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四章 拥蒋武力统一 -第一节 将法西斯集权看作统一中国的良方
张魁堂
1933年，长城抗战以《塘沽协定》的签订而宣告失败。不久，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一度收复察北，但却遭到蒋介石与日军夹击，也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在向日本屈膝妥协之后，又忙着进攻红军。5月21日他成立南昌行营，总结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失败的教训，拟定第五次“围剿”计划，集结兵力，于9月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日益炽热，国民党内部也在分化。11月20日，李济琛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抗日反蒋口号，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欧洲闻讯，立即动身回国，到香港时蒋介石派人迎接。东北方面也推米春霖、高纪毅、刘鸣九等为代表到港往迎。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一行抵上海，住在莫利哀路二号寓内。张的旧部见他身体健壮，精神焕发，与昔日憔悴萎靡的形象判若两人。
张学良在1933年6月12日抵意大利，在这时期，他始终惦念着国难家仇，他曾致书国内友人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日国难，二日乡患，三日家仇。”①福建事变是举着“抗日反蒋”旗号，胡汉民在广州也活动反蒋。胡及陈济棠都与张学良在香港会面，并挽张去广州，张学良婉言谢绝。他是抱着抗日真诚愿望回国的，“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②后来他曾对部属说起这件事：“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回国问题实在非常踌躇，有两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萦绕：一是东北问题在我张学良身上背负着，一是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改善。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与能力?尤其是我能不能约束自己?对这两点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回来。”③闽变发生后，张学良接到部属的报，说福建方面拉东北军反蒋，望他立即回国④。闽变提出抗日要求，这是张学良热切盼望的，但是他一向认为要抗日必须全国统一，又怕反蒋口号引起大规模内争，他主动赶回国是想为团结抗日出一份力。待张回到上海时，蒋介石对闽变的分化镇压已进入尾声。但张学良对闽变是深表同情和惋惜的⑤。
张学良主动回国，蒋介石惟恐他与抗日反蒋势力合流。同时，蒋也需要东北军参加反共内战，但在张学良出国期间，他难以调动东北军，因而希望张能和他合作。
张学良这次回国一心想抗日，无意参加内战。在他的《自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回国不久，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张良学。张要求到蒋的侍从室工作，这当然不可能，因为那是蒋的“大脑”和“心脏”。蒋允许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条件是东北军要参加打红军的内战。当时，东北军许多人士如王树翰等都认为东北军应该用来抗日，不同意张学良充当打内战的司令⑥。但是，张学良却接受了蒋介石的意旨。当初，张学良是以据有东北四省并带领几十万东北大军入股支持了蒋介石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而近30万的大军仍在，是他和蒋介石合股的实力，也是用以抗日的重要支柱。因此，在张代蒋受过被迫下野时，提出保存东北军为交换条件，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他也作了精心布置，在出国期间，东北军没有被蒋挖走。如今，他回国希望抗日，当然要重新统率、整顿东北军，这是他在欧游时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回国后，他曾说：“先抓枪杆，后定方向。”⑦蒋介石允许他重率东北军，正是他所愿意的。另一方面，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失陷后，东北军在经济上依赖蒋介石，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而且，张学良在欧洲萌生了只有拥护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才好抗日的念头。因此，他同意蒋介石的安排，允任军职并参加“剿共”军事。
拥蒋独裁统一的思想，在张学良回国之初，即1月11日发表的书面谈话中，已突出地表露出来。他说游欧感受最深的是“(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反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命又不受令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我国则名不副实。(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⑧
1933年，张学良去欧洲，首先到达意大利，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在意大利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见。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曾任驻华公使，原与张学良有交谊，齐亚诺经常向张宣扬法西斯的功效，说：“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张学良颇以为然。
张学良还先后到过英、德、瑞士、丹麦、瑞典等国，或参观访问，或送子女入学。在德国，希特勒对他不甚重视。在英国，他曾去下议院旁听，对议会民主很欣赏，认为“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但是，他又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不适用。他回国后，曾对部下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认为“不能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入民间，金钱的作用很大。我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国家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⑨
张学良曾打算去苏联参观，但蒋介石不准他去，苏联也不欢迎他去。他对此很惋惜。但他又臆断共产主义只有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又无外患的国家才能实现，我国不能适用。因此，他所设想的集权政治模式，只有走法西斯道路，模仿意、德，复兴中国⑩。这是张学良游欧谋求救国之道的结论，也是他回国后拥蒋武力统一的重要因素。其实，张学良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都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对于谋求救国之道的探索必然是迂回曲折的。
张学良认为抗日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这是自“易帜”起的一贯的想法。回国后，他和王卓然等人说过：“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11)
1月9日，即张学良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的前两天，他在寓所与王化一等人畅谈欧游感想，十分赞扬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并拥护蒋石介武力统一中国。他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12)张学良并不是丝毫不了解蒋介石私欲重。他回国过香港，会晤了胡汉民，胡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认为胡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张决定继续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13)。这就是前述他11日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的中心思想。7月，他在武昌对应德田也说过：“日本侵略野心很大，我们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本敢于侵犯，就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14)仿效德、意法西斯，拥蒋武力统一是张学良欧游所寻到的救国之道。
既然张学良拥蒋武力统一，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也就全盘接受。在他与应德田谈话中曾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他幻想蒋一旦统一，就会抗战。他对日寇侵华的迫切性虽有所了解，但对共产党与红军却认识不足，因而终于追随蒋介石参加了反共内战，这是他谋求抗日救国道路上的大曲折。
①1982年10月14日王锡龄致书全国政协，说这是张学良在意大利写给他父亲王树翰(字维宙)的一封信，并附张在罗马的照片一张。
②张学良：《自述》，载《西安事变忏悔录》。
③《张副司令演讲集》。
④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98页。
⑤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平生事迹浅论》，《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
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⑦张政枋：《东北军到西北的前前后后》，全国政协存稿。
⑧《张学良游欧归来在沪发表书面谈话》，《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82页。
⑨⑩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1)(12)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45页。
(13)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14)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据作者说这话是张学良在一个刊物的编著会上讲的。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