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
张梅玲
1928年皇姑屯事件至1937年初被囚禁的10年中，张学良将军有三大历史功绩：东北易帜，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联共抗日，促成了西北“三位一体”；发动西安事变，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一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
当时的东北，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激烈，张学良何去何从?
日本待张学良就职后，又竭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多次向张施加压力，一面声称“张将军如果有雄心远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事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妄图挟持东北独立，一面又威胁：如果张将军要归服国民党，俯首称臣，“大日本也决不会坐视。”极力阻挠中国统一，英美帝国主义眼看富庶辽阔的东北将由日本独占，不甘心，也积极活动，以图插足其间。
在国内，1928年7月中旬，蒋桂冯阎四大派的代表曾在北平小汤山开会，决定对东北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遂不断派人促张易帜，以实现统一，完成“北伐”。当时东北内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作相、杨宇霆等认为，换了旗，就失去自主，要听命于蒋的摆布，进退失据；不换旗，可以举足轻重，战守自如，主动在我，劝张闭关自守，暂作壁上观。
张学良顶住内外压力，于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使日本肢解东北、攫取“满蒙”的计划暂时破产。
东北易帜，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也有人认为，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就是统一于蒋介石集团，助纣为虐，无进步意义可言。对张学良的易帜之举究竟如何评价?其思想境界是怎样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引出其中的结论。
第一，张学良改旗易帜，是当时可供他选择的诸种道路中唯一正确的一条，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之举。在东北当时形势下，张学良确实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张学良经过再三权衡和种种努力，选择并走上了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统一之途，是值得肯定的。自古以来，坚持民族独立还是搞民族投降主义；坚持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主义，是进步与倒退，有无民族气节的分水岭。我们赞颂历史上一切曾经为反对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做出过贡献的爱国者，就是依据了这条原则。张学良易帜符合这条原则，因而是进步的，值得赞颂的。
第二，张学良易帜前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东北易帜问题，张学良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态度是坚定的，主张是一贯的，张继位不久，何柱国、张学铭自日本观秋操返，述及日方提出“五铁路筑路权”要求，张说：“在我们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8月9日张学良面对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的软硬兼施，针锋相对地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11月11日，张又对东大学生讲：“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当东北上层人物讨论换旗与否时，张分析：换旗与否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是要我们俯首听命于日本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的罪人。他坚定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
第三，张学良爱国思想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各种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产生具有各种不同历史内容的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的时代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各种不同阶级，也有不同内容的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的阶级性。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张学良易帜前后的思想行为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符合民族的意愿。这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性、进步性。足见他已经超出了封建割据的旧军阀的思想范畴，开始成为一个初步的民主主义者。
张学良的思想又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受封建的伦理观念影响，把“爱国”与“忠君”混在一起；他反帝不坚决，在内外压力下有软弱性、动摇性；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面目认识不清，在一段时间内唯蒋之命是从，等等。因此，易帜后便追随蒋介石干了不少蠢事、坏事：1929年夏，挑起中东路事件，反苏反共；1930年参与中原大战，率兵入关，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又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迅即丢掉东北；“引咎辞职”出国考察归来，鼓吹法西斯主义；指挥“剿共”战争等等。这说明，易帜时张学良的爱国义仍然没有摆脱一般统治阶级的爱国主义的羁绊；也说明易帜后他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原有的基础上倒退了。他走了相当大的一段弯路，因而他这段历史暗淡无光。
二
张学良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几经挫折，困顿之后，接受了教训，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思想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千古不朽的民族英雄。
1935年秋，张学良被调至西北“剿共”以后，开始了思想转变的新时期，即由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折时期。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两方面。
客观条件是：(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三)爱国民主人士的劝诱疏导。(四)“剿共”前线屡遭打击的惨痛教训。(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
张学良将军转变的主观因素是：他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毁家之难，流亡之苦，“不抵抗将军”骂名之辱，“剿共”屡遭惨败之悔，对民族对先父未尽忠孝之愧，加之原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情感，在上述各种外部条件的作用下，他仇恨满腔，悔愧交加，促使他勇敢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这期间张学良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促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为全国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实现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过程中，三方做出了各自的重要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是政治领导者；杨虎城历史上与共产党的关系较深，联共活动较早；作为西北核心人物的张学良，也有其杰出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是他首先接受了杜重远关于“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开始有计划地付诸实施。是他首先采取主动，几乎同时通过多条渠道，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时，首先提出要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促成了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他在延安会谈时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一正确主张。
二是发动并致力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发动全民族抗战准备了条件。
张学良之所以能做出上述一系列惊人之举，产生了旷时盖世的影响，为人们所敬仰，关键在于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民族的意愿，思想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一，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由认为共产党即“匪”，进而拥护推崇共产党的主张，认为“共产党是全国最坚定的抗日力量”，“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反映了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和敬仰程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共产党的态度，是真假革命，进步与反动的分水岭。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与坚决合作的态度，表现了他思想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第二，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张学良由热心拥蒋，对蒋亦步亦趋，“唯中央之命是从”，到认清了蒋介石及其政策的实质：“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当他目睹南京政府“拘捕爱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时，发出了“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与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的愤慨与感叹。进而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反省自己：“东北沦陷，我有责任”，“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直到决心以实际行动与蒋的政治主张决裂，并不惜一切代价逼蒋改弦更辙，以求自己主张的实现。他在事变后公开宣布：“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这反映了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彻底转变：对内，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民主；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他已经坚定地站到了反帝反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的立场。
第三，对于民众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起初张学良对抗日缺乏胜利信心，就是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延安会谈时，周恩来以红军不可战胜的切身体会，阐述了依靠群众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对其触动很大。他积极支持民众的爱国运动，营救、保护爱国学生。他号召部下：“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他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因此他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为民请命’”。张学良坚决反对任何政治解决和妥协退让，主张进行“以民众总动员”为基础的“民族解放战争”，足见其代表民众、依靠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定立场。
第四，为国家民族达到了无私无畏的境地，张学良为发动全民族抗战，完全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如他自己表示的：“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结的”，“无一毫私心”，“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直到他蒙冤受辱被囚禁，仍写信激励东北军将士，“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耿耿丹心，可质天日!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他献出了一切，真正达到了无私无畏的地步!
综上所述，张学良是一位具有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英雄，是一位坚定的彻底的民主民族革命的斗士!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