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血凝于幽居处·“忏悔“疑云
张之宇
1964年7月1日，台北书肆出现了一本《希望》杂志，在该月刊由朱啸秋署名所写的“编者的话”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由集稿到刊物出版，差不多花了四个月以上的时间……
我们先是希望四月半出版。以后是五月初，要赶五四前夕出……
几个月下来的原因，无非是“万般起头难”，像这样巨型的刊物，单是内容的安排，分量的分配，就费了我们同仁们一番苦心，主要的，我们都希望读者能以最低的代价，看到最高水准，最切合需要的刊物，尤其在“大刊如林”的目前，更是一本新刊物所必要做到的……
上述各点确是可信的“编者的话”，以创刊号拥有202页的篇幅，应该是属于“巨型”月刊无疑。文中并强调：“我们对本刊所发表的图和文，不准备作细节的推介，今后也是如此……”可是接下来就对该期的一篇“特载”《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做了差不多两百字的介绍。由这段介绍可见，张氏这篇手稿显然不仅在创刊号这期，也在这本刊物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张学良的得意之作
张氏自己认为是得意之作的这篇西安事变回忆记述，根据司马桑敦所著《张学良评传》中记载是：“既然标明为摘要，当然并非全文，但纵非全文，西安事变主角的第一手文章，毕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台北《民族晚报》就基于这种看法，把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摘要剪下来又在报上分段转载起来。岂知转载到第二天，便奉有关当局的命令停载了；而且刚刚创刊的《希望》月刊，也因为发表了这篇忏悔录，受令停刊，并把业已发行在外的杂志扫数收回。”
又见《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于《传记文学》第56卷第6期(1990年6月)刊出，中有：
编者按……本刊根据读者建议重刊此文……本文以张学良署名，题目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张原发表于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创刊号，出版后立即为报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专电，因张学良幽禁二十八年来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而且所发表者又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敏感问题。
《希望》杂志因此被查禁、被没收，每本黑市由台币十元涨至一百元，仍无法购到。
以1964年当时的一般生活水准来衡量，这本杂志在搜求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见。
追究此文之来源，传闻中有司马桑敦(留日学生王光逊之笔名)在《张学良评传》(写于1973—1974年，载于1989年7月《传记文学》)中说：
张学良本人先看到了《民族晚报》，于是知道稿子的来路是《希望》月刊，他在读到《希望》月刊以后，便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提出抗议，原因是，张学良在写这篇忏悔录时，似曾有过条件，即：非经他同意不能擅自公开。张群即刻联络到蒋经国，由蒋经国下令把《希望》月刊扫数收回，同时也就断送了《希望》月刊创刊时的一片“希望”。
这距离张氏在1956年11月，蒋介石经刘乙光嘱张氏记述西安事变经过。已过了7年7个月之久。郭冠英《张学良侧写》中，记述刘乙光之子刘伯涵口述：
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19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转知我父亲请他写的，那时候眼晴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
自述撰写缘由
从1956年11月20日得到蒋介石指示，到12月5日竣笔，张氏奉嘱撰写，以16天的速度完稿复命。最近出现的一本小册复印本，有人拿出求证其中一二。文中可见张氏诚惶诚恐，却又带几分宠顾下难掩的兴奋(这不应该现在就出现的资料，何以流落在外，不关本文主题，故略)。西安事变一文，即属“张以‘长函’方式覆之”(见《传记文学》第56卷第6期)，则原文一定有起首、抬头、偏写等之程式，尊卑称谓更不可或缺。《摘要》中则上述各书信式套语及缘起，已自原文中删除。那是：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介。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援)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其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地)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地)追述事实……
自此以下全文所有“钧座”之尊称均改为“蒋公”矣。
忏悔录“公开”的疑云
此长函式的西安事变回忆，几经改写，与刘乙光之子刘伯涵口述稍有出入。刘伯涵说：“第一次上面看了有点意见，又退回来，改写了一次，共两次。”事实是迭次嘱加新题材，而题目也屡经更改，由“杂忆随感漫录”到“西安事变忏悔录”。……但这都是1957年、1958年的旧事。蒋经国准备予以公布也是在1957年的8月。
同时，在1958年4月刘乙光与高级军事将领餐叙时，张氏此西安事变长文，曾被谈论并受到在场者的赞誉。张氏且为此消息沾沾自喜，可见军界高层已“公开”传阅。而且蒋氏父子均曾鼓励张氏撰写其他回忆记事。
张氏一天宴罢回寓，其外籍老友兼经纪人伊雅格，以《民族晚报》刊出《西安事变忏悔录搞要》一事(7月7日)，建议张氏应致一函与蒋夫人。《希望》月刊一期而终，是否确由张氏之抗议——非经张氏同意不能擅自公开之理由，而遭到停刊。市井传闻：最高当局大怒之下，禁刊、收回，造成《希望》月刊黑市一册难求。
再试翻出《希望》月刊创刊号，单凭其封面设计在现在人看起来，不大稀奇，在1964年时代却有面目一新、气息大异于传统之感。当时读者，主管当局，是否喜爱?是否接受?如果《希望》月刊因张氏之抗议，招致收回的处分，这说法是不是可以满意地解答了史学工作者的怀疑?
司马桑敦认为张氏执笔撰文之前“似曾有过条件，即非经他(指张氏)同意不能擅自公开”。既以长函方式写的这一段回忆，是怎么样，同谁提出了如上的条件?
如果1958年该文之“公开”传布获得称赞，张氏颇为自得，则1964年的填膺之怒抗议“公开”之传闻，就值得史家再探究竟了。
自来“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知指实”。历史上，举出真正事实者，每每惹祸上身，就是因为统治者与历史人物，都惧怕引人非议，那么今后史学家怎么能够在逆境中保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弃为史的原则?史学工作者又应以什么立场自处?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