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二章 主政东北-第三节 休养生息 励精图治
张魁堂
张学良的政治方针是同南京政府分治合作，求得国内和平统一；对东北内部则采取开源节流，寓兵于农，变扩军黩武为裁军自守，休养生息的方针。在他就职之初就宣布了对内对外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着手实行。
开源节流，整顿金融①
自第二次直奉战争以来，奉军不断扩充，奉票开始贬值，最初年贬值率约30%。以后连年用兵，争霸中原，奉票加速贬值。如1925年10月，现洋1元兑奉票2.29元，到1927年，可兑奉票5.8—11元；再到1928年4月，则可兑20—30元；及至张作霖宣布退出关外，竟可兑50—60元。奉票贬值情况，到张学良开始执政后并无改变，在一个时期内还继续贬值。
张学良一上台就抓节流工作，首先是裁军屯垦。陆军由40万减至30万，计编步兵30个旅，骑兵7个旅，炮兵3个旅。步兵每旅的8000人。军、师建制取消，师长以上军官均给军事参议名义，薪水从优。至此，旧派人物只有张作相、汤王麟、张景惠等几个人因任省长或参议长，还有兵权。四省部队，统一番号，改称东北军。提倡各部队搞点生产，如办小工厂、种菜等。编余的部队大部分去参加屯垦，一部分遣散。航空、海军及军事学校一律减缩开支，但保持原有实力。兵工厂最多时年支出2000万元，缩减为200万。行政经费照旧，机构有所调整。
开源方面的措施主要是组织农产品外销和整顿税收。东北粮食外销是主要财源之一，也是以往奉票的“准备金”，可以换取银元和外汇，组织粮食销向关内和出口是开源的重要手段。据1928年9月30日大连、营口、安东三个海关统计，这一年度出口粮食达8.993亿吨，粮食外销对农民有好处，也可以增加税收。在农产品收购方面，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银行四家收购总量的半数左右，合现洋2亿元以上。
整顿税收方面，主要是取消零星捐税，于1928年10月改征粮捐：杂粮增1%，细粮类增2%，豆类增4%，芝麻增5%。结果，税收增加，而商民称便。
此外，在农村奖励植桑、养蚕及造林等，还鼓励关内人来东三省移民开荒，在地价、田赋及交通等给以优待与方便，但是禁种鸦片。
经过开源节流，到1929年末，东北财政初步达到原定的“自治自立，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要求。辽宁省国地税3000万用于军政费，交通收入用于交通建设，吉、黑两省财政均有盈余。但是，由于屯垦、编造开支用款多，串票发行额量大，加之与关内交通阻隔，贸易受影响。日本人又从中捣乱，以日元抢购粮食，沿南满路的日本银行、钱桌子扰乱奉票与现洋、日元的兑价。奉票继续贬值，以1929年6月24日为最低点，现洋1元兑奉票72元。金融亟待整顿。
1929年12月中旬，张学良召开并主持东北财经会议，省财政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的总、会办，边业银行的副总裁、总稽核等财经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稳定奉票，改革币制。其具体办法是：一，奉票50元兑现洋1元，将东三省官银号改为7成金银、3成有价证券作准备金，提高奉票信誉，稳定牌价(奉票向由东北官银号发行)。二，发行现大洋票，充分兑现。大洋票由官银号、边业、交通、中国四家银行联合发行，准备由南而北逐步代替奉票与哈(尔滨)大洋。发行大洋票准备金充足，官银号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列入，另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同意，发行辽宁省烟卷统税库券3000万，实得2900万，全部准备金在7000万以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开办资金只2000万)。到1930年，奉票稳定在6元兑大洋1元。
在整顿金融方面，张学良还采用英美的先进模式，注意人才培养。先派韦锡九去英、美实习银行业务，继派于朝宗、莫启东、何松亭去英、美留学，并要宋子文推荐一些人才来奉。1930年，张学良下令成立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以专家、学者为主作为金融研究机构。
张学良在整顿金融与建设东北方面，得到南京政府的帮助。财经会议决定的发行5000万大洋金融整理公债，经张学良派荆有岩为代表去南京，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立法院长胡汉民接洽，获准发行。这笔钱以后都用来建设。后来荆又去南京要求财政部补贴英美烟草公司沈阳分厂的税款，以及调整东北税率，调拨税款等，都得到妥善解决。东北与南京方面不仅在政治上统一合作，在经济上也逐步联系起来。孔祥熙要求将他的中国国货银行在沈阳、哈尔滨设立分行，张学良同意。先成立沈子行，资金100万，国货银行出20万，东三省官银号出80万。哈行因“九一八”事变未及设立。
发展经济，抵制日本
东三省资源丰富，铁路线总长度占全国的4／10，交通便利，但当时在经济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颇占优势。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去了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控制了东北出海口。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个康采恩②，除经营南满铁路，增筑新路外，还有许多工商金融企业，资本在100万日元以上的有20个。在铁路用地内还有行政、司法及驻军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重要支柱，也是东北的国中之国。
张学良对日本在东北的形势是明白的，在他的就职通电中提出：“交邻亲善，……尤宜讲求外交”，主要是如何对付日本。他的态度是对日本以礼相待。他就职后，为了表睦邻意愿，首先去拜会关东军司令及驻奉总领事，下令保护日侨，要求军警以宾礼相待；天皇即位，派王家桢等为特使前去祝贺；对各项事端，则通过外交途径作合法斗争，如前述易帜事，又如要王家桢借祝贺天皇即位之机会见陆相白川，借口需要辎重、空军方面顾问，要求把日本顾问松井、土肥原、仪我等特务撤回去，指名要求军阶低而原非特务机关的人员柴田兼四郎作顾问。另一方面，支持“东北国民外交协会”③等外交团体开展对日活动，力求减少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压力与损害。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④因之，他主政后，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张作霖统治东北以后，自己兴办工、矿、商业、银行与铁路，不同于其他各地军阀靠刮地皮的封建剥削，而具有资本主义色彩。1921年兴建的京奉铁路虎濠支线，是东北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后来他更计划修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东西干线，以保卫东北权益，与南满铁路竞争。为修建铁路还引进日本以外的外资，到“九一八”事变，美资在东北的外资中占第三位。
张学良早年就参加过兴修铁路、保卫权益的斗争。1924年，郭松龄创办西丰铁路公司，修筑东北第一个商办的西丰铁路。张学良对郭此举大力支持，首先投资，带动了一部分军政界官员、士绅和资本家投资。这条铁路按不平等条约，修筑和借款权本都属于日本，1926年5月这条路通车，实际上也就收回了筑路权。张学良主政东北，在经济建设上，先抓修建铁路与海港，既加强经济与国防实力，抵制了日本兴筑满蒙新五路的无理要求，挤兑南满铁路。总之，张学良这些措施，是想以经济手段限制与遏止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1928年7月30日，张学良改组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⑤，直属于由他兼任的保安总司令，成为与三省平行的机构。它的职权由交通行政管理扩展到财务、工程建设和运输管理等方面，任郑谦为委员长，常荫槐、翟文选、诚允为副委员长，委员由铁路、电政、邮政、航运各总局督办、经理局长担任。另设主任委员三人，分别兼任总务、路政、邮传三处处长，同时还充实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员。铁路方面先由常荫槐分管。郑谦死后，高纪毅代理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管铁路。
从此，东北除日本独资的南满、安奉(安东至奉天)、金州(金州至城子坦)铁路外，其余全由交通委员会监督管理，并参与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监督管理。此外，张学良还确立了自建自营铁路的方针。自1926年起，张作霖决定不再增加有外资参与的铁路。张学良与常荫槐总结了向日本借款筑路的经验教训，一是经济上受人操纵；二是满铁承包的工程质低价昂⑥。1928年10月交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了自营自建的决定：国营的由京奉路投资(每年营业利润3000万元)；省营由省府投资；官商合办的由省政府与民众投资。
自1928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筑成昂齐(昂昂溪至齐齐哈尔)、齐克(齐齐哈尔至克山)、洮索(洮南至索伦)等三条铁路，实现了张作霖的西干线计划。黑龙江的粮食、木材及沿途矿产可以直达南满，或入关，或出口，向黑省垦荒的移民也可以直达，对国防也有很大作用。同时还延长了沈海路干支线，完成了呼海路北段，吉海路全部铺轨。这一期间，新修和完成的铁路营业里程为604.3公里。西干线完成后，两条干线使满铁生意大降，加工世界性经济萧条，出口货物锐减，满铁运输量不足往年的40％。
自1921年至1931年的11年间，张氏父子、东北地方政府与商民自办铁路1521.7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里程的1／4，而东北铁路占全国的2／5以上，东北自建铁路占全国铁路的1／10以上。当时，国内铁路大部分是外资控制，用本国资金修建的只占15%，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东北。张氏父子在中国铁路史上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1930年4月至9月中旬，在张学良领导下，交通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铁路网计划，主要是延长东西两大干线，增修热河至北平的南大干线，三大干线间以支线结成铁路网，三大干线均通葫芦岛商港，三大干线要新修2254公里，支线4070公里，合计6324公里，超过当时东北铁路总长度，计划20年内完成。但是这计划制定后一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因而归于夭折。
电讯事业也相应地发展。1923年在奉天开始设立无线电台，1928年以后发展很快，以沈阳为总台，有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营口、富锦、满洲里六个分台，至1931年，葫芦岛、黑河等9地也通报，安东、密山等5地正在架设电台，兴安屯垦区还有军用台，东北已初步形成无线电通讯网。自1930年架大功率短波台先后与法、德、美及南洋(东南亚)通讯。有线电至1931年，陆地架线23535里，水下线38544里⑦。
为了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张学良决定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此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1910年开工兴建，1913年北洋政府停止施工。1930年1月24日，由高纪毅代委员长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道普施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500万吨商港，同年4月施工，1935年10月15日竣工，以北守铁路局每年的营业利润作投资。日本人惊呼葫芦岛港建成，满铁将停滞或萎缩，是张学良摧垮满铁，便于收回权利的手段⑧。“九一八”事变时，它已完成1／3主要工程，日本关东军与满铁吞并了建筑资金，工程夭折，日本应荷兰公司要求，赔偿了它100万美元。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计划全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沿海修建三个大商港。但自称奉国民党正朔，每周要恭读一遍《总理遗嘱》的蒋介石，却操纵着南京政府成天忙着武力统一，以巩固他的宝座，《建国大纲》之类早已置之脑后。倒是不懂也不信三民主义的张氏父子，父死子继，像蜘蛛结网似的在东北修建了1500公里的铁路，还计划再建6000多公里的铁路，并兴建葫芦岛大商港，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保卫国家利益。两相对照，真是绝大的讽刺。
东北地方政府与张家也兴办一些煤矿、金矿、滑石矿、纱厂、运输公司等企业。至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稳定金融，除鼓励原有企业积极生产外，也增加少量的新企业，或增加投资，如阜新煤矿。1928年，他在兵工厂中附设民生工厂，拨款70万元，准备生产汽车和拖拉机，设立东北经济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并派人出国学习。1931年6月，民生工厂制成我国第一辆载重4000磅的越野汽车，叫民生牌⑨。他更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以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如在日本学窑业的杜重远，回国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机械制陶瓷的企业——肇新窑业公司，张学良令东北矿务局所属名矿、辽宁铁路局、兵工厂及边业银行给以支持。1929年8月，张学良参观肇新，发现资金不足，由边业银行拨12万元作为他个人投资，10月，又由辽宁省政府批准肇新免纳营业税5年，以促进肇新的发展。肇新公司的发展挤垮了日本在大连的陶瓷企业。
另一方面，对日本企业，张学良也给以一定限制。如1929年，“废弃抚顺煤输出协定，否认抚顺油页岩采掘权，增征日本投资的振兴公司之铁捐”等⑩。1930年，辽宁省政府发出《禁止中日合办合作事业训令》和《禁止购买日货密令》(11)。
由于金融、物价稳定，加以张学良的积极扶植，到1930年，东北民族工业如纱厂、窑业、造纸、火柴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以制粉厂为例，东北共有45个，其中日资一个，法资三个外，其余都是国内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和爱国人士主持着一批群众团体，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商务会、工会(工业家组织)、农会(爱国人士和地主)组织，他们支持张学良反日爱国行动，张学良也扶植和支持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如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等以后都成为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谋士和助手。
张学良重视和吸引华侨投资，1922年就曾向张作霖建议欢迎华侨来东北投资。1929年4月18日东北当局颁布了奖励华侨投资办法。应华侨要求，1930年6月，辽宁省政府令农矿、建设两厅调查公布可以投资的项目和所需要的资金等等。张学良亲自过问这项工作，还曾指示辽宁省政府热情接待来辽宁参观的华侨团体。由于时间短促，华侨投资的事没有办成(12)。
张学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和蒋介石截然不同，是支持扶植而不是限制排挤，这是张学良团结御侮的思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表现。张学良注意学习西方一切好的物事，但不崇外。在他主政东北时，曾打算改建沈阳兵工厂，宁恩承等向他报告，说美国专家提出作一次可行性调查报告，索资30万元。张学良说：“还不是先骂我们如何不行。算了、算了，何必花30万买一顿骂，还是自己来吧!”(13)至“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兵工厂已能造重炮。后来，张学良所以能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代表，是有他政治、思想上的根源的。
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尽管遇到金融、财政上的困难，以开源节流手段谋求收支平衡，但是对教育经费不仅不减，而且有大幅度的增加，以辽宁为例，1928年教育经费528万多，1929年猛增至1635万多。东北大学1926年年经费51.7万，1929年增为133万多(14)。张学良还用乃父遗产先后捐180万元给东北大学作扩充之用，另捐500万元作“汉卿教育基金”，年利息70多万，主要用于中小教员薪金。按张学良私办学校教员薪水从优计算，这笔利息每年可供1600个小学教员或600多中学教员的全年薪金。
自张作霖起，办学也是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一个侧面。日本视东北为殖民地，认为东北不需要办大学，竟说如需要读大学的可进日本设在东北的大专学校，有些科系东北没有的，可去日本读。想把东北教育弄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模式——只有普通教育。1923年，在奉天省长王永江的建议下，张作霖办起东北大学，由王兼校长，年轻的张学良也以当局代表身份参与东北大学的活动。张氏父子还资助私人在南满铁路用地内兴办学校，1930年，辽宁省政府发出《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通令》(15)，以打破日本的奴化教育。但是，张学良更明确教育是救国的途径之一，他认为“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16)他早年就认为，“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17)因此，在东北经济有严重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把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
关于教育方针，张学良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1928年9月14日，他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阐述德育一是爱国，二是品德，首先是“为国家而求学”，“要将自己看小些，国家看大些”。在他私人兴办的新民小学中有国耻教育一项。1928年开办同泽女子中学，张请有爱国思想、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王泽先为校长。同时要学生“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完善自己的德行，从小学起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智育方面要学以致用，“专门人才要作专门事业”，要“造成中国人才，人民中坚”。提倡体育，“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的学问”。
要办好学校，必须有好教师。东北大学的教授，都是由张学良从全国十几个省重金礼聘而来的。专家名流如章士钊、梁漱溟、刘仙洲、梁思成、黄侃、罗文干等纷纷应聘。教授月薪是400元，少数人高达800元或800两白银。同泽中学教员月薪也是80至120元，主任、校长是180至240元，是一般公务人员收入的三四倍。新民小学教员低的也有35元一月，而国民政府所属小学教员最低的只有18元。
另一方面，东北各级学校一般都是校舍充足，设备完善。新民小学设有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器材、操场，大、中学校更不用说了。
1928年，张学良自兼东北大学校长，每次开学和毕业典礼必到。他先捐私款加以扩充，把校舍集中到北陵，新建了文、法两院、体育馆、新式体育场，扩建了图书馆、试验馆等。1929年将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增设农学院、体育专修科，学生有1200人，是国内第一流的大学。张学良为了培养优秀的专门人才，各级科总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用公费送去欧、美留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关内，先在北平，1933年还增设了边政系。1936年工学院先迁往西安，其他各院原也准备迁去，后因西安事变爆发而未能实现。
张学良还以私资兴办中小学。先在奉天办同泽中学，1928年，他深感女子教育不发达，又兴办了同泽女中，目的为了“强国而保种”。同年，在海城等地也办起同泽中学。新民小学，最初是于凤至于1927年捐款在家乡大泉眼屯兴建的，后来张学良在辽宁各地共办了新民小学36所，还计划在东北四省每县办一个新民小学，以为提高教育水平的示范，由于“九一八”事变，计划未能实现。
张学良办学是多层次的，不仅有大、中、小学校，还办了多种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等。1927年，他碰到“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的困难，又想革新行政管理，办了同泽新民储才馆，招收大学政治、法律系毕业生，学习一年，目的是培养文武兼备的新县长。1928年又在奉天办司法、警政班(18)。至于各种军事学校更不在话下。此外，他还对北京民国大学、陆军大学等给予资助。
在张学良主政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东北教育更加兴旺。仍以辽宁为例，1929年各级公私学校共10404所，比上年增加400所，在校学生64万多人，增加了2万多。同年，吉林兴办了吉林大学。而在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管辖区内，教育连维持原有规模也不易，钱都去填内战的枪炮口了。在此期内因欠薪而罢教的风潮时伏时起(19)，这与东北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张学良在东北培养了不少人才，海峡两岸的知名之士都有不少出自东北的，特别是自1935年起，团结在张学良身边的主张抗日乃至联共抗日的文武官员，绝大多数是由东北培养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方面。张学良素来爱好体育，也提倡体育，他认为“运动足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运动是注意团体合作的”。1921年，由他倡议在奉天小河沿修建了第一个新式体育场，他主政以后，在东北举办多次运动会并亲临主持，在国内各项比赛中，东北取得不少好成绩。还组织国际友谊比赛、派球队去日本比赛等。我国著名的短跑健将刘长春就是东大体专第一期学生，在德国名田径运动员步奇(东大讲师)培训下提高了速度，1933年在南京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百米赛跑创造了10秒7的纪录，保持25年之久，直到新中国10年大庆前夕，才被新一代的健将打破。1932年，“满洲国”声明派刘长春等为运动员参加在洛杉矶召开的第十届奥运会，刘登报声明拒绝。国民政府竟对此不闻不问。张学良毅然出款资助刘长春，并派宋君复教授为教练随同去洛杉矶。刘长春是这次奥运会上唯一的中国运动员，在张学良支持下和伪满作了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东大的吴蕴瑞、宋君复曾分任北京和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原东大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在台体协任职。
在这短短的3年中，东北地区经济、文教建设的规模和成就，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增强了东北的实力，限制了日本的经济侵略。其时，张学良不仅是东北统治集团的首要人物，也代表了东北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在东北的建设是符合东北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但是，日本是决不允许张学良同它进行“费厄泼赖”(20)，加之由于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终于用飞机、大炮、坦克摧垮了张学良惨淡经营的建设成果。
① 这一节据：甲、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财经概况》辽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2年号143页；乙、韦锡九：《东北边业银行始末记》，书同上；丙、王瑞之：《张学良改革东北币制》，全国政协存稿。
②康采恩是一种财团，经办不同经济类型的金融、工、商等企业。
③这个协会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人组成。
④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l月8日。
⑤王贵忠：《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张学良与东北军研讨会”上论文，未刊稿。本节有关东北铁路建设资料主要引自此文。
⑥交通委员会文书7504号。
⑦电讯数据转引自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著：《张学良将军传略》第301页。
⑧《满铁史资料》2卷3分册，905——906页。
⑨吴继绍：《张学良与民生牌汽车》，《新民晚报》1984年8月10日。
⑩孔经：《日俄帝国主义至抗日期间东北工业问题》。
(11)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公署档》。
(12)董慧云：《张学良重视华侨工作》，“张学良暨东北军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13)1983年宁思承先生来京，对全国政协委员梁蔼然及著者等述及此事。
(14)1930年《东北年鉴》。
(15)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公署档》。
(16)《盛京时报》1928年6月22日。
(17)《北大欢迎张、孙两公子》，《晨报》1924年12月2日。
(18)李荫春：《同泽新民储才馆》，辽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4年号第144页。
(19)1930年间著者在江苏读小学，教师因欠薪罢课，这年度的第二学期几乎未开课，学生荒废学业一年。这是在国民政府“首善”的江苏省尚且如此，其他省可想而知。
(20)英语公平竞赛(Fair Play)的音译。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