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杰出的贡献光辉的业绩-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片断
房成祥
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它是我国结束内战走上对日抗战的转折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以非凡的才能，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西安事变43周年、周恩来同志逝世4周年的时候，本文特评述周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一些片断，以表达我们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促进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
西安事变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我国正处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命运，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残酷地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围剿”红军。
张学良本来是国民党反动营垒中的东北军的首脑，他既同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存在着矛盾，又拥护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处于敌对地位，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后，在西北首先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军被俘官兵中有个团长叫高福源，深为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和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所感动，思想发生了变化，鼓起勇气要求见我党领导人。党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接见了高福源，他表示愿意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红军通过高福源和张学良建立起联系。张学良要求与红军正式代表商谈。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前往洛川，先后同王以哲、张学良进行谈判，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当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局部停战协定。但张学良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的问题上仍持不同观点，并向李克农同志提出，希望会见毛泽东或周恩来。
党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会晤张学良。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同志同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讲出对国家前途的一些看法。周恩来同志针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深刻地说明了要抗日就不能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抗日的道理，并告诉他：你要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接受周恩来同志的观点，并表示了报家仇、雪国耻的抗日宏愿。双方在诚恳的气氛中讨论了联合抗日，怎样对待蒋介石以及抗日准备等问题，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
这次会谈，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周恩来同志的诚恳态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从1936年上半年起，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抵制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实际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并同红军秘密地建立起友谊关系。为了迷惑蒋介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常常同红军打假仗。东北军、十七路军由原来的“剿共”，转变为联共，这就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帮助张、杨作出决断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强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多次劝他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张、杨不得不在12月12日进行“兵谏”，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张、杨提出的抗日主张得以实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积极而又实际的援助，党中央接受张、杨的邀请，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团前往西安。
12月16日，周恩来同志和代表团乘专机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张战斗。
当时，由于南京政府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步步进逼，华阴、华县一带两军对垒，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杨内部一小部分军官发生动摇，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在潼关公开叛变，投降南京。因此，古城西安虽已解除戒严，市面恢复常态，社会秩序安谧，然而，士兵荷枪实弹，仍不得不加强戒备。蒋介石被捉起来以后，怎样处理他?张、杨内部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人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即可放他；广大官兵却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两种意见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张、杨成立的研究事变问题的机构——“设计委员会”，也是各持己见，有的主张杀掉蒋介石，有的主张把他交人民公审，也有的表示听听红军意见再说。至于广大群众，对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更是皆曰杀之而后快。
张、杨二将军赤诚爱国，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却没有明确的方针，也缺乏解决事变的能力。他们殷切盼望周恩来同志和代表团早日到达。张学良曾期待地说：“他(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直到1975年香港一家刊物刊登的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中还说：周恩来到了西安是事实上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谋主”和“主宰者”。
代表团进城后，周恩来同志住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上，受到张学良将军的热情接待。张学良见到周恩来同志第一句话就问：“美髯公，你的胡须呢?”周恩来同志作了个手势说：“剪去了”。在一旁的人惊异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周恩来同志告诉他们：“我们是老朋友了。”接着张学良将军把捉蒋的经过、蒋介石的表现、南京的动态、西安的情况、各省军阀的态度、英美方面的动向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署、中央军的行动等，向周恩来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并诚恳地征求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当晚，周恩来同志同张学良将军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次日，又到九府街杨虎城公馆同杨虎城将军作竟日长谈。
周恩来同志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与政策，充分地肯定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俘虏的拿破伦。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然后，周恩来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我党的主张。他指出：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杨深为感动，由衷地赞叹：“中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真是令人极端佩服。”张、杨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做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
由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大部分官兵和广大群众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强烈地要求把他杀掉。所以，要把张、杨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我党抗日救亡的方针上来，必须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
杨虎城将军深明大义，能够从大局出发，原则上接受我党的主张。但是，他深知蒋介石为人毫无信义、心狠手辣，睚眦必报，并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因此，当他想到放了蒋介石，今后怎样同蒋共事时，便顾虑重重，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周恩来同志进一步帮助他分析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为防患于未然，还同他一起研究应该采取的对策，帮助他提高认识，增强信心，消除顾虑。
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要求杀掉蒋介石，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同志毅然决然地只身到那些军官中去。他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并耐心地说明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周恩来同志指出：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啊!蒋介石已落在我们手里，有可能听我们的意见，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自己会有选择的。我们把他扣起来，决不是对他要搞什么报复。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蒋介石拥有的各种力量比我们大，争取他接受我们的意见。对抗日是有好处的。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
东北军政训处处长卢广绩，是周恩来同志在沈阳东关省立第一小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周恩来同志抓紧对卢进行工作，并在同他的多次往来中结识不少东北军军官。步兵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九一八事变后，曾在锦州组织抗日义勇军与日寇周旋。周恩来同志对他说：我们都要抗日了，红军北上就是为了抗日，你的看法如何?熊师长感动地说：“红军北上抗日，准备收复失地，我这个亡省亡家的东北人，内心是万分感激的。”周恩来同志说：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彼此有同感啊!熊师长说：“红军的标语写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官兵看了，都热泪满面，决心掉转枪口，一致对外”。周恩来同志赞许地说：好!好!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希望东北军将领能与我们合作。熊师长表示：“今天国难家仇逼人奋起，我们只有收复失地，才对得起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诸姑姐妹。”周恩来同志听后说：好!好!大家同心协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吧!周恩来同志的言词，如同春风，温暖着友军官兵的心，鼓舞他们抗敌救国。
周恩来同志不但积极地做上层人士的工作，而且还和叶剑英、博古等同志一起深入基层，夜以继日地同各界朋友、青年学生进行广泛的交往和接触。在到达西安的头几天，周恩来同志就接连会见各界知名人士杜斌丞等20多人，鼓励他们继续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着举国团结抗日救亡的方向发展。杜斌丞多次对朋友说：“共产党的主张真有道理”，并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19日，周恩来同志在西京招待所接见学生代表，充分肯定了西安学生运动的成绩，并要求他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次，周恩来同志应邀参加在一所中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他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听众越来越多，场内站不下，树上、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他那气势磅礴的演说，感人肺腑，使人坚强，给人力量，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他的演说唤起了蕴藏在人们心底的革命怒涛，使古城西安、渭河两岸的抗日浪潮更加汹涌澎湃。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
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对事变发生后的局势，我党的策略，谈判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出进一步的指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公开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八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周恩来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与张、杨二将军商讨了同蒋介石谈判的问题。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到达西安。蒋介石和西安方面的谈判随即开始。在谈判开始前，蒋介石玩弄花招，提出两条所谓“原则”：一是他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所谓“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蒋介石阴谋用这种既不出头又不签字的方式，为日后推翻达成的协议找借口。
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卓越才能，向最顽固的堡垒发起进攻，与被捕的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
首先，周恩来同志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同灵活的斗争艺术性结合起来，同宋美龄、宋子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八项主张的立场，提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即：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力；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宋美龄借口中日武装力量相差太悬殊，不能马上抗日，只能做抗日的准备工作；阴谋以“红军必须改编为国军，必须听从国民党指挥”为条件，方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周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全局出发，作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重大让步，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时他严肃地指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遗嘱，打了十年反革命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能识大局，立即实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党既往不咎，张、杨两将军也会放蒋先生回去。如若坚持内战，则将成为千古罪人。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又有英、美的意图为背景，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的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同中国共产党的六条主张基本相同。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件，说明蒋介石已经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然后，周恩来同志直接同蒋介石会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到周恩来同志，脸色发白、低着头，显出一付窘态，却又故作姿态，摆出“委员长”的臭架子。周恩来同志说：我们是十年内战的对手，现在在这里见面，我不是来算旧帐的，我是来同你商谈今后救国大计的。周恩来同志向他说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图，痛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敦促蒋介石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前，蒋介石显得那么渺小，虚弱。他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被迫表示双方谈的条件全可接受，并邀周恩来同志前往南京继续谈判。
但是，西安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对蒋介石不在协议上签字表示担心，怕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将领提出，没有具体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介石，否则，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他们联名写信给宋子文，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否则，誓死反对放蒋。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周恩来同志一面建议张、杨二将军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军官开会，向他们做解释工作；一面亲自对社会各方面人士做说服工作。周恩来同志指出：斗争要有策略，要适可而止。签字是个形式，签了字的要撕毁还是照样撕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由多方面条件促成的，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蒋介石是不敢为所欲为的。如果他背信弃义，继续打内战，则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我们也就同他打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话情真意切，使许多人消除了顾虑。他们高兴地说：“全国联合抗日，可要把日本人和亲日派气死了。”周恩来同志称赞说：说得好!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高兴的事，我们偏不做。这样，我们就能把事办好。于是，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在表示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的第二天被释放。
张学良将军是个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军人，他始终认为扣留蒋介石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自己，对蒋介石缺乏警惕。周恩来同志多次提醒他对蒋介石要提高警惕。可是，他没有听取周恩来同志的劝告。蒋介石离西安时，他没有同周恩来同志商量，便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同志得到报告立即赶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了。
力挽狂澜，巩固胜利成果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狡猾狠毒的家伙，他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将陪送他的张学良将军扣押起来。同时，他还调兵西进，威胁西安。开入陕西境内的中央军增加10余师之多，分5个路军和6个纵队对西安采取包围姿态向前推进。蒋介石扣张进兵，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分裂。在如何对待蒋介石集团军事威胁的问题上，围绕和与战的问题，东北军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认为，只有“用武力”“拼命”“厮杀”，才能营救张学良，主张和蒋介石决一死战。而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将领认为，营救张学良应取和平方法，避免兵戎相见。
为了避免内战，避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分裂，周恩来同志经常会见两军中的将领、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向他们做工作。有一次，他约集两军校官以上的人员讲话，历时六小时之久。他反复宣传我党关于团结抗战和营救张学良的态度与方针，号召他们增强团结，争取好的前途。他那诚恳、亲切、友好的态度赢得两军官兵的衷心爱戴与敬佩。一天，他应邀出席东北军的军官会，赞扬东北军官兵逼蒋抗日的正确立场，语重心长地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他说：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重，一定要加强团结，消除内部分歧，联合起来打日本。他那生动有力的讲演，深深地扣动了东北军官兵的心弦，讲演结束了，他们还恋恋不舍，不愿离去。周恩来同志高兴地问道：大家唱个歌子好不好?他们齐声响应：“好!”一位军官以极其尊敬的口气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顿时欢笑声和掌声响彻全场。周恩来同志微笑着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当他们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时候，无不热泪满面，紧握双拳。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胸中燃烧起复仇的怒火，再一次激起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这时托派分子张慕陶在西安到处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挑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关系，煽动东北军内部的“少壮派”反对和平解决，使之同“元老派”之间在和与战问题上的矛盾急剧激化。
主张同蒋介石拼命打一仗救出张学良的东北军少壮派，得到十七路军一部分军官的支持。两军中主战、主和两派的矛盾日趋尖锐，自相残杀的内战随时可能爆发。
在这严重关头，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维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继续逼迫蒋介石抗日。为此，周恩来同志对两军中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平等相待，耐心地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希望他们从国家前途和民族利益出发，携手并进，共同抗日。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很多朋友坚定了和平解决的信心。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国内和平，实现对外抵抗，周恩来同志以极大的耐心做杨虎城将军的工作。张学良陪蒋赴南京后，杨虎城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领导者，是联合抗日的关键人物。只要他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巩固内部团结，就能达到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目的。可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他摇摆不定，多次反复。他为消除心中积愤，未尝不想同蒋介石决一胜负。所以当他受到主战派包围时，同情主战派，甚至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发生误解，避而不见。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展活动很困难，周恩来同志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对待他，主动地寻找他，开导他，劝告他。一次周恩来同志向他指出：如果打起来，当然我们党不能站在局外，那末，它同国共战争将混在一起，会越打越大，不能收场，不是与你们搞事变的宗旨相违背吗?而且无论胜负属谁，都是国力的消耗，对抗日是不利的。我们不能把破坏和平的罪责自己揽上身来。如果南京方面进迫不已，当然只有出于抵抗一途，那时破坏和平的罪责就不在我们一方了。总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动摇。杨虎城将军听了这番话，好象在三岔路口徘徊中突然发现了路标，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通过各种会议，及时地揭露托派分子的阴谋，并对“少壮派”进行批评教育。
南京政府节节进逼，激怒了广大官兵和群众。1937年1月末，社会上主战空气日益高涨。中共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要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只要张、杨两都上下一致主战，红军也应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1月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赶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研究并报中央批准了这个重大决策。当晚，代表团将这个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与少壮派，红军对友军诚恳真挚的态度，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受到一次深刻而实际的教育。1月31日，西安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和冷静分析，张、杨两部大多数军官认识到，以不打为宜。会上，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防止分裂。
奋不顾身克服艰险
周恩来同志在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党的事业，奋不顾身，坚定沉着，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刚勇才智与胆略。
东北军内少数主战的“少壮派”，在托派、特务煽动下，不顾大局，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军长。不久，刘多荃又下令杀死奔走联共抗日最得力的高福源，并扬言要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一次“兵谏”。
霎时，乌云翻滚，西安乱成一片。为着防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周恩来同志把代表团许多同志送到三原红军驻地。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叶剑英同志一起留在西安。他以惊人的胆略，立即率代表团成员赶到王以哲家中，向王以哲的家属表示悼念和慰问，表明了我党我军的严正立场，戳穿了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嫁祸于我党的阴谋，教育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使他们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东北军中“少壮派”青年军官，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把他们的司令官张学良救回来，在枪杀了王以哲以后，气势汹汹地闯进周恩来同志的临时住处。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霍地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指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要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你们认为这样干就可以营救你们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这一番严词，把他们训斥得目瞪口呆，无地自容。他们流着眼泪，向周恩来同志认错。
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周恩来同志支持杨虎城将军以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派刘鼎将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送往红军驻地，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两派军官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服，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共赴国难。
南京方面乘机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施加压力，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2月7日，中央军进驻西安。2月9日，顾祝同到西安成立“西安行营”，东北军东调。国民党在西安恢复反动秩序，以高压手段对付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传讯、逮捕救亡组织负责人，取缔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权利。宋绮云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由于新闻检查被迫开了“天窗”。国民党政工特务还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诬蔑西安事变。周恩来同志挺身而出，立即去“西安行营”严词质问顾祝同。顾祝同不得不下令取消反动标语，收敛其嚣张气焰。
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
周恩来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总是以平凡的群众中一员的身份向群众学习，又坚决地、正确地指导群众进行斗争，充分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革命作风。当时，一位记者写道：周恩来先生身体消瘦，穿着灰布棉衣，扎着士兵的皮带，粗而黑的须发，一双精神而朴素的眼睛，炯炯夺目。如果他站在士兵中，不进行演说和辩论，谁也不会看出他是中国的一个伟人。
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为红军赶制了3万套棉衣，同时另做了4件皮大衣，指定给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穿用。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当即表示：3万套棉衣留用转运，我代表红军致谢。但是，4件皮大衣决不能收留，红军官兵生活一致，任何人不能特殊。周恩来同志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博得了东北军官兵的衷心钦佩和无限尊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同志于1937年3月胜利地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见到完成剿匪任务归来的同志时，高兴地说：“听说你们剿匪胜利回来了!”剿匪归来的同志答道：“我们算什么。副主席这趟到西安才真正是打了个大胜仗。”周恩来同志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周恩来同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总是把功劳和荣誉归于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充分体现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
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周恩来同志为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身系民族安危，奔赴西安，与被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实现了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周恩来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远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千秋永在，万古长辉。他的卓越功勋象一幅幅光采画卷载入了千秋史册。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