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四章 拥蒋武力统一 -笫四节 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张魁堂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蒋介石积极“剿共”就放缓了侵华步伐，它不满足于《塘沽协定》的签订，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的入侵。1935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有触目惊心的三件大事。一是日军不断增兵华北，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在山海关以内的北宁铁路有权驻扎军队，名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原只2200人，这时猛增至1.1万多人，任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二是海河浮尸。驻华北日军雇用我国民工修筑军事设施，完工后将华工屠杀，尸体被抛入海河。三是走私。日人由东北向华北武装走私，使我国海关税收损失1／3。1934年12月10日，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拟定先占内蒙与华北，后占全中国的计划，司令官本庄繁批准了这个计划，交华北驻屯军执行①。1935年5月2日夜，日本暗杀了天津两个亲日的小报主持人胡思溥与白逾桓。诬为“蓝衣社(复兴社)”所为，制造事端，意在挑衅。
3月20日，苏联将中东铁路拍卖给日本，示意日本，苏无争夺远东之心。
蒋介石仍然继续对日妥协，“以不变应万变”。1月29日至30日，蒋介石接见日驻华大使有吉明与武官铃木美通，乞求日本停止侵略，说：“中国过去反日之感情，与日本对华之优越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抑制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奉守信义，余信日本亦能以信义相应也。”②结果，出现了华北事件。 华北事件以《何梅协定》为第一个高潮。
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治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通牒，并派参谋长酒井隆于6月4日见何应钦，要求主要是：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撤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一职，国民党退出平、津、河北，撤销上述各地党部。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出“睦邻敦交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的文字与行动。
7月6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共同决定，由何应钦用书信回复梅津美治郎，表示完全同意日方要求，避免签订正式协议书。这就是《何梅协定》③。此前，6月底，仿照《何梅协定》通牒的内容，由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先签订了《秦土协定》。这样，日本就攫取了冀、察二省大部分权益，国民党冀、察，平、津等地党部及驻扎的中央军及宪兵等纷纷南迁，这就是鲁迅所讽刺的“金风有怨走千宫”。不久，中方驻日大使蒋作宾递交国书，裕仁天皇对蒋大使说：“此次华北事变，实在对不住；蒋、汪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④日本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是满意的。
华北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还不许报道，对此连胡适也深表不满。6月2日《大公报》发表“不着一字”短评，抨击禁止发表反日文章，中有“古人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幼时读此，不能理会，现在才理会一点。”“不着一字，有两解，不能着，也不必着。”中国报纸，快做没字碑了，但我相信全国人一样可以了解。”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也忍不住了。
华北事件深深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军。河北是东北军第二故乡和当时的抗日前沿，在日本的压迫下，蒋介石却让他们掉转抗日的枪口去打内战。那时，为围攻长征红军，蒋介石坐镇成都，给在武昌的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要撤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一职，东北军由河北南撤，电文是“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不同意，复电蒋介石说：“中国的封强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字)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有关的事大。”蒋介石不理，免去于学忠的职务，又让杨永泰致电张学良，说：“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见复?”装作没有收到张学良复电的样子⑤。杨永泰曾任豫鄂皖三省总部秘书长，后调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在蒋介石身边，是政学系中仅次于张群的人物。秋天，张学良去成都见到蒋介石，问及这事，蒋以电线有故障相搪塞。蒋介石又发表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一则示意为日人所迫才免于河北省主席职，二则让于带部队去西北参加内战。
华北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对如何才能抗日的问题有所省悟，在《秦土协定》签订后，张学良很愤慨，曾说：“‘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又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承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⑥张学良虽然主张全国一齐和日寇拚命，但是蒋介石仍然忙着消灭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对“癣疥之患”——日军还不想去抵抗⑦。
1935年5月，长征红军越过金沙江、大渡河、夹金山等天险，与拥有8万人马的红四方面军汇合，有离川北上模样。跑到四川指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有所察觉，认为武昌行营作用已不大，应在西北建立“剿匪总部”，阻止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有人曾建议东北军驻贵州，隔断云贵川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但张群、杨永泰极力主张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蒋介石同意。准备撤销武昌行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他自己兼。
张学良又在歧路上。他在武昌原想练兵作抗日准备，但是“方当边区共军逃窜至陕，在良心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令下”⑧。这是1935年夏天。张学良对去贵州一事曾风闻并动过心，觉得一可以不参加内战，二可以乘机练兵，但是那里远离抗日前线，而且夹在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漩涡中，也不易处。不料蒋介石却要他去西北打内战。他既不愿打内战，只想抗日，而且西北又是别人的地盘，很为难。一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刘鼎说过这事，张说：“何梅协定签订了，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河北。蒋介石能让东北军入驻华南么?里外两层，注定了命运，东北军不能不去西北，家乡越离越远了，日本鬼子最高兴，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
但是，抗命不行，张学良十分踌躇，他的左右也束手无策，黎天才却坚决主张接受去西北的命令，因为西北是我国远祖发祥的摇篮与待开发的处女地，接近中共，也可以与各反蒋势力联合，必要时可以和蒋介石翻脸，分治割据，西北可以成为抗日后方基地⑨。何柱国以前也曾向张建议：请求将东北军移驻洛阳以西地区，对准备抗日复土较为有利⑩。去西北固然对准备抗日有利，问题是如何渡过内战这一关。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旗号，不能违抗“剿共”命令，但是如果仗打胜了，东北军就可以保存了，有东北军就有抗日的希望。张还认为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装备又差，是弱兵，而他以十倍之众入陕“剿共”，取胜完全可能。共产党是世界性的问题，须从政治上解决，但打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先告一段落。于是张学良决定接受蒋介石要他主持西北军事的任命。他在《自述》中说：“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一再寻思，陕共刘志丹股不过数干，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自能合作。……而自作抗日之准备也。”所谓“陕政当局”是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9月，张学良去成都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剿共”军事会议，接受去西北的任务，并去西安筹建西北总部。10月2日，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武昌行营结束。
这年夏天，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已尾随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进入陕南。《何梅协定》后，于学忠任甘肃省主席，五十一军随之西行，张学良决定接受西北总部的任命时，东北军只万福麟的五十三军和一个骑兵师驻保定一带，共4个师。《何梅协定》后，河北省省会由天津改为保定。此外还有炮六、八两旅分驻洛阳、海外及武昌三地，北平还有卫队一营及邵文凯部宪兵，其余的东北军均入陕、甘，计步兵4个军，即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与一○五师，还有直辖总部的一一二师及一一五师和骑兵1个军。建立骑兵军是蒋介石的主意，他认为在西北作战，骑兵重要，以东北军骑兵师为主，还增拨1个师去，共5个师。张学良提名何柱国为军长，何是保定军校骑科毕业，与蒋介石的许多高级军官关系深，来往多，估计蒋能同意，果然得到蒋的批准。张向何交代新职，何说：“虽说我是骑科的，可多年来一直干的是步兵。”张说：“你不去，蒋派人来，这个军岂不是又归了他。”何始表示同意任此职。五十七军由董英斌任军长。东北骑兵仍按古制，一人一马为一骑，每团人数本应只有步兵团的一半，骑兵本用作攻击、侦察，搜索之用，为了增强骑兵作战时的防御能力，骑兵师附有步兵，多的可达一个建制团(11)。1936年初，卫队1营(1200人)由北平开抵西安，入陕、甘的东北军，包括总部直属部队在内，共约近20万人。(12)潼关外约5万人。
张学良初去西安时，东北军正在陆续西开，每当部队路过西安，他都去训话鼓舞士气，强调抗日。他说：“我们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残酷狡诈的敌人正阴谋向关内逐步蚕食，国家处在危急之际，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应举国同仇，抵御倭贼。”接着又按“攘外必先安内”调子说：“现在有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使我们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对日作战，……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又说：“日寇是强大的，共产党比较日寇弱，……弱的解决不了，怎能解决强的?!……为了集中力量抗日，……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该多么愉快，多么光荣呢。”(13)他对一○六、一○七，一二○等师都讲过话。每次讲话部长达一二小时，并要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作记录。那时，张已否定了非统一不能抗日的主张，但在公开场合，仍不得不用“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而重点是披甲还乡、复土雪耻，这是他和东北军全体的共同语言。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是华北事件的第二个高峰。10月7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亡华的《广田三原则》，即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中、日在经济上、军事上“合作”，共同防共。11月土肥原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我国接受。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岌岌可危。
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华北，蒋介石继续屈辱退让。《广田三原则》是蒋介石和日本摘秘密外交引起的，三原则的内容是蒋介石先提出的(14)，即默认伪满，赞同中日经济提携，实行共同防共。
蒋一向主张有形之交涉可尽力而为，但不要形诸文字，在签订《塘沽协定》前，1933年5月24日，蒋致黄郛一电，中有“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形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协定》，绝不能涉及伪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15)为尽全力去打红军，蒋介石同意日本的要求，只是不要形诸文字。日本怕蒋赖账，把蒋同意的事归纳成《广田三原则》要蒋承认，并于1936年1月公之于世。蒋介石对日本是有求必应。如1935年10月29日，日华北驻屯军提出：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将北平市长袁良免职。蒋照办，袁良于11月3日“自动辞职”。29日，日军指使汉奸在北平和天津游行扰乱，迫使宋哲元自治。蒋连抗议也没有，却于30日忙着召开五院院长会议，拟定“华北自治办法”，要何应钦赴北平处理，作为对土肥原方案的答复。何应日方要求，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半傀儡式的政权。(16)
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蒋介石作《对外关系之报告》，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在蒋介石看来，华北事件还不是“最后关头”，《广田三原则》日本人还暂时保密，所以蒋仍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讲“和平未至绝望时期”，掩盖他对日本侵略的屈辱退让。
张学良参加了四届六中全会。在全体出席人员照相时，爱国青年孙凤鸣化装成记者，准备刺杀蒋介石，蒋见会场秩序混乱，不敢出场，孙就开枪打中了汪精卫，会场大乱，张学良挺身而出，打掉孙的手枪，还谴责暗杀行动，说：“太不应该!”自中原大战后，汪精卫对张学良甚为愤恨。“九一八”事变后，汪对张学良竭力攻讦，刁难。在大会上张学良却救护汪精卫，事后张解释自己举动曾说，“完全是基于公谊，假如一个人因小愤而忘大义，那还能算—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吗?”
张学良对五全大会很失望，在他《自述》中曾有如下一段话：“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朋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点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17)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除了(一)(二)两点外，都是批评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蒋介石，实际也否定了“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但他这个《自述》是要给蒋介石看的，所以只能含蓄、曲折地表达出来。12月，张回西安，因降雪座机迫降在洛阳，他对洛阳军分校全体师生和二十五师团以上军官训话，批评了五全大会，说：“全国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可是这次五中全会的表现，则是貌合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18)
张学良自欧洲回国之初，曾主张“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论是非，不计成败，凡能吃苦，肯牺牲的，都跟我来；凡贪安逸，惜生命的，都请出去”(19)。那时，张是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随着形势发展，他这个是非标准发生了变化。《何梅协定》签订后，他曾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20)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张更觉得蒋介石对“剿匪”心切，对抗日则遥遥无期。
1935年秋，又发生了一件与张学良利害攸关的大事，即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一再失利。
9月，张学良部署了对陕北红军作战计划，王以哲部为中路，直指肤施(延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为右路(此路最先由董英斌部担任)，由韩城、澄城向北进击，董英斌与何柱国骑兵军大部在庆阳、西峰镇一带为左路，另陕北原有高桂滋，井岳秀2个师，晋军孙楚部3个旅在陕晋之交，西北宁陕交界处有马鸿逵骑兵3个团，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各部仍在陇东不动，胡部向由蒋介石直接指挥。9月中，红二十五军徐海本部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成红十五军团，共7000多人。张学良的南线进攻部队以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为主，约十二、三个师，十二、三万人，企图一举平定陕北。部署时杨虎城即表示：“红军不好打”，但没引起张学良的注意。杨是下属，与张学良是初交，不好深说，退下后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吧!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21)
9月15日，王以哲率一一○师及一二九师(少一个团)及军部进驻肤施。肤施是陕北军事重镇，王以为控制了陕北局势，曾大肆庆祝。红军一向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陕北黄土高原，地旷人稀，沟壑纵横，对红军作战有利。红军围点打援，佯攻甘泉，在大小崂山设伏。10月1日，红军在崂山伏击了南下甘泉的一一○师，歼灭两个团(缺五个连)及师部，俘获3700人，师长何立中重伤，不治身死。
崂山之役，张学良还认为是偶然中伏击，不以为意，10月25日拂晓，红十五军团攻击甘泉、鄜县(今富县)之间的榆林桥，全歼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及配属的一个营，俘团长高福源。至此，六十七军被分割在洛川、甘泉、肤施，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榆林桥之役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这次是红军攻城，守备部队有3000多人，高福源又是王部骁将，张学良感觉到红军不可轻视。他正要去南京开会，临行曾去庆阳面告董英斌，因形势变化，部队何时行动，须听我的命令(22)。就在开会期间，又发生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九师两个团及师部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在黑水寺一○六师被歼一个团。直罗镇战役是由于王以哲部困在陕北，曾希望董英斌部东开帮他解围，董部在陇东缺粮，也想移兵就食于鄜州一带，电总部请示。时谢珂代理参谋长(23)，对张学良临行前董英斌的指示并不了解，复董电说明：该部东开早已确定，只是迟早的问题。董英斌误以为总部已同意，率所部5个师东开。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已率7000多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红十五军团汇合，见东北军大部队行动，认为是一次新的进攻，11月21日下令在直罗镇设伏，至26日战斗结束，取得前述战果。
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五全大会，闻耗，偕何柱国等乘机赶回西安，因大雪被迫在洛阳降落，改乘火车回西安，查清了情况，撤掉董英斌的军长职务，申斥了谢珂。
经过这三个战役，东北军在不到2个月内，建制部队被歼灭2个师、2个团又1个营，实际损失的兵力几乎是2个完整的师，2个师长阵亡，2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非死即俘，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战史上也是少有的。蒋介石曾宣布过，因打红军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这次却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下令撤销。一○九、一一○两个师的番号，停饷。连张学良请求对2个师长每人发给10万元特恤也被驳回了。张学良慨叹：“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24)蒋介石借打红军消灭异己之心昭然若揭。这对张学良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想战胜红军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幻想破灭了，如继续打红军无异于自杀，没有东北军，用什么来抗日?
另一方面，红军不论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逊于东北军，却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张学良自1920年上战场，打过几场大仗，现在遇到新问题，事后曾说：“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25)张学良是东北大军的统帅被他看作弱兵的红军竟打败了较强的东北军，他深知军队在战场上主动权的重要性，何以红军在战场上有那么多的主动权，他极想了解并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以用于未来的抗日战争。这是张学良想联共抗日的一个新的因素。
国际国内形势也影响着张学良，使他日益迫切地盼望立即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这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逐步形成。英国一方面在欧洲对德、意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期望德，意羽毛丰满后去进攻苏联；一方面在亚洲却想遏制日本侵华，以维持远东及太平洋的均势。在英国支持下，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增强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同年，中国共产党响应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号召，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广泛的反响。11月，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成立。救国会是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员有许多名流乃至国民党人如宋庆龄、马相伯等，救国会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在北平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成立冀察政委会，要求团结抗日，拯救华北。许多大中城市学生纷纷遊行示威，沉寂已久的群众运动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给全国各界以巨大的影响。救国会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不同界别的救国会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70多个城市，香港地区也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到1936年5月31日，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由于形势的发展，并经过回国以后两年的实践，张学良终于否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说：“共产党有无剿灭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否停止?剿共与抗日二者能否同时并进？”他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华北事件后他曾说：“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导致的，共产党的上层“是帝国主义的压迫，驱使知识分子变成的”，下层党员“是因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以致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平民无以为生，乃铤而走险”。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消灭共产党的乱源”(26)。张学良还说过：“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非抗日不能统一。”(27)
张学良的一些朋友和旧部也积极推动他走团结抗日的道路，其中杜重远是个重要人物。“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入关南下，在江西景德镇创办新式瓷窑，经常住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与邹韬奋、胡愈之(中共秘密党员)等成为好友，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重远和马占山是在张学良回国后最早劝他抗日的人士。1935年，杜因主办的《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受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迫害，被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南京当局对杜案自知理亏，因而对杜予以特殊待遇，如先在漕河泾监狱旁为杜专盖了三间房屋，亲友探监先要征得杜的同意，而不是先问典狱长，稍后，周末杜可回家，最后移入虹桥疗养院。
在服刑期间，杜经常与胡愈之研究国内局势，关心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前途，主张西北大联合，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并打算找人去说服张学良(28)。在这年秋天，杜写信给张学良，把这个想法告诉他(29)。10月11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一批东北人士探望杜重远，共同研讨了国内政治局势，—致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断送东北、华北以自保，要东北军打红军是一箭双雕，使两败俱伤。东北军只能用在复土还乡上，必须保存东北军实力。大家决定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信，捉出停止“剿匪”，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也去了，他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去西安送这封信并对张学良作说服工作(30)。11月，高崇民先去平、津，再转赴西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与蒋介石继续妥协退让，张学良在各进步力量的推动和影响下，决心退出内战，坚决抗日。11月下旬，当土肥原抛出“华北自治方案”，并在平、津一带恣意挑衅的时候，张学良非常愤怒，要随他去南京开会的参谋王殿乐持他的亲笔长信去北平，面交宪兵司令邵文凯和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31)。张学良见到中共的《八一宣言》，很兴奋地说：“共产党认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在开五全大会时，孔祥熙对张说：“苏大使鲍格莫洛夫问我：‘中国既要联苏抗日，为什么还要打共产党?”(32)张学良从中知道蒋介石在谋求联苏抗日。张学良也想联共抗日，但他顾虑共产党肯不肯要他这个朋友?因为在《八一宣言》上，他被列名仅次于蒋介石，属于被打倒的目标，而且红军在致董英斌书上，仍然骂他是卖国贼。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到上海去请教曾是他的部下又是老朋友杜重远。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接着开五金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持续到12月中旬(33)。在会议的间隙里，张以料理私事为名去上海，会见杜重远。这次，张学良开车和杜到郊外在车上长谈(34)。
张学良首先向杜重远表示，他欧遊回国后，曾经积极主张拥护蒋介石独裁，以期早日统一中国，好去抗日，因而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是，东北军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无期徒刑，此路不通，想听听杜的意见。杜分析了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问题，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35)张学良顾虑共产党不要他，杜又解释说：“《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又说：“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学良接受了杜重远的意见，慨叹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决心退出内战，高举抗日旗帜(36)。
实行联共抗日，对张学良来说，并不是什么戏剧性的一时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并经过多方探索最后得到的正确途径。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九一八”事变又有了国仇，他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最使他难堪的是“不抵抗将军”的诨号，他曾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说：“这诨号是汪精卫起的，世界上那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我祖坟还厉害。”(37)张学良要雪国耻，洗家仇；随他入关的20多万东北军，从将领到士兵也都要求他率领他们打回老家去。1932年，张就常说：“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愿意把自己所有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无条件地听命于他。”(38)及至张学良挥兵入陕后，军事上又不断失利，东北军更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张学良知道连次于他的将领都不愿继续“剿共”，前线自发停战。军心所向，这场内战再也打不下去了。
张学良早有民主思想，他对各个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一向持开明态度。在他主政东北时期，没有下令杀过一个共产党员，也拒绝把被捕的共产党员解送南京。在他下野前，利用美国法学家提意见时机，释放了保定监狱中一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武昌，他曾被迫处死潘文郁，事后感到内疚。也在武昌，一次蒋介石密电他缉拿刘澜波等十几个共产党员，他派秘书李金洲作了假调查，搪塞过去(39)。以后，他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更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与帝国主义侵略与农村经济凋敝相联系起来，并认识到共产党是世界性的问题，在他的思想上确是个跃进。他很务实、爱才，对红军的作战力很佩服，赞赏共产党人的政治素养与组织才能。而中共是主张抗日的，方志敏的抗日先遣军虽然失败了，但张学良却惊讶：“共产党不仅有抗日主张，而且有行动。”(40)及至他从杜重远处了解中共愿同一切抗日力量联合，对他也不例外，遂决心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5年11月，张学良又去上海找李杜，和李到郊外在汽车上长谈，说明他决心不再跟着蒋介石一齐打内战，愿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李去沟通和苏联的联系，并寻找和中共的联系(41)。这是因为张知道李杜回国后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同时张误以为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
1935年底，张已回到西安，王以哲向他表示：“我们全体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了。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好对日作战。”王以哲，字鼎芳，吉林宾县人，1896年生，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回奉天希望参加东北军，投靠无门，写了封信给张学良，竟被录用。王兢兢业业，刻苦工作，4年内由中尉连副升为少将卫队旅长，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将领，曾参与处决杨、常。长城抗战时率部在古北口作战，有战功，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升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自庐山军官团起，蒋介石多次对王进行收买，王不为所动。国民党五全大会时，王当选为中央委员。东北军入陕北作战，王部是中路主力，损失也最重，不仅丧失一整师兵力，肤施、甘泉亦被红军围困，给养困难。张学良听了王以哲的意见，便把他和李杜谈话的结果告诉了王，并要王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寻找与中共联系的途径。王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此参与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活动(42)。
东北大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张学良估计在这次运动中定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因此，他致电东大秘书长王卓然，要东大派学生代表来西安见他，想从中寻找共产党员，以便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张学良积极地从上海、前线和东北大学这三个方面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①远东军事法庭展出的文件，第118号，副本第716号。转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②《蒋总统秘录》第10册。
③杨心梅在《参谋秘书室工作的情况》中说：西安事变时检查蒋介石的公文包，其中有《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华北五省自治与东北军调黄河以南。稿存全国政协。
④《蒋总统秘录》第10册。
⑤于学忠：《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76页。
⑥王卓然：《张学良是怎样个人》，1937年北平版。
⑦蒋介石于1933年4月10日在南昌对进攻红军军官的训话。1936年10月27日蒋对王曲军官团训话亦有此语。
⑧张学良：《自述》，《西安事变忏悔录》。
⑨《黎天才自传》。
⑩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
(11)一说马匹不足，改为步兵。
(12)东北军入潼关人数说法不一，最少的是13万，最多的是25万，这里采用了当时任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的说法：“约20万。”入潼关的东北军计步兵4个军又2个师，骑兵1个军(其中一个师在河北)，这两者约十七八万，加上总部直属部队，晏说人数大体可靠。另何柱国等人均说张学良下野时，东北军共26万人。及张回国，东北军未曾作过战，仍应是此数，待兵入潼关，留在外面的约五六万人，入关应有20万左右，与晏说吻合。
(13)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14)《蒋总统秘录》第10册。
(15)《蒋总统秘录》第9册。
(16)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但17个委员中有7个是汉奸，如王揖唐、齐燮元等。在组织上名属行政院，但实际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因此，当时被人视之为半傀儡政权。
(17)兆铭，汪精卫字。
(18)郑殿起：《四临洛阳军分校》，《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155页。
(19)(20)王卓然：《张学良是怎样个人》。
(21)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3页。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1页。
(23)西北总部原任钱大钧为参谋长，钱在侍从室，久未到任，嗣经张学良提请，由晏道刚任参谋长，时在五全大会以后，晏于1936年2月赴西安上任。此前，由谢珂代理参谋长一职，直罗镇战役，晏的职务尚未任命。
(24)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
(25)刘家鸾口述，宁剑南整理，全国政协存稿。
(26)(27)王卓然：《张学良是怎样个人》。
(28)胡愈之：《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中央盟讯》(民主同盟中央刊物)1980年第8期。
(29)宁松：《西安事变中的杜重远》，《北京晚报》1982年5月3日。
(30)阎宝航：《四维学会和张学良》，《张学良和东北军》。
(31)应德田：《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32)何柱国：《从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33)张学良未参加五届一中全会。据台湾《民国大事日志》记载，张学良在四届六中全会后曾去上海料理私事。
(34)杜重远之女杜毅在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稿存全国政协。
(35)杜毅在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3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9页。
(37)刚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一次谈话》，全国政协存稿。
(38)王卓然：《张学良是怎样个人》。
(39)李春润致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组的信：“纠正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错误”。
(40)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平生事迹浅论》，《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
(41)李荫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存稿。
(42)李荫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存稿。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