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三章 负国难家仇被迫下野-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
张魁堂
1931年5月下旬，张学良从南京回北平，28日即患伤寒住入协和医院，“九一八”事变猝起，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4个多月，东三省全部为日军占领。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张学良想抵抗，但懦将汤玉麟逃窜于前，蒋介石掣肘于后，他代蒋受过，被迫下野游欧。自1931年5月他离沈阳第二次去南京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东北。
平息石友三叛变
5月27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7月中旬，石友三在河北顺德(邢台)车站宣誓就任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活埋了张学良的驻石的第十三路军代表张云责，挥军北进。
蒋介石一直企图消灭石友三，不断收买石的部下，是年2月曾要张学良扣留去沈阳的石友三，经张为石说项始罢。但是，石友三认为张学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与汪精卫等联合反蒋，并与日本勾结，图谋取代张学良。此时，日本在东北已蠢蠢欲动，石友三倒张将牵制东北军于关内，予日军占领东北以可乘之机。6月中旬，日本用无标志的飞机把躲在大连的阎锡山送回山西大同。石友三不稳，张学良早有所闻，但仍希望和平解决，要张云责劝告石不要做破坏和平的事。石耍两面派，表面上以“拥护中央，服从东北”相欺骗，暗中则继续作战争准备。6月下旬，张学良也增兵关内，加强防务。
石友三的十三路军共6个师6万多人马，7月20日由顺德沿平汉路北上，计划先取平、津，再图东北，企望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6月中，石密电在东北的张学成(张学良堂弟，素有野心，娶日本夫人)，要他与日方取得确切联系。第三天，由于东北军佯退，石部占领石家庄。张学良令于学忠率关内东北军由北而南，蒋介石令刘峙率中央军由南而北，夹击石部。7月24日，国民政府据蒋介石的请求，明令拿办石友三。31日，在滹沱河深泽一带，南北两军合击石部，石部溃败，石率3000人及师长唐邦植逃往山东投韩复榘处。沈克师向东北军投降，分任殿后与先锋的米文和、孙光前两个师长被俘，十三路军从此解体。①这场战争不到半个月便结束，但此时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
蒋介石以不抵抗主义对待日本的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蓄谋已久。1926年田中义一任首相后，确立了先占满蒙，后占全中国，称霸太平洋的大陆政策，用蚕食我国领土的办法取代以往扶植地方军阀的手段对我国进行侵略。1929年7月，田中内阁倒台，滨口雄幸出任首相，任币原为外相。滨口曾公开表示排斥对中国“轻率用兵”，中日关系暂时缓和，但这是表面现象，关东军在炸死张作霖后即想乘机攫取东三省，认为继之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比乃父更为不驯，而且发展民族经济与满铁等竞争，致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受到限制和损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加之，自1929年起，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陷入危机之中，因而它侵略的野心更加膨胀。在日本财阀的支持下，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迅速发展，日本军部与对华强硬派无视滨口内阁，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一次，币原在贵族院批评东北日侨有排外思想，对华优越感及对政府的依赖心理等，遭到强硬派的反击。1931年8月3日，日军参谋本部举行关东军、台湾、朝鲜三司令官会议，攻击币原外交②，当时币原代理首相。在日本军人中，所谓满蒙思想十分流行，少壮军人势力急剧膨胀，制定“九一八”事变计划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分子。
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日本一直逼他解决“满蒙悬案”，主要是兴建吉会等五条铁路。这是始自1913年10月袁世凯和日本订立的满蒙五路密约，后来段祺瑞执政时向日本的“西原借款”也包括这五路的筹建款；张作霖平息郭松龄反奉时与日本口头约定的“日张密约”，也有日方要求兴建这五路的内容，日方目的是把侵略势力伸向北满。但是，张学良一直拒绝承担“日张密约”，推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诺言，如日本有真凭实据，可向南京中央政府交涉。”1930年，张派何柱国、张学铭去日本参观秋操时，曾嘱咐他们借以探听日本动向。何、张在与日陆军参谋长铃木、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会谈中，日方表示必须修筑吉会铁路，使朝鲜与北满取得密切联系，完成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防计划，再次明白表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他们返沈向张学良汇报后，张愤然作色，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日本有一些人，如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外务省一些官员希望通过谈判达到侵略目的，而军部首先是关东军，则急于以武力占领东北，他们公开声言“要用武力膺惩张学良”。
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按照他以少胜多的方针，与石原莞尔等拟好“柳条沟铁路爆发计划”，即用炸药包将位于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炸毁，以此为借口，关东军向东北军发动进攻，占领东北。当时关东军所辖部队仅有1个师团和旅顺重炮大队，另有铁路守备队6个大队，全部兵力1万多人，所以叫“以少胜多”。
五六月间，日方准备劫持溥仪出关，同时一再挑起事端，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其中较大的是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万宝山在吉林长春县境，日方警察以保护朝鲜侨民为名，枪伤并逮捕我国农民，与我警方对峙，同时在朝鲜煽动排华。8月，又爆发了“中村事件”。日军情报人员中村宸太郎大尉筹四人，化装潜入不准外国人参观的辽宁北部屯垦区，从事间谍活动，5月被屯垦第主团捕获，因证据确凿，由关玉衡团长下令秘密处决。8月初事为日方侦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这就是“中村事件”③。日方利用这两件事，在国内与关东军、东北日侨中乘机制造舆论，指责张学良存心挑衅，以煽动战端。8月下旬，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们江岸移动，并举行水陆大演习。日本军国主义者已挥舞起屠刀，战事一触即发。
在这种即将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形势下，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忙着击破国民党内反对他的派系戏法，首先是汪精卫等人的广州国民政府。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那时，东北形势已经紧张，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④。8月16日，蒋介石在致张学良有名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⑤
蒋介石所要保持的是他的独裁统治，在日本侵略的凶焰前，如果抵抗，则有重演济南惨案的可能。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去日本，就想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以换取日本对他的谅解与支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遂他的愿，于是就发生了1928年的济南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屠杀我国军民5000多人。5月5日，日机轰炸济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吓得外衣都来不及穿，与黄郛骑马逃到党家庄车站，下令部队撤至兖州、泰安⑥。蒋介石的恐日病从此加重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月，蒋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把他的恐日病概括为“三日亡国论”。在他看来，与日本作战，不仅东北，连他的宝座也难保，还是不抵抗好。
济南惨案由于英、美等列强援引《九国公约》等干涉，日军被迫退出济南和胶济铁路。蒋介石幻想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也将因列强出面干涉而受到遏制，于是抱定不抵抗主义并要求张学良如法炮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评论蒋介石说：“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蒋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即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明”⑦。
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对日本的武力侵略，东北内部也有主张抵抗的，如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作相主张“一旦日本以武力行动时，东北人应为正义而战”。张学良自驻节北平后，由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为参谋长，东北军政事务均委之于张、荣及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自己很少过问。但东北形势紧张后，张学良虽在病中，也早向蒋介石请示。如7月11日，蒋致张一电，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⑧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一旦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后，必要赔偿，所以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⑨，同时要求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从这个电文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之所以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是由于恐日病作祟。
张学良自幼痛恨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以后又加上杀父之仇，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共戴天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日本军力强大，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倾全国之兵而来，仅以东北一隅打不过日本，要抗日也要尽全国之力，方能于事有济。张学良在1928年实行“易帜”，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5月，日本与国民政府修改了关税协定，又扬言要放弃治外法权与内河航行权，中日关系稍现缓和。这种形势使张学良产生了错觉。1931年1月，币原代理首相，授命满铁理事木村市锐与东北当局交涉，提出：(1)暂不要求筑新铁路；(2)先解决技术、行政问题以消化政治、外交上的问题；(3)对有竞争的铁路联运，订运费协定。张学良对此表示欢迎，派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与日方交涉⑩。币原一向主张通过谈判攫取果实，及至7月形势紧张，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向汤尔和提出增筑吉会、长大两路，说是用以提高币原在国内发言力量，缓和军部急进的态度。日驻华公使为此与宋子文两度会晤(11)。张学良对这类谈判仍然持欢迎态度。万宝山事件日本处于被告地位，不好声张；而中村事件，张学良已见到中村间谍活动的证据，但是仍然准备让步，他认为这是60多件外交案中的小案件，不要扩大事态，他先派名流汤尔和、赵欣伯和荒木五郎去东京探听虚实，感到战争气味很浓(12)。8月，他又派日文秘书宁向南以考查市政为名再去日本，向政友会和其他一些元老探听有无不打仗的可能(13)。结果，使者未归，进攻北大营的炮声已经响了。
对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张学良丝毫不了解。他认为太平洋《九国公约》、罗迦洛《非战公约》等国际公约，签字国都应遵守，如日本侵略东北，列强定会据以出面干预。如前所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也以此为重要依据，断言“日本不能强占领土”，这也完全符合张的思想。而且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代表中央政府的，他的背后又有英、美的支持，同时还有一些名流，如顾维钧更持这样观点，这也影响着张学良。顾是“五·四”运动中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中国政府代表，与张学良私交也厚，此时在北平。因此，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信不疑。因而在此期间，始终贯彻这个方针。他将蒋介石“铣电”转告东北各军政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还不时下达指示。
9月初，荣臻、臧式毅鉴于战火一触即发，先后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专程来北平请示。张学良除将情况报告南京外，对来人说：“东北大事由张辅帅(作相)、臧主席、荣参谋长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14)9月6日，张学良电荣臻：“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时离“九一八”事变不过12天。其间，因张作相曾主张抵抗。张学良曾致他特急电：“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15)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谈判交涉早不耐烦。 8月，宁向南到日本，见到战争气氛甚浓，接见他的人一见面就说：“宁先生，怎么这时候还来!”当时入关反击石友三的东北军约20万左右，都是精锐部队，而留在关外的连屯垦部队在内不过10多万人，绝大部分是两团制的省防军，装备也差，东北防务空虚。东北形势紧张时，有些将领如王以哲建议调一部分部队出关，但张学良没有采纳，而不抵抗方针不断下达，也无法瞒过日本在华的间谍与汉奸。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终于悍然进攻北大营，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帷幕。
张学良幻想忍耐、不挑衅可以使日军侵略者无从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同情和干预。因此，尽管东北形势紧张，已知日本蓄意侵略，却没有作任何应变的准备。不抵抗方针的贯彻首先松懈了东北高级军政人员的斗志。张学良在9月初病已治好，但身体虚弱，仍住在协和医院疗养，东北方面，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因吊客未散，事变发生时仍在锦州。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正为父祝寿，宾客盈门。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驻北大营，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当时东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日本军队是按板垣的“柳条沟铁路爆发计划”行事的，但在开始进攻时，起初还只用不炸的炮弹试探，不见中国军队还击后，才大举进攻。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用电话告诉王以哲，一面向荣臻请示。荣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日本屠刀面前，官兵们被迫起而抵抗，但是，不抵抗命令侵蚀了一些中高级军官。事前，七旅本已规定官兵不准归宿，但18日晚上，不仅旅长不在，两个团长也回了家，其中王铁汉炮响后才赶回北大营，部队指挥不灵，受到较大伤亡后，不得不撤出北大营(16)。沈阳城内只有武装警察及少数卫队，日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
18日晚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偕夫人等正在北平某戏院看梅兰芳演《宇宙锋》。他被告知荣臻自沈阳打来电话，即回协和医院与荣通话。荣向张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的指示：“不能打”，又说已由王正延电告国联，听候国联处理(17)。
18日子夜，张学良根据荣臻的报告在协和医院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将领开会。他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接，波及全国。”(18)当即将荣臻的报告内容据以电告国民政府。
19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开会，有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英德惠参加。顾维钧主张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因为国联绝不容许日本坐大。新由日本回国的汤尔和说，日本内阁正抑制军部势力，用国联抑制日本，正可使日内阁好对付军部。张学良随后又召集了27人的有学者、名流、政客和部属参加的会议，除上述人员外，还有李石曾、胡适、朱启钤、潘复、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会上的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两次会议的主张都符合张学良的想法，当然也必然更加加深了他迷信中央和依赖国联的思想，直至东三省沦亡也没有醒悟过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推举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对东北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国民政府。23日，张又派万福麟、鲍文樾二人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示(19)。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闻讯后立即返回南京。19日，蒋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20)日本侵略东北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南京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作“一致奋起，共救危亡”的演讲，仍然乞怜于国际联盟，坚持不抵抗主义。他说：“我国民众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法之判断。”蒋又嘱咐万福麟和鲍文樾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21)接着，负责监视张学良是否抵抗日军的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收藏于兵械库，切勿还枪报复矣”(22)，蒋才放了心。
由于不抵抗主义，日军遂能以少胜多。“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东北的日军只不过1万多人，在沈阳仅使用了1个联队(团)和2个铁路守备大队(营)，另1个应调防的联队也暂留沈阳，而沈阳北大营及邻近的东山嘴守军有2个旅计共6个团，另有3个警察总队，兵力占绝对优势。长春方面，日军只1个联队和临时调来的一部分骑兵，而守军有步、炮各1个团，另步兵、辎重兵各1个营，兵力也占优势。日军突然袭击，而守军又有不抵抗命令束缚，沈阳、长春于当夜失守。日军于一两天内先后占领了安东、营口、本溪等地。张作相兼吉林省主席不在吉林，由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个汉奸，不仅下令长春守军不准抵抗，并献出吉林，粉墨登场，恬颜事日。一周之内，辽宁除通化和巨流河以西至锦州一带及吉林依兰、扶余一带和哈尔滨市外，均为日军占领，日本军国主义气焰大张，裕仁天皇以默认批准了这次侵华战争。
张学良既然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仍然奉为圭臬。东北一部分人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并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等曾几次要张学良鼓起精神干，张仍然表示要“听命中央”。在此期间，张学良在接见记者、群众团体和学生代表时及对部下谈话时一再表明：“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23)张学良对全国人民谴责他执行不抵抗政策所作的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也暴露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这就是主观上他要爱国，但在事实上他却紧跟蒋介石，走屈辱投降的道路。
万福麟、鲍文樾回北平转达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嘱咐后，张学良又邀集几个主要将领商议。于学忠提出即使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24)于还建议吉、黑两省军事长官各返防地，统率部队。张学良口头表示赞成，但并不见诸行动。12月1日，他还对卢广绩、王化一等人说：“目前问题要镇静一步，听候南京的主张有何结论再说。”(25)他对国联幻想太甚，又惟恐过分损伤东北军实力。直到国联调处失败，张学良才有所省悟，才对“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政策一直后悔不已。
日军因兵力不足，占领辽、吉两省大部后，没有立即进攻黑龙江省。当时黑省有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及炮兵团、工兵营及保安队等3万人，但省主席兼军事长官万福麟身在北平。10月中旬，张学良特任马占山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谢珂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此之前，伪军曾进犯嫩江桥，由谢珂指挥部队击退。11月4日，日军进攻嫩江铁桥，激战4日，据日方公布，此役，付出了1500余人伤亡代价。江桥抗战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受到鼓舞，纷纷捐款，青年学生组织援马团及义勇军，肇东一带蒙族王公也组织精壮，听马指挥，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得不传令嘉奖。黑省孤军远悬，张学良持受攻击才自卫的方针，虽下令死守(26)，但不能给以有效的支持，马部逐步退出省城后，11月20日汉奸张景惠出任伪省长，在日伪的软硬兼施下，马占山一度降日，日军深入北满(27)。此时只东省特区哈尔滨市，还在吉林依兰镇守使李杜、22步兵旅长赵毅及冯占海等人建立的抗日政权控制之下。
国际联盟曾两次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在东北停战撤兵，日本根本不理。11月，英、美、法等国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入山海关的主张。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加上兵力不足，也假意应允，由日驻华代办矢野偕参赞原田与张学良磋商。
张学良迷信国联，事变后不久，日驻沈阳总领事称久治郎派副领事去锦州，图诱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去旅顺订城下之盟。张学良对米的代表张振鹭说：“告诉米瑞凤，不要理他，现在国际联盟震惊，不许日本胡闹，要制裁它们。”(28)11月下旬，去锦州的英外交官员恳切地告诉米春霖，国联无实力，不能强制处理这次中日事件。米随即电告张学良，但张仍然相信我驻日公使汪荣宝的“旧政府因美国态度强硬，已奏准停止进攻锦州”(29)的假情报。12月7日，张电询南京外交部长顾维钧“国联视察团行将前来，究应如何筹计，始能打破重围”(30)。张学良问计于顾，但事实表明，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对划锦州中立区原则上是赞同的。
11月29日，张学良将矢野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主张电告蒋介石及顾维钧，中有：“顷日矢野代办来云，奉本国训令，略谓：英、法、美与中国磋商拟以锦县一带为中立地域，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对此原则上甚表同意，如贵方赞成此种办法，日方即可派代表商洽，等语。”对中立区计划，张学良表示“个人对此亦颇赞成”，但声明两点：(1)日军不得越过巨流河车站；(2)留少数军队在中立区维持治安(31)。顾维钧原是张学良派往南京的外交咨询代表，原外交部长王正廷被请愿学生殴伤，引咎辞职，蒋介石即任顾为外交部长。顾在上任前，已把划锦州为中立区，以停止日军继续前进的设想报告了蒋，说是可以维护锦州至山海关二百公里的安全，从而保障平、津及华北的安全。蒋介石当然首肯(32)。顾据之答复了张学良。
12月初，顾维钧与日驻华代办矢野磋商划中立区事宜。英、法、美驻华武官亦往锦州视察。11月26日，日军已渡巨流河占领新民县，中立区只能以大凌河为界，辽西东北军撤至关内。由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维持中立区治安。原驻锦州步骑兵3个旅陆续撤往关内，12月下旬，由公安骑兵总队驻防锦州及大凌河右岸。锦州只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留守。但是，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对进攻锦州，已协调一致，共投入4万多部队，其中第八师团已在沈阳西面集中，准备进攻锦州。所谓划锦州为中立区，在日本方面，只是缓兵之计。当时，张学良指示黄显声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骑兵总队可退入关内。
1932年1月2日，日军抵大凌河左岸攻击强渡，骑兵总队无重武器，天黑撤退，夜半入锦州，辽宁省政府留守人员已撤出。3日凌晨2时，日军攻城，天明城陷。1月10日前，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停止前进。不到4个月，东三省除哈尔滨外，已都沦入敌手。2月6日，哈尔滨也陷落，东北三省全部沦亡，距“九一八”事变，前后不过142天(33)。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尽管有不少人建议要打一打日军气焰，以后辽、黑、吉三省又有不少爱国人士组织抵抗，但是张学良始终听命于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在锦州失陷前，又有人主张背城一战，当时这一带有东北正规军及公安部队约5万多人，但张学良还是不打。王化一12月29日的日记中记着张学良这样一句话：“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34)所谓“玉碎”，指全国抗战而言，意思是东北军全部牺牲，是光荣的，如只有东北抵抗，东北军打完则是“瓦碎”，不值得。5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攻，夺取东北，蒋介石电告我，‘勿扩大事态’，我能违抗蒋的命令单独抵抗么?不!不能不听从他，且忍辱图存，看未来希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在张学良看来，我小敌强，单独抵抗是徒然牺牲而已，这就是他一直“听命中央，取决国联”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段插曲，12月15日，在国民党的宁粤之争中，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汪精卫登台，于25日及28日两次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死守锦州，但不给一枪一弹一文钱。张学良报以官兵呼吁求援的通电，如12月31日通电中有：“血战五日，死伤枕籍，……三次电转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35)
张学良原是旧军人，当时他不知道只要用他的军队和动员人民就可以抵抗日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与各地方实力派一样，根深蒂固地抱有保存实力就有一切的观点则是致命伤。为制止日本侵略，他只是乞灵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寄幻想于国联和列强，结果完全陷入蒋介石不抵抗陷阱中而不能自拔。他不知道，一旦他奋起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彻底破产，东北军即使遭到严重损失，也决不会是“瓦碎”，全国人民对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欢呼与援助便是证明。此外，长期纸醉金迷的生活和吸毒也使张学良萎靡不振，丧失了他处理事变的决断和能力。
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主帅，应负东北沦亡的主要责任。但是，张学良是主管东北、华北的军政大员，拥有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侵略军面前，竟拱手让出东北，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他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是必然的，也是他后来一直深为后悔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轻易地夺去我国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国民政府统计，官方财产损失170亿(36)，光铁路就有4000多公里，张学良也蒙受极大损失，丢了10来万部队，在国内首屈一指的空军被日本消灭了，大量的枪炮被日军缴去。在国内也是居首位的有6万工人的沈阳兵工厂也丢掉了。张学良后来曾对刘鼎说：“造重炮的机器刚装好，就被日本人拿去了。”他的私人财产损失也大，仅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行中还有张家寄存的黄金4万几千两和许多古董(37)。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被日军打开。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损失，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汪精卫更落井下石，送了他“不抵抗将军”时恶名。他失去了东北地盘，政治上相对独立、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了，入关的26万东北军的军饷依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经济上依赖势必加深了政治上的依附。他的实力遭到极大的削弱，这是张学良拥戴蒋介石，希望蒋帮他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个大苦果。
1931年12月15日，由于失职和全国舆论的谴责，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国民政府照准，改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
张学良并没有从“九一八”事变取得教训，他虽说过蒋介石是阴谋家，但还不知道国难当头，蒋介石还打着东北的主意。在蒋这年9月23日的日记中有：“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良机。”(38)前一句话是希望列强干预，迫使日本归还东北。后一句意思是，如果日本归还东北，也不必再交给张学良了。蒋介石一直获得张学良的实力支持，但并不愿意他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九一八”事变推行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实力最大一次削弱，以后热河失守及调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都在不断地削弱他的实力。
①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19页。
②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159页。
③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记》，《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④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9页。熊正平原名熊飞，时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
⑤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洪时任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
⑥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20至223页。
⑦转引自《国闻周报》第10卷37期。
⑧⑨⑩(1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I，第268、346、356页，东京1963年版。
(12)日本外务省档案S42602，315页。
(13)宁向南：《我所知道的日本侵华内幕》，全国政协《文史通迅》1981年第4期。
(14)李济川：《“九一八”前夕张学良的一次谈话》，《张学良与东北军》第213页。
(15)孙德卿：《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军》第213页。
(16)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页。
(17)张振鹭遗稿，荆有岩整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对日外交点滴回忆》，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6、1987年合刊第182页。
(18)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当时日军驻防沈阳的仅一个联队(团)，在事变时，正好换防，换防的联队滞留未走，实有两个联队的兵力。
(19) 荆有岩：《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6、1987年合刊第260页。
(20)(21)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页。
(22)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3]474页。
(23)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4)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5)《王化一日记选辑》，《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273页。
(26)11月8——12日，日军两次电马占山，要他下野并让出省城。12日马电张学良请示。张复电中有“饬死守勿退却”之语。载《吉林文史资料》第3辑。
(27)谢珂：《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28页。
(28)张振鹭遗稿，荆有岩整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对日外交点滴回忆》，辽宁参事室、文史馆编印：《文史资料》1986，1987年合刊。瑞凤是米春霖字。
(29)(30)1931年11月26日——29日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69、70页。
(31)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辽宁文史资料》第78辑。
(32)宿梦公：《“九一八”事变前后外交部见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105——11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3)熊正平：《沈阳、锦州沦陷纪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34)《王化一日记辑》，《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275页。
(35)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
(36)台湾《国民大事日志》1932年3月2日条。当时，黄金一两换银元90多元；面粉2.8元一袋，约40斤，大米每担8元，约160斤。
(37)韦锡九：《东北边业银行始末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77页。
(38)转引自《产经新闻》编：《蒋总统秘录》第8册。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