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
鱼汲胜
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
历史记录着并将永远记载着这一时刻，公元1936年12月25日16时，中国国民党内的爱国名将张学良，“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在捉蒋十四天后，亲自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私的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从此，他一去不复返，被蒋介石终身监禁。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的史学论著在论及西安事变后期这一关键性的疑难问题时，一般都认为：张学良过于轻信蒋介石，他送蒋回宁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自己也未料到去南京而会从此被囚，他的这一行动是重大的失策和错误。
笔者根据这几年对手头档案资料的分析、考证、认为上述传统说法与史实不符，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否则，我们将愧对至今还被幽囚在海峡对岸的张学良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张学良至少是在离陕前十天，就开始考虑和决定，待事变平息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当派往临潼捉蒋的东北军部队报告还未捉到蒋介石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捏着一把汗。他们设想了蒋逃跑、自杀或被打死后，可能出现的违背发动“兵谏”初衷的各种情况和后果。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如果万一有什么不测，你就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南京，一谢国人，二息内战。”
当天深夜，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在南京紧急召开临时联席会议，通宵达旦地研究西安“兵变”情势，认定张、杨犯上作乱。议定：“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等六项。很快，国民政府就明令对张学良褫职严办。对此，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张学良不屑一顾。
13日，由张、杨领衔的通电正式发表，通电在提出著名的八项救国主张后插出“大义适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
13日下午，张学良在“剿总”大礼堂对部下讲话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14日，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中，大义凛然地指出：“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并明确表示：“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
16日，西安十万人在革命公园集会，张学良到会演讲：“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17日，张学良在致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的电报中声明：“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惭，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
同日，张、杨再致阎锡山电表示：“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
直到张学良离陕前两天，他对应德田等部下谈到自己亲送蒋介石回去的问题时仍然说：“这是真的有些危险，我想应该首先看我们做的对不对，不应该首先看本身有无危险。我们发动这次事变，何曾只顾本身的利害?只要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于联共抗日前途有好处，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惜。”“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
上述众多的史料表明，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该电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按照笔者的分析判断，“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难避虚构夸张之嫌。而“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却实属真情，不大象编造出来的。
这封密电，是张学良情愿随蒋介石赴南京请罪的间接见证。发电时间是西安事变第六天。按这个时间推算，李金训当然是在飞山西的前一天，即12月16日，就已经获知张学良有亲自送蒋回宁的打算了。由此可见，张学良至少是在离陕的前十天，就开始考虑和决定待事变平息后，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问题了。
到了12月19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第八天，张学良在反复斟酌和权衡利弊以后，更下定了为顾全抗日大局，亲自陪蒋回宁并准备一死的决心。他在此日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报说：“当他(注：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述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这封张学良亲自起草并签发的电报，完全吻合地印证了阎锡山密电所述“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的事实，表明张学良在送蒋离陕的前六天，经过深思熟虑，已经更加坚定地作出了亲自送蒋回宁的重大抉择。
以前通常所说张学良此举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临场决定，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南京的悲惨后果，否则，他决不会冒然前往。这样的论断看来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
手谕之谜——历史在这里留下清晰的印记
几十年来，海内外关于西安事变的论文、专著、电影和回忆录，曾经无数次地传说：张学良送蒋离陕前，曾留下一份重要手谕。而手谕的全部真实内容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手谕到底流落何方?也无人知晓。这个研究西安事变后期关键问题的关键性的“手谕之谜”，始终困绕着史学界的有关学者。
谈到《张学良手谕》的发现，得从赵新华说起。他是辽宁省新民县公主屯乡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早年曾在张学良的承昌处担任录事。因工作之便，与张交往不疏。他亲眼目睹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张学良南京被囚后，赵新华到张的部下于学忠的东北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于学忠被调任别职，赵也随即提出辞职，想回老家。临走时，于学忠让他拿点东西留作纪念，他表示希望要一些张将军的东西。于学忠当即挑出几张张学良的照片和一份张学良离陕前的手谕石印件，送给赵新华。
多少年来，赵新华一直珍存着这些文物。“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文物被视为“黑材料”，赵新华被迫将其上交处理。不久，这些东西就下落不明了。
中国革命博物馆高度重视赵新华提供的线索，于1983年7月派人赶往辽宁寻找《张学良手谕》。7月19日，他们从新民县档案馆发现了一个写着“赵新华问题材料”字样的皮纸袋，张学良的几张历史照片和那份已残裂为四块的手谕石印件就装在其中。手谕正是当年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匆匆离开西安前，留给诸将领的最后一道命令。
手谕为毛笔所书，全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25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后面还有一个类似“了”或“?”的墨迹。
经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确认此手谕是真实的，是迄今在我国大陆发现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唯一手迹，是研究这一重大事件的极宝贵的原始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手谕》被发现至今已3年有余，却缺少深入研究。这里，笔者试图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以验证张学良陪蒋回宁的有关问题。
我认为，此手谕虽字数不多，却足以说明：张学良去南京前，从思想上，作了身遭厄运的准备；从组织上，也作了应付日后“万一发生事故”的准备。
分析《张学良手谕》，可以明显看出，其中提到的“事故”，指的是他到南京后被扣、被囚，甚至被杀，或西安方面发生某种变故，或其它地方可能发生的别的枝节。
这表明，一方面，作为当时拥兵20余万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和国民党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已经独立掌权治军八年的张学良，具有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处世经验。特别是当他在陕北“剿共”3个月，损失近3个师，2名得力的师长阵亡，7名团长战死或被擒后，非但得不到蒋介石的任何补充，反被取消了被歼部队的建制番号。这使他觉察出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祸心。在周恩来、杨虎城等人的提醒告诫下，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前，对蒋是怀有戒心，有所警惕的，想到了他“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的最坏的情况，特留下手谕，从组织上作了以防万一的必要的大致的安排和布置。为了准备应变，张学良还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密电带在身上，准备去南京必要时揭露蒋介石，为自己和西安事变辩护。可见，张学良在感情冲动之下，还是有心计的，在乐观的估计之中，也做了悲观的打算。
手谕同时说明，张学良的思维又有矛盾着的另一面。他可能认为，自从东北易帜后的八年间，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唯命是从，一切从大局出发，代蒋受过，为蒋效劳，多次在关键时刻给蒋以支持。蒋对他也是恩遇不浅，私交甚厚，委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度让他执掌北方八省大权。他在送蒋离陕时，仍有相当大的实力和权力，因此，到南京后，蒋介石大概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蒋对他进行报复，恐怕也只是“万一发生事故”。手谕中的“弟离陕之际……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样临时性的人事安排，则完全说明张学良当时还是一厢情愿地准备过些天就可以回西安继续统率他的部队的。这就暴露出，张学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政治斗争经验仍显不足。的确，35岁的张学良，在50岁的蒋介石面前，是显得太年轻了。他以为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仁至义尽地送蒋回宁，帮其挽回面子，可以感动蒋介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统观张学良这一段思想矛盾、斗争、发展、演变的脉络，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人类思维过程的一般规律。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张学良手谕》中接连出现了几处笔误：他把“虎城”二字两次误写为“虎臣”，把“孝侯”错写成“孝候”。在仅有50个字的寥寥数语中，竟然多次错写自己所最熟悉的人的名字，恐怕不能认为是一般的疏忽大意和差错失误。
从行文看，手谕全文的最后，本应是书写人姓名和书写时间的落款。可是，在这个落款之后，又额外加上一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一句话，原应该放在“指挥”之后，“此致”之前，才顺理成章，合乎规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张学良在写完此手谕后，考虑到在正文中说得份量不够，又觉得把“虎臣孝候”二人的地位平列欠妥，所以在全文结束后特意又添加上在正文里忘记写了的这一句，以示郑重。根据这些笔误差错和行文的失调，大体可以推断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第14天，精力和体力消耗太大，已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在临行前的仓促准备中，在思想激烈斗争的非常情况下，精神恍惚，忙中生乱。
至于手谕中最后出现的类似“了”或“?”的墨迹，现在则无从考索其意，这个谜只好留待以后去解。
总之，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份珍贵的手谕，准确而有力地反映出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这位千古不朽的人物，在匆忙迈出他前半生关键一步时的心理状态、仓促情况和应变准备。
张学良陪蒋回宁前，周恩来等人不但知道，而且对张学良进行过坚决劝阻
1936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应邀率中共代表团乘坐张学良专机从延安飞抵西安，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紧张工作，23日全天和24日上午，西安三方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轮四方谈判，为放蒋抗日，各方都做出了让步和努力，成功地达成了协议。
25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注：指蒋介石)、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注：指张学良)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注：指杨虎城)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25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自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了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20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此外，其它一些西安事变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也都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指出：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12月23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了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24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
当天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成员和部分高级将领开会时，透露出自己要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决定，但没有说服大家。
25日15时许，张学良临行前，不顾夫人的竭力劝告，独自冲下楼。张夫人无计可施，只得让两个哭闹着的孩子挡在已经发动的专车前，想以儿女情长感化和打动张学良回心转意。“爸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女儿苦苦哀求着，说完往地上一躺。平平也跟着躺在地上。张学良怕误事，刷地掏出手枪，大喊道：“快站起来，让路!不站起来，我马上打死你们!我的事，不要你们管!”两位侍卫官急忙把姐弟俩拖起来，强扭离开了车道。张学良跳上车，呼地一声驶离了家门。车后传来了姐弟俩悲伤的嚎哭声。
最后，周恩来听到孙铭九报告的消息，赶紧追到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可惜为时已晚。周恩来面对这无可挽回的事实，也只得仰天长叹：“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早在张学良离陕前十天，他就作出了陪蒋回宁的抉择，这位少帅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对这样重大的决定，不可能在事前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一点不透。李金洲、周恩来、杨虎城及张学良身边的不少人，在先后得知此事后，对他进行了坚决劝阻。
但在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突然送蒋飞离陕西，却是异常秘密和仓促成行的，除了杨虎城、张的家人和贴身卫士外，他再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因为他明知周恩来等人不同意他这样做，怕通知中共代表团后，自己的行动有可能最后被周恩来所阻止。
周恩来等人虽然事前知道张学良要走，但却不知道他要走的具体时间。
他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来；他走了，走得是那样匆忙，而且一去就是整整五十年；他走了，留下的是巨大的空白，难解的问号和无尽的思念。
张学良陪蒋回宁，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
以往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宁显然是错走了致命的一步，由于他过于轻率地一意孤行，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误会、分裂和他个人的悲剧，以至于险些葬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此举属重大失策和错误。
多少年来，人们对张学良此举在抱憾之余，发出过各种议论和评说，并且设想了张如果不送蒋回宁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局面和结局。台港报道甚至发表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微妙的文章。
为了更好地探索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不妨先看看5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1937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以毛、刘、周这些实事求是的精辟见解和论述为指导，根据档案史料，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去具体分析，全面而客观地评价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行动，我们应做出如下比较恰当的结论：
1．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京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2．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3．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稳妥，以至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5．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7．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帐上。正如周恩来所说：“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8．“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辩。
面对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周恩来说，他的眼泪是代表党和人民的
在周恩来漫长的一生中，他与张学良的交往时间，短暂得微乎其微，前后都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天九夜。
1936年4月9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迎着陕北高原早春的寒风，策马从保安亲赴延安东北军防地，与张学良作彻夜长谈，共商救国大计，张学良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两万元钱资助红军抗日。这是他俩的首次会面，彼此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再应张学良邀请来到西安。从12月17日晚到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送蒋离陕，他俩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非常时期，团结融洽，配合默契，合作共事，朝夕相处了八天八夜，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珍贵友谊。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周恩来始终对张学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这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的悲惨遭遇一直念念不忘，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怀念。
在张学良被扣以后的多次国共谈判中，在杭州、庐山、南京、重庆等地，周恩来曾代表我党，屡次严正要求和极力督促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担保过张学良安全的国民党大员们，不要食言背信，立即释放张学良!但毫无结果，张学良仍被年复一年地无限期地囚禁着。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爱国被囚之人士(其余三项略)。此四项政府宜先自动实施，方能证出其存商谈之诚意。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指出，“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进行升旗礼以后，周恩来即席讲话，他说，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1／5，我已经谈老了!”这时，曾与张学良有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峰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同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双十二10周年大会上指出：“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拒绝了我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同时派出专机，电令其和谈代表团回去。到底是走还是留?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和其他成员内心都充满矛盾。这时，周恩来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他说：西安事变时，我们没有尽到劝阻之责，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让你这位姓张的朋友回去了。
我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款宴徐铸成等几位新闻界的民主人士，为他们南下送行。周恩来在谈到我党统战政策时说：我们总是为朋友们设身处地的，决不强人所难。比如张汉卿，当时我们劝他释蒋，又一再劝他不要随蒋赴宁，曾给他详细分析利害。大概他是中了旧戏的毒吧，他要学窦尔敦“摆队送天霸”，结果，这位黄天霸连一点江湖义气也没有，反把放他的人关了起来，直到现在。真是惨痛的教训啊!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席间，周恩来讲话，回顾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人纂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忏悔录》，感情不可自抑，异常激动，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顿然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半个世纪的短暂一瞬。然而，人生能有几个50年!它是一个人大半生的漫长岁月。其间，张学良作为囚徒，在蒋家的“严加管束”下，先后从南京被押解到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沅陵凤凰山，贵州息峰、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乡、桐梓天门洞，重庆歌乐山，台湾新竹井上温泉、高雄、基隆、阳明山士林、台北等十多处地方无期监禁，丧失自由，忍辱含怒，受尽煎熬，渡过了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孤独凄凉的生活。这真是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
风雨春秋五十载，地复天翻换人间。今天，庄严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37岁的人民共和国已步入中年。但是，祖国没有忘记当年，人民不会忘记过去。
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曾经挺身而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的张学良将军，将永远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与怀念。
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