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丁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25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①，“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②。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这一事变；有一种意见认为：张学良自策划捉蒋之时起，就没有杀蒋的意图，只是为了劝蒋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因此，放蒋回宁，和平解决事变是必然的结果；有人(如苏联学者)认为是苏联和共产党国际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更为荒唐的是，还有人(如台湾学者)竟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被蒋的“精诚”所“感召”，迅速“悔悟”，从而释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等等。
究竟如何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③。这就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从某一方面去找原因，而应该把它置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网络结构”中去加以考察，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西安事变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的重要历史时刻，这就决定了卷入这一事变的力量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事变的最终解决，也就必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虽有主次大小之分，但都程度不同地起了作用，必须全面地去分析研究，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单纯地强调其中的某一点，或片面地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都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笔者不揣冒昧，拟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作用作些探讨，以就教于识者。
第一，张、杨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是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
众所周知，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蒋介石仍然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误国殃民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引起了国民党内爱国将领的强烈不满。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劝蒋停止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但均遭顽固拒绝。在苦谏失败又别无它计可施的情况下，断然采取了兵谏措施，逼蒋联共抗日。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愿望是善良的。就在捉蒋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部下应德田、黎天才等人，拟出关于逼蒋联共抗日的通电，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中心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放弃独裁统治，一致对外。在通电中还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寄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④。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以及捉蒋时就根本没有杀蒋的意图。事变开始后，张学良首先严令率部前往华清池捉蒋的侍从参谋、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绝对保证蒋的安全。他和杨虎城及文武官员在西安城内的办公楼等候消息。当得知蒋介石逃跑后失踪的消息时，张学良激动地对大家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要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然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张学良将军的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使在座的将领们无不为之感动；同时也表明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就决心要和平解决事变。
捉蒋后，张学良携带通电文稿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说明了兵谏的意图，表示对蒋介石没有伤害之意，只是为了抗日救国。接着宣读了通电，并要求同意通电内容的人签字，这些要员们都签了自己的姓名。12月12日上午，通电发出后，张学良又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⑤。说明兵谏之举，是为捉蒋反省，共同抗日。13日，张学良对所部职员讲话，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旧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⑥!14日，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⑦15日，杨虎城在广播讲话中也说：“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⑧。
张、杨二位将军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他们在事变的全过程中，全力保蒋安全，迫其反省，目的只有一个——逼蒋抗日。由于张、杨二位将军是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他们的这种善良的愿望和正义的要求就成为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
第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主联蒋抗日，是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杨即电告我党中央，并请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党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高度赞扬了张、杨的正义行动，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解决西安事变。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提出了我党的方针：“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持向抗日的方针”⑨。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敦促南京方面“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并且表示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决之祖国而血战”⑩。这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开始，即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1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西安、在深入了解情况、研究分析之后致电党中央、提出：为制止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可“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的意见(11)。党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于18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要求，并指出：如能实现五项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2)。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事变发展以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这一发动，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另一种是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指出：党要力争第二个前途。为此，基本方针就应是：“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地打击”，这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13)。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发出《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固存，非团结无以抗日，坚持内战无异自速其亡”!并提出“由南京立即召集国内和平会议”、“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四条建议(14)。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既完善了，又具体化了。而这一方针给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强有力的支持，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大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虽然主张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但在复杂的形势面前，缺乏具体得力的措施。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人主杀，有人主放，还有人主张交给红军去杀；张、杨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张学良力主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仍拥护蒋作领袖，放蒋回南京，领导抗战。但如何放蒋，并无成竹在胸；杨虎城对于放蒋顾虑颇大，耽心蒋记恨报复，他还曾考虑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张、杨在捉蒋后一时大有进退维谷、骑虎难下之势。17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一行到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首先说明了举行兵谏的原因以及蒋被扣后的表现，接着表示了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拥护他作抗日领袖的方针。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张、杨二位将军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高瞻远瞩地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指出应力争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事变。周、张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第二天(18日)上午，周恩来又去拜会杨虎城、和杨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和杨虎城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十分敬佩，深受感动，更加坚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
在政治上给张、杨以大力支持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也给予张、杨以有效的援助：红军集中主力于潼关附近，准备一旦亲日派发动进攻，则迎头予以痛击。
12月22日，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西安。23日上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我党关于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主张，并声明这六项主张如蒋介石能够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国共产党、红军将“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15)。宋子文个人表示同意并愿意转达给蒋介石。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亦加入谈判，结果达成了十条协定。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张学良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周阐述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并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可听蒋的指挥。蒋也感到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义正辞严，并且不记前嫌，以德报怨，亦有所感动，不得不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16)。这次会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地扣押了张学良，并派重兵驰赴西安，妄图以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来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西安方面，东北军群龙无首，开始分化并互相惨杀，一时形势异常严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协助杨虎城等布置军事，调解内部，力撑危局；一方面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撤兵释张。同时和杨虎城商议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事态。由于我党代表周恩来等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一场即将爆发的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巩固，最终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第三，日英美苏等国和共产国际的立场、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正反两个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日英美苏等国和共产国际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对事变表现出不同的反映。
消息传到日本，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和一些电文中明确地提出：“帝国依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政策，并决心实现之”，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6日，何应钦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17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接着，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又发表声明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接着，有田于19日约见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3日，日本首相广田又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明白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17)。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显然是企图扩大中国事态，从而坐收渔人之利。
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受侵害，不希望中国内战扩大，它们更不愿日本乘此机会，捞取好处，以达独霸中国之目的，因而希望事变能以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曾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18)。他们赞同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国还认为：“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面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19)。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持的是否定态度。事变爆发的当天，我党中央收到张学良来电后，立即报告了共产国际，接着又发出“十万火急”电报，报告西安情况和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的步骤，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大力援助。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有利于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消息报》也指责张学良“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20)。这就使张学良、杨虎城非常扫兴。但是，苏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事变。我党中央在20日正式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来电虽然错误地认为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但又正确地指示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21)。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扩大中国内战，以便混水摸鱼，乘机灭亡中国；英美等国为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希望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日本的态度对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英美等国态度对亲英美派的决策显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的分析虽然有严重的错误，但其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不论是对国民党亲英美派还是对中共，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收到共产国际正式电示后的第二天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22)。虽然，此时中共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但国际的指示无疑对我党的实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起了坚定决心的作用和加速剂的作用。所有这些，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四，国民党内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亲英美派力主和平救蒋，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蒋介石逼迫进行反省，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他们对张、杨严厉谴责，力主讨伐；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对张、杨的行为表示理解，主张通过调解和平解决。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得知事变的消息后，即于12月12日下午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到自己寓所交换意见，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当晚11时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而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兵谴将，准备进攻西安。当时形势颇为严峻，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宋子文、宋美龄及孔祥熙等坚决反对讨伐，主张政治解决。事变发生之日，孔祥熙、宋美龄均在上海，13日晨赶回南京。他们对何应钦等的讨伐主张极为不满，于是，一面派曾任张学良顾问、当时为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一面积极奔走，陈说和平解决事变之重要性。14日，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召集会议，提出应在讨伐之前设法和平营故蒋介石的问题，使主战派无法拒绝；同时，又致电张学良，进行斡旋。他还打电报给一些地方实力派首领如阎锡山等，请他们从中调解，“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23)。在孔祥熙的多方努力下，不少头面人物纷纷出面，进行说合。而端纳到西安后，会见了蒋介石，并且向蒋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在信中告诉蒋介石，她们正在努力设法营救，并准备亲自到西安斡旋。信的最后还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24)，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面对严峻的现实，他又从端纳口中了解到张、杨确无加害他的意思，于是态度开始转变。
12月14日晚，端纳在西安电告宋美龄：蒋在西安十分安全，并转达了张、杨对孔祥熙和她的邀请，请他们赴西安商谈和平解决事变的办法。15日，端纳飞抵洛阳，和宋美龄通话，告以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再次转达了张、杨对孔祥熙和她的邀请。宋美龄告诉端纳，何应钦准备立即进攻西安，让端纳转告蒋介石设法制止。接着，宋子文通过努力于20日代替因职务关系不能离开南京的孔祥熙来到西安，宋子文在西安了解到张、杨发动兵谏实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而别无它意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共产党力主团结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意向后，更是十分赞赏。于是，回南京报告，回南京后，宋子文到处宣扬蒋在西安很安全，这不仅对稳定当时动荡的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打击了何应钦等人的气焰。22日，宋子文再到西安，宋美龄同行。到西安后，宋子文、宋美龄会见了张、杨、蒋。蒋介石决定由宋美龄、宋子文出面谈判。22日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表示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经过23日、24日两天的谈判，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和张、杨商妥的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要求。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积极活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有利的条件。
当然，这次事变的主要对象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视亲日派大举进攻、新的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逼迫正视现实，进行反省，转变态度，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事变发生后，张、杨多次规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甚至以死相威胁。后来，在亲英美派的斡旋下，蒋的态度发生变化，于15日上午和张学良讨论了抗日问题。面对何应钦已派空军对陕西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已开进潼关的危险局面，他致电何应钦，让何下令停止轰炸，在宋氏兄妹到西安后，派他们出面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进而同意了中国共产党和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在和周恩来的会见中再次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提出回南京后让周“直接去谈判”(25)。蒋在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前又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他又重述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诺言(26)。他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7)。对此，毛泽东曾予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28)。
综上所述，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善良愿望、正义要求、英明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和国民党捐弃前嫌，力主联蒋抗日，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国际上日、英、美、苏及共产国际的反应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国民党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活动，迫使蒋介石进行反省，蒋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逼迫接受联共抗日等条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所有这些，纵横交错，形成一种合力，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注 释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9、1055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1页。
③ 同①。
④ 转引自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67、68、66、72、93页。
⑤ 转引自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0、68、69、70、73,74、75、72、57页。
⑥ 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⑤。
⑩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转引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5页。
(14) 同⑤。
(15)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3、73页。
(16) 同⑤。
(17) 同④。
(18) 同上。
(19) 转引自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145页。
(20) 转引自《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23页。
(21) 同⑤。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④。
(25) 同(15)。
(26) 同④。
(27) 同(15)。
(28)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6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