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评张学良将军的思想演变
赵守仁
从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前后对比，判若两人。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7月4日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政大权。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是他开始拥蒋的标志，也是他决心抗日的具体表现。当时，张学良面临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用武力强占东北的严重威胁。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致对外。易帜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和共同抗日。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其实是利用张学良掌握的军事力量打内战，进行剿共战争。在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收买拉拢下，于9月18日发表“巧电”与对记者的谈话，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然后，他即率军入关，使阎、冯等反蒋势力土崩瓦解，稳定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从此，张学良重兵入关，卷入内战。蒋介石见机行事，任命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时，张学良几乎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显赫人物。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张虽非委员，但因替蒋立了大功，被特邀参加，受到隆重欢迎。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此后，张学良即坐镇北平，成为蒋介石在北方的得力支柱，使蒋介石得以坐镇南昌，集中力量围剿红军。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使东北全境防务空虚，实力衰弱。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东北，这对张学良本是一个致命打击。但张学良对蒋介石仍抱有很大幻想，以为蒋可以依靠国际联盟压日本，交还东北失地，所以他服从蒋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指令东北军放弃东北退入关内。东北沦亡，国难当头，张学良思想上更加消极。1933年初，日本南侵榆关、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逃，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愤慨。善于嫁祸于人的蒋介石，通过他的宣传机器，把失地的罪责完全推到张学良身上，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当时，蒋在保定对张学良假惺惺地说：“我们二人同乘一条船，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个人。”张毫不迟疑回答说；“当然是我下去”。对蒋之奸计，东北军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要当即“扣蒋”。但张对蒋迷信过深，仍相信：蒋之所为，“不是为私，而是为公”。①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其家眷和一批随从，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出游意大利。回国后，张仍积极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并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过，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无论如何，这是张学良思想的主流。
1934年3月，张学良在汉口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调集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但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的损失，却根本得不到补充，其部队也得不到休整。这使张学良逐渐觉察到蒋介石所谓安内，不仅要消灭红军，还要在无形中消灭非嫡系的地方军，因而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开始产生怀疑。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华北，东北军五十一军撤离作为东北军第二故乡的河北省。张学良思想上再次受到极大刺激。他曾痛切地对人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思想变化的痕迹。
1935年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急忙驱使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调东北军入陕甘地区，堵截红军。开始张学良还“指望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的信任，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在3个月的剿共战争中，他不仅一无所得，反而损失将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给张学良以极大的震动。但是使他痛心，使其思想变化的，主要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进行削弱，如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师长家属所请之10万元抚恤金，也被“驳拒”，以至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已经降到不值10万块钱!”。③这个事实再次教育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因此在五全大会期间，张学良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认为不抗日则不能统一。④这就是张学良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思想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促使张学良从拥蒋剿共转为联共抗日，直至为逼蒋联共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是张学良的抗日复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卖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毫无疑问，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促进张学良思想转变的一大因素。
当初，张学良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也曾是很卖力的。但经多方挫折之后，张学良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以至于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开会期间，他就欲谋新的出路。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进步人士杜重远(与中共有联系)及李杜(与中共有联系)，以期取得与中共和共产国际联系。杜重远向张宣传《八一宣言》，谓“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并以联合陕北红军，联合杨虎城，就会有前途相奉劝。张听后大受启发。接着，1936年3月，上海地下党应李、杜之请，派刘鼎来西安与张学良联系。张学良对刘鼎之到来甚为欣慰，待为上宾，食居相共，谈吐融洽。刘鼎详尽地向张学良讲解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介绍红军的政治、军事工作制度，红军的生活以及游击战，运动战等问题，并建议今后东北军可以用抗日的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部队的中心。刘鼎的谈话，对张学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1月，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获后，受到红军的宽大待遇和教育，要求回东北军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经李克农(时任中共联络局长)转报党中央批准后，高福源于1月初到洛川会见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便立即把高福源回洛川的使命转报张学良。张即到洛川晤高，并嘱高仍回陕北，请红军派代表商谈。党中央即派李克农代表抵洛川会晤张学良。适张学良去南京，乃先与王以哲商谈，就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定：政治上，王以哲同意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经济上，恢复红、白通商，双方对办货人员都有保护之责。3月初，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后即前往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看法；张完全同意李、王会谈达成的局部停战协议，并希望会见毛泽东或周恩来以作进一步会谈。4月8日，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偕同李克农抵达延安。次日，张同周、李在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了会谈，双方就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并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及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此后，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迅速转化为联共抗日的实际行动。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张就和杨虎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在政治上，向广大官兵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办各种抗日刊物，如《东望》、《活路》等在官兵中散发。张学良亲自到长安军官训练团做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长篇讲演。在军事上，为培养抗日骨干，在西安郊区王曲镇举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共办三期为东北军、西北军训练了约近千名连以上军官。举办了东北军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介绍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一二九”革命青年约300余人进行军政训练。刘鼎曾到学兵队讲《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密切合作，把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汇合起来。“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刊发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声援绥远抗战。东北学生和东北军家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张杨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有意加以保护。张学良组织东北军学兵队便衣保护学生和群众。这样，就使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同外部联系上，为了准备抗日，张学良在1936年8月，派栗又文、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求得苏联对抗日战争的援助。这一切都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实际表现。
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与蒋介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的矛盾激化，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发展和集中表现。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愿望，不惜牺牲一切的自我牺牲的精神，集中反映了张学良的高度爱国主义思想，而且这种高度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始终。张学良在谈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说：我们“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⑤又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⑥这充分说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出于爱国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当事变发动后，还未抓到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将领激动地说道：“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千古罪人”⑦这番话，也说明张之捉蒋，完全出于救国赤诚。后来，张学良在陪蒋介石回南京这个问题上，虽犯有不够慎重的错误，以致为蒋长期扣押。但他送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同志就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⑧张被扣后，于1937年1月13日在其写给东北军将领的信中一再申明“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⑨。二月中旬，张又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⑩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溢于言表。
张学良将军如此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的反日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张学良虽出自于中国大的封建军阀家庭，但与张作霖不同。张从幼年即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思想，并对其父为他聘请的中外家庭教师，不大感兴趣。相反，他却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化活动，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在东北讲武堂体验军人生活期间，张还与阎宝航、杜重远，郭松龄等进步人士友好，因而他具有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民主爱国思想。早在1921年，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与张作霖交涉时，张学良见其父对日让步，即“以激烈的言词威胁乃父张作霖”，为此，父子曾大肆争吵。(11)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天津的张学良闻讯，立即致电慰问：“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同时捐助2000元，藉慰死伤。(12)柳亚子曾以诗赞颂：“汉卿好客似原、尝”，以战国时代好客闻名的孟尝君、平原君相譬喻。(13)张确实喜好结纳各方面有识之士，甚至在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每至盛夏，携夫人在别墅，……邀学生打网球，也有时在别墅招待全体教授，作茶会，以资联络。”(14)这对张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都不无作用。
张学良之所以有如此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是和他自身所处的逆境分不开的。他一开始执政就集国难家仇于一身，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严重威胁。不久，他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是张学良执政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采取的爱国之举。此后，张学良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虽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沦陷。但他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在一次接见各界爱国人士和学生代表时曾激动地说：“我现在是听命中央，身不由己，忍辱负重，无法见谅于国人，如果中央允许我抵抗，我愿率东北军全体将士与日军一战，决不怕死。”此后，他蒙受不抵抗将军的不白之冤，代人受过，被迫下野，出游国外，后又流亡各省，寄人篱下，被人驱使，代人卖命，遭人冷遇。这种国难家仇受人凌辱的不幸境遇，怎能不激发其抗日复土的爱国主义思想呢?
张学良与共产党人不仅从无深仇大恨，而且直接受到一大批共产党人或进步青年的影响。1929年印国祯同志在沈阳发动日本麻袋厂的工人罢工，被捕，张学良认为鼓动工人罢日本厂的工不犯罪，予以释放。刘少奇等同志在奉天纱厂开展地下党活动被捕，他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1930年在沈阳商会召开国民外交协会大会，党的辽宁省委遭到大破坏，张浩等同志20多人被捕，张学良未予定案，关押狱中，九一八事变时使这些同志得以全部获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入关内，东北的爱国流亡人士，及东北军中的有识之士，进步青年，在国难家仇的逆境中为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先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其周围工作。他们的思想不能不直接影响着张学良思想的演变。此外，东北军广大官兵，置身异国他乡，巅沛流离，无时不在思念其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父老妻子，无时不在想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与家人团聚。这种强烈的反日爱国的心绪，也必然要影响张学良的思想。以上无疑都是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客观条件。
总之，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演变，判若两人，但其思想基础——抗日爱国，则始终是一脉相通的。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升华和集中体现。他以个人牺牲换取了国内和平的实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决事业做出了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注 释
①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②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笫39页。
③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笫446页。
④ 《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15、116页。
⑤ 《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⑥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⑦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
⑧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⑨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
⑩ 同⑦。
(11) (日)野田凉《满洲建国与在奉天活动的主要人物》，第3页。
(12) 1985年6月15日《团结报》。
(13) 1985年4月6日《团结报》。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