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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第二章 主政东北-第二节 杨常事件

张魁堂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枪杀了杨宇霆、常荫槐,是为杨,常事件。
  自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中的老派在奉军中已失势,有些人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还有部分兵权。新派中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仍旧有权。郭松龄反奉失败身亡,陆大派聚集在张学良的周围。张作霖死后,老派以封建的传统和感情,从拥戴老帅张作霖转向拥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主政以后,杨宇霆和士官派是威胁张学良统治权力的主要力量,而且杨宇霆也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杨宇霆原名玉亭,字邻阁,后称邻葛,辽宁法库人,1883年生,是清朝秀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杨被张作霖赏识,历任奉军参谋长、总参议、东北兵工厂督办、江苏省督办及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要职。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是张作霖的智囊。在杨宇霆的策划下,张作霖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割据东三省,并几次率兵入关,称霸中原。当时对日交涉是最棘手的问题,张作霖总是让杨宇霆去应付。杨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将日本贪得无厌的要求设法打消或使损害降到最低程度。日本对杨宇霆很头疼,外务省档案中有着杨常使日本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的记载。张作霖倚之如左右手,十分宠信。杨引荐了不少人分踞东北要职,形成以他为首的“士官派”,权重一时,骄横自负,改称“邻葛”,俨然自比于诸葛亮。
  杨宇霆是有野心的。他虽然权高任重,但没有兵权,韩麟春半身不遂后,他取得张作霖的同意,出任第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三、四方面军是张学良与郭松龄组建起来的,杨任军团长后,花钱收买军中旅长①。杨在滦州与白崇禧会见过两次,所谈的不止是军务,随后白曾向蒋介石建议,对东北可以杨代张。蒋介石却把这件事秘密通知了张学良。滦东军务结束后,杨宇霆回奉天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他除了兵工厂督办外,并无其他任职,但许多军政会议,他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据说还背地叫张为“阿斗”。易帜那天,张学良与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来的代表合影,杨宇霆拒不参加,挟起皮包愤愤而去,被记者摄入纪录片中②,这当然使张学良难堪。
  张学良对杨宇霆早有不满和戒备。杨任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知道他是想抓部队,对秘书处长刘鸣九气愤地说:“看看我的军队能不能被他抓去。”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在滦州从不与杨宇霆谈乃父遇害事。6月17日,张奔丧回奉天,给刘鸣九一封密信,要他和军团参谋长鲍文樾防范杨字霆③。张对杨也以退为进。1928年11月17日,张学良邀各部门负责人会食,并请杨宇霆参加。在会上,张学良表示:他绝不恋目前职位,如果有人肯代替他,他愿意拥戴别人做领袖;又说,今后各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就去做,不用顾虑,不属本职的事,有意见可以告诉他,供他参考④。这显然是有意说给杨宇霆听的。
  张学良对杨宇霆虽不放心,遇事还是征求他的意见,也想给以适当安排,原拟要杨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为杨拒绝。张又安排杨出任黑龙江省长,让王树常和他商量,并要刘鸣九等去劝驾,杨也拒绝。要杨出洋考察,杨也不干。正如张学良在宣布杨、常罪状通电中所说,“学良愈恭谨,而宇霆愈跋扈。”⑤加之日本与蒋介石又从中挑拨。林权助吊唁张作霖回东京,有意向记者散布说:“今天奉天的实际情况同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暗示杨宇霆将篡夺张学良的权,如同德川篡夺丰臣秀吉儿子的权一样。关东军又制造许多杨宇霆图谋不轨的假情报透露给张学良。蒋介石将白崇禧以杨代张的建议密告张学良时,要张先下手为强⑥。奉系老派、陆大派尤其是郭松龄一手培养的军官都对杨不满。老派传说杨宇霆要兵变,张起初还不信⑦。杨宇霆父亲寿辰,张学良前去祝寿,宾客盈门,他却遭到冷遇,宾客对“督办”的恭敬远高于对他“总司令”。这时,他想起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故事,感到杨字霆真可以兵不血刃夺取他的权位。各方面的挑拨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张学良在杨、常事件后,在吊唁杨的挽联中有“痛为流言悲管叔”一句话,引用了周公误听管、蔡二叔要造反的流言,率兵东征的典故,也是一证。加之,还有杨宇霆矫命杀郭松龄旧帐。张学良准备除掉杨宇霆,以巩固他的权位。
  杨常事件的导火线是杨宇霆、常荫槐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这件事。
  常荫槐,字瀚襄,吉林梨树县人,1901年生,奉天法政学堂毕业,初任黑龙江军法官,后任奉天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交通部代部长等职,当时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及东北政务委员。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执法严,对东北铁路建设及维护路权与日本人作斗争都是有功的。常与杨宇霆交谊很好,他在黑省特设山林警卫队,扩编武装约2万人,曾得到杨的支持,张学良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对常也有戒心。常也骄横,轻视张学良,背后散布张不久于人世,接替者舍杨其谁的流言。
  1月10日下午,杨、常见张学良,要张在拟好的签呈上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那几天,日本再一次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实施日张密约中增筑铁路问题,杨、常提出新建这个公署要把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都归于它。张学良认为这涉及外交问题,说要请示国民政府。杨、常仍催逼张签字批准,张推说晚上再商量。
  张学良想除掉杨宇霆,原也有些犹豫,也不敢向别人透露,只好和夫人于凤至商量。于说此事太大,她也不好决断。张于是用银元卜卦,六次都如所说,这才下了杀杨的决心。在杨、常来请示的下午,张学良与王以哲、刘多荃及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决定晚上动手。当时王部守卫沈阳,刘是张的主队长,高纪毅是郭松龄旧部,郭死后受到杨宇霆的排挤。
  晚上7点,杨、常如约而来,坐在老虎厅内,高、谭率6名卫士进来宣布两人罪状,杨、常随即分别被两名卫士抱住,各由一名卫士由头顶开枪击毙。张学良要杀的本是杨字霆一人,常荫槐碰巧遇上,连带被杀。
  当晚,张学良派人分头通知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及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并于第二天通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各省,同时出布告,补判决书,通告东北军各部。张学良亲自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南京政府及日本政府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而南京方面要人却认为张学良并非碌碌之辈,开始敬重他。对常荫槐遗缺,张学良向国民政府推荐万福麟为黑龙江省主席。第二天清晨,张学良召集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明经过,宣布绝不株连,同时分别以1万元巨款抚恤杨、常家属,并写信抚慰杨夫人,以安定人心。
  张学良杀杨宇霆是为了巩固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他在通电中列举杨、常罪状,指斥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观远则酿成战祸之魁,观近则破坏和平之首”,“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他在给胡若愚电中也斥责杨、常“近复多方遣使,广为结纳,遇事专横,不相关白”等等。不难看出,有些罪状未必如实,有的则是政见分歧,由来已久,但张学良执政后,杨的专横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掣肘,激化了矛盾,终于爆发为冲突。7年之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谈到杨常事件,自诩此举是除“国敌家仇”,树“抗日根基”。这个提法不符合事实,杨、常都是反日的,说除“国敌家仇”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张学良从此大权在握,在东北有所建树,“九一八”事变后还保存了26万东北军,积蓄了一定的抗日力量。归根结底,张学良杀杨宇霆是一场夺权之争。
  张学良对杨、常采取极端手段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毕竟是在奉系军阀集团中成长起来的,又年轻气盛,刚执政就碰上这种棘手的问题,只好采用这种他比较熟悉的封建的喋血除权臣的办法。杀了杨、常之后,张学良立即瘫倒在床,因为他知道杨、常罪不该杀,而且都是人才,内心感到痛苦。他在致南京某要人电中透露了这种心情,“弟两日以来,衷心甚为痛苦,因念及私交,难以忘怀也。”⑧事后他向王家桢说:“咱们可真得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真太对不起邻阁与瀚襄于地下了!”⑨这正表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
  杨、常被杀,许多人拍手称快,但也有人如韩麟春、何柱国等认为杨、常虽有致死之由,而无应杀之罪,张学良此举太轻率、太鲁莽,是自毁长城。从此,张学良稳掌了东北军政大权,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加重了他独断专行。此后,一直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身边再没有过像郭松龄、杨宇霆那样能给他全面赞划政务、军务,折冲樽俎的人物,更没有人能代他统率全军了。
  ①刘鸣九:《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
  ②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辽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2年号190页。
  ③刘鸣九:《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
  ④筱园:《记杨宇霆》,《国闻周报》第14卷,转引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
  会食,唐、宋时,宰相们定期在中书省集体办公,由官府供应午餐,叫会食中书。
  ⑤筱园;《记杨宇霆》,转引自《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
  ⑥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上海文史资料》第13辑。
  ⑦塞勒:《中国的端纳》,全国政协主持翻译了有关章节。
  ⑧“致府京某要人电”,《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128页。
  ⑨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3辑。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