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能联合发动西安事变
陆永山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在历史上，十七路军与东北军没有来往，杨和张也未打过交道。”①然而，他们为什么敢相互联合发动如此惊心动魄，关系到各自权益的得失与生命安危的西安事变呢?这决不是偶然的，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一、抗日爱国，是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出生在辽宁海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长子。1928年任奉天第三、四方面军总司令，屯兵保定。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使这位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的大公子，逐步形成了维护民族尊严的抗日爱国思想。
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派取得暂时妥协后，开始了一场争夺地盘的所谓北伐。不久，攻打到北京外围，奉系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放弃北京，退归关外，途经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张学良在保定闻讯后立即秘密赶回奉天，继承父位，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继位后，面临极其复杂的形势。蒋介石本想乘胜消灭东北军，又唯恐引起日军干涉，决定劝张改旗易帜；日本帝国主义原想炸死张作霖后，通过更换走狗，一举占领东北，不料张很快回到奉天，继承父位。阴谋未逞，贼心不死，便积极策划东北独立。8月间，派代表到奉天，阻止东北换旗，公开对张进行军事威胁。张长期在其父身边工作，看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眼色，深知仰他人之鼻息的日子不好过，今又有杀父之仇，因此，决心不屈从日本。同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宣布“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②蒋介石南京政府合作。从此，北洋军阀中的奉系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也由旧军阀跨入国民党新军阀的行列。
日本帝国主义图谋霸占我国东北由来已久。张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民族尊严，不顾日本的军事威胁，适时决定归顺南京政府，这就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东北，使东北“独立”的阴谋，从而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反映张学良有着浓厚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
张归顺南京政府后，蒋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新军阀中的东北最高地方首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张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华北事变，这对张震动很大。他曾对友人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同胞们遣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更有价值。”③当1935年蒋调他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时，他不赞成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汉口说：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④
诚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张在倾诉这些思想的同时，仍在继续追随蒋“剿共”。但他的抗日爱国思想却始终没有终止，而且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有增无减。这正是张能够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之役。从大革命开始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率部进入陕北，在榆林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交往与合作，从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在陕北的杨虎城派人参加了会议，杨本人亦于这时加入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决拥护者。随后，出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司令，参加北伐。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反共，杨这时名义上隶属于冯，而他确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并表示只要他在，第十军就决不清党。也恰在这时，他与共产党员谢保贞结了婚，并向皖北特委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虽未能实现，但这种坚决要求革命的思想极为可贵。
中原大战后，杨部被改编为十七路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杨取得了陕西地盘。杨在陕主政期间，力求造福于人民。提出广用进步人士，释放政治犯等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进攻，中华民族处在危亡关头。杨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极为不满，要求抗日。日军侵及长城各口时，杨基于爱国义愤，面蒋请缨抗日，遭受冷遇，遂转而积极支持冯玉祥、吉鸿昌、许权中等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同时在西安举办步兵训练班，向官兵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于是，杨的爱国民主立场与蒋卖国投降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兴锐。蒋不抗日，自己怎么办，杨义无反顾，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⑤表明了他抗日爱国的决心。
这些说明，杨的政治倾向与其他军阀有所不同。他的基本政治素质是好的，具有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综上所述，尽管张杨出身、经历和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两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却是相通的。这就为他们后来能够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中共做了大量工作，消除了张杨间的隔阂，为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1930年11月，杨部在参加中原大战获胜后进占西安，被蒋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成为陕西地方实力派的最高首脑。
张学良是东北地方实力派的最高首脑。九一八事变后，因失东北，退至关内。193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总司令的职务，率东北军进驻陕甘。将原驻陕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隶属于“西北剿总”之下。
东北军调陕时有数10万大军，比十七路军(约3万人)大许多倍。两支不同体系的军阀队伍驻在一起，力量又相差悬殊，必然会引起疑惧、戒心，特别是对杨和17路军。“在很长时间，双方都是官方酬对，内心话都不肯说。”⑥加之蒋介石施展政治流氓的惯技，在东北军、西北军之间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挑拨离间，企图制造和利用矛盾，从中达到消除异己之目的。于是，他对张说：只要东北军“剿共”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然后又向杨散布张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暗示：张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⑦蒋系特务还极力散布张、杨不和的谣言并在下层官兵中制造纠纷。“指派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之恶化火并。”⑧在他们的挑拨离间下，双方下级官兵有时为了看戏占座；在街上相逢，为了避路、争路等小事也常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到互相开枪的地步”。⑨造成两军对立情绪。使本来就有的疑虑加重了，双方关系一度异常紧张。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同时，在促进张、杨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搞好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专门指示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两军消除隔阂，从而促进了张，杨间的团结合作。
首先，为团结抗日，一些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我地下党同志，联合张、杨两部的进步人士如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主动在张、杨间做工作，揭露蒋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勾当，促使他们相互了解。王菊人曾亲自向杨介绍，张学良和东北军失之东北，遭受丧家亡土的痛苦；入关后实力受损，地位日下，对此张不会甘心。十七路军在反蒋抗日前提下，同东北军友好合作是可能的。杨听后深表赞同，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以后，杨便积极主动接近张，争取同他合作。
1936年1月，“高崇民经南汉宸介绍，从上海抵西安促进张杨合作共同联合抗日。经高往返沟通，张杨关系日趋密切”。⑩王炳南回忆西安事变时说：1936年10月，我去上海，杜重远写信介绍我去见张学良，让我沟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回西安后我就经常来往于张杨之间，张对我也很信任。(11)此后，张也以实际行动团结西北军，以便消除疑惧。例如，当时驻在西安蒋的爪牙宪兵六团团长杨镇亚，扣留一车鸦片，然后捏造事实，准备呈报南京，以置杨于死地。张得知后，气愤地说：“南京蒋自己贩鸦片作特务活动费，杨虎城将军是包干制，3万人领不到1万人的军饷，还污蔑人家贩卖鸦片，陷害人，岂有此理!”(12)他立即下令将案子交绥靖公署处理。第二天杨便亲自谢张。从此，两人的合作密切了。
其次，中国共产党还在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对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进行广泛的“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使东北军广大官兵认识到：应该联合十七路军和红军打日本。在联合抗日这个共同政治方向下，两军间的官兵关系也得到改善。
另外，1935年八九月间，党中央派叶剑英以红军代表身份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同年春，党中央又先后派张文彬、朱理治等到西安分别负责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有关工作。他们为促进两军的团结合作做了很多工作。
经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张、杨两将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终于殊途同归。他们开始以诚相见，一起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等办法。为培养抗日力量，在西安联合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张、杨分别担任正副团长，训练两军连以上、团以下军官。这样，到1936年下半年，在反内战、共同抗日前提下，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团结合作，为后来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三、“剿共”的失败，张杨同蒋矛盾的激化，迫使他们走上联合发动西安事变的道路
张归顺南京政府后，曾忠实执行蒋对日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采取不抵抗政策，张表示赞同。几十万大军几乎一枪未放，撤至关内。1933年日军大举进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激起全国人民愤怒。蒋为逃避全国舆论遣责，“用苦肉计迫张下野”。“张只得屈从蒋介石的意旨，1933年4月，下野出国。”(13)
1933年10月，蒋欲调东北军南下平息福建事变并进攻红军，“而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如黄显声、张蔚九等表示反对”。(14)无奈电召张归国。张于1934年初回国后，翌年9月被蒋任命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率东北军到陕甘“围剿”红军。起初，张和东北军对“围剿”红军很卖力，希望通过“围剿”红军的胜利，获取蒋的信任，以便扩大实力，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张在这种思想驱使下，调10万大军向陕甘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
刘志丹、徐海东率领15军团，在陕北人民的支援下，诱敌深入。9月在甘泉劳山战役，全歼东北军一一○师，师长何立功被击毙；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一○七师和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经过这两次战役，东北军锐气大减。张以沉痛的心情在自述中写道：“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15)11月，他带着苦恼的心情，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临行时，告诉部下，“不能再前进了”。到南京不久，又从西安总部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在直罗镇战役中一○九师被歼，师长牛之峰阵亡的消息。“这个牵心动魄的消息，使张学良将军异常震动，态度上表现了很苦恼很茫然的样子。”(16)
东北军历时3个月的“剿共”，结果损失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史上是没有过的。给张和东北军以极大的打击。张依照国民党的惯例，向南京政府请示重建东北军在“剿共”中损失的部队，蒋不但不准，还要取消被歼部队番号，削减军费。更为恶劣的是，他要求为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发10万抚恤金，也遭拒绝。张无比气愤地说：“我的名望，已经降低到还不值10万块钱。”还有，在张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时，因“剿共”失利，受到冷遇。过去张到南京，何应钦、宋子文等亲自去机场迎接，这次只派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去接，张见此情景“感到蒋已不重视他了，内心开始动摇”。南京会后，“思想上波动很大”，开始认识“再这样下去没有前途，想另找出路”。(17)1936年l月，他秘密到上海找东北籍进步人士杜重远，向杜倾吐了自己的苦楚。杜批评了他，并介绍了我党八一宣言。指出“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建议张“搞西北大联合”，“要联共，联盛(世才)，依靠苏联的帮助，这样就会有前途。”(18)这一席话，使张受到启发，开始寻找我地下党。
1935年1月，我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阻拦，由鄂豫皖转移陕南地区，开辟新根据地。杨虎城奉蒋的严令，调大批军队截击“围剿”。结果，1月在察玉窑和葛牌镇两地被红军歼灭6个营。2月，杨把他的3个警备旅全部调出，这时红二十五军越战越勇，突出秦岭，进迫西安近郊，连战连捷，威震全陕。在短短半年内，杨亲信部队有的被歼有的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他认识到：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19)决心不再和红军打仗，开始考虑和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
这时，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可能的。1936年1月，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名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明愿意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党还先后派李克农、刘鼎等与张进行多次商谈，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派周恩来于4月6日在延安同张会谈，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20)
1935年12月，毛泽东派汪锋，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3人的亲笔信到西安。汪锋曾3次会见杨虎城。王炳南也于1936年春奉党的指派回国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完全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这样，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胜利。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在西北鼎足而立。
蒋介石对于张、杨联共抗日早已怀恨在心，只因忙于平息两广事变，而无力解决西北问题。
1936年10月，蒋平息两广事变后，便匆忙赶到西安。随后，召开“剿共”会议，将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大军纷纷北调，准备新的“剿共”战争。眼见一场自相残杀的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张见此情后，曾利用自己同蒋的“特殊关系”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蒋拒绝。这时，蒋对张、杨更不信任了。于是决定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余名亲信到西安，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蒋介石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准备密谋解决张、杨问题。”(21)12月4日，蒋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1.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2.如张、杨不愿“剿共”，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张、杨都不能接受。因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早已建立了友好关系，再“围剿”红军已办不到，如果离开西北，等于自投罗网。于是张、杨下决心，不再打内战，也不离开西北，同蒋针锋相对。秘密制定了从“苦谏”到“兵谏”的对蒋计划。即第一步，劝蒋，尽量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无效，第二步捉蒋，逼蒋抗日。为此，张主动承担劝蒋抗日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找蒋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5次。12月7日，张亲自到华清池，声泪俱下地进谏道：“国家民族的危亡到了最后的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张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而“蒋听了勃然大怒”。最后竟拍案斥张，扬言“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22)接着，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所顽拒。就是这样，连续几天，张天天去谈。张说：对蒋介石“我真是用尽心机……舌敝唇焦，而且是绝对纯洁无私”，“而他(蒋)对高级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23)为了做到仁至义尽，12月10日和11日，张两次劝蒋，他义正严词地向蒋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又拍案骂张竟敢犯上作乱。杨虎城也不时去说，均毫无效果，骄横顽固到了极点。至此，“哭谏”、慷慨陈词，好言相劝都无济于事。张、杨两将军义愤填膺，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迫不得已，毅然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实行“兵谏”，逼蒋走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是张、杨同蒋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蒋自己逼成的，同时也是张、杨爱国热忱的集中表现。试想，张、杨作为国民党新军阀中的一支地方实力派首脑，如果没有可贵的爱国思想和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慨，怎敢冒着权益的得失与生命的安危，去发动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呢?可见，张、杨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张、杨及其东北军、十七路军作为国民党新军阀中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排除干扰，顺乎历史潮流，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不愧为是“千古功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水远怀念他们。
注 释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364页。
② 《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
③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35页。
④ 同上，第439页。
⑤ 王炳乾等《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⑥ 同③，第365页。
⑦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2页。
⑧ 同③，第366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第412、274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334页。
(13)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7页。
(14) 同③，第440页。
(15) 同(13)，第40页。
(16) 同③，第446页。
(17) 同上，第265页。
(18) 同上，第266、363页。
(19) 同上。
(20) 同⑦，第20页。
(21) 同上，第29页。
(22) 同③，第311页。
(23) 同上，第110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