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气横生少壮时·三弄兵符
张之宇
1932夏，汪兆铭(精卫)偕宋子文，李任潮(济琛)来到北平，张学良将军记其事曰：
相见时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有对日用兵之意。我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强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各方攻击，愿我对日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成败不计，可以应付与(舆)论之指责。”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先生的意思。”
我答曰：“你若说蒋委员长意思，既然如此，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来函说同我商讨。既然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这种拿人家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绝不赞同。”汪呈不悦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身份，亲来同你商谈，那末(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么分别哪?”我遂答曰：“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为军人的职分。至于命令事项，我只是执行，我不负责任。”
汪、张失和
在我国历史上，汉代李将军“将二千众，深入时，无论胜败，要不失为战将……”(《孙枝蔚与弟书》)，这就是“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史记·李将军列传》)之飞将军李广。骠骑大将军卫青亦曾说过“人臣奉法遵职而已”。(《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想张学良将军必是基于这项“不辱君命”为“将”之宗旨。张氏又曰：
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么行政院长身份。为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生命，我良心上下不去。我当然是反对。
这一会见乃不欢而散。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1月锦州之失，使热河告急。7月底，张学良将军部署固守热河方案，电请行政院每月拨350万，以应军费之需。行政院长汪兆铭为此“大发雷霆，通电促我下野。”张氏记述如上。汪电文中指责张学良：
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万里土地，陷入敌手……热河告急……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当此民穷财尽之际，中央财政竭蹶万分，兄宁不知……弟诚先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本来九一八事变以后政府对日军行动取容忍方针，静待国际解决。最使张氏痛心者并不在此，而“是当时全国不但不得团结一致对外，反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等问题发生，凡有请示，则答训为相机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蜀则二刘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伤心，心灰意冷”。
守土失责
不幸这次挑起之汪、张二氏你争我辩，并共同辞职的荒唐怪举，正如胡适为文所说：张学良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九一八事变以后锦州退守，对社会上之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张氏又不能早日自劾辞职。两人之争“其暴国家赏罚的不行，政治组织的病态，贻笑于敌人(日本)，贻讥于全世界，巳无可讳饰了”。
不想，张将军“触目伤心，心灰意冷”的诸现象之外(中央及地方政要之争)；张氏自己又添上了与汪(兆铭)“共同辞职”这一笔。
幸张将军从善如流，引咎辞职。不过，张氏辞职获准之后，北方将领联名上电张氏，愿与张将军共进退。此举使张学良获得了新任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任张将军“以委员长全权代表名义，代中正处理一切”，仍不离北平，只撤销了北平绥靖公署而已。在北方外患日军大敌压境，内忧至此稍得缓解。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1月3日榆关弃守。以边关风云紧急，当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联袂来北平，与张氏筹定大计，图固守热河。张将军共统有四个军团，兵力在30万人以上。宋子文希望藉一战能小有成绩，乃与张氏亲去承德晤边关重臣汤玉麟，促汤合作。
宋、张自前线归来，所见军士勇于保护种植之鸦片，远甚于捍疆卫士。前线驻军为免真相大白，竟谎报军情危急，阻止宋再向前方进行视察。宋氏目睹行阵无死命之士，边陲无死事之将，张学良将军则是毒瘾委顿，既不能劳力，又不能劳心。宋氏一切计划乃全成泡影。果不其然，日军以100余名士兵，战车11辆，于3月4日从容进入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失踪。距宋子文与张将军自热河返北平，末足两月。
张将军守土失职，罪己电文中自称：“……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求“准免各职，以示惩儆”。战况如此危殆，可是张将军尚有余暇请齐白石刻鸡血石“定远斋”珍藏印章，并命故宫博物院挑选珍贵古物运送南京。军书旁午之际，不忘风雅事，张将军真不愧为儒将。
本来自张学良将军领兵，已是“割据十三载，无处不干戈”。这次华北继东北又陷入兵燹，百姓仓皇中，城市逃乡村，乡村走城市，如天崩地裂之恐惧。万里河山，敌骑南来，长驱直入，将军竟束手无策。真如诗人李献甫之《长安行》：“将军誓守不誓战，战士避死不避生。”
中华百姓何其不幸，生长在亡国逃命的惨痛时代，怎能不沉咽难抑。
更悲惨者，乃是热河之失，断绝了义勇军惟一补给线，使这批真正枕戈泣血、奋不顾身、捍卫国土之抗日英雄，更陷于水火。这又岂止百姓日夜扼腕，愤懑不已可解!
张氏于保定晤蒋之后下野，全家经上海，戒除毒嗜之后，去欧洲考察访问。
惊人之语
追溯1932年第一次汪兆铭以行政院长身份莅平，商请兵符，希望藉张将军“小加抗战”应付舆论之指责，以巩固个人“政治之利益”，为张氏所拒。部属未被牺牲是张学良将军以同袍将士生命为考虑，张氏不失是一位爱兵如子的将军。
第二次1933年，宋子文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来北平，商请兵符。为固守热河，希望张将军抵御一战，能小有斩获。则宋氏可由代理院长真除阁揆，以达到个人“政治上之利益”。这次张氏积极于相助，才有宋、张联袂承德访汤玉麟之行。不料汤态度暗昧，宋氏计划成空。这次将士能未作生命之牺牲，是遇敌不战而逃。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于肤施(西安)，密商联共、停火、合作事宜。8月，张将军在西安两次接见潘汉年之后，潘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态度时说：“彼(张学良)同意原则，但对(为)团结自身仍不敢公开联红，须继续对蒋(介石)保持灰色与忠顺。因此对兰州可由彼军设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诸地任我攻击取道，听诸少数骑兵牺牲……”潘汉年还在书面报告中更进一步解释了两次会见的经过情形……任凭我们去打，他愿意牺牲该少数部队云(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这次张学良将军，主动“牺牲”“少数部队”。与汪、宋莅平，来求张氏兵符出战之事相映照，如果也是基于个人“政治上之利益”，所求究竟是什么?
张将军曾说：“一生佩服近代两个人，一是汪精卫，一是周恩来。”两位俱是风采照人、捷悟之士，长于权变与辩才。以张氏助战用兵之例来看，汪、周二人在张将军佩服者之层次中，薄汪、厚周已很明显。
可是，1991年张学良离台赴美。在纽约接受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American-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s)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之访问，张将军语出惊人：“我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一是蒋总统，一是我父亲。”如此说法震动了两岸，关系者无不忙于着手分析张氏心态。
令人难解者是：两个人(汪精卫、周恩来)又两个人(蒋介石、张作霖)，二与二岂非四乎?张氏那一年，虽头脱发几秃，却精神矍铄，记忆分析清晰。以当时张氏处境已不惮冷遇，也不必附势趋炎，此论之出，何以?
汪(兆铭)宋(子文)二氏“不由道以进退”，张氏“不量能以授受”(《卢坦与李渤拾遗书》)。不纰缪者，几希?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