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
卞直甫 王鸿宾
一
九—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如“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军民自卫义勇军”、“山林抗日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民团”等等，不可胜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成员极为复杂，有工人、农民、商人、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旧军警，也有开明富绅以及爱国的“绿林好汉”。他们一致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为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与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奋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队伍最多时，达50余万人，时间持续3年之久。
东北抗日义勇军，无论是在其举义誓词、演讲、通电等等诸文告里，还是与日伪反动派浴血拚搏中，都表现了对日寇、汉奸的深仇大恨和热爱祖国和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坚贞不屈抗战到底的爱国精神。例如，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全国发出通电云：“前方将士莫不深明大义，慷慨激昂，大有气吞河岳，敌忾同仇之势，兼之占山受国家倚畀之深，人民寄托之重，目睹辽吉沦胥，江省危如垒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寸尺之地沦于异族。”又如，辽宁抗日义勇军首领张海天(老北风)原是“绿林”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调转枪口，参加抗日，于1931年11月间，在黄显声的支持下，捕杀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汉奸、民族败类凌印清。同时，他对“党国诸公”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在锦州失守后，对全国通电中云：“党国诸公，于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仍从事高位之分配、权利之攘夺，且更有丧心病狂之党国败类，以此空前国难，为其获得政权之唯一利器，使3000万纯良民众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数万里大好版图，断送夷狄铁蹄之下。痛心惨目，莫此为甚。”他表示“决以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与东北3000万民众共存亡。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虽然出生一个封建的旧军阀家庭，但他早年在讲武堂学习时期，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教育，虽然随其父进关参加过军阀混战，然而他的思想深处，却是反对打内战的。如，1927年给其弟信中说：“但一念同是同种，一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1928年6月，皇姑屯炸车事件发生后，更加深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然而，毕竟由于阶级的局限，受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对蒋介石抱有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的希望，于]928年7月，张学良将军宣布东北易帜，从此听命于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寓居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理应请缨杀敌，但他却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靠“国联”出面干涉。他既不相信自己的东北军的力量，也不相信东北广大民众的力量。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行动，特别是锦州“民团”歼灭古贺联队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声威震惊中外，就连当时日本驻京特务机关长松史孝良，在给关东军秘密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彼时中国农民能一致全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洲势力，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从而使张学良将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张学良将军本人的民主思想和为父报仇的心理，则是他接近，乃至后来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思想基础。
二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先后流亡北平。他们愤于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决定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奉天会馆聚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领导、联络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救国会”执行委员31人，常委9人，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此外还设有监察委员会。由陈觉起草了宣言，向全国发布。“救国会”的建立，不仅推动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成为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紧密联系的纽带。张学良将军给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物质支援，以及指令和任命，多是通过“救国会”来实现的。有人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在张学良授意下建立起来的，这与事实不符。“救国会”的建立，乃是民众自发的行动。“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确与张学良将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是他的旧部属和故友良知，张学良将军也确实给他们以极大的支持，但是“救国会”成立时，确没有向张学良将军进行过请示。
“救国会”组织机构庞大、人员众多，而热心于抗日救国的工作人员，也多是流亡于关内没有正式职业的，他们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一部分来源于国内外爱国人士的资助，但主要的经济来源，全赖于张学良将军的接济。张学良将军曾以“东北问题研究会”的名义，聘请他们为研究人员，每人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同时，还拨给他们一定数额的活动经费。1931年，长江发大水，各地灾情严重，均需捐款救济，张学良将军在经费十分困窘的情况下，拨给“救国会”14000元现款，作为活动经费。为了解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需物质和训练军政人员的开销，张学良将军同意“救国会”发行10万元的爱国奖券。还同意“救国会”以他的名义和他的亲笔手谕组织、发展东北抗日义勇军，任命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司令或高级干部。“救国会”经常分派专人到东北各地负责组织和联络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张学良在“救国会”的影响下，也一反过去的“不抵抗态度”。
1931年11月间，日军进犯黑龙江省，汉奸张海鹏勾结“蒙匪”叛乱，张学良将军得报立即电委黑河镇守使、黑龙江陆军第一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政府主席，并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副司令，统筹黑龙江事宜。江桥抗战爆发后，张学良将军又以全国副总司令的名义电告马占山，除原驻黑龙江的军队统归马占山节制之外，所有黑龙江邻近军队，也归马占山调度，并命令热河一部分军队向黑省增援。江桥抗战失败不久，马占山退至黑河，正处于孤军无援，粮弹两缺非常困难的处境。这时，“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车向忱带着“救国会”的信件和张学良用绸条亲笔写给马占山的密令，从北平出发，秘密乘车到哈尔滨。车向忱同志在哈尔滨下车后，步行八百里旱路，孤身一人，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黑河。会见了马占山，把张学良将军的密令和“救国会”的信交给他。马占山见到了“救国会”派来的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决意“东山再起”奋勇杀敌，遂即召开了阅兵大会，宣誓出师抗日。
1931年9月间，日军进犯吉林，熙洽叛国投敌。以诚允为代表的抗日官兵，于11月初，在宾县成立吉林省抗日政府。张学良将军任命诚允为代省长，命令所有吉林境内的抗日军队一律听从其指挥，诚允奉张学良令“整饬一切”，电令吉林各项军政进行整顿，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企图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纠集大批胡匪破坏爱国军民的抗战。1931年11月间，黄显声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派公安总队总指挥熊飞捕杀了汉奸凌印清之后，把张海天、项青山等人，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11月中旬，张学良堂兄张学诚，竟然叛国甘当日寇爪牙，为虎作伥。张学良将军得知后，命令黄显声、熊飞予以枪毙。此后，辽西抗日义勇军声威大震。
辽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李纯华，原在“将校班”学习后，随张学良到北平，供职于“海陆空军副司令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救国会”的帮助下，于9月25日，离职回营口家乡，组织了“救国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2年2月，张学良将军通过“救国会”派高鹏、马宏德、纪亭榭、杨文龙等十余人来“救国军”担任政治、军事和对外联系工作。同年6月，“救国会”把辽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张学良将军委任王化一为总指挥、李纯华为副总指挥。这时抗日救国军已发展为十七路，3个支队，约2200人，活动在辽南各地，给日伪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1932年秋，日伪军对辽南义勇军发动了疯狂的“围剿”，李纯华部军需弹药极度缺乏。李纯华等人遂化装潜往北平，由“救国会”出面活动，从张学良那里领到武器20吨。据敌档记载：“李春华为张学良之特派者，于本月(12月)初旬，由海路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来(约在关门山攻击战斗10日前)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4架、轻机4架、炮弹2000个、手榴弹5000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l台、被服、制帽(于上海被服厂制作)二三千件及其它等。”这批武器为关门山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日酋成泽直亮少将率领日军百余名和伪军数百名，采用陆、炮、空联合进攻战术，企图在关门山地区把辽南抗日义勇军一网打尽。但由于李纯华部，从张学良那里运来大批军火的支援，官兵士气高昂，又有各地义勇军如邓铁梅、刘景文等部的配合，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伪军甚多，俘获了成泽直亮等50余名，缴获了大批武器，此役极大地鼓舞了辽南三角地带的爱国军民抗日情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收买了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和他的第一团长姜全我。其部下唐聚五、李春润等爱国军官，拒不服逆，密议组织抗日武装。1931年12月末，“救国会”派联络员黄宇宙来到东边地区，联络军警，发动武装，进行抗日活动。黄宇宙路经沈阳、抚顺、清原、桓仁等县，前后凡三次，艰辛倍至，几丧性命，终将带来的张学良将军和“救国会”的手谕、委任状，面交唐聚五等抗日将领。他们很受鼓舞，经过充分准备，决定于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宣布东边十四县反正起义，公推唐聚五为辽宁自卫军总司令，统率十九路军，共十万余人。辽东抗日义勇军形势发展很快，4月28日，十六路军孙秀岩收复通化。8月15日，张学良为了推动东北抗日运动深入发展，同意抗日军在通化再次成立辽宁省抗日政府，任命唐聚五为主席兼辽宁自卫军总司令，授予陆军中将衔。9月5日，唐聚五在通化召开军事大会，制定抗日方针和策略，以通化为中心，向四面发展。辽宁民众自卫军自桓仁誓师以来，经过半年时间，大小战斗数百次，收复东边10余县，声势远震全国。
活动在辽北、蒙边的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最早是高文彬，曾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第五处少将处长，与张学良关系甚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被张学良任命蒙边宣抚专员。于1931年12月底，改编包善一、韩包旺等蒙古军队，同时收编一些绿林武装，第五军团成立后，兼任总指挥，共有9个梯队、10个支队，活动在沈阳、开鲁、通辽、铁岭、康平、昌图等地。有力地配合他路义勇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2年12月间，唐聚五领导的辽宁义勇军的主力遭到重创，但张学良仍未灰心，他于同年10月间召开了北平军事会议，再次制定抗日计划。敌档记载：“北平会议关于东北伪义勇军再举之计划，伪义勇军第一线因供养缺乏已陷于活动之余力极少，其干部到平请发给军费亦大失所望而学良之伪军再举实不可能。然近3月以来，学良竭力准备械弹与热河、军事交通输送等特别频繁之势，传闻彼军准备完了后，则开始大举扰乱满洲国云。”并具体拟有十八项内容(略)
从敌档十八项内容可以看出，张学良企图在辽宁发动义勇军的“再举计划”，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且有充分准备的。如“再举计划”详明指出：“主力”与“支力”军团的配合，具体作战的目标和线路，兵力的部署，作战的地点，防空及情报的设置、军团与大本营、兵站的联络以及弹药粮秣的筹措等。从中亦可看到张学良发动和支持抗日义勇军的决心和信心。
三
1931年底，日寇疯狂地围攻锦州，张学良将军急电求援于南京政府，结果未得到一枪一弹。尽管部分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但孤军无援，在强大的敌人攻势下，于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1932年末，在日寇以强大的陆、炮、空军的配合下，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进行残酷的大“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到严重的挫创，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相继失败。有的退入苏境；部分义勇军辗转到热河，参加热河、长城抗战；也有其他局部地区抗日义勇军依然坚持斗争，如辽南三角地带邓铁梅、苗可秀等，一直坚持很久，辽西朝阳地区有的抗日武装，一直坚持到“九三”胜利。
当日寇把东北义勇军主力打败之后，立即南下，集中兵力剿杀热河前线的爱国军民，激起了中国军民的热河抗战。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联”“公正裁决”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决心与日寇背水一战。1932年春，命令退驻热河境内的东北军和当地守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坚决抵抗，决不退让。同时，又改编了从黑龙江南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以及从辽宁省来的少量义勇军，使其参加抗战。不料战争刚一接触，汤王麟竟与日寇勾结，不战而逃，使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地占领热河。东北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立即退守长城各口，阻截日寇进犯。长城一战，是关系到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安危问题，“长城抗战”爆发后，张学良将军再三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呼吁求援，蒋介石不仅不予积极支持，反而暗中加紧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节节退让。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相持半年之久的长城抗战，遭到彻底失败。
热河失守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全国人民怒不可遏，一致要求追究卖国之责，强烈要求蒋介石、张学良下野，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改弦更张，采取积极抗战措施，拯救国家的危亡。蒋介石在全国强烈的政治舆论的压力下，于1933年3月6日，偕宋子文从南京乘飞机至保定，约张学良将军前去会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就这样张学良将军交出兵权下野出国了。
蒋介石强迫张学良下野，立即派亲日派黄郛、何应钦去北平，接替张学良的工作。任命黄郛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北平行政委员会主任，两人狼狈为奸，与日寇紧密勾结。他们一方面，把驻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军队调出，另一方面，改编部分东北军，消其番号，使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的武装。
张学良下野出国，对其旧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有相当一部分，过去“举凡设防作战，接济应援，一一仰承总副司令之筹帷”现在失去了靠山，感到心恢意冷，悲观失望，只好随波逐流，任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驱使；也有的对张学良抱有幻想，认为张学良一旦回来，还可以干番事业，可是现在只能消极等待和观望。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有的被改编参加了国民党武装；有的被遣散还乡后被捕杀；也有个别少数人，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了抗联队伍，坚持抗日斗争。
张学良的下野，给“救国会”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使其经济来源陷入困境，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停发“爱国奖券”。就连“东北热河后援会也不能继续工作，到1933年秋，后援会、救国会相继结束工作。”特别是“救国会的工作更是异常困难，最后，何应钦下令取消”。使东北抗日义勇军失去领导和组织机关。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带来了巨大损失。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条件、地点的具体情况不同，张学良将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当东北抗日义勇军刚刚出现后，张学良对它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抗日义勇军与张学良客观上存在着合作的思想基础；在“救国会”成立后，特别是在辽西“民团”歼灭古贺联队以后，张学良对抗日义勇军有了正确地认识，态度更加明朗。固然张学良将军从未发表过什么声明和宣言，也没有亲自指挥过义勇军作战，但是，明里、暗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曾给过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巨大的支持；张学良将军的下野出国，同样也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救国会”和义勇军失去了有力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柱。
总之，张学良将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关切和支援，永远彪炳史册，赢得了中外人士的钦佩和赞赏。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