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是怎样走上抗日联共道路的
张魁堂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和继承人。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是一个拥有30万大军的奉系军阀统帅。这样一位军政大员自1934年由欧洲回国后，还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但是事隔两年，他却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联共抗日的坚定拥护者。这无疑是一个突变。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以及中共中央来到陕北等都是促使这一突变的外部条件，但仅就他本身情况来说，也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从反共到联共抗日的演变过程的。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索，希识者指正。
一 整经修文 励精图治
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沙俄在南满的特权，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我国人民。张学良与东北人民一样，从幼年时代就萌发了反日爱国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向“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幼年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明国家之大义”①。
奉系军阀张作霖所以成为“东北王”是仰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对张作霖当然是颐指气使，予取予求。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在沈阳危急的形势下，曾口头接受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允许日本在东北有商租权、兴建新的铁路并在沿线增设领事馆等项要求，以换取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击败郭松龄。事后，日本一直逼迫张作霖实践所许诺的苛刻条件。张学良在他父亲身边工作，“看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白眼，深感仰他人之鼻息的日子很不好过，因而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②。日本的压迫激励他奋发图强，刻苦学习。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22年东北航空处成立，他年仅22岁就任处长，又兼一个大队长，竟能很快学会了驾驶飞机，带队飞行。1921年，张学良去日本参观日本秋操，看到日本军容盛大，就已激发了加强东北军建设的思想。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张作霖重整军备；为培养张学良，任他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负责整军工作。张学良在这次整军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后，他一直注意东北军的建设。九一八事变后奉命退入和仍留在关内的东北军，是凝聚着张学良心血的一支装备精良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张学良与其父不同，少年时期就逐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他从1916年16岁开始学英文，参加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中西各方面文教界人士如青年会的普赖德、阎宝航及以后给他管财产的爱尔德等英美人士多有交往。
青年时代，张学良在政治思想上曾经受爱国将领郭松龄很大影响。郭松龄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个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也曾与李大钊有过来往。郭在东北讲武堂任教官，以后一直是张学良的助手。郭反对军阀内战，主张在奉军进行军政改革。这些想法张学良是同情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曾经取得了胜利，但张学良却滋生了反对内战的思想，他曾有过：“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调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丧国家元气，衷心时为之忏悔”③。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由于张作霖没有履行“日张密约”。在皇姑屯设伏炸死张作霖。张学良于6月20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统治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虎视耽耽面前，他只有两条路，或者做一个比他父亲更可耻的日本傀儡，或者决心自强，维护东北和国家的权益，维护自己的统治；他选择了后者，他联合蒋介石，企图以之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在东北励精图治。
张学良主政东北的三年内，确实为东北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如统一指挥东北四省政务，断然拒绝日本催逼兑现“日张密约”的无理要求。在此期间，张学良还注意休养生息，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
由于连年内战，致使奉票贬值，物价上涨。张学良为达到收支平衡，一面裁军屯垦，把号称50万的部队压缩为30万，并兴办屯垦区安置裁下冗员；一面整顿财政和金融，以金银与财政节余为奉票的保证金，使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他还发展外贸，整顿税收，以边业银行和东北官银号垄断东北金融。张学良主要靠这些作为东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以之兴办实业、扩充军备。他继续张作霖时代已经开始的建设项目，积极筹建沈吉、四洮、打通、洮昂等铁路，兴建葫芦岛不冻港，以与日本割据的南满、奉安铁路、大连港以及日本在东北的其他垄断企业相竞争。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以至在金融、物价稳定情况下，到1930年，民族企业如纱厂、窑厂、造纸厂、火柴厂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④。许多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为主的群众团体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商务会、工会(工业家组织)、农会(爱国人士和地主组织)等等⑤，都是在张学良的扶植和支持下成立的。他还帮助关内难民移到东北垦荒。他禁止种植鸦片烟，免除过去打内战而增加的各种附加捐税，这些都能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张学良发展东北经济的这些措施，时间虽然不长，效益却很明显。
张学良对教育事业也相当重视。他取消了中小学的尊孔读经课程，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他捐赠了巨额私财，用以扩建东北大学、充实设备并自兼校长；还用重金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同时建立“汉卿教育基金”⑧，资助各校经费，选拔优秀学生出国留学。选派的留学生东洋、西洋都去。有文，有武、有法律，也有理工，这些留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为他的中层骨干。武昌时期，他从中选用积极支持他抗日的干部，这些人对于协助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学良在东北搞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与其他各地地方实力派搞的相比，规模是最大的；与同一时期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相比，速度也是快的。张学良作为东北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不同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特点：他不仅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而且他发展经济、培育人材的目的，是为加强实力，以抵御外来的首先是日本的侵略，这是符合东北人民要求的，也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但是，他的这种作为，怎能为蓄意吞并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所容忍?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终究作出了结论。
二 拥蒋抗日的幻想及其破灭
1928年，张学良实行“易帜”，以东北的实力地位拥戴蒋介石，以换取蒋在对日问题上作他的后盾。九一八事变后，他认为有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和日本总是有矛盾的，因之，把抗日复土的希望仍然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拥护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以武力统一中国。张学良囿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立场和有限的处世经验，自愿地跟着蒋介石走过了几年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他毕竟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者，迫切地要求“披甲还乡、复土雪耻”，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着严重的分歧。经过多次挫折，他终于认识到抗日反共不能并存，从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迅速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他的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
1.以易帜换取蒋介石支持他抵抗日本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面对虎视耽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意识到“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⑦但是中国怎样才能统一，由谁来统一?他在当时的条件不是不可能得出正确认识的。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建不成统一的国家的。
1927年夏季，张学良率领的以装备有飞机、大炮的20万奉军为主的大军，在河南被武汉革命政府的连一门重炮也没有的10万北伐军打败了。后来宁、汉合流，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大资产阶级支持下，窃取了国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表面上统治着关内主要地区，连新疆也换了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既震于北伐军的声威，又看不清新建立的蒋介石南京政权统治实质⑧，把国家统一、抗拒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当时在国内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支持，背后还有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张学良一直向往英、美式的民主与富强，他主政东北后，聘请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作顾问。美国在东北的投资也逐渐增长，占东北外资第三位⑨。张家私人巨款一向存在英、美银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共同点是张学良之所以拥护蒋介石统治的重要因素。
1928年，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开始了。蒋介石忙于应付各种反对派的势力，又要镇压人民革命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他鉴于奉军实力很强，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为避免济南惨案的重演，只求保持形式上的统一，而派方本仁、吴铁城等去笼络张学良“易帜”⑩，并动员美国公使对东北当局游说。
张学良希望蒋介石“统一”后能帮他抵御日本侵略，提出只要蒋介石负责对日外交，并要求达到平等，他就易帜。但是易帜，首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竭力反对。1928年，日本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丧为名，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说东三省如易帜，“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张不为所慑，断然表示：“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11)奉系的元老重臣中也有不赞成“易帜”的，他们主张东北自主，不参与关内事。但是，张学良力排众议，并选择了田中内阁因济南惨案而导致的内外交困的时机，通知蒋介石，于1928年12月29日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实现了国民政府名义上的统一。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委员的官衔酬答张学良。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支持蒋介石，是拥蒋统一的开端。张学良这次维护祖国统一是爱国行动。
2.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
1930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另立政府；接着中原大战爆发，双方都欲争取张学良的支持。9月，张学良宣布出兵关内，支持蒋介石。在决定出兵前，他曾召集属官说：“日本帝国主义窥视我们已经多年，抵御外侮必须国家统一，阎、冯合作，如事有成，终必决裂，蒋介石是个阴谋家，与我们亦无特殊关系。不过不统一不足以对外。所以决心拥护蒋介石，为有一个统一政府。”(12)张学良派兵入关，加速了冯、阎失败。他当然是从东北实力派的立场考虑和决定问题的。但是，他的主观目的是希望中国统一。在他看来，蒋介石比阎、冯更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蒋介石为报答张学良则赠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在南京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吸收张的某些部属任国民政府要职。两年后，张学良以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荣归平、津，并把他的势力伸向平、津、青岛三市和冀、察、晋、绥四省，推动北方大小军阀向蒋介石靠拢，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南方的红军。这是张学良继“易帜”之后对蒋介石又一次重大的支持，同时，也加强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靠。
在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和统一问题上，张学良可说是十分尽心的。东北军兵种齐全，装备精良，人数也多，兵工生产也强，在国内算是首屈一指。他把海军全部给了蒋介石，其舰只吨位超过了蒋介石的原有吨位，其时蒋介石最大的海琛、海圻等军舰都是东北的。蒋介石没有独立的炮兵，张学良便拨了一个炮兵旅给他，连炮兵司令邹作华也送将过去。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令，如裁撤地方厘金，有些税收纳入中央税收，铁道部统管全国火车车辆等等，张学良在全国地方实力派中首先执行。(13)这些都加强了蒋介石的统治力量，以至于蒋介石本人也认为：张学良拥护中央，诚意多于华饰。
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自日俄战争胜利以来攫取我国东北领土的野心，也为了摆脱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于9月18日夜突袭东北首府沈阳，在不到四个月内全部占领东北三省，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去打红军和击破国民党内反对他的派系，(当时，汪精卫等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于1931年7月22日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4)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事变爆发后，蒋再电张：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15)
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对日本没有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这年6月，他调集了20万大军击败了附属汪精卫反蒋的石友三。这时，东北形势已经十分紧张，王以哲等建议他回师辽宁，张学良没有采纳。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守沈阳的主力军只有王以哲一个旅。张学良在8月下旬至九一八事变前电示东北边防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张学良了解日本的武力，认为制止日本侵略仅靠东北一地是不行的，因此寄希望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张学良同蒋介石一样，幻想国际联盟会援引《非战公约》之类条文出面干涉，遏制日本武力侵略东北。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也缺乏认识。这年2月，东北形势已经很紧张，他还派日文秘书宁向南以考察市政为名去日本，想探听日本有无不用武力侵略的可能，并幻想推动一些反对武力侵略的派别为此努力。结果，使者未归，而轰击北大营的炮声已响。(16)此外，长期纸醉金迷的生活和吸毒也使张学良萎靡不振，丧失了处理事变的决断能力。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政治上，他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军事力量也损失惨重，号称50万的东北军，事变以后陆续到关内的不足30万；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在日军九一八突击中被消灭了；大量枪炮被日军缴去，有5万工人的能造重炮的沈阳兵工厂丢掉了。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统计，官方财产损失170亿(17)，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东北地盘，雄跨一方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局面消失了，入关的25万以上的军队每月需饷200万，只能依赖蒋介石。起初由国民政府月拨130万，华北助饷70万。1935年华北事件后，全部依靠蒋介石，如果三个月无饷，部队就要垮。经济上依赖势必加深了政治上的依附。这是张学良拥戴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御日本侵略的第一个大苦果。但是张学良没有立即取得教训。
4.热河失守，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自己专心去“剿共”。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日军动向蒋介石是清楚的，但是，此时他正以全力进攻豫鄂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只想保住平津，“以待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18)。1932年12月25日，他亲拟了一个密电致张学良，中有：“倭寇北犯绥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拔，粮秣、弹药，中到沪业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19)张学良认为既有中央军参战，满怀兴奋，派万福麟、王以哲去热河增援，但热河守将汤玉麟是东北军中最腐败、无能的将领，最初曾拒绝接受增援，蒋介石又只派出三个没有参加打内战的师去，粮、弹是口惠而实不至。增援的中央军还在路上，汤玉麟已不战而逃，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
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和保全自己，先派宋子文去保定游说张学良下野，然后在石家庄专车上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你我二人，我与你同舟，若不先下一人去，以息全国愤怒，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过三个月或半年，一俟局面更张，必叫你恢复旧观，至于一切善后问题，可按你的意见办。”(20)张学良回去嚎啕大哭，宣布下野出国。
5.依然拥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期待蒋在统一后抗日
经过两次重大的挫折，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本质还看不清楚，一再代蒋受过，维护他的统治，自欧洲回国仍然跟着蒋跑。为了抗日雪耻，他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吸毒的恶嗜，从而不仅恢复了健康，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更是一个转机。
1933年底张学良抱着抗日的真诚愿望由欧洲回国，“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归国当时之志愿：(1)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2)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21)
自1933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他为了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任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自兼总司令)，率领东北军对付省三边区的红军。尽管不少东北军将领不同意张学良充任打内战的司令，但张学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依靠蒋介石，因此，接受了蒋的任命。1934年2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张学良的正式任命，3月1日，张就职于武昌。1935年2月，三省“剿总”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张学良任行营主任。
1933年，张学良在欧洲游历时，在意大利受了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的影响；回国后援引法西斯理论吹捧蒋介石是“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最合适的人选，拥蒋独裁，拥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只有如此，国家才能统一，统一了才有力量抗日。他曾对应德田说：“要抗日，就必须实现稳定和统一，全国上下一致，听从中央政府指挥。要求实现这些，不先清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是绝对正确的，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作为中国的中心领袖……除此而外的任何办法都不能达到振兴国家的宏愿。”(22)张学良还仿效复兴社组织了“四维学会”，自任会长，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认为他以几十万军队和有力的政治组织支持蒋介石，能使他成为蒋介石之下的最大实力人物，他也曾要求做蒋的侍从室工作，其目的都是协助蒋推动政局。但是，蒋介石对张学良两次替他背黑锅和回国后竭诚拥护他并不承情，仍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当作异己的军队，还借“安内”政策继续削弱张学良的实力，向“四维学会”插进去一批复兴社的骨干，以派进去、拉出来的手段，削弱、消蚀张学良同部下之间的团结。(23)
1934年，红四方面军早已入川陕。12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西行。鄂豫皖的剿共战事相对地缓和；这时，武昌行营军事指挥已告一段落，张学良认为可以用时机训练部队，准备抗日，结果仍难实现。
1935年夏蒋介石筹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张学良和东北军主力入陕、甘主事。蒋介石既妄图消灭原在陕北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又想借此大幅度地削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队，这是他一贯的手法。而且蒋介石将被日本华北驻屯军认为“同日军势不两立的东北军”从河北前线撤退，也就是向日本表示他一心“安内”，不准备对日作战的姿态。
在这种局面下，张学良处在徘徊歧路的境地，他要保存东北军实力好去抗日，不想继续参加内战，又留恋蒋介石应允的“安内”后抗日的诺言；他的左右谋士也一样束手。只有黎天才向他献策：“西北是中华民族远祖的发祥地，必要时可以分治割据。”(24)这符合张学良的“要为将来抗日准备工作”的想法。他幻想对红军作战可以胜利，东北军也可以保存住实力，而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是疲惫之师。他认为对红军作战的时间不会过长了，所以终于同意入陕。(25)
1935年10月2日，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武昌行营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乘蒋介石热衷于剿共之机，乘虚而入，把侵略矛头伸向华北，而蒋介石仍然是一味屈辱退让。1935年有两件事使张学良深受刺激。一是华北事件，以《何梅协定》为第一个高峰，继之而来的是《秦土协定》，使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大部分权益。接着日本得寸进尺，对华北五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蒋介石步步退让，于11月30日召开五院长会议，拟定“华北自治办法”，要何应钦赴北平处理。何应日本要求，建立“冀察政务会员会”半傀儡式的政权。另一件是这年10月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我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亡华的《广田三原则》，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中、日经济、军事上“合作”，“共同防共”。张学良对这两件大事都是难以忍受的。蒋介石依照《何梅协定》撤除了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并把张率领的东北军从可以抗日的前线河北撤退，投入较远的陕、甘内战战场。还有，1936年1月日本宣布的《广田三原则》这时已在谈判，如果同意它，就要承认伪满，至少也要尊重它为政治实体。这些对要披甲还乡、复土雪耻的张学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张学良这才明白，国势危急到如此地步，蒋介石仍一心内战，并没有什么立即抗日的迹象。
还有一件大事对张学良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就是东北军在陕、甘战场上失利，两个月内连败三仗，整师整团地被红军歼灭。按蒋介石的诺言，凡打红军受损失的部队应优先补充。但这一次，却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取消被歼灭的东北军的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请示对阵亡师长何立中和刘元峰每人特恤10万元，也被驳回。张学良感慨地说：“我张某人混的不值10万块钱了!”(26)与红军作战取胜，可以保存实力的希望破灭了。这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这样消耗下去，东北军能维持多久?将来用什么抗日?东北军自1930年入关，历次作战都用自己的军火，蒋介石没给过一枪一弹，张学良为了希望蒋介石抗日不得不委屈求全，但是现在面临着的却是东北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东北军，他的抗日主张将更难实现。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五全大会，并遭受冷遇。他听了蒋介石的报告，亲见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和当权者的亲日态度，大失所望，自述：“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忆记者，略述如下：(1)朋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凡此种种，都加紧了张学良想另谋抗日道路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着沉重的“包袱”，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更使他难堪的是“不抵抗将军”的诨号，他曾对人说：“这是汪精卫给他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祖坟还厉害。”(27)他要雪耻，也要雪个人之耻。随他入关的20多万东北军，从绝大多数将领到士兵都要求他率领他们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一次张学良在陕西召集东北军将领讨论进攻红军时，曾遭到与会者的激烈反对。请看张学良自述：“彼等不但能接受，反而哗然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乡，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至此，张学良对蒋介石总算弄清楚：“安内”——是消灭异己，而“攘外”——抗日只是停留在口头中的一句空话。他更认识到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幻想国联制裁和依靠蒋介石统率他去抗日是错误的、曾愤慨地说：“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与其他和平机构，误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又说：“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28)1935年11月下旬，即国民党五全大会闭幕前后，张学良派参谋王殿乐持他的亲笔信，令驻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队，如遇日军进攻，要“誓死抵抗”(29)。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变本加厉，而蒋介石步步退让，张学良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愿望不断增长，他终于要改弦更张，另谋抗日的路了。
三 联共抗日的转变过程
迫切的抗日要求是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真诚联合的根本原因。
张学良是个秉性正直有民族气节的人，素以“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为人生信条。(30)在“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局面下，他迫切要求抗日是真诚的。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北平绥靖主任，没有采取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镇压请愿学生的办法，他支持东北义勇军，让黎天才建立东北情报网。(31)在武昌行营时期，他决心巩固东北军，准备抗日，派人办《平凡》刊物宣传抗日，以读书会等方式团结培养东北干部。(32)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电台，建立情报组织，同时防御国民党特务的渗透。另一方面，他又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5年华北日益危急，而内战无已，张学良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的收复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的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并且认识到“非抗日不能统一”。(33)张学良因此开始否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剩下的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从想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愿望开始走向联共道路的。
起初，张学良接受与苏联有联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和李杜的影响。在武昌行营时期，马占山批评张学良犯了三大错误，即：1928年不该“易帜”；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罪名；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蒋并参加剿共。马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马还向他叙述义勇军到苏联得到补充，现集中新疆，准备抗日，绝不参加剿共。马占山和李杜等人一再向张申述抗日非联苏不行，北伐战争是苏联送了两船军火到广州起家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没有苏联两百辆卡车军火和顾问也不行等。(34)
张学良从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就已认识到苏联有力量，1933年去欧洲，他曾打算去苏联参观，多次联络，结果苏联没有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因而未能实现。经过马占山、李杜的劝说，他很想得到苏联的援助，1934年，他派李杜、赵毅去苏联联络，前后经过两年努力，没有成功。但是他要求获得苏联援助的想法没有放弃，并因而萌发了联共的思想。张学良以为中共和第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是一家，联共就可以联苏。在武昌时期，张学良开始研究学习有关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
张学良在陕、甘与红军作战失利，促使他加强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在武昌时期，东北军面对的红军野战部队只有红二十五军，没有打什么大仗，东北军损失不大，只在湖北长岭岗一次遭遇战，东北军一一五师被歼灭五个营，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35)张学良因此撤了姚东藩师长的职务，但他对红军的战斗力并不重视。那时，他经常视察部队，认为部队仗打不好是由于军官们怠惰，不能吃苦耐劳等等，对部队训话总是谈这些，还没有也不可能从政治思想上去找失利的原因。当他接受蒋介石的新任命，挥兵入陕后，他认为陕北红军不过几千，又是弱兵，在对开往西北的东北军部队训话时，除了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外，还强调说：“共产党比日寇较弱……弱的解决不了，怎能解决强的?!”(36)
但是，战事的发展出乎张学良的意料。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一一○师在陕北劳山被红十五军团歼灭，师长、师参谋长先后阵亡，两个团长，一个自杀，一个被俘，有一个团留在后面幸免。张学良还以为是偶然中伏，但是，接着在10月25日，在榆林桥筑碉固守的一○七师六一九团和配属一个营，又被红十五军团全部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被他认为“弱兵”的红军竟然吃掉了他的强兵。如果说劳山之役是偶然中伏，而榆林桥之战则是红军攻城，而这些师、团长也都是虎将，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注意，因此他下令给前线指挥部：部队何时行动，须听他的命令。不料，他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又发生直罗镇战役，一○九师覆灭，一○六师被歼灭一个团，张学良很震动，认为：“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37)
东北军装备在国内是第一流的，步兵许多是用捷克式武器，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附有骑兵，每师配置有炮兵营、骑兵营。每师约一万人。兵种也齐全，入陕、甘的高射炮部队就有22个大队，后勤也比较先进，又有用汽车的辎重部队，为向陕北运军粮，从西安到耀县敷设了轻便铁路。按张学良的观点，部队人多，装备好才能打胜仗，现在是人数少装备差的红军却打了胜仗，想不到红军战斗力很强，未来的抗日战争也将是弱兵对强兵，这完全用得着，这就扭转了张学良原先轻视红军力量的错觉，从此加强了联共抗日的念头。他在自述中曾说：陕北剿共失利，良立返陕，……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军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军之念生焉。”(38)当然，张学良在武汉时为寻找抗日出路，已阅读有关共产主义著作和注意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些经验，这对他的联共抗日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至此，张学良还有一个弄不清楚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他这个朋友?因为中共发布“八一宣言”上，他是在被打倒之列的；红军在同年11月，致东北军董英斌军长信上，曾骂他是卖国贼；这些他都知道的。在东北军屡遭红军打击之后，1935年他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五全大会的间隙里，以料理私事为名去上海，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曾是他部下又是老朋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见到杜重远，张学良就表示他游欧回国后，曾积极主张拥护蒋介石独裁以期统一中国，好去抗日，因而追随蒋介石剿共。但是，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无期徒刑，此路不通，想听听杜的意见。杜重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问题，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39)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
针对张学良顾虑共产党要不要他这个朋友的思想，杜重远向他解释说：“《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完全接受了杜重远的意见，慨叹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要下决心退出内战，高举抗日旗帜。(40)
张学良在与杜重远谈话后，积极从三个方面寻找中共的联系。一是让李杜在上海找关系。1935年12月中旬，张学良为了保密，和李杜坐在汽车里长谈一次，表明他决心不再跟蒋介石打内战，愿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李杜去沟通和苏联联系，并寻找和中共的关系，(41)因为他知道李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又误认中共中央仍在上海。二是要王以哲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寻找联系的途径。1935年底，王在西安曾对张表示：“我们全军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了。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好对日作战”。张便把和李杜谈话的结果告王，从此，王参与了联共抗日的活动。(42)三是要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见他。东北大学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之一，他估计其中定有共产党员在活动。
这三条线最先联系上的是前线那一条，第一个使者是高福源。高是王以哲老部下，一向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秉性爽直，文化素养较高，肯学习，爱思考，他在榆林桥战役被俘后在苏区参观、学习，认识到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他向彭德怀反映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东北军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而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了红军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可以合作的。彭德怀把这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从理论上阐明了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西北方面，1935年12月，由与十七路军有历史渊源的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去见杨虎诚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接受高福源的建议，决定由李克农告诉高福源先以他个人名义回去试探，如张学良有诚意，即派正式代表去谈判。高福源经过王以哲见到张学良，沟通了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渠道，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除同意王以哲与李克农所达成的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停战通商协议外，并要求在周恩来、博古或彭德怀中来一人，在肤施(延安)会晤，商谈红军与东北军全面合作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选择。
1936年3月20日，张学良派人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43)刘鼎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曾在白区和苏区工作过。1935年秋，从九江国民党俘虏营逃往上海，寻找组织关系。李杜受了张学良之托，辗转找到了刘鼎。刘鼎向张学良建议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避开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也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张学良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带了刘鼎去洛川，以督师为名，等候与周恩来会谈。(44)
在洛川，张学良与刘鼎长谈了十来天。刘鼎从红军组成制度，战略、战术等讲起，推及土地革命和苏区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以及政府与军队、人民和军队的关系，并强调说明红军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有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刘鼎的介绍，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红军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感到是真诚的，可行的，从而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这十多天的长谈为张学良参加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
4月9日，张学良偕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抵肤施，在城内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从晚上八点谈到第二天早上四点。会谈中，张学良首先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中共十大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表示完全赞成。双方全面合作就这样肯定下来。
接着双方商谈抗日致胜之道，就干部的培养、停战、通商和共同联苏等工作达成协议。张学良还提出意见，认为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周恩来表示报告中央后，再作回答。张对此感到欣慰。会议圆满结束。(45)
肤施会谈，双方都感到很满意。周恩来认为这次会谈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张学良则对刘鼎表示：“对共产党，现在我不仅知道他们第一步是抗战，还知道他们下一步建立新中国。但是对蒋先生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安内’之后是否抗日也还不清楚”。(46)这会谈，使东北军和红军全面合作，也为以后西北三方面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对于张学良，肤施会谈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至此，他彻底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经过这次会谈，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突破了“披甲还乡，雪耻复土”的局限，憧憬的是驱逐日寇，建立富强的新中国。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为此而奋斗，在无其他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和杨虎城以石破天惊的英勇气概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47)
注 释
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1960年发表于台湾。就西安事变本身及此文内容，都不存在张学良要“忏悔”的问题。此文其实是在蒋介石逼迫之下写成，又经过篡改。现姑用此名。
②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第152页。
③ 同①。
④ 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财经概况》。
⑤ 卢广绩为商务会长，杜重远为工会会长、商务会副会长，高崇民为农会会长。
⑥ 教育经费数目说法不一。1928年6月27日《上海时报》说有1000万。王卓然说捐东北大学150万，另建体育场30万，“汉卿教育基金”500万。总之，这在当时是笔巨款。
⑦ 同②。
⑧ 吴奚如《惊雪》、载《长江文艺》1981年第1期。
⑨ 易石显等《九一八事变史》，第307页。
⑩ 北洋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南京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在名义上承认国民政府，因此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遂为“易帜”。
(11) 《一周间国内外》，《国闻周报》卷五，第32期(1928年8月23日)。
(12) 同④。
(13) 荆有岩等人回忆。记录存全国政协。
(14)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中央日报》社译。
(15) 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1964年稿，存全国政协。
(16) 宁向南《我所知道的日本侵华内幕》，《文史通讯》1982年第4期。
(17) 《民国大事日志》上册。1932年3月21日。传记文学丛刊。
(18)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
(19) 司马敦桑等《张大帅与张少帅》。
(20)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个人》，1937年，北平版。
(21) 同①。
(22) 同(15)。
(23) 四维学会现在已知的名单蒋介石指派参加者：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袁守谦、戴笠、桂永清、刘咏尧、梁干乔、曾扩情、周伟龙、陈质平等。
张学良指派参加者：黎天才、王化一、高崇民、陈先舟、阎宝航等。
(24) 《黎天才自传》。
(25) 同(21)。
(26)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27) 刚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的一次谈话》，稿存全国政协。
(28) 同(21)。
(29) 同上。
(30) 1931年12月11日《国际协报》
(31) 黎天才，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1928年被张作霖逮捕后叛变，张学良对黎天才很器重，命他负责对日、蒋的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黎天才参与抗日工作，成为张学良在这方面的重要助手和谋士。《黎天才自传》。
(32) 李春润致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的信——纠正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的错误。
(33) 同(20)。
(34) 孙达生《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稿存全国政协。
(35) 徐海东《生平自述》。
(36) 同(15)。
(37) 刘家鸾口述，宁剑南整理，稿存全国政协。
(38) 同①。
(39) 杜毅在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存全国政协。杜毅系杜重远之女。
(40)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41) 李南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稿存全国政协。
(42) 同上。
(43) 刘鼎回忆，记录存全国政协。
(44) 同上。
(45) 同上。
(46) 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
(47) 《毛泽东选集》第1059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