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气横生少壮时·益友与损友
张之宇
1928年6月4日凌晨，大元帅张作霖所乘专车在自北平回沈阳途中，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所设之埋伏炸毁。张受重伤，随行之六夫人马月卿获救，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被铁钉穿入头骨，当场身死。是时张学良正在河北滦县办理调动奉军撤退出关事宜。
大帅之死
原本张氏与奉军诸将领寄居于局促的火车车厢中，由于北国6月溽暑已炽，难耐闷热，张氏乃与孙传芳、杨宇霆迁往横山一座大觉寺古庙居住。不料未久，孙、杨前后自古庙迁回车厢。最初张氏以为必是自己的勤务兵伺候失礼，后来才听说，每夜总有一伤者，肩吊绑布，来张学良住处徘徊，一瞬即去。孙、杨等初觉怪异，而后悚然，乃—个一个溜走。直到张作相亲来相告，大帅早已于6月4日伤重逝世。
依参谋长臧式毅的决定，暂不发丧，以免引起慌乱。并安排大帅府仍保持一般日常活动，派医官出入内院，状似为大帅调伤；张学良诸妹或盛装赴宴，或华服出外听戏，张作霖五夫人寿懿室内则鸦片烟香缭绕。日人虽派人探访，终为大帅府上下人等所掩饰，仍言张作霖重伤调治中，而得不到确实凶讯。直到张学良自滦州化装成火夫乘闷罐车杂于士兵之间，潜回沈阳。
6月2l日，张学良处理了张作霖权力中心之转移与接掌，才正式发布张作霖大元帅于21日伤重逝世。距6月4日张作霖被炸遇害，已迟延了17天之久。
日人为此大惊。张作霖之被炸，日方驻东北之关东军希望藉此引起日军出兵镇乱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反引起日本天皇与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对军人此种行为之不满。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军、政之间进退失据，应对天皇询问前言不搭后语，遭天皇责备。田中羞愧失措，而导致内阁总辞，两月后田中竟抑郁而死。
至今张作霖临终时留下什么遗言，仍是莫衷一是。说法有：“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死了算不了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来!”诸如以上之传闻与臆测，无一不是普通人家父子的常情。但以张氏父子来说，张学良虽对传统伦理观念。都存蔑视，但对孝道并无离心倾向。奉军决定出关之前，对日后的布局，早有了详细的商量。为应付变生肘腋，父子更是纵横捭阉。张作霖绝不如他自称是个“粗人”。大人虎变的作风，更不会心无备虑。张大帅在势穷力竭之下，率先出关，留张学良殿后。撤退之奉军士气本已衰老，而突发惊人横逆，如此重壤永隔，填膺恨事，一旦不能安忍，或操权过急，轻举妄动之后则速祸必至。退军之际，正如处于人为刀俎地位，冯玉祥、阎锡山虎视平、津。张作霖重伤之后、父子相隔千里，气息奄奄之际，遗言：“别告诉小六子！”才正是张作霖的口吻，远见与爱子之用心。人之将死，犹自狠与悱恻如此，实令人叹息！
益友辅政
由这件事情之发生，凸显了张学良的两位益友：一位是提之掖之的父执辈张作相，一是张氏一生惟一可以谈话的王树翰。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当时不能以继承其父之军政最高职权自任；因为张作相(吉林督军)位高望重是当然的继承者。张作相稳健，有历史威信，力量可以团结东北。但他对张作霖留下来的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一职，却坚决不就。他于会议中剀切陈辞，认为如果大帅善终，绝不推卸这一责任。但大帅遭此不幸，决定推举其子张学良继任。并告诉张学良，不要因过去其为长官、长辈之关系有所顾忌，于公事上绝对服从张学良保安总司令指挥。如果张学良不好好干，在私谊上，退至私室会以“把叔”(父亲的结拜金兰兄弟)地位耳提面命，甚至“打你耳刮子”。
铿铿之言虽然出于辅弼大臣，其拥戴幼主的思想基础，也不能说不是张作相对世事洞明的结果。面对一位好勇斗狠的张学良，日后会不会也与杨宇霆、常荫槐走入同一归途!
张学良对封建统治有叛逆倾向，却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家天下”的帝王“传子”实惠，而稳定了张学良在军权之外的政治上最高权柄。7月2日，张学良就职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当时年仅27岁的军政首领。
提起张作相，系锦西人，与张作霖既不同宗，也不同邑；于东北社会混乱之际，在乡拉起一帮，杀仇亡命后投靠张作霖。患难与共，成为辅佐张作霖的骨干人物。其为人一切以义气为重，对张学良更是忠心扶携的姿态。在当时的隶属关系；诚不能以今日之心态去衡量。两千年来封建社会，使他保留了儒家思想下的伦理道德遗风，尤其是在落后边远的草泽中人。
张作相知道张学良经常先其父翻阅张作霖的案牍，尽得了其中梗概。故张作相迭次上条陈给张作霖，力保张学良循其安排之阶梯层层递进。1924年以前6年间，张学良由白丁晋升为中将师长。如此张作相兼得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的信任。其用心与做法，绝非等闲之辈，可以断言。直、奉军山海关之役，激战之后，纵横尸暴、树挂人肠，张作相以双手遮张学良眼，不忍让张学良入目，时张学良已是奉军第三军军长。难怪张学良将军在1957年2月8日撰写回忆时，写至其父张作霖与张作相之呵护提掖时，掩面而泣，独兀憔悴，其情怆然!
胆大妄为
在这一段杀父之深仇大恨之中，如果不是张氏另一益友王树翰剖心的劝阻，几酿成大祸。张氏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率宪兵一小队，亲来吊祭，我因仇愤，冲动万分，拟杀之以祭我父，被张辅忱(张作相字)、王维宙(王树翰字)二人所制止。张以强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三省父老，对我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已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三省父老之遭殃，不可徒逞一时之愤，而害无辜，何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则杀之，此非丈夫之行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菱)刈隆祭毕去后，我行家祭未能终祭，曾悲痛昏倒于父亲的灵前。
正如张学良将军自况：“不计利害，胆大妄为。”如果那一日张将军复仇之愿得逞，中国边庭势必新鬼啾啾，血泪成海，东北将成一种何等景象?至今想来仍使人汗出。
1928年张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被推举为东北大学校长，是为1922年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以来之第三任校长。经张氏大力扩展，东大声誉日高，并重金礼聘学者，如日后黄侃、章士钊、罗文干、梁漱溟、梁思成等都曾来东大任教。1929年9月，以反对校务为由，张氏解聘了文、法、工学院三院长职务。此意外惊人作为使学界大为震惊。继之在东北大学的一次选举中，张氏指定王卓然、王化一为国民代表候选人，但选举结果却是汪兆蹯与孙国封当选。张氏恼羞成怒，将汪、孙扣押，引起校方不满。张氏说：
我当东北大学校长，不是我运动来的，是你们请我来的，我辞职不干了。
我是地方行政长官，我可以把整个学校解散。
我是地方军事长官，我可以用军队把东北大学的人都抓走。
学生愤而鼓噪，开始罢课。张将军怒不可遏，认为幕后煽动者才是罪首，告诉王树翰“我要放炮”(指用武人之刀)。王大惊！期期以为不可，劝阻张不能因私怒而加罚。“如今东北因地方环境特殊，各派势力入侵，使学生政治倾向不一，思想复杂。东北父老正以你为中心支柱，不该把肌肤之疾酿成心腹大患。军事手段专断独行，天下之责难四面至矣……”言词哀恸，张氏气不能解，最后王树翰竟向张将军下跪，求免当事者受斧钺之苦。
这一发千钧之际得以存活者，就是日后在台湾的东北名士前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于东北大学初创，臧曾任法科学长，1929年以后改称法学院长。与工学院长高惜冰，文学院长周守一，于1929年9月间同被张将军免职。
权倾一时
张将军一直认为“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苏轼《诸葛亮论》)。但1928年7月王树翰等在北平初谒蒋介石，对东北易帜、撤兵与服从等之折衷磋商，事后张氏也不能不相信“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事缘张学良回奉天后不久，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所谓四总司令会议于北平，张氏记述：“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并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方能谈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冯先生所索要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现在车辆缺乏，交通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退返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言：‘你不要听冯焕章(冯玉祥字)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语，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同王商谈，蒋主席派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中央任我为东北政治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将军自此顾盼自雄地走向政坛巅峰，就对所谓“帮闲文人的滥调”日渐疏略了。
预伏枪手，袭击杨宇霆、常荫槐事件之前，张将军找王树翰密谈拟杀杨、常之计划，王以为断不可行，因为所持理由不足以服众，并举出《孙子·正法》“罚无度则戮而无威”。况且，如果只为除去骄横之小诸葛(杨宇霆绰号)之诸葛(杨宇霆给常之绰号)而杀常，则如断蛇不死，今后如何应付杨宇霆?以东北现在局势，打击树仇，则团结安定无望，况且缺少大气磅礴，也不是逐鹿中原者的器字，切记忍!忍!忍！张氏为之犹豫，但难抑盛气，也并没有觉悟喋血后将如何自圆其说，又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只好商之于妻子于凤至。于以事关重大难作决定，张将军只得以银元问卜(三次投掷都是可行)。按卜卦指示，才下了杀杨、常的决心。于凤至夫人为此卜卦的结果大哭。
这银元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沈阳大帅府张氏保险箱中与日人床次竹二郎接受50万元张氏捐款之收据，同被发现而公诸于世。
这次事件之后，张氏身边言路日塞。折冲樽俎的权谋之士，兔死狐悲。宋·胡宏认为，“执干戈者，听于明理者，然后大业定”。
王树翰另一次的重要诤言，则是张学良将军自欧回国之后，张氏愿出任蒋介石之侍从室主任，声言要多接近层峰。“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见张著《西安事变忏悔录》)，并可摆脱尾大不掉之东北军。
王树翰则劝张：蒋氏多疑，壁垒森严，绝不同于与大帅之父子关系。“三省(指豫、皖、鄂)、‘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见《西安事变忏悔录》)
然而张氏对这两位益友的评定是：张作相“能力不高”、王树翰“年纪太大”。每每对端方者依赖式微之际，贪佞与猖狂意识必高炽无疑。佞幸者邪情随即发生。
结交损友
藉京师(北平)警察总监李寿金家堂会，胡若愚等赚谋清皇胄某贝勒之妻，为张氏之肆意放纵添丑闻；周大文为张氏收集大内珍藏，引起故宫文物流失蜚语流言……这都是有辱张将军形象的损友行径。宋·许棐《戒世人》：“与邪佞人交，如雪人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不能说不是张将军之失。
中原大战之后，国民党中央为酬谢张学良将军武装调停之功，宣布张氏二弟张学铭、胡若愚、周大文为天津、青岛、北京三市之市长。为三市长之派任，张学良对外表示非常不满，且怪罪是吴铁城之商人作风，认为吴此举系揣摩到张将军之亲昵“送了一份大礼”。
但张氏一一接受之?不幸；有功、有识、有为之士如臧式毅等却都自原有的安排中摒除在外，造成了“赏于无功者离”(诸葛亮《将苑·自勉》)的怨声与离心的后果。
张学良将军自憾“一生孤独”；从游的千百人中，张氏说：“王树翰是惟一可谈话的人。”何以蹈踽?在乎择交。交友如水：益友如水，可以载舟；损友亦如水，可以覆舟。而且水看似柔弱，触之滑润，却足可陷人于溺。张氏宦海沉浮，得之于益友者固多，如文中略记之一二。失之于损友者更多，有书难尽书之叹！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将军才猛然醒觉，谁是益友——如张作相之孤臣心态、王树翰的直言切谏。谁是损友——胡、周等人相得欢甚，以快于一时推波助澜行为，引来恶语龃龉。张将军之醒悟，迟了!
张氏在学童时所读启蒙读物《四书》中早已对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了明确的解释：“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除正直、信诚、宽谅、博学是益友之外，逢迎谄媚，邪情狎甚，言语不实，都属于损友。
但依一般传统理解，“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都是交友之道。
张将军猖狂恣睢刹那，敦劝、规箴能使将军悬崖勒马，避灾难，增荣名，高大形象，“益矣”无疑。同恶、同好、同情、同欲、同利为张氏谋财获货，做了将军汰侈的资本，并惠及子孙。是不是应尽人于“损矣”范围?
张氏之“益友”与“损友”之定义，史家该如何下笔？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