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血凝于幽居处·西安事变拾遗
张之宇
西安事变拾遗
不为传统儒家思想所拘泥的清初大学者王船山，设想岳飞如果灭金，因而篡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奇怪。(见刘节《中国史学生稿》)
或问曰：这一说法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取代蒋介石之领袖地位，应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奇怪。
今天看来对张将军的这一假设，不仅是皮相之论，而且大错特错。张将军可以有这动机，却没有古人张良“博浪一椎”，或近代汪精卫“刺摄政王”的胆量。
西安兵谏
按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经“东北人民救亡会”等组织，发动大、中、小各级学校游行请愿，口号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人数聚集达万人。队伍冲出西安中山门，向蒋介石驻节之临潼进发，张学良将军在灞桥阻止学生，向学生夸下海口：“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请先回去……”
这一事件，张氏怀不忍人之心，进苦口于青年，不仅史界刻意撰写，不吝纸墨，大陆且在西安为张氏树碑立像。张氏拦阻学生之后，当夜向蒋报告灞桥学生请愿事件，这时张、蒋却有了争辩。张氏记述这一段往事：
他骂我：“你这是一双脚踩两条船，是两面人，怎么可以代表我，又代表学生……”我已不高兴了，他(指蒋)又接着说：“这此学生，你要让他们来，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几几乎话说出来，“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事后张氏记曰：“因彼时心气浮动，语无伦次，深受责斥，羞忿忧惧，冲动无已。”张氏称：“我几乎翻脸，当时军队是我的，可能兵变……””我有机枪，我就可以打他(指蒋)。”张氏自认，这是千钧时刻，“逼出”他决心“武力邀请，遂生十二日之变”。
这种血气冲动行为在张将军身上发生，绝非不可能。以过去张将军的事迹来说，日本关东军司令苅隆大将、东北大学法科学长臧启芳等人，哪一个不是在张将军猖狂恣睢刹那，幸经左右强谏，才保全了性命。
蒋先生看我变了脸……我自蒋处出来，就直去华清池洗澡。一来让他放心，二来怕他扣留，这样作(做)是表示我们只是意见之争。后来，他果然问人，我干什么去了?
张氏虽被视为粗豪，却颇见狡黠，可是事后彷徨午夜，饮泣而沮丧。
至于西安金家巷副总司令官邸内为统战的中共联络人刘鼎设了住所和电台，张氏自叙：“中共派人全住在我家。”因为张氏年轻时带兵剿抄土匪，百搜不得，最后才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原来匪徒就选住在一墙之邻的隔壁。这又是张氏智黠的安排。难怪蒋氏评张将军“大处胡涂，小处聪明”。最初张将军还为蒋氏此一指评强项不服。但后来诸多政治变化，使张将军自认蒋氏所指之“大处”——“此时抗日，坐大中共”。如此眼光，确非自己智慧所及。
另一史界之憾，认为张氏不该如西汉韩信，没有听蒯通的进言，在“当今两主(楚、汉)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蒯通并以“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趸之致螫”，劝韩信时不可失。但韩信以“汉王遇我厚”，“又自以为功多”，终于在蒯通所说“天予弗取”之下“犹豫不忍倍汉”。(《史记·淮阴侯列传》)
按韩信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于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
延安会面
但张将军统领的是东北军，且自认“我与韩信不同，我指挥不了蒋先生所有的部队；东北军与中央军打起来，敌不过……”同时与韩信不同者是，张将军听信了共方代表李克农在洛川所谈：共方“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取消红军名称，结束土地政策，听受指挥……”于是张将军
遂飞往延安，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善于辞令，不亢不卑，我二人谈至深夜(张氏《西安事变忏悔录》：“在延安天主堂同周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剿灭愿作前锋、坚决抗日之共产党武装?我二人迩后讨论到具体条件，大旨如下：
1. 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
2. 担保取消红军名称，一切待遇、制度同国军划一；
3. 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作政治工作；
4．担保不缴械、不欺骗；
5．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
6. 赦放共产党人；
7. 划陕北一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党人居留；
8. 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原遣散；
9. 准共产党为合法政党等等。
我应允负责向蒋委员长转达，谅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郑重告别。派人将周恩来护送至我军防线以外。前线战争乃止。
张将军这次拍胸逞雄的承诺，与12月9日在灞桥向游行队伍中的学生夸下海口，不意都成了张氏重大的负担。张将军自以为在蒋氏面前是“言听计用”，而没考虑到自己副总司令身份的“通敌”、“耸众”之忌，只想显示自己之大能，却没有深思，自己“炙手可热势绝伦”的盛时已逝，而且正处在眼见“……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之怨怼心境之下，逼得后退不得。
其实，早在中共接触张氏之初，中共有意无意显示若干手法，已使张氏惊奇、欣赏兼而有之了。
像“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原燕京大学校长)秘书傅某(傅泾波)传递共方密信给我”。何所秘密?“西安事变与宋黎有关”，关键行为在哪里?“李克农说服东北军，共产党嘴巴厉害”厉害之后果影响了什么?
西安事变之后……我深悔孟浪，傍(彷)徨元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周恩来携博古(秦邦宪)等二人，约系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彼等亦讥我行动过于孟浪……
使我彷徨无据，进退为(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倔强，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同我讨论；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军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惧的心理……
在张氏看来，当时只有周可以为自己焦头烂额下之惟一支柱。刘鼎(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与张氏初见周恩来，得自报姓名：“我是小刘”，周才恍然知其为谁。这诧异在西安事变之后，使张将军心中反应起伏，如何按捺?东北军在车站所驻一股，遭十七军缴械，十七军自我火并。西安被变兵大抢，民众奔号!更使张将军切齿者是：张氏自己之银行也未幸免，库存被洗劫一空，负责人遭枪杀。
以上种种都不是张学良将军始料所及。
在西安事变之初，张氏：
我本原令不准乱发一枪，不要伤一人，迨事发之后，我一观察，我的部下及十七路军之所为，弄得乱七八糟，真使我凉了半截，如此乌合“无纪律”、“没能力”，这又安能抗日，又安能革命，又安能建国乎?!
“盈缩卷舒，与时变化”(《淮南子·俶真训》)，古人名训乃使张氏于密匝匝、乱纷纷之下“决心生死荣辱，置之肚(度)外，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结束，以赎滔天之罪，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
张将军自己形容“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为虎穴鬼窟，避之尤(犹)恐不及……”张氏又何尝不似兽之筋疲力尽。这时端纳、宋子文、蒋夫人突然“先后莅陕，从中干(斡)旋，挽救了我等荒鲁所构造的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大灾害。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尤以蒋夫人“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颂为巾帼豪杰也”。
不仅蒋夫人之翩然飞来西安，使张将军如久早逢雨，蒋夫人亦认为：我如果在西安，即不会发生这件事。
负荆请罪
“思其艰，以图其易”，蒋夫人知放蒋之不易，而从易处着手。以蒋夫人、端纳、宋子文等背地里称张学良将军为“那年轻的人”来看，张氏与周、杨合作，挟“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军、红军合作)以成犄角之势，张氏想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愿不高。
洞见症结之后，投其所好，动之以家人父子之情，据之“恫瘝在抱”，视民众之不安，如疾痛在乃身之理来劝。
蒋夫人提出12月25日释蒋为最佳圣诞礼物；端纳忙凑趣，拿出旧袜子一只，气氛何其温馨、幽默，与当时西安政治情况迥然不同。张将军急流勇退岂不正是时候。
风起浪翻之后，张将军“想”或“没想到”，如此渊底蚊龙，一旦得云雨，以先有隙，罹过祸难，只在呼吸之间。张氏决然送蒋回南京，看来将军仍旧是“小处聪明”。
至于蒋(介石)周(恩来)是否曾会面，引起史界质疑。张氏曰：“周是大主角，周见蒋只是寒喧，没说什么。”蒋夫人：“如你(指蒋氏)不见周，恐不能离西安。”稍事咀嚼，蒋、周二氏之会面，或可稍见端倪。
西安事变距今不过68年，历史人物健在时，驾驭史事，使史案、史谜迭出不穷，却每因学者之学术客套，避免互伤和气，故难望澄清。史家不愿糅变史实，那么该如何?
“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明·曹端《书户》)操史笔，难也!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