论人”是写传记者的要求。而“善恶自见”才是使用口述历史资料的理想。口述历史的工作者，不需把录音访问资料整理成为“定论”的史料，没有“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及“书法”、“论赞”——也就是批评的责任，只在把录音改为文字初稿时，对一些内容进行修改。如习惯用语：如故都就是北京。口音的不同：如所说学(xiao)生就是学(xue)生；爱(nai)国(guo)就是爱(ai)国(guo)。古今称谓与制度的改变：如奉币与现洋的折合；对东三省与东九省使用的时代，做一些注释与补充。而且由录音誊缮为文字时，还要征求被访问者的选择，哪一段保留，哪一节削除。所以使用口述历史资料，要自己去发掘去领会。
做口述历史更不同于写别传与年谱。它不专重于某一阶层人物或某一家族、某一专业。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资料来看，虽大都是传记性，但历史学者可以从这些回忆谈话中发掘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与经验，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欧洲学生运动的访问录音。同时也不限定某一区域，某一行业，凡与社会组织有关系的一切宗教、政治、经济、贸易的领导人物乃至手工艺，以及血液学会，都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对象。
口述历史采取访问对话方式；记录谈话，也不容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种严肃压迫的气氛存在。访问者、被访问者可能天南地北地闲话家常，以问答叩访所需要的资料。如何安排，要顺应被访问者的心情，并配合当时之环境；予被访问者以轻松闲聊情况下，述说历史细节。如何捕捉被访问者记忆之中刹那的思维，是要凭访问人的逻辑与机智了。当有了共同方向，再决定问答主题。如果两方有相同语言、乐好、环境，则更会收获不经雕琢的纯真的口述资料。
尤其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历史，叙说回忆中的故事，大部分是人所乐为的。而自己撰写自己的传记，即使文字修养足以尽情表达，但必有一层文字的润饰，则相对地就失去了部分真实。
同时，口述历史带有情感，说故事尽人都会，但写故事则多了一层表达的障碍。对历史研究来说，很多学者搜求资料以找寻某一社会演变过程，以及所以演变的推动力是什么、过程中的内部情况如何。有些学者希望找到某一个人物的性情及演变的过程。某一时期、某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行动、信仰如何交织?两者又如何互相影响?以口述方式来回忆往事，不以演说方式叙述故事，以完备他自传中的环节，使历史学者由此发现当时的社会变迁及个人生活变化，来预测将来的社会、政治以及应采取的行动和应遵循的路线。这种特殊的记录历史的方式，已为历史界所公认肯定。
以张学良为例
张学良先生在笔者的访问中提到了口述历史的意义。口述历史受到国人的关注，但近人只热中于张学良先生的军事、政治上的事迹，而疏略了他对明史研究的心得。虽他自命为闲云野鹤，“知是知非，无是无非”的明儒思想使他放身自得，但毕竟他还是一位明史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资格的历史证人，他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接受口述历史访问，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社会、文化、政治事件，尽兴所谈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从此，在哥大口述历史档案中，继艾森豪威尔、马歇尔之后保存了一位中国将军的口述资料。
中国的顾维钧就在哥大口述历史的访问中说过，他对为后人保存重要的资料深感兴趣。他说：“因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档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顾氏又提到一位他在哥大读书时的教授，他视为恩师的穆尔先生；他告诉顾氏：“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的材料……学会推理。他说，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这样，你就能保持头脑清醒，进行独立思考，而不只是一位编年史的汇编者。”(见《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基于这些要求，采用口述历史的资料，推动口述历史工作留存下珍贵而真实史料的研究，不是正适其时吗?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