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四章 拥蒋武力统一 -笫三节 认真研读马列主义
张魁堂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操纵导演之下伪满称帝。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公告，对此叛国罪行仅仅指斥为“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主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没有一句义正词严的声讨。同年7月1日，华北与伪满通车，沿长城设卡征税，实际上就是与伪满实行通商，次年1月又实行通邮。这是事实上承认了伪满。
同年4月17日，日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悍然表示要独占中国，不许他国干涉。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只是一味哀求，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12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用徐道邻名义在《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对日本进行和平试探，中心内容是日本欲称霸太平洋，对中国应采取协调而不是控制的政策，乞求日本不采取露骨的武力侵略。1935年1月22日，日本广甲宏毅首相在议会发表演说，鼓吹“中日经济提携”，即工业的日本，中国提供原料和市场，是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的经济模式。对此，汪精卫声称“欣奉”，蒋介石也表示“谅解”。不久，中日互升公使为大使。2月13日，南京政府发布取消抵制日货令；6月10日，又发布“敦睦邦交令”，凡要抗日的“定予严惩”。总之，在此期间蒋介石在汪精卫的协助下，一面以全力从事“剿共”内战，一面对日本的侵略继续妥协退让。
1934年9月，蒋介石已取得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的基本胜利，10月上旬偕宋美龄、杨永泰、晏道刚等去华北、西北视察。他在北平接见了东北方面的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人。蒋对他们竭力宣传他“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红军不行”①的谬论，以争取各地方实力派同情他反共，缓和对他不抗日的攻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开始长征，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又宣告失败，不得不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②于是他亲入黔、滇、川，组织追击红军，并乘机并吞川、黔等地方势力，由于战事移向川、滇、黔，蒋介石取消了南昌行营，改豫鄂皖三省“剿总”为武昌行营。以适应“围剿”的新形势，1935年3月1日，张学良改任武昌行营主任。
在豫鄂皖“剿共”时期，红军主力是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只二、三千人，其余是地方部队与游击队，战事不十分激烈，只湖北长岗岭遭遇战，东北军一一五师姚东藩部遭徐海东部突然袭击，损失了1个团。这个时期，虽说东北军“吃亏的时候多”，但损失不大。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西进，年底到达豫陕边境，随即进入陕南。豫鄂皖的战事更加缓和。张学良认为“剿共”军事指挥已告一段落，可以利用时机练兵，准备抗日。蒋介石知道张学良想抗日，曾扬言要先编练16个国防师，不参加内战，把庐山军官团的干部输送去，并派陈诚为武昌行营整训处长主其事。这使张学良空喜欢了一阵，结果当然是骗局。
但是，张学良为了把东北军整顿好，提高战斗力，经常去前线视察，批评部队仗打不好是由于骄傲，不能吃苦耐劳所致。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军的人数、武器装备和军事素养都大大优于红军，消灭红军是有充分把握的。殊不知东北军要求的是复土还乡不愿在内战中白白牺牲。同时，东北军既不谙熟也木可能学会红军以群众拥护为基础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因此无论张学良怎样鼓气，也无济于事。张学良注意清除东北军中腐化现象，常派机要组的人下部队调查，还仿效国外人事管理办法，设立人事档案，作为人事任免的收据。这个档案由参谋秘书室管，上属机要组。张学良还要求成立军事学校培训东北军军官，蒋介石不同意，只允许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内设立“军士教导总队”，培训下级军官，这个总队由东北军派人主其事。
在用人方面，张学良回国后，旧幕僚除吴家象一人任秘书长外，还有一个不出头露面的机要组组长黎天才。他注意启用青年干部，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在他身边，逐步参与机要。1934年暑期，他从东北大学挑选了一批毕业生来东北军工作。让他们组织读书会，团结培养干部，办《平凡》刊物，宣传抗日。东北中学也由北平迁至湖北鸡公山，由王化一兼任校长。
张学良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蒋系渗透瓦解他的东北团体。他在沪、宁、平、津、济南、西安、成都等大、中城市建立情报网，设有电台，由黎天才主管，并让黎参加四维学会，与复兴社的干部打交道。戴笠在三省“剿总”设立了情报科，原放在总务处内，后来张学良把这个科放到机要组，由黎天才去对付。以后黎发现戴笠收买了他手下的张友堂盗窃机要文电，就悄悄地除掉他③。
为了实现抗日，张学良接受了部属抗日必须联苏的建议，积极去联苏。张的部属幕僚多主张抗日，反对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在豫鄂皖作战的下级官兵更普遍表示：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但是，首先对张学良提出当面批评的是马占山。马既是抗日名将，又是张氏两世“老臣”，敢对张学良直言。在武昌时，马批评张学良犯了三大错误：即1928年不该易帜；“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罪名，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蒋并参加剿共。马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马告诉他义勇军到苏联得到补充，现集中在新疆，准备抗日，绝不参加剿共。他还说：“要打小鼻子一定要得到大鼻子的援助，这是斯大林亲口答应了的。”马和李杜一再向张申述抗日没有苏联的外援不行，北伐是苏联送了两船军火到广州才起家的；冯玉祥五原誓师，如果没有苏联两百辆卡车军火和顾问也不能成事④。张学良被这些话打动了，曾派李杜负责筹划这件事，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直到西安事变，李杜始终未能去苏联，但张学良联苏的愿望始终未变，并直接影响他日后的联共。
张学良回国后，工作作风是认真负责的。1935年，武汉大水他指挥部队、机关防汛，亲自上堤巡视检查，一个自恃与蒋系关系密切的旅长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岗位，当即受到张学良的严厉申斥。生活上他也是严肃的，一向喜欢的娱乐如舞会等等也不举行了。1934年，张学良邀钱大钧等军政要人携夫人去武汉大学游泳，武大体育主任袁浚借机打破了女生不开游泳课的清规。这年9月，他还倡议举行了全国首次的横渡长江的比赛，由袁浚任总裁判。袁问他：“横渡长江时所有船只必须停驶，港口的外国商船怎么办？”张学良斩钉戳铁地说：“比赛这天，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外国船也不例外。”在那帝国主义在我国任意横行，而当权者又崇洋媚外的年代，这句话可以说是落地有声的。
张学良游欧时，发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深切感到共产主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回国后，虽然他主张拥护蒋介石用法西斯方式武力统一中国，并追随蒋“剿共”，但是日寇侵华日亟，而他自己又处在想抗日而又不能去抵抗，不想打内战，而又不能不去“剿共”的惶遽状态⑤，为谋求出路，他想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张学良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是通过他身边的黎天才和潘文郁的帮助进行的。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号伯海、渤海，黎天才是笔名，后沿用，山东蓬莱人，1900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继刘伯庄之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27年秋冬被张作霖逮捕后叛党。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邀黎去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他在易帜后即与南京取得协议，即东北方面的国民党组织由他们自己筹建，报中央党部批准。因黎曾在李大钊处长期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大钊殉难后，由黎负责北方国民党全部工作。自此，黎离开晋系主持的北平公安局去了东北，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因帮助张学良组织东北情报工作，日益受到张的重视。
张学良下野出国前，交代黎天才东北的情报工作仍要继续，对外宣传工作停止，注意内部的团结，同时告诉黎：“蒋介石也许来找你。”由于黎奉张命建立了东北情报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因为南京方面在东北的情报工作是个空白。
张学良出国不久，蒋介石企图把黎拉过去，在保定专车上召见黎，询问东北情况，嘱咐黎说：“张副司令出国，你还要照常服务，有困难可以找何部长(应钦)与戴参谋(笠)。”当即写了一封夸奖的介绍信，把黎介绍给何应钦，但黎不为所诱，把这封介绍信搁置起来，仍继续办张学良交代的工作。张回国后，立即命黎去武昌，委以机要处长的重任⑥。因为蒋介石令戴笠等做黎的工作，并通过黎做张学良的工作，张也借此令黎去做复兴系的工作，要黎参加四维学会任常委的目的在此。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特科派吴成方动员黎天才为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提供了中共被捕人员全部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写了《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一书，成为销售万册以上的畅销书。黎接受吴的委托，把中共秘密党员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作秘书，做争取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对黎相当信任、倚重，直到西安事变，黎一直是参与张学良的核心机密的。
西北“剿总”成立后，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在张学良面前飞短流长，攻讦黎天才。黎感到难以忍受，尤其对孙铭九，因为在武昌时期，由黎和陈旭东联名向张保荐孙的。一次，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黎不辞而别，回山东老家。张学良回陕后，对孙等大加责备，函电交驰，催黎回陕，因黎不作复，又电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和烟台专署张骧武专员派员促驾。黎只好复一电说身体不好并派其妻孙菩缘赴陕请训。孙菩缘回蓬莱后，将张学良对她优礼相待的情况告诉了黎，谈到黎不辞而别的事，张还掉了眼泪，孙又带回张学良的一封千余字的亲笔信，信中充满了感情，并约法五章，如：表示接受黎的意见，提高警觉，给黎工作权限，连黎常说的，“咬人的狗不露齿”等也列入这五章之内。黎见信也感激涕零，遂回西安。⑦黎天才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但主张抗日，愿为共产党工作将功折罪，在张学良身边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张学良被囚禁后，他没有被戴笠拉去，1949年后，仍为共产党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被株连入狱，判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苏，曾负责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工作，1928年被捕自首，一度消沉。他与黎天才交厚，在黎的支持下，曾翻译过《资本论》出版了5册，曾被认为是国内《资本论》的第一个译本⑧。“九一八”事变后，潘还代黎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鸣不平，认为不应将不抵抗责任完全推在张身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特科派吴成方推动潘为党重新工作，潘同意，重新入党。吴成方通过黎天才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要潘争取张学良抗日并作情报工作。⑨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的器重。但是不久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出国前，张曾授权黎天才释放河北反省院中的政治犯。此前，胡适领一批美国法学专家来保定参观反省院，有的政治犯用英语向参观者揭露反省院的黑暗，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和人道。晚间，张学良招待这批专家和胡适等，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张乘机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中共北方局也正在设法营救反省院中的韩麟符、许权中、刘尊棋等人，让潘文郁找黎天才，黎就要潘帮助他办理释放政治犯的事，韩麟符、郑丕烈、杜真生、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等六名共产党员出了狱。⑩
张学良回国在武昌上任后，立即要黎天才、潘文郁去武昌，命黎天才组织机要处。黎荐潘任中校机要秘书，放在张身边，因此，潘得以了解豫鄂皖“剿总”全部机要。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了潘文郁提供军事情报的事。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大意是：“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11)
张学良抓住潘、黎二人情况各异，而黎又无直接罪名以及复兴社和CC系之间矛盾做文章。这时张去南京开中央全会，以“软禁”方式把潘、黎带在身边，试探南京方面反应，以后又以黎天才只是用人不当为辞，表示如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好辞职，并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此事。蒋见张时，拿出潘送出的军事情报，对张说：“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报到北平共党河北省委的，不相信，还有他们的自己人，名杨青林者，可以当面指证他。”蒋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张，最后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办吧!”对前述要将黎天才一并惩办的事一字未提(12)。蒋介石要用张学良和黎天才，而黎无罪证，就开脱了黎。蒋介石曾让邓文仪送一本与蒋直接通报的密码给黎，关照黎有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又投黎之爱好，送黎十几件字画，潘文郁的组织关系是秘密的，叛徒可能不清楚。潘也只是通共之罪，交给张学良自己办，一则给张留面子，二则也试试张学良的态度。
张学良摸到了底，也大做文章。这时，成立武昌行营，一天张约黎天才去吃晚饭，对黎说：“对你和潘的关系，我着实也有些怀疑，但你不要怕，我不会出卖你，为了应付环境，我要公开地‘打击’你一下，取消你机要组组长职称，把你编为直属我的少将秘书兼科长，你所辖的业务与经费照旧。”黎说：“一切愿听命令。”张说：“我承认你有高度的政治修养，以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干，在我面前服务，谁也干不过你。”说完大笑，黎也一笑置之。在此期间，黎抵制了CC系要在东北军中设立特别党部的企图。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学良拟在东北方面选出5个中委，黎组织竞选，结果选出7人(13)。张学良对黎天才十分倚重，黎与郭松龄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前述黎不辞而别，张学良心急如焚，用各种办法促使他回陕。
对潘文郁一案，张学良一直拖着，武昌行营成立后，潘仍在张公馆住着。驻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是恶名昭著的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蒋孝先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如何发落，同时又电黎天才，说他一周内将来武汉(14)。张学良知道潘文郁难以幸免，如果送往南京，潘还要受刑，万一熬不住刑讯，势将牵连其他人，更不稳妥，决定在武汉处死潘文郁。就亲自通知潘说已无法保护他了，问他有什么话说，潘听了，面不改色，连夜写了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取得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的经过；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对累及黎天才表示遗憾；最后要求送他妻儿回原籍谋生。张学良详看了这份自述，对潘的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15)感叹不已，但未敢保存这份自述，销毁了。
潘文郁从容就义后三五天，蒋孝先到了武汉，作了暗访，证实潘确被处死，蒋介石对张学良更加放心了。张学良对这事深为惋惜和不安。他按潘文郁的遗愿送潘的妻子、两岁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回湖南，赠川资5000元(一说是5万元)。当时，潘妻也是中共党员。一年多后，张学良在西安为了保护刘鼎，向刘谈起潘案，并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自潘案发生后，吴成方也被捕，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中断了。
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他住在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每次要40多分钟，张常要黎随车给他讲课，盛夏挥汗如雨，也不停止。潘案发生后，张带潘、黎去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只10来天，张让潘讲国际共产党历史，共讲了三四次，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熊谷康是张学良在武昌结识的日本朋友，熊谷说张“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16)。
潘案未了结前，张学良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已有初步的了解，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实践更有兴趣，说黎天才的讲解是洋秀才上课，要黎找一个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人为他讲工运和阶级斗争。黎找来了吴雨铭。黎早年与吴一起在铁路总工会工作过，二七大罢工被捕，吴坐了三年牢，以后也叛变了共产党。张任吴为中校秘书，专办随车讲课(17)。潘文郁的自述中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前期的历史，对张学良了解中国共运实际是有帮助的。在这个时期，张学良对共产主义学术有所了解，又从潘文郁身上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的品德与才干，这些对他日后联共抗日都是有影响的。
①②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3页。
③《黎天才自传》。
④孙达生:《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全国政协存稿。
⑤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⑥因与秘书处分清职掌，机要处不久改称机要组，下设三科一室，第一科主管宣传、出版、科长张锡彤；第二科主管军中调查、情报，科长陈旭东；第三科是复兴社的，科长戴笠，秘书先后有张严佛、马恒骏及王新衡等三人。秘书室主任秘书田雨时。潘文郁案件发生后，黎改任张学良的少将直属秘书，仍主管原机要组工作。
⑦《黎天才自传》。
⑧据了解，1920年lO月费觉天曾译出《资本论》序言；1930年3月陈启修译出第1卷第1分册；1932年8月潘东周继陈译出并出版了第1卷第2、3分册。说出版了5册，是黎天才所述。
⑨吴成方淡黎天才、潘文郁去张学良处情况，稿存全国政协。
⑩(11)《黎天才自传》及黎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交代材料。
刘尊棋自述他此次出狱得力于张学良，出狱时间是在张学良下野之后，这与黎天才所述一致，但刘当时关在北平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监禁地点黎可能误记。
(12)(13)《黎天才自传》。
(14)《黎天才自传》。
(15)《黎天才自传》及黎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交代材料。
(16)草柳大藏(日)：《满铁调查部内幕》第346—347页。
(17)《黎天才自传》。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