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张氏遗著《杂忆随感漫录》补语
张之宇
英国传记作家史特雷齐(Lytton Strachey，]880—1932)曾经说：“如果一定要写传记性质的作品，那么就应该写死人，而不要写活人。”
大陆历史学者毕万闻之说，也可作一此补充，那就是：“由于当事者记忆力衰减所带来的种种误差和错乱，以及当事者不仅视角有限，而且，受个人好恶甚至利害荣辱考虑之影响，其偏颇自属难免。”
诚然，有关张氏的论著，泥沙俱下者有之，但拔高神化者更是浩如烟海。可是张氏对神化领导人物并不以为然，认为：
只有把这些大人物神化吧，好像人类不知道天文的科学，自然要把月亮神化，不知道医药的科学，有病就要拜瘟神爷了!三六、五、卅(1947年5月30日) 井上书斋
又加以张将军一向“我从不辩，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辩；混蛋， 你辩也不用辩。”由于张氏在台湾是受“管束”身份，有诸多顾忌。在大陆方面则“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自序)原因只是“据说以前上面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
写自传的原因
虽然上述已事过境迁，却使人不得不欣赏张将军伉俪多年来一直使用之口头语的智慧，“说我们好，也没那么好；说我们坏，也没那么坏，上帝那儿有一本账。”以不答作答。用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虔诚态度对外，阻挡了可观的骚扰事例，并举出：“除上帝之外，没有人有资格臧否别人之是是非非。”
张氏北投之居门禁森严，来访者先经二老掂度其来意，准备证道小册(张氏伉俪证道著作)，任凭不同身份者之巧舌如簧，张氏伉俪有一定之规——传教。张氏认为，“要知山下路，得问过来人。”“关于任何事务不要轻于批评责难，等你亲身一试方有资格说话哪！”(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劈头盖脸的指斥，张氏皮里阳秋心目中之所想已喷薄而出。这也是张将军动手为文写这自传体《杂忆随感漫录》之因。在该书前言中明白说出：
我在这十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案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
这使笔者记起张将军很佩服的胡适先生。根据胡氏对自己的治学方法曾说：“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方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在胡氏为丁文江的传记搜集资料时说：“故此传的好处是充分保存了丁君自己说的话，自己写的文字。别人的追忆，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陈之藩《陈之藩散文集》)
以胡氏治学之严谨，对同时期的文字筛选，有目光如炬的判断和见解，笔者自忖“吾所不逮也”。对张氏工作应如何进行，思之汗淋淋下，所以当张氏将这本文稿交予笔者查证整理时，并嘱要“实话实说”，那一刻之惊喜与兴奋，至今陶然。
在该文中张氏诸多论述，都是为了日后公诸于世，希望对后人有所启示，同时也不辜负自己是历史上的一个见证者。当然，蓄意于保存以备传延不断，也在字里行间可见。张氏洞知：
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
但是张氏在决定迁出北投朴园时，亲自监督，在园中付丙了若干重要文献，这与张氏一直主张保存史料之初衷大相径庭。“世异则事异”也夫?
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自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
张将军对中国传统理念，充满抗拒，却仍憧憬“太息百年后，辛苦豹皮留。”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仍是国人的价值取向。张氏也未能脱俗。不过何“戒”之有?能为后人著书立说，为历史保全真实，也为自身是历史人物尽了责任，谁能不为将军喝采：
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认为是比较重大者，分别写下。
对文字洗练要求颇高
由张氏所写目录，首先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我的生活”，包括了“少年时代”、“军人生活”、“方面重责”、“我之与国民党”、“出洋归国与管束”、“对共产党的观感”等。
我虽尽力排除主观，然以我自己写自己的事，必然是有我自己的观念和我自己的言论在内，尤其是目下我自己的心情。
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
当是时张将军身在清泉(台湾竹东)，英雄末路，志士失职，壮心悲戚，胸中块垒书之笔端，难免沉郁苍莽，不过旨在存真，不失旷达磊落：
我半生戎马，又未曾致力于诗文，今日伏案写著，此诚东施效颦，文笔拙陋，词不达意，势在必然。
的确，张氏致力于诗为时甚晚，“在汉口时，蒋先生为教育他，特请了一位姓步的老先生，给他讲解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赵一荻女士口述记录)日后，步老先生并为张将军之诗作修改润饰。张氏其他文中之“文笔拙陋”等，就是谦谦君子的客套了。
其实，张氏童年，尤以生母赵氏，期望爱子考取功名，也好改变磨牙吮血的门风。因此崇尚传统教子方法，使张氏在家塾中，接受了不少古文读写的严格训练。启蒙师辈如杨景震(也曾为张作霖塾师)、白永贞(孝廉，并曾任知府)、金梁(进士，官至太子少保)，赏识少年张学良之袁金铠(张作霖大帅之秘书长，也协纂《清史稿》)，无一不是饱读诗书。日后张将军有一封无头信，原文为：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迩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之。
弟良 四月十九日
如果这信是在( )中空之情况下，无疑为一文字严谨、情感丰富的短笺。酬应往来函件，不需秘书，张将军不过是信手拈来。可是大陆历史学者认为张氏多处笔漏，称：“信中三个字脱漏了，已在( )补正。”(毕万闻《相忍为国 一致对外》)
关于“兄”字，在以往尊称对方空一格或使用抬头即可：如“幸(兄)三思”，“承(兄)珠饰”，此处“兄”字皆可略之。
至于“为”字例如：“实(为)料所不及”，“实(为)名垂万世之作”，此处“为”亦可省去。
“者”字之使用，如：“不敢附和(者)也”，“径行妄断(者)也”，此处“者”字，可有可无。而“愿天相(助)”一句则似为“吉人天相”之省略语，愿“天相”在人遭遇危难时用以安慰收信人。如代加添，反失文体简洁。张氏对文字洗练，要求颇高。该信的字并非遗漏可见。
张氏曾苦恼于要一杯“酽”茶，得经过翻译，才能端来一碗“浓”的乌龙(张氏嗜台湾乌龙茶)。这是“语言”上的隔阂。今日史研者，难越过之代沟，实“文字”之运用使然。
再有现时我缺乏参照询谘，但凭个人记忆，年月日期，姓氏名号，无法写得精确，只得如此，以备补正。
张氏“管束”期间，奉命读书，涉猎了不少当代著述，如胡适、鲁迅，乃至翦伯赞、萧军等人作品，曾因问道无门，希望邀请胡适来舍一叙。后经蒋夫人推荐与曾宝荪、曾约农姊弟相识，虽然张氏执礼甚恭，并以“弟子”谦称，但与曾氏姊弟酬应，讨论宗教，哲学之外，关系其淡如水。以前，张氏每每有“士子羞与为伍”(宋·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自觉，今又得一印证，影响张氏心理甚大。
虎头蛇尾之憾
张将军《杂忆随感漫录》(2002年6月出版)初稿，笔墨挥洒，大有一气呵成之势，惜乎却有虎其头蛇其尾之遗憾，因为漏写了：
提供“通渭会战”计划部署，透知中共，使胡宗南部在山城堡受到重创，红军战胜。张氏时为“剿共”副总司令，却曾向红军发电致贺……。
张将军要求入党，为共产国际所拒；拘蒋之后，对蒋有交付人民公审之口号……
笔者以《徐永昌日记》提及此事向张氏求证，张氏怔然良久，始说：“怎么他也说这种话！”
只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报：“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氏服膺，缄默终生。
张将军盖棺论未定，张氏此文书写于1957年元旦，虽然在北投朴园寓所，毁去了若干重要文件，但仍难免“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晋书·帝纪第一 宣帝》)因为大陆若干史料，近年来已陆续破茧而出。史料浩瀚，史笔采用自如。不过，太史公司马迁写神化下“斩蛇起义的白帝之子”刘邦，《大风歌》得酬壮志，豪迈飞扬，并没漏写刘邦初为泗水亭长，好酒及色的流氓无赖行径。写神化下“有双瞳子”的项羽，叱咤风云，也与美人虞姬，骏马乌骓，有难舍的凡人亲昵情感。叙述历史人物，生活姿态，与血肉心性，有呼之欲出之栩栩，历史人物与史笔方能并存于千古。
然而今人之历史意念，则往往把英雄抽象为神。神化下的张将军被跼上祭坛，使张氏纵有万千自谴与遗恨，也必哑口无言，因为——下来难。
张将军以西安事变为“失败”，眼见苏联力避与日本冲突，中国军民却以生命牵制了日本百万大军，白骨山堆，碧血如海。“孰令致之”，张将军却以“信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杂忆随感漫录》)，而归咎于“宿命使然”。史家认为这才是悲剧之悲剧，不其然乎?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