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
张桂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学良一直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蒋剿共。但从1935年冬以后，他的政治思想有所转变，并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本文拟对张学良政治思想转变的因素，作一探述。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存亡关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各阶级各政党是团结抗日，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继续剿共镇压人民，这是当时所面临极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分化，正直的各派政治力量在行动上表达了自己的正义要求，马占山矫命抗战；二十六路军宣布“宁都起义”；上海“一二八抗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以及李济琛、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等等，都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破裂、分化愈演愈烈。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包括他在1936年12月发动的西安事变，实质上也是国民党营垒内部分化的反映。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以前，张学良主要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蒋剿共，他政治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与蒋介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他与蒋介石也有分歧、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如何对待“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为维护其的反动统治，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因此，他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集中力量“剿共”。
张学良则不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除国仇之外，还有父仇，并自认有失地的责任，故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收复东北失地。他虽然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围剿红军，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热心于内战”，他在自述材料中表明，他把剿共任务视为“不心愿之工作”，“并非必要之举”。而这种认识的来源主要是由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态度所决定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北地处国防前线，资源丰富，更是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焦点，故东北历来民族矛盾尖锐。张学良在东北深切感受到的是日俄等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威胁，而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对东北的影响不大，共产党的基础和影响更弱，所以张学良并未感受到共产党和革命对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的威胁，未涉及到他在东北统治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与蒋介石是有区别的。张学良曾自述过一件事：“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①张学良任武昌行营主任时，也曾同情并释放过进步青年。张自述说：“在鄂时，王以哲之哲，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②不难看出，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历史上并无深仇大恨，对爱国的进步青年且具有同情心，所以他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坚定的，也没有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在他看来，抗日才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民族危亡的加深，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避免必趋表面化、尖锐化。
第二，蒋介石的政策损害了东北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以牺牲东北的局部利益作为保全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代价、而丢失东北，使得东北丰富的农业、矿产、林业等资源尽数被日军所占，日本帝国主义任意烧杀抢掠，使东北公私财产的损失相当惊人。据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于1932年11月4日对于九一八事变损失综合统计之报告记载，东北官方财产损失如下：(1)军事机关损失52982万元；(2)民政机关损失7084万元；(3)交通机关损失51089万元；(4)金融机关损失59509万元；(5)学校及文化机关损失1532万元；(6)实业损失981万元；(7)财政及其他收入损失10330万元。总计官方损失达183520万元强③。又据国民党中央电讯社、南京总社出版的“东北事件”所载：此次日军陷落沈阳后，东北军唯一命脉的沈阳兵工厂，损失步枪15万枝，手枪6万枝，重炮野战炮共约250尊，各种子弹计2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弹药5万磅，计以上的军需品，足供十五师军队使用，尽被日军掠去。沈阳迫击炮厂，损失炮弹40万发、火药40余万磅、迫击炮600余尊。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余架飞机，尽将青天白日的旗徽，用铅油改成红色太阳的标志。东三省的金库官银号，闻存现金7000万，均被日军用载重车搬运殆空。此外归府多年积蓄的古玩、珠宝、玉石亦不翼而飞。
蒋介石的政策，不仅使东北集团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以东北军为主体，包括大学、中学、小学、文化团体、名流、学者、几十万百姓在内的亡省亡家的东北流亡集团。这个集团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后，长期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虐待、舆论上受歧视。
其二，蒋介石对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历来采取削弱异己的政策，调东北军入陕剿共，企图让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张学良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④。
中国的军阀有两条命根子：一是地盘，二是军队。蒋介石的政策不仅使张学良成为中国当时唯一失去了地盘的地方实力派，而且东北军在剿共中的惨败，被瓦解的危机已露端倪，所以蒋介石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集团的切身利益。这是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的政治经济根源。
二、民族危亡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高涨，广大东北军官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
《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它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准备进一步吞并华北三省。蒋介石为了倾全力剿共，对日本的侵咯行径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华北局势出现危机。在华北事变连续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布置围剿红军，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被迫带领东北军从他们作为第二故乡的河北撤退。他对日的“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深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⑤。
广大东北军官兵大多数是东北籍的流亡军人。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盼望早日对日作战，打回老家去，他们对剿共不满。张学良曾亲赴前防视察，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
1935年底，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之后，在上海会见了抗日将领李杜。在这前后，张还找了宋庆龄、沈均儒、杜重远、马占山等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特别是杜重远向张学良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首先同红军和十七路军形成一个西北的抗日大联合局面，才有可能推动蒋介石和全国抗日大联合。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党在长征后初到陕北时，围剿红军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鉴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命令，之后又奉命围剿红军，所以党起初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分化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从1935年9月起，为了自卫，我军在二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歼灭向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东北军近三个师的兵力。这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此，他们不敢再轻视红军的战斗力了。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党中央改变了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政策，决定把争取张学良作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从1935年底，即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区别对待，把斗争矛头指向蒋介石。
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党成立了白军工作委员会。1月25日，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主张。并通过个人信件向张学良、王以哲等申明大义，使东北军上下层都了解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党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生活上给于优待、照顾，政治思想上进行“禁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一些被俘的军官、特种兵及政训人员被送到“瓦窑堡军官训练班”学习，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他们讲课。这些被俘的官兵回到东北军后，无形中成了我党政治主张的宣传者。
正在考虑东北军出路的张学良将军，在了解到我党转变了的政策之后，他不能不考虑下列问题，即共产党有无剿灭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否停止?剿共与抗日二者，能否同时并进?如其不能，共产党与日、本侵略者，谁是中国真正的敌人?他对这些问题不能不加以思索，并不断同国民党中央“剿共”将领探讨，结果发现国民党中央将领的许多人承认“剿共是无期徒刑”，“疯狂侵咯的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⑥。
至此，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张学良自述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⑦张学良决定与我党联络并试探我党真意后，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各种线索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其中经高福源联系，1936年1月中旬，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与我党代表李克农见面。1月21日，张学良对李克农表示两点意见：(1)南京方面同情于国防政府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彼愿奔走；(2)原则同意双方停战和经济通商。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再次会晤，张表示完全同意王以哲和李克农自2月25日起谈判达成的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举行会谈，双方就有关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会议，张了解到我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和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从而打消了许多思想顾虑。延安会谈，标志着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完全转变了，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使张学良更大胆地联共
九一八事变后的数年间，蒋介石始终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变化，特别是1935年连续发生的华北事变，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日态度渐趋强硬，这就迫使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从1935年秋冬开始考虑调整其政策。
以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为契机，蒋介石发表了对外关系的演词，向日本人作出了一种强硬姿态，蒋介石在调整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开始调整对苏联、对共产党的政策。他在外交上企求联苏反日，在国内则寻求“联共”。他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⑧。出于这样的目的，蒋介石在设法打通苏联关系寻求援助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着手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孔祥熙商议并选派了我地下党员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与董同行的还有孙子华。他们到达西安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的路线，董健吾决定找张学良，请其协助赴瓦窑堡。张学良当时很诧异，详细盘问此事的来龙去脉。此时张学良已和红军沟通关系，双方正派遣使者举行秘密会谈，现在获悉南京政府也派人和中央联系，便更加大胆地同中国共产党来往了。张学良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⑨
五、张学良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自述说：“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⑩
可见，他的反日思想是在东北的特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张学良生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统治即将土崩瓦解，民主革命思潮正在兴起。张学良在少年时期受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对民主革命的思想有所接触。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与阎宝航、杜重远等进步人士友好，并参与社会上的各种进步活动，因而具有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民主爱国思想。
张学良在自述中说，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影响超过于本国师友(11)。张学良生长于旧军人家庭，受到封建势力的包围，但由于他从少年时起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开明教育，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故其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后来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动。
张学良勇敢无畏、坦率豪爽，既预定要做其父的继承人，所以选择了军人这一行。生活在帝国主义竞相角逐的东北这一环境中，张学良看到了东北处境之危险，意识到乃父问鼎中原之错误，“虽百般诤谏，卒以寡不敌众，及不得不屈服去作实现此种野心的工具”。(12)在内战的一幕幕悲剧中，张学良既是一个观众，又是一个重要演员，他认识了内战残酷与无意义。他在自述中写道：“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蔽，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13)张学良从青年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参与军机。他在其父身边工作，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他人鼻息的日子很不好过，故轻视对日关系。早在1921年，当日本驻奉总领事与张作霖办交涉时，张学良见其父对日让步，即“以激烈的排日论调威胁乃父张作霖”，为此，父子间曾大肆争吵。(14)后来，张作霖对日本“不肯听话”，也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15)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充当日本走卒的可悲下场，国难家仇交织一身，反日思想更为炽烈，他决心不再重蹈其父覆辙，要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当蒋介石主动争取他时，他权衡利弊，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改旗易帜。张学良在易帜斗争中所表现的反日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升级，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在东北人民推动下，以反日排日为指导思想，以开发、建设富强的东北为目的，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使东北濒临破产的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少年满洲”的崛起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和嫉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虽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其抗日之心未曾失掉。他在暗中支持与鼓舞东北抗日义勇军，支持民众的反日爱国活动。在武汉时，张学良在言谈中，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与同室的蒋鼎文常常谈到天亮，谈他过去的罪过，渴望立即对日宣战，对收复东北。“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16)。
显然，张学良的心理状态是处于苦闷和矛盾之中的，既有拥蒋剿共的一面，又有反日爱国的一面，而后者则是他后来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
过去有人认为，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利用，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这种认识，当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张学良联共抗日与共产党联张抗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就政治基础而言，双方对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有共同的认识，要求抗日就成了双方合作的政治纽带。此外，这种合作也是双方各自求生存的需要。张学良为避免东北军在内战中无端地消耗掉，要重新奋起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就必须寻找同盟者，共同奋斗；我党在长征后只有不足3万人的力量，也必须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把一切爱国的阶级、政党及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所以这种合作是适合时势的要求，而并不在于张学良个人或我党某领导人一时的动机。就思想基础而言，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者。诚然，双方的阶级基础不同，各自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不尽一致，然而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切爱国者都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寻找救国的方法，而这就必须联合起来。所以张学良联共抗日和共产党联张抗日既是资产阶级爱国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爱国的需要。当然，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后来能突飞猛进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是有密切关系的，但这是真诚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怀并尊重张学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当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的政治思想更为开扩了。他以政治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迅速地将联共抗日的思想付诸实际行动。在我党的建议和帮助下，他着手改造东北军，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抗日准备工作。他通过多种形式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蒋的主张的希望。最后在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前，张学良迫不得已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西安事变的发动使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化为泡影，首先在政治上战胜了蒋介石，造成其欲反共而不能为形势，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大大加快了合作形成的过程，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使中国从此由十年内战转向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全民族团结一致的反帝战争，从而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指出：他们是“千古功臣”，是“千古不朽的人物”。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张、杨两将军的深切怀念。
注 释
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② 同上。
③ 《革命文献》第三十五辑，第1311-1312页。
④ 陈诚1936年9月20日上蒋介石电，原件存总统府机要室档案，来电纸号次四四八二，转引自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18页。
⑤ 同上。
⑥ 熊希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⑦ 同①。
⑧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⑨ 同①。
⑩ 《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6期。
(11) 同⑥。
(12) 同①。
(13) 西北大学历史系现代史研究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32页。
(14) 〔日〕野田凉《满洲建国与在奉天活动的主要人物》，第3页。
(15)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16页。
(16) 王兰《蒋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