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三章 负国难家仇被迫下野-第二节 代蒋受过下野
张魁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抗日义勇军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支持的。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等及学生500多人，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集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些东北人士因不满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成立这个组织事先未向他请示。但这个组织成立后，张学良帮助他们解决经费，对他们的活动也是支持的。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各地义勇军有联系，派去各地联系和慰问的人员往往携有张学良的手谕。当时，义勇军主要是原东北军、警和地方官吏组织的，自然尊重张学良的意见并听从指挥，这就给救国会工作以很大的支持。张学良为避开蒋介石的干预和指责，通过救国会以军火、金钱援助义勇军，打击日寇和伪军。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在黑山一带任伪军司令，他毅然命令辽西熊飞的义勇军进剿予以捕杀①。
在张学良的提议和支持下，救国会办了报纸，先为《覆巢》3月刊，专登东北义勇军活动和敌伪活动，由救国会委派编辑和提供资料。1932年5月，《淞沪协定》签订后，张学良指示将《覆巢》改为日报，同年12月25日改为四开的《东方日报》，宗旨是：团结东北军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由赵雨时任总编辑，张庆泰负责编辑。该报宣传抗日，抨击时政颇有特色。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27日被迫停刊②。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召开10万人的抗日救亡大会，组织南下请愿团，坐镇华北的张学良不仅没有像南京国民政府那样下令镇压，而且予以同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几次南下请愿，如11月6日，南下学生请愿团达600多人③。南京方面几次来电要张学良强行阻止，他于12月7日密电蒋介石，申述不能强制阻止之苦衷。已准许学生代表去南京，但又说明已与学生商定，即此一次为止云云④。
此外，张学良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让黎天才负责建立东北情报网⑤，收集日伪情报；二是平息了“天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它侵占东北的国际视听和挟持溥仪去东北，在天津日租界组织了便衣队2000多人，自1931年11月18日开始，攻击在天津市区内的省、市民政局及公安局等，如能得逞，即占领天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天津市代市长张学铭指挥保安队及警察反击，至27日晨平息了暴乱。最后虽以撤换张学铭、保安队退出天津市而妥协告终，但遏止了日本对华北的侵略⑥。三是使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由王卓然任东大秘书长，并建立了东北中学，由王化一兼校长。张学良不仅用东大培养干部，还用以维系东北人心。1933年4月张学良下野出国前，曾对幕僚们说：东大“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注意。……因为东北土地亡了，要用东北大学做联系。它是东北的生命线，在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知道国家不忘东北。”
尽管张学良支持义勇军和东北人士的抗日复土运动，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依赖蒋介石的消极态度，1932年3月国际联盟应我国的要求，派李顿调查团来我国。10月2日发表了调查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满洲国。日本连这样一个调查结论也拒绝接受，不久就宣布退出国联。尽管依靠国联干预的幻想破灭了，张学良还是没有独自抗日的勇气。
1932年7月，张学良设立临永警备区，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设治局等地，任原驻守临榆县城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拨步、骑各1旅及炮、工兵各1营归何指挥。但是，张学良指示何柱国，既要守住天险，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事态，这仍然是不战不和的方针。在一年中，张学良常对人说：“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我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无条件地听命于他。”⑦这些话生动地反映了张学良既迫切希望抗日而又不敢单独抗日的心态。
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日军为巩固新占领区，着手进攻东北各地蜂起的义勇军，义勇军号称30多万，大部是原东北军、警察、爱国知识分子、少数农民乃至山林胡匪组成。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并受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他们还是寄希望于张学良、蒋介石甚至国联；又没有统一领导，各占山头，也没有建立根据地，有的纪律很坏；战术上，墨守正规军的阵地战。到这年底，义勇军绝大部分为日军各个击破，少数部队如冯占海、邓文、李海青等部退入热河，还有小部分如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部退入苏联。以后就由共产党领导的少数义勇军和辽东、辽西残存的义勇军继续活动。日军在站稳了脚根之后，就着手准备入侵热河。占领热河是日军的预定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即草拟了在1933年2月前全部占领包括热河在内的满洲的计划⑧。
1933年1月1日晚10时，日军进攻山海关，3日下午2时攻陷。这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队长河落正次郎少佐挑起的。由于军国主义的狂热和关东军唾手而得东三省，河落认为中国军队不敢抵抗日军，妄想文功，主动挑衅，遭到我守军抵抗⑨。日方老羞成怒，以优势的陆海空三军大肆进攻，山海关城内守军只2个营，又受《辛丑条约》限制，不能构筑工事，孤军无援，安德馨营全部殉国，只团长带10多人突围而出。山海关本是要隘，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关南及秦皇岛都驻有军队，因此，何柱国将山海关作为警戒阵地。他要遵守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对山海关既不增援，失陷后也不反攻。而日军的战略目标是热河，也不敢孤军深入，占山海关后没有大举前进。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开始进攻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与张作霖一起拉杆子起家的老伙伴，自郭松龄反奉后就任热河省主席，部队扩充到3万多人，父子3人在热河横征暴敛，大开烟禁，跋扈专横，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1932年夏天，伪军有侵热模样，张学良拟派兵增援，为汤玉麟拒绝了。伪满成立后，汤与日伪勾勾搭搭，张学良想撤换他，因他是父辈，先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鉴于这时南京方面派人去热河，企图趁火打劫；万福麟也想谋热河主席席位，劝张学良慎重考虑。因此，张学良犹豫不决，没有撤换汤玉麟。汤知道这一情况后更为不满。经张作相派赵毅前去劝说，汤虽表示守土有责，但心怀携心，毫无抗日的决心和准备⑩。
日军要进攻热河是明摆着的，全国人民热切盼望抵抗日本侵略，当时闲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曾通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为打倒该会常务理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些话充分代表了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正忙着“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也有点着急，热河丢了，平、津难保，不好交代，再则，失地太快也不行。他说：“若是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11)他动员张学良为他挡上一阵。
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笔拟了个电报给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备力。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12)
蒋介石深知张学良要求抗日，于是把自己扮成力主抗日的主帅，要张“急起”去“决战”，而他派兵增援。以后的事实证明，派少量的兵去的目的是：一欺张学良；二欺全国人民，是派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故伎；三欺两广实力派，借口中央军北上抗日，要他们派兵进攻红军。广东陈济棠识破了这卞庄刺虎的诡计，置之不理(13)。
蒋介石在电报中许诺的事，并没有全办。所说“密备6个师”是假话。2月21日，日寇开始进攻，蒋东拼西凑地先后调去3个师，25日才令驻潼关的黄杰的第二师与驻徐、蚌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限于28日集中北运，结果，3月5日承德失守。6日二十五师抵密云，7日第二师抵北通州(通县)。驻孝感的刘戡的八十三师按计划还要晚半个月(14)，答应了的6个师打了对折。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是无兵可调，不过是派点中央军北上以掩人耳目而已。至于“粮秣弹药”更是空话。在日军未进攻热河前，张学良曾令荆有岩去南京请拨抗日饷械，毫无着落，最后决定由长芦盐商先出芦盐验照费400万元买军械，钱还没到，张学良已被迫下野了(15)。
蒋介石上述电报却打动了张学良的心。3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说他当时的心情是：“日军进而入侵热河，威慑华北、平、津，全国人民力主抗战，中央、上海工商界都有表示，热河誓师，中央军也有行动。我想时机大变，很兴奋，寄予希望。”张学良看到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形势，又见到中央军要参战，就误以为蒋介石立即要抗日了。1月8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招待记者，曾说：“我以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17日，张又电蒋，因热河东部防务空虚，要求开中央军及晋军去增防。1月24日，张去南京与蒋晤面商谈，蒋着意敷衍了一番张学良。张是兴冲冲地想打日本，哪里知道蒋介石已在准备他下台的后事，(16)因为在蒋介石的庙算(17)里：战必败，那只有牺牲张学良了局。
2月中旬，蒋介石派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一批大员北上，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厅长王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次长杨杰、厅长熊斌等。外表像是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骨子里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自1932年8月，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兼的。这次蒋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团长，黄绍竑任参谋团参谋长。黄是桂系首领之一，但不长于军事。蒋介石对黄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就是我的参谋长；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18)黄才明白蒋介石是要用何应钦代替张学良，要他去帮助何应钦“安内”。
蒋介石准备与日本妥协才派亲日派去华北主持政务。何应钦先行，及至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蒋旋派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汪精卫都是亲日派的首领，去北平就任时，蒋致书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要求他们对黄郛犹如对他自己一样。(19)长城抗战失败后，在黄、何主持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文事前来报告蒋介石，蒋也曾指示停战协定不要用文字方式。黄、何怕蒋责怪，派黄绍肱专程去庐山向蒋报告。协定中只规定双方停战及划分缓冲区范围等，未涉及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四省归属问题。蒋听后连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20)因为平、津暂时保住了，蒋介石即可等待国际上有利于他的变化，余下的事只是北平古文物南迁了，至于国家主权、人民安危都不在话下。在热河失守前，最蒙在鼓里的是张学良。
2月16日，以东北、北平爱国人士所组织的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宋子文、张学良参加了大会，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派代表黄炎培、穆藕初等来平，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通电全国军政官兵团结御侮，援助热河抗战。17日下午，宋子文一行与张学良、后援会代表等浩浩荡荡到达承德。在18日中午欢迎宴会上，宋子文慷慨激昂地说：“日寇野心无已，欺侮我们太甚，你们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后盾，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21)但是他对敌我态势、作战方针未作任何说明，只是用空话代替抗日大计。当天下午，宋等就匆匆赶回北平，随即悄悄地回了南京。宋子文显然是来“跳加官”的，其意图是帮助蒋介石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张学良却勉励各将领誓守热河，准备反攻，并会同27个将领发表抗日通电。
2月2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由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指挥。参战的有日本第六、八2个师团，军本部直辖2个步兵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及飞行联队、重炮队和坦克队，另有伪满军2个军、1个旅，共约10万多人，远多于九一八事变时动用的兵力。分三路进攻，一路由辽西向朝阳、凌源、平泉一线进攻，一路由开鲁向赤峰，再分一路西向察北多伦进攻，准备三路攻下省会承德后，再进攻长城各口。
同一天，张学良才匆忙部署，成立2个集团军，下各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一、二、三军团长，约十七、八万人，防守滦东及至喜峰口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万福麟、汤王麟、张作相分任四、五、六军团长，防守热河。六军团没有组织起来。这年初，调孙殿英军去赤峰、围场一带，义勇军冯占海等部也在那里，合共约10万人。
热河防御十分薄弱。汤玉麟无心抗日，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时间里，在热河没有认真地修建过防御工事，士无斗志，军心涣散。日军刚开始进攻，汤部崔兴五旅就投敌。张作相的总司令是张学良去承德才临时任命的，要他留下与汤玉麟商量作战事宜，谈了一夜，毫无结果，这时寓日军进攻只有3天了。张作相临阵受命，汤玉麟又心怀二志。万福麟部刚入热河接防，立足未稳，各线兵力没有完全集结，防御体系没有形成。有的将领既无斗志，又不听命。如万部败绩后，不向承德集中，而是径入喜峰口。张作相成了光杆总司令，难以指挥。后来张学良曾对刘鼎说过当时的这种混乱情况：“热河抗战，部队接受任务出发，接敌后，连这些部队位置都查不清，怎么指挥?!”
这次日军侵热，以优势兵力攻占一地后，即以快速部队跟进。崔兴五献出了开鲁后，北路日军即直奔赤峰。2月25日东路日军占北票、朝阳；3月2日占凌源；万福麟部退往喜峰口。3月4日，日军以128骑进入承德。汤玉麟用汽车队和骆驼队装满他私人财物，于3日撤出承德，逃入了天津英租界。孙殿英部西退察北，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扫军只用了13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随即转向长城各口，张学良原拟在热河支撑3个月的计划落空了(22)。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7日，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这时，张学良想守长城一线，并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并下令缉拿汤玉麟。万福麟想回北平，张令万：“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见我。”让王以哲守古北口，并想请求蒋介石补充些轻、重机枪与追击炮。万部缪澂流旅打得较好，在热河喇嘛洞阻击日军，杀敌几百人，缴获甚多。张学良把参与此役的独立16师中校参谋吕正操叫来北平，了解与日军作战情况，研究如何战胜日军。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蒋介石对日继续妥协并牺牲张学良的方针已定，而张学良引咎辞职电是实现他既定方针的一步。
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汉口，转乘火车抵石家庄，宋子文同去。何应钦、黄绍竑及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去石家庄迎接，张学良去电表示拟去石家庄迎接，蒋复电表示：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暂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他见面。蒋问何、黄等人对张学良请辞的意见，何、黄早揣摩到蒋的意图，表示赞成，并列举理由，其中主要的是认为东北军不会因张辞职出问题。蒋更为放心，8日通知张学良去保定相见，并让宋子文先与张见面。
3月8日晚12时，张学良与王卓然、汤国桢、端纳等人乘专列去保定。张在车上对王说，他见蒋是要商讨反攻热河计划，只要求蒋补充些武器弹药，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拚。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23)不幸而言中，当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又合作了，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假抵抗、真谋和。
9日5时，张学良抵保定车站，蒋介石未如约同时到达。宋子文电话通知张说，他先到和张见面。10时，宋到保定，把蒋介石同意张辞职下野的意见告诉张，说譬如二人同在一小船上，风浪骤起，必须先有一人下水，免同避灭顶之灾。张告宋：当然他先下水，要蒋不必烦心。
下午4时，蒋介石到保定车站，张学良戎装恭迎，与宋子文登上蒋的专列。见面后，蒋首先庄严地对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转达你慨然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24)张表示丢东北、热河他责无旁贷，免职可申张纪律，振奋人心；又说：“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25)蒋只点头称是，不愿多谈，张即辞出。蒋、宋随即到张的专车回拜，好言安慰了一番，并要张立即飞上海准备出洋，并留下宋子文与张商量善后问题，自己回到石家庄。
宋子文在张学良的专车上与张商量，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率领，于仍任河北省主席。调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中央军第二、二十五两师开赴古北口，阻止日军前进。至于全国开战事，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夜10时半谈毕，宋子文由长辛店折回石家庄向蒋介石复命。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在专车上伏枕大哭，端纳劝他要做一个坚强勇敢的男子汉大丈夫。王卓然劝他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3年后，张在西安曾对刘鼎说了当时心情：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很兴奋，“那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26)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的’，唉哟，真是啼笑皆非!”
9日夜间，张学良回到北平，向王卓然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他要王帮他查出林肯说过的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人民于永久。”(27)由此可见，张学良总算对蒋介石了解得多了一些，但还没有彻底了解——蒋介石对于维持他的个人独裁统治远远重于抵抗日本的侵略。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中有：“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电文虽有微辞，也无法改变他深怀国难家仇，却要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介石受过下野的命运。
当时，东北军共26万人，编为4个军，其中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3个军各3万人，其余17万人包括刘多荃的一○五师(下辖3个旅，相当于1个军)全部由于学忠率领，张学良要于保好河北这块仅剩的地盘。张深知要抗日必须保留东北军。4月间，他在出国前曾对幕僚们说：“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蒋介石因为张学良下野保住了他，在保存东北军问题上只能同意张学良的要求，每月200万军饷，由国民政府拨130万，华北助饷70万。如此安顿好东北军之后，张学良可以放心出洋了。
此外，张学良要黎天才会同军法处长颜文海把保定监狱中的政治犯，包括韩麟符、许权中、刘尊棋(关在北平)等在内六名共产党员统统释放出狱(28)。
诸事安顿就绪后，张学良偕夫人等先去上海戒毒。大约在1925年(一说是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开始吸鸦片烟，张伯苓、端纳等人都劝他戒烟，他同意，但是庸医却以吗啡针代替鸦片，以致毒瘾更深。端纳初次见张，即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盲，对他自己或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29)。解方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自日本回国，见张“面无血色，说话有气无力”(30)。1933年热河失守前，黄绍竑等拜见张学良，“只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31)。经过两次挫折，张学良深知不戒毒，不仅无法复仇雪耻，且势将中毒而死。他这次到上海决心以惊人的毅力戒毒，告诉家人及左右，此时如有人劝他，他即以手枪相待。大约半个月，就戒除了这多年恶嗜，后来他的部下、老友重见他时，已是红光满面，判若两人。戒毒不仅使张学良康复，也是他政治生命的转机。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等，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赴欧洲“考察”。行前，他致书东北军将领和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相共，要准备为将来收复东北尽最大责任。张学良就这样怀着复土雪耻的信念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之道。
①卢广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张学良》，《沈阳文史资料》第9辑。
②朱大焕：《回忆东方快报》，《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156页。
③王振乾：《回忆往事》，《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198页。
④1931年12月7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等密电，《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74页。
⑤《黎天才自传》。
⑥《天津便衣队暴乱》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⑦《黎天才自传》。
⑧转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8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⑨1987年12月18日宁向南致著者信。当时宁是张学良的日文秘书，曾赴榆关协助何柱国与日军交涉，认识河落。河落因擅自在榆关用兵受到处分的事向宁说过。1934午4月，日军将临榆县行政权交还我国，也证明日军并非为攻热河的战略目的而攻击榆关的。
⑩赵毅：《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22页。
(11)1934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的讲话。
(12)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上有蒋介石亲拟电稿的影印件。
(13)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页。
(14)黄杰：《长城抗战日记》，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1983年版。黄杰当时任第二师师长。
(15)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的东北、华北财政概况》，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152页。
(16)(18)(20)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7年冬，王冀先生曾向著者说：“蒋派何去北平时曾向先父(王树常)表示，要他任军政部长。先父说：‘何敬之不是部长吗?’蒋说：‘他要留在北平。’”与黄所说一致。
(17) 王宫前殿也称庙，古时兴兵任将，祭于庙，然后对主帅授以成算，所以对兴兵决策叫庙算。
(19)黄杰：《长城抗战日记》并附蒋介石致黄等亲笔信影印件。
(21)赵毅：《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22)王化一：《日冠侵热期间热河纪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举辑》第14辑64页。
(23)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64页。
(24)(25)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26)百戏是古代杂技，包括马术，幻术(魔术)在内。百，古音读若把，后讹书为把戏。至今京东有以百户为地名的，仍按古音，读如把户。
(27)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28)《黎天才自传》。
(29)塞利：《中国的端纳》。
(30)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集，15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31)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