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历史探原
张桂英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40多年了。当人们回顾抗战胜利的结局时，不能不想起中国由十年内战走向全民族一致抗战的枢纽点——西安事变；更不能不想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为什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为何逼迫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对此，国民党方面持有一种论调，认为这是张学良受了共产党“欺骗”和“愚弄”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一、张学良的政治思想转变是其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前提
众所周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蒋剿共，从1935年冬起，他开始转变到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使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必趋表面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以前，张学良政治思想的主流是拥蒋剿共，他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与蒋介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他与蒋介石又有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如何对待“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为维护其政治统治，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他提出“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①因此，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集中力量剿共。
张学良则不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除国恨之外，还有杀父之仇，他还自认有失地的责任，故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在张看来，全国的权力掌握在蒋介石手里，故他需要蒋的支持。张学良希望先拥护领袖，拥护统一，使蒋的政治目的实现，然后蒋便可以实行全国抗战了。所以他从欧洲回国后发表演说，高唱拥护领袖并执行“剿共”政策，但他实际上并不“热心于内战”，对“剿共”更不感兴趣，他时时想的是抗日的问题。
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历史上并无深仇大恨，对爱国的进步青年且具有同情心，所以他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坚定的，也没有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在他看来，抗日才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必然要表面化、尖锐化。
第二，蒋介石的政策损害了东北集团的切身利益。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所有的军阀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向外发展，都必须据有一片固定的地盘作为立足之地。张学良也不例外。正是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他得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并进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以牺牲东北的局部利益作为保全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代价，这使张学良成了无固定地盘的地方实力派。
牺牲东北，在政治上，使张学良丧失了雄踞一方相对独立的局面，并形成了以东北军为主体，包括几十万百姓在内的庞大的东北流亡集团。这个集团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后，长期在舆论上受到歧视。在经济上，据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于1932年11月4日对于九一八事变损失综合统计之报告记载，东北集团财产损失如下：军事机关损失52982万元；民政机关损失7084万元；交通机关损失51079万元；金融机关损失59509万元；学校及文化机关损失1532万元；实业损失981万元；财政及其他收入损失10354万元，总计损失达183520万元强。②从此，入关后的东北军每月需饷二百万，只能全部依赖蒋介石。经济上的依赖性，一方面导致了政治上依附性的加深，另一方面又因待遇不公加剧了张、蒋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历来采取削弱异己的政策，调东北军入陕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两败俱伤，就是这一政策实施的步骤。从1935年9月到11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军就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战败的一一○师、一○九师为东北军之佼佼者，战死之何立中、牛元峰深为张学良所器重。这两次惨败，不仅使东北军锐气尽挫，而且“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③
对于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至于抚恤，数目不但少得可怜，且发下来的日子又遥遥无期，以致东北军的许多眷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景况凄惨!这些情况传到张学良的耳中，未免要使他发生今昔不同的感想。
东北军在剿共中即将瓦解的危机不仅威胁到张学良的政治地位，而且将使他失去对日作战、收复东北的资本。张学良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与蒋介石上述两点矛盾则越来越尖锐。
(二)民族危亡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高涨。
在华北事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布置围剿红军，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带领东北军被迫从他们作为第二故乡的河北撤退。所有这些，使张学良感到了莫大的耻辱，更使他立志雪耻复仇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他“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深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⑤。
华北事变之后，整个中国濒临亡国的边缘，悲愤愈甚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以北平为起点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强大的反帝怒涛给张学良以巨大的震动，他不能不意识到，他走的是一条逆历史潮流的路，是违背全国人心的路，是一条痛苦而又走不通的路。至于东北军官兵，其共同心理是举国抗日，收复失地，张学良曾亲赴前防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酝成巨变。东北军的少壮派多次诤谏张学良为东北军自身计应另找出路，联共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建议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首先同红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形成一个西北的抗日大联合局面，才有可能推动蒋介石和全国抗日大联合。东北军爱国将领李杜则向张学良申述：抗日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这完全符合张的想法。在张看来，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非同一般，通过与中共联合可以取得苏联在物资上的支援。这些均促使张学良改弦易辙。
(三)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
关于争取东北军，有的文章认为，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日起，中共就决定把张学良及东北军作为当时统战工作的重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央红军在长征后初到陕北时，围剿红军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鉴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命令，之后又奉命围剿红军，所以中共起初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分化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
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以及与东北军的接触，中共了解到，由于张学良及东北军处于特殊的政治地位——亡国奴的地位，因此东北军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抗日的军队。鉴于西北地区是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大本营，中共中央立即改变了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政策，决定把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作为当时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为此，从1935年底起，中共处处将张学良与蒋介石区别对待，把斗争矛头仅指向了蒋介石，意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瓦解蒋介石的反共战线。
1936年1月，中共成立了白军工作委员会。1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东北军官兵宣传共同抗日主张。中共还通过个人信件向张学良、王以哲等申明大义，使东北军上下层都了解中共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照顾，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教育。被俘的军官、教训人员均护送到“瓦窒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中共领导人接见他们，邓颖超、博古亲自给他们讲课；1936年元旦，周恩来邀请他们参加阅兵式，并在讲话中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春节期间，中国领导人以聚餐会欢宴训练班的全体人员，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分析了团结抗日的道理，并希望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东北军军官们，将来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⑥这些出于至诚的思想工作和善意行动，完全适应了亡省亡家、民族意识强烈的东北军官兵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绪，并使他们受到感动。他们回到东北军后，无形中成了中共政治主张的宣传者。
正在考虑东北军出路的张学良，在了解到中共转变了的政策之后，他不能不考虑下列问题：共产党有无剿灭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否停止?剿共与抗日二者，能否同时并进?如其不能，共产党与日寇，谁是最大敌人?他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并不断同国民党中央“剿共”将领探讨，结果发现中央将领方面，许多人承认“剿共是无期徒刑”，“疯狂侵略的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⑦
至此，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他和东北军的军官们决定要与共产党联络并同杨虎城合作，做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的工作。张学良在自述中写道：“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⑧
张学良决定与中共联络并试探其真意后，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多条线索寻找共产党的关系。1936年1月中旬，经高福源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见面。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再次会晤，张表示完全同意王以哲和李克农自2月25日起谈判达成的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有关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会谈，张了解到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和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从而打消了许多思想顾虑。延安会谈，标志着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完全转变了，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使张学良更大胆地联共。
蒋介石自从叛变革命后，连续数年对中共和苏区实行了以军事围剿为主的残酷镇压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的数年间，蒋介石始终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变化，特别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日态度渐趋强硬，这就迫使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从1935年秋冬开始考虑调整其政策。
以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为契机，蒋介石发表了对外关系演词，向日本人作出了一种强硬姿态。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抗战气氛有所加强，这对张学良不能不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开始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之后。
蒋介石在调整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开始调整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政策。他在外交上企求联苏反日，在国内则寻求“联共”。但蒋介石联共的意图是“溶共”。他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⑨出于这样的目的，蒋介石在设法打通苏联关系寻求援助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着手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此事对张学良也有重要的影响。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孔祥熙商议并选派了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送信。董健吾赴瓦窖堡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帮助，而张学良当时已和红军沟通了关系，双方正派遣使者举行秘密会谈，现在获悉南京政府也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便更加大胆地同中共来往了。张学良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⑩
(五)张学良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其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自述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11)可见，他的反日爱国思想是在东北的特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
张学良从青年时候起就开始参与军机。他在其父身边工作，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充当日本走卒的可悲下场，反日思想更为炽烈，他决心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当蒋介石主动争取他时，他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改旗易帜。东北易帜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离东北的野心，张学良在易帜斗争中所表现的反日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升级，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以反日排日为指导思想，以开发、建设富强的东北为目的，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少年满洲”的崛起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和嫉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虽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他在暗中支持并鼓舞东北抗日义勇军，支持民众的反日爱国活动。在武汉时，张学良“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时常对同室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他过去的罪过，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立即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12)显然，张学良的心理状态是处于苦闷和矛盾之中的，既有拥蒋“剿共”的一面，又有反日爱国的一面，而后者则是他后来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张学良的政治思想转变是其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前提，而他的政治思想得以转变是由当时的诸多因素促成的。
国民党方面认为，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愚弄”。这种议论除失之于偏颇，不公正外，重要的是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故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张学良联共抗日与共产党联张抗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就政治基础而言，双方对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有共同的认识，要求抗日就成了双方合作的政治纽带。此外，这种合作也是由双方各自求生存的需要决定的。张学良为避免东北军在内战中无端地消耗掉，要重新奋起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就必须寻找同盟者，共同奋斗；而中共在长征后只有不足3万人的力量，也必须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把一切爱国的阶级、政党及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所以张学良联共抗日，共产党联张抗日都是适应时势的要求，而并不在于张学良个人或中共某领导人一时的动机。就思想基础而言，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者。诚然，张学良与共产党人的阶级基础不同，各自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不尽一致，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一切爱国者都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寻找救国的方法，而这就必须联合一切力量。所以张学良联共抗日和共产党联张抗日既是资产阶级爱国的需要，又是无产阶级爱国的需要。当然，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后来能突飞猛进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是有密切关系的，但这是真诚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怀并尊重张学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
二、张学良逼迫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不仅本人顺应时代的潮流，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且最先向共产党人建议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将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一)张学良建议中共逼蒋抗日。
1936年3月4日至5日，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中共当时的策略总方针是反蒋抗日，故提出与东北军联合的基础是反蒋抗日。张学良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同意，但他对中共主张抗日反蒋表示了不同意见。
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关于抗日反蒋，张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故帮蒋能抗日；同时蒋的左右多亲日派，使蒋不能下抗日决心。因此他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目前最主要是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张还表示，蒋若确降日，他即许而另立，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即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做准备。周恩来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13)
应当如何看待张学良的建议在中共将反蒋抗日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方针过程中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张学良的建议是中共后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因素之一。因为张学良的态度使中共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象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口号都不能接受，更何况国民党营垒中的其他部分呢?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但张学良的建议又不是中共后来策略方针转变的唯一因素。虽然继延安会谈之后的“五五通电”的提法有了改变(尽管不是首次)，但这只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又有了新的发展，实际上此时中共还没有用逼蒋抗日方针代替反蒋抗日方针。这不仅从当时的中共文件、毛泽东书信中可以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中共对后来两广发生的“抗日反蒋”事件所持的态度上得到证明。中共彻底实现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在1936年8月下旬。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可见，中共实现这一策略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共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联合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中共是在分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分化状况，并考虑了共产国际关于联蒋抗日的意见，从中国实际出发，最后提出逼蒋抗日方针的。
(二)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以政治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迅速地将联共抗日的思想付诸实际行动。在中共的建议和帮助下，他着手改造东北军，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抗日准备工作。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在民国17年易帜以前，只代表东北地方利益，当时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17年易帜，18年入关，已进而有政治意识，但封建色彩仍甚浓厚。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东北军不但未随之消灭，团体且日益坚固，无论是统帅，干部与士兵，均能格外发奋，自觉自动，精神团结，意志统一，于是东北军遂成为政治集团。不过严格说来，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所以还要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14)
为提高东北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张学良于1936年6月创办了《西京民报》，向广大官兵及民众宣传抗日的思想；为提高军官的政治、军事素质，他和杨虎城在长安县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轮流训练连、营长以上的军官；为提高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政治素质，在西安东城门楼创办了“学兵队”，学员大多数是由平津等地的中共组织动员来的爱国学生，其中有少数中共党员和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民先队员及进步青年；为团结抗日同志，积极进行联共抗日工作，成立了以张为首的东北方面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不少共产党员均系该会成员。这些工作，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培训了一批积极抗日的骨干分子，革除了旧军队的一些腐朽的封建风气，大大提高了两军的政治、军事素质，促进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各级军官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为以后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统一东北军的意志，在东北军中确立抗日的中心思想，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其部属表示自己誓死抗日的决心。张学良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蒋介石等一些人的“长期准备论”和“唯武器论”，指出了“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我们要马上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15)这次讲话，后来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普遍发行阅读。有人评论说：“这本小册子里已经播下了西安事变的种子，张氏在25年6月间所想的与所说的，正好是6个月以后他所做的。”(16)
(三)以非凡的义举逼蒋抗日。
193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8月26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张学良处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17)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18)张学良对中共策略的转变表示充分理解，此后他即利用一切机会劝蒋停止内战，争取蒋介石转向联共抗日。
1936年9月23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电中提出：“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19)蒋介石接到张学良电报时，对东北军将领与红军秘密来往已有所闻，因为汤恩伯曾经在陕北截获东北军与红军联络文件，并报送蒋介石。但此时，蒋介石因“两广事变”无力应付西北，故暂不动声色。
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之后，带领20余名高级将领飞抵西安，调动30个师的兵力“剿共”，并密谋解决张、杨。张、杨通过多种形式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蒋的主张的希望。最后，在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前，张、杨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历史的结论蕴含在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之中。反思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引伸出基本的结论：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西安事变是在历史的巨变中孕育，在时代的阵痛中分娩的。在寇深祸亟、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东北军在其自身历史演变中所呈现的转变趋向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必将导致原有矛盾结构的改变，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外部冲突，致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所以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继华北事变之后，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又一次严重的破裂与分化。
但是，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领导，以兵谏的形式发动则又带有偶然性。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20)张学良在东北的特定环境中以及在他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独特性格，对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他勇敢无畏、坚决果断、敢做敢当、坦率豪爽，从不肯屈服于他人，这些特性以及他与蒋介石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容忍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决定了他不能在蒋介石的威胁下束手就擒，决定了他不达政治目的决不罢休!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通过偶然性得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果没有张学良在西北出现的话，那么西安事变的发动或许是不可能的。当然，必须指出，在偶然性背后是必然性在起作用，“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21)没有十几万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官兵，没有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一句话，没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张学良所处的地位，他的这些性格也不会使他建此功勋。
西安事变相对于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一历史趋势来说，它又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能决定历史发展方向，但却可以对历史进程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究竟起何种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最后得以和平解决，是当时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势力、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对蒋介石做“最后的诤谏”，“促其反省，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就放蒋回南京，仍拥护他当抗日领袖”；杨虎城明知蒋介石以后会报复，但顾全大局，赞成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全国人民厌恶内战，渴望举国团结一致抗战。就国民党营垒内部而言，亲英美派从维护其自身利益考虑，要尽力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以救出蒋介石；蒋介石亦不能不意识到，他推行的政策，不但为中共及大多数人民反对，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遭到强烈的反对，从维护其统治地位考虑，感到不得不将武力“剿共”的方针转变为联共抗日的方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更增加了他们反对蒋介石误国政策的理由和勇气，他们同情并支持张、杨的主张，要求“乘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22)至于亲日派，他们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结果却削弱了自己在南京政府的地位。总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为着不同的利益，依照各自的意志去活动，而这无数的力量相互冲突、相互抵销、交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了历史的合力，从而导致了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处于中心地位的关键性人物，他对事变的发动和解决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关于张学良历史功绩的评价
1946年西安事变10周年时，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深刻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的历史功绩。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了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他们是“千古功臣”，是“千古不朽的人物”。(23)
张学良所以被誉为“千古功臣”，是因为他在民族危亡关头，不仅个人带领整个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且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民的愿望，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共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多次致书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然而，蒋介石的种种言论表明，有蒋介石在，就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蒋介石发动“剿共”战争了。恰恰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化为泡影，造成其欲反共而不能为的形势，从而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最高级代表曾在西安进行了直接对话，这期间的谈判时间虽短，但较之事变前两党的接触却带有阶段性的进展。西安事变的发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转变其政策，他在193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他的《西安半月记》中，都把西安事变看成为“一大顿挫”，认为事变使“共产党得利”，并指责张学良在“剿共”之事上“没有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24)。毛泽东在1937年秋回顾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时指出：“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25)这些史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合作形成的过程。
张学良所以被誉为“千古功臣”，是因为他“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26)西安事变的发动宣告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迫使蒋介石终止了他所不愿停止的对红军的军事围剿，中国从此由十年内战转向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全民族团结一致的反帝战争，从而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曾这样说到：“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了民主，农民获得了土地，而全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27)
东北军由只代表东北地方利益的一种封建武装势力到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曾经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西安事变标志着东北军转变成了抗日的爱国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原东北军先后开赴各抗日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六十七军参加了上海保卫战，由于孤军奋战，绝大部分将士为国捐躯，军长吴克仁等将领均效死沙场。五十七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在南京保卫战中，该军一一二师六七二团几乎全团壮烈殉国。四十九军参加了淞沪战役、武汉保卫战等，在淞沪战役中，该军的一○五师在南翔、一○九师在嘉善与日军主力作战，三位团长殉国，官兵伤亡过半。五十一军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五十三军转辗各地作战，损失均很惨重。东北军官兵们可歌可泣的战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实践了张学良的愿望：“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28)一部分追求进步的官兵则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光明道路。东北军虽然不复存在了，但与张学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东北军爱国官兵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
张学良所以被誉为“千古功臣”，还因为他在客观上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扩大了中共政治主张的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通过西安事变，中共开始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这为人民力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促使张学良建立上述功勋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1936年6月22日，他向部下明示自己联共抗日决心时曾说到：“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绝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绝无所惜!”(29)张学良在谈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30)张学良被扣后，还于1937年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嘱咐他们：“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31)了解了他的这种思想境界，人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何敢冒失掉权位与生命的危险去发动一场惊险的事变。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这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位旧将领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注 释
① 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
② 《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11－1312页。
③ 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④ 陈诚1936年9月20日上蒋介石电。
⑤ 同上。
⑥ 访于维哲谈话记录。于维哲当时是东北军一○九师通讯连长，直罗镇战役后被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⑦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⑧ 同③。
⑨ 将介石《苏俄在中国》。
⑩ 《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6期。
(11) 同③。
(12) 王兰《蒋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13)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5页。
(14) 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原载1937年1月5日至6日《西北文化日报》。
(15) 同上。
(16) Tien—Wei Wu，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安阿伯，执安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9页。
(17) 指张学良。
(18)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第3页。
(19) 张学良1936年9月23日上蒋介石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2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0页。
(22) 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等14人提案。
(23)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80页。
(24) 《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149页。
(2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3－334页。
(26)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8页。
(27) 同上，第247页。
(28) 同(23)，第72页。
(29) 同(14)。
(30)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原载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31) 同(28)。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