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二章 主政东北-笫一节 易 帜
张魁堂
张学良主政东北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的侵略。
日本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在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前，日本首相田中曾于1928年年初派久原房之助赴苏，提出满蒙缓冲计划，即在满蒙建立一个“新国家”由日、苏、中各派一人组织监护委员会。但是没有说明这个新国家由谁执政。苏联对此同意，2月，久原回日本，路过北京时曾向张作霖说明这个计划。①张学良向有国家民族观念，自不愿当日本的傀儡，而且皇姑屯事件，更与日本结下杀父之仇。但是，他认为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内战有引起外患的危险。②“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③由此可见，张学良要求与南京政府和平统一，是从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的。
张学良对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是佩服的，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地方，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的北伐战争的功绩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而且蒋介石反苏反共，与他反苏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又素来向往英、美的富强，蒋介石既已获得英、美的支持，他更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可以依靠美、英力量来抵制日本的侵略。如上章所说，张学良在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时，即曾不断派信使与蒋介石秘密接洽，谋求和平统一。当然，张学良为了维护奉系统治集团的利益，同南京政府商谈和平统一，是以合作分治，东北地方政府一切军政事宜，仍由以他为首的奉系集团主持为条件的。
1928年6月，蒋介石等和平接收京、津后不久，6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至此山海关以内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东北几省仍挂五色旗。当时奉军约40万人，蒋等4个集团军共67个军又9个师④，号称100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7月15日，蒋介石日记中有：“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久矣，吾措置办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西战祸之导火线一旦爆发，不可收拾矣!”⑤英、美承认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怕它继续向关内扩展，力主南京政府占有京，津。当时，国民革命军已进入京，津，只要东北易帜，蒋介石就不需要使用武力来完成“北伐大业”，既可以保存实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坚固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和平统一，并取得阎锡山和李宗仁的支持。但是由于日本的干涉和阻挠，东北易帜是经过一段曲折过程的。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3日蒋介石对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⑥。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10日抵北平，会见了蒋、冯、阎、李等人。11日，又单独见蒋介石，对和平统一，东北方面提出的条件是：1．东北政治委员会由张学良为主任；2．国民革命军不入东北；3．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4．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5．热河划归东北。南京方面的条件是：1．奉军出关；2．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服从三民主义；4．东北政治分会主委由国民政府委派；5．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⑦。蒋介石在单独接见邢、王时指出，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张学良旋即复电同意，表示：“愿对国府服从到底”，定于7月24日易帜，并要热河汤玉麟于7月19日先易帜，试探日本的态度。
日本果然出面干涉。自6月25日至7月18日期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郞先劝张学良不要接近南京方面，继而转达田中首相信函，反对东北“易帜”，还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19日热河易帜时，林再次见张学良，并递书面警告。张以“易帜”是东三省当局和三省参议会联合会的主张，他如果拒绝就只能以辞职为理由，顶回了日方的警告。当时，东北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袁全铠等主张保境安民，不管关内事，善处东邻。新派人物如杨宇霆主张联合南京抵制日本，张学良没有立即作出决断。7月22日，东北当局开会，决定易帜缓办，同时电蒋介石，表示拥护统一的初衷不变。
与此同时，蒋介石训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政府抗议林久治郎阻挠张学良易帜，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如议和不成，将进军东北。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私下电张学良“东北以保持现状为务，对日本之警告，只可暂时忍耐。”⑧张学良也电邢士廉转告阎锡山：“本期统一早日观成，藉副厚望，讵料东省情形较异，不能不稍事迟回，痛苦之怀，匪可言喻。”⑨7月25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同邢士廉赴奉，继续商洽易帜问题。张学良只要求解决：(1)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2)党务方面，先派员去南京实习，再举办地方党部；(3)政治分会应由东省人士担任；(4)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⑩。如同意则于8月10日实行易帜。
8月4日，日本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男爵为特使来奉天，以吊唁张作霖为名阻挠张学良易帜。4日，林权助即向张学良转交日本政府的意见，即日本全力援助，维持东省治安并开发东省，土地交通日华协办，日有商租权，即允许日人在东省杂居，废止日货在东省一切关税(11)。林权助还将田中首相的信面递张学良，一面进行利诱说：“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一面又威胁说：“不论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在4日至13日，林、张共谈了4次。8日，林拜访张学良，要求张中止对南京的妥协，暂时观望，“否则，田中已具决心，将以强国意志自由行动”。9日，张学良回拜，与林权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林：“……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满权益将受损害，……则日本已有采取行动自由之重大决意……”
张：“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但最后仍当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而言，日本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
林：“日本已有决心，即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贵司令速下决意。”
张：“我的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拂逆东三省的民意。”(12)
双方争论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悍然指着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也勃然变色，质问林权助：“这是什么意思?”这才把林权助的气焰压了下去(13)。
但是面对日本一再强行干涉，加上奉天城四周即驻有1.7万日军，并于8月12日举行大演习，张学良怕日本武装干涉不得不再度推迟易帜日期。11日，由刘哲出面向林权助疏通，双方取得谅解：3个月内东三省不易帜，期满后日本不干涉。13日，东三省保安会将3个月后易帜一事正式通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14)。
易帜推迟3个月是张学良拖延时间以待日本及国际之变化。8月9日，张曾致蒋介石一电，叙述当天林权助、佐藤在会谈时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并提出对策：“一日强硬，二日软化，三日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15)张学良不是盲目的拖延，他了解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有矛盾可利用。7月24日，张致蒋电中有，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之内政，此种抽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部等语”(16)。同时，还竭力争取英、美在这个问题上抑制日本。7月31日，张致蒋电，说英、美同意易帜，“盖英、美对我正有表示，则日方态度亦因而变更，彼既不能以暴力相威胁，而我自有应付之余地”(17)。8月间，伍朝枢、孙科等出访美国，8月25日，张电蒋介石，建议伍、孙等在美宣布易帜真相，争取美方支持，蒋复电赞扬张“卓见极佩”，并让伍、孙等照办(18)。
张学良迫切希望抵制日本压力，早日易帜，随即派邢士廉偕方本仁南下，8月18日抵上海。邢在答记者问时曾说：“东省为慎重措置及免除济案同样之事出现起见，对易帜乃稍缓实行。然事实，早与国民政府一致，倘外交上有办法，即可实行。”(19)所谓“外交上有办法”，就是希望国民政府能抵抗日本侵略，首先是解除日本对东北外交上的压力。这是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愿意易帜的重要因素。
也在此时，被暂时安置在滦东的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在日方勾结下，拒绝接受张学良令其向国民革命军投诚劝告，蒋介石驻平代表为此致电张学良提出质问，张学良复电说：“张、褚不肯就范，决履行夹击之宣告，为断然之措置。至易帜徘徊，责不在奉。”(20)随即与白崇禧联系，由奉军主动进攻，解决了直鲁联军，奉军也损失了1万多人。这件事表明张学良确与南京政府表现了行动上的一致。
张学良主政后大力稳定内部，分别安排了老派与士官派，改编部队，既为稳定金融，压缩开支，又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东北内部比较安定。1928年双十节，张学良在奉天举行盛大阅兵式，实际上是向日本示威。他还利用东三省人民反日情绪，扩大舆论宣传，对日本施加压力。11月，吉林省城吉林、长春、哈尔滨及吉长路局先后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遊行，要求从速实行统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有的地方自行易帜。
蒋介石也迫切希望东北早日实现易帜，与张学良信使往还不绝。10月8日，国民党173次中常会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选国府委员16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于15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还作了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21)18日，蒋对奉方驻京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这一表示解除了张学良的最大顾虑，更加坚定了他实行易帜的决心。
英、美抓住“济南惨案”引起的山东问题不放，对日本施加压力。同年6月，美副国务卿约翰逊向中国驻美代表李锦纶表示：美政府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利，遵守1922年九国公约，日本作为签约国亦应遵守(22)。8月13日，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去朝鲜旅行，途经奉天，借故停留一天，与杨宇霆见面，实际是已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去劝张学良早日易帜，林权助原拟13日回国，也为此推迟了一天行期。张学良的英籍顾问端纳也力促张学良易帜。
日本的反对党也利用了“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田中内阁内外交困。由于处境孤立，开始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继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之后，也与国民政府另订新的关税条约。同时，不得不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首先，林权助向张学良透露：只要维持满洲现状，奉宁妥协无可无不可。11月7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与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去日本祝贺裕仁天皇在10日举行的即位大典。莫、王与首相田中、陆相白川、参谋总长铃木等会见。日本虽然继续鼓动东北独立，但对易帜也无法阻挠。掘莫德惠回忆，田中最后表示：东北易帜“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实际上是默认东北易帜。
11月初，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再去南京，与何成濬、张群商谈易帜、东北军事善后、东北四省省政府改组、人选等问题。蒋介石同意东北所提方案，要何成濬复电照办，但提出于12月29日易帜，定于1929年元旦庆祝。12月6日，蒋介石亲笔致张学良一信，说明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东北内政，由现有职员维持，盼即行易帜。
经过半年的曲折，1928年12月29日7时，东北宣布易帜，在奉天省礼堂举行典礼，除日本外，各国驻奉使节应邀参加。张学良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派方本仁监誓。张学良即席演讲，说易帜是仿效先进国家(按：指日本)军阀奉还大权于中央，立致富强的做法，“我们今天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的统一。”并由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发出通电，称：“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四省立即遍悬挂事先秘密制就的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奉天城内，不仅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悬挂国旗，还有以100人为一队的士兵若干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弋。
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冠以东北字样。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特派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方本仁、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13人为委员，其中方本仁是唯一的非东北籍人士。1929年1月2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张学良为主席委员。国府又特任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奉、吉、黑、热四省主席。至此，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称沈阳(23)。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连较保守的枢密院也惊叹这是“对日本的侮辱”，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24)。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野心，是顺应了历史前进潮流的爱国行动。正如他自己说的：“南北统一，人心所向。”(25)《大公报》著论赞扬张学良“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蒋介石得到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的盛誉，掌握了南京的中央政权，博得了英、美、法等列强的赞赏。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也由此而更加支持他。张学良也达到分治合作的目的，掌握东北，保持了东北集团的利益。这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的开端，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①吴相湘：《历史人物何必论出身》，台湾版。
②王卓然：《张学良是怎样个人》，1937年北平版。
③刘鸣九：《我所知道的常杨事件(一)(二)》，《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59页。
④《蒋总统秘录》第7册，日《产经新闻》编，中央日报社译。
⑤《中华民国主要史料初编》(一)，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
⑥《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策14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⑦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52页。
⑧司马桑郭：《张学良评传》第56页。
⑨上海《时报》1928年8月7日。
⑩《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14辑。
(11)上海《时报》1928年8月7日。
(12)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57页。
(13)王家桢《皇姑屯事件前后的对日外交》，《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53页。
(14)上海《时报》1928年8月16日。
(15)上海《时报》1928年8月21日。
(16)(17)(18)《中华民国主要史料初编》（一)。
(19)上海《时报》1928年8月21日。
(20)上海《时报》1928年12月30日。
(21)上海《时报》1928年10月19日。
(22)上海《时报》1928年6月7日。
(23)据辽宁省档案，用辽宁省政府名义行文还稍后些。
(24)[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46页。
(25)杜兴权口述，杜朝奎记：《在张学良将军身边七年》，《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14页。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